圣钦法师 Shengqin Fashi

（1869～1964-1-30）
于凌波／文


　　大慈寺在四川成都，创建于唐代，唐玄宗李隆基赐额“大圣慈寺”，古称震旦第一丛林，其规模可知。唯千余年间，兴废无常，曾多次毁于兵燹。民国初年（一九一二年）所存的建筑，为清代所遗留者。是时四川军阀割据，内战连年不断，大慈寺驻扎军队，鲸吞蚕食，把和尚挤至一个角落，大慈寺几至全沦为军队营房，到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以后，在一位圣钦老和尚手中收回，予以修缮中兴，重成为佛门清净道场。
　　圣钦老和尚俗家姓贺，名永茂，四川省三台县人，清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年）出生。家庭世代务农，幼年天资聪颖，七岁入私塾启蒙，自启蒙书读到四书五经。十余岁时，一日游寺院，闻僧侣诵《金刚经》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到成都，得昭觉寺无相法师开示，深悟人生若梦，幻质非坚，遂萌出家之念。清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年）乙酉岁正月初九，年方十六岁的圣钦，离家出走，长途跋涉，投入峨嵋山接引殿，礼智德和尚为师薙度出家。智德为其取法名圣钦，法号荣崇。同年冬，在重庆华严寺受比丘戒。
　　圆戒后仍回到峨眉山接引殿，依师学习佛门经典及仪轨，日诵《金刚经》、《般若心经》、《药师经》等大乘经典，修习禅定。他每日晨钟初响即上殿礼佛，二十年如一日。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年），圣钦三十六岁，离开峨嵋山，顺江东下，游方参学。他先到武昌莲溪寺，参谒道明和尚，得其教诲。继而到禅宗道场的扬州高旻寺，入禅堂习禅。到了这年秋天，高旻寺僧众敬重圣钦的戒行，欲推圣钦为维那。他恐耽误参禅用功的大事，辞不获免，即离寺他去，到镇江金山寺挂褡，入大彻堂坐禅。
　　光绪三十三年（一九○七年），圣钦离开金山，先后朝礼佛教四大名山的九华、五台、普陀诸山，他自峨眉山而来，至此四大名山他都走到了。朝山期间，参访名剎，谒拜善知识，见识大增。继而回到扬州，应高旻寺方丈普超和尚之邀，在高旻寺任堂主，后又任知客、书记等职。其间整顿寺风，开示后学，并苦修破参，有所证悟，以此在佛教中道誉渐着。
　　光绪三十四年（一九○八年），高旻寺方丈普超法师圆寂。寺中两序僧众，公推圣钦法师为首座，他再三辞谢，双方正在商议未决时，峨嵋山能善老和尚来到扬州，礼请圣钦法师回山，出长接引殿法席，于是他乃得借机脱身，返回四川峨眉祖庭。宣统二年（一九一○年），圣钦四十一岁，于四川彭县西乡的小鱼洞所在，建茅篷三间，闭关苦修，欲将二十余年来南北参学的所得加以总结，以期彻悟，至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始离开茅篷。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各省佛教徒代表齐集上海留云寺，召开中华佛教总会成立大会，公推敬安禅师（字寄禅，别号“八指陀”）为首任会长，圣钦法师时在闭关，未能出席，但仍被选为监事。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原来的中华佛教总会四川省支部，改名为“四川省佛教会”，设会址于成都武胜街十方堂。圣钦法师当选为总务长，并代行会长职权。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四月，四川代理督军罗偑金所属的滇军，与川军军长刘存厚所部发生冲突，在成都市内作战，市区内大片建筑成为废墟；迨至七月，川军又与黔军在成都展开巷战，繁华的“锦官城”沦为战场。是时弹雨纷飞，炮火遍地，疮痍满目，呻吟载道。圣钦法师见状不忍，乃约同李道江、谢子厚、张立生诸居士，以四川省佛教会名义，向社会各界募捐以救济难民；并分头穿街入巷，慰问受难家庭。他们购买大量药品，聘请医师十二人，为难民及伤病者诊治包扎。以此深得民众的感激与赞誉。
　　同年冬天，峨眉山接引殿火灾，殿宇被焚。圣钦法师闻讯赶回，见殿堂建筑捐失极重。他痛心之余，在佛前发愿，以重建祖庭为己任。他率徒果静和尚及两序僧众，锐意规划，八方化缘；并将寺院田产三百亩出售，所得价款作为建寺资金。经过三年的辛勤筹备，于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动工。接引殿山高路险，磴道崎岖且曲折险峻，整个修复工程全凭人力进行，故极为艰巨。仅就殿堂的数十根大柱而言，需要从二十华里外的山腰森林中砍伐巨木，再用一百余人抬挽，历尽艰险，一日也仅能运回一支大柱，其难度可以想见。
　　重建工程于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开始，先建大雄宝殿，历时五年，到民国十五（一九二六年）年大殿才告落成。接着建接引殿、藏经楼、五观堂等建筑，施工多年，至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始全部建成。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铸造普贤菩萨铜像一尊（峨嵋山是普贤菩萨的道场），至今仍矗立在接引殿。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五十五岁的圣钦老法师和佛源老法师（能海法师的薙度师），与昌圆法师（隆莲大德尼的薙度师）等人，响应太虚法师倡导兴办教育，培养僧材，革新佛教的号召，顺应时代潮流，以四川佛教会名义，在成都文殊院创办了“四川佛学院”。佛学院设院长、院护各一人，负责主持院务，由四川佛教会会长佛源法师任院长，圣钦法师任院护，昌圆法师任监学。三位法师均亲临课堂讲经说法，使佛学院的学僧受益匪浅。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佛源老法师在病中念佛西逝，圣钦老法师继任四川佛教会会长，及四川佛学院院长。
　　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圣钦老法师在峨眉山创办“峨眉佛学院”，以培训僧伽，造就弘法人才。先后在该院就读毕业的学僧一百数十人。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老法师鉴于僧侣文化低落，缺乏寺庙管理人才，遂与昌圆法师等人创办了一所“教务传习所”，他自任所长，昌圆法师任监学，专门培养寺庙管理人才。同年成都通顺桥街爱道堂（即古月觉庵）的住持续修、监院续吾二位尼师，与街坊熊某串通，盗卖这座比丘尼道场的庙产与常住财物，并欲出售庙基。在此关键时刻，为四川佛教会发现，立即加以制止，开除了续修、续吾的僧籍，将爱道堂接管，更名为十方爱道念佛堂，由圣钦老法师兼任住持。老法师乃出面募化，集资修复损坏的大殿，新建了雨廊，使爱道堂面目一新。修缮竣工后，寺务由昌圆法师负责。
　　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国民政府颁布《寺庙管理条例》，引起全国佛教徒强烈反对。四川佛教界由圣钦、昌圆、禅安等法师，及尹昌衡、谢子厚等数十位居士发起，有一百二十八个县的佛教会，以及众多寺院庵堂，数十个佛教团体，联合通电反对。后来南京的国民政府，不得已将三十一条的《管理寺庙条例》，缩改为二十一条的《监督寺庙条例》。使许多寺观产业，得以保全。民国十九年（一九三○年）春，四川佛教会改组为委员制，六十一岁的圣钦发市当选为主席。他向佛教会提出两项建议：其一是以佛教会的力量举办一所平民小学，以解决贫苦家庭子女入学问题；其二是以佛教会的力量创办一所职业学校，培训无业和失业青年，授以各种技能作为谋生之路。但当时由于经费困难，这些建议未能实现。
　　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四川省边防军司令黄隐，为了要扩充其私人住宅，强占毘邻的十方堂的土地。十方堂向佛教会申诉，圣钦老法师出面向黄司令交涉。这位黄司令为了压迫使他屈服，派了数名枪兵终日尾随在他身后。老法师毫不畏惧，他通过其皈依弟子、四川边防军司令李家钰的母亲，请李家钰出面解决。黄势弱不敌，只好退还了十方堂的土地。
　　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初，川军师长马德齐部，驻扎在成都的大慈寺。大慈寺驻军本不自马德齐始，但马部要寺方让出更多的房舍。寺内大部份房屋均被占据，寺外的商店街（系寺产）也为其霸占殆尽。新都宝光寺无穷法师专程到成都，与各寺院住持商议，共同推请圣钦老法师出任大慈寺方丈，以收回寺院。于是老法师辞去四川佛教会主席，主席之位请一位禅盦法师担任，他自己择于是年腊月初八日，到大慈寺晋山升座，专意重兴古剎。他多次与马德齐师长协商，据理力争，并动员了许多军政要人出面协调，马德齐最后马迫于人情，不得不率部退出大慈寺。圣钦老法师又多方设法，收回了被地方土豪所占据的街房及寺产，继而开始修缮殿堂，清理环境，使大慈寺回归到寺院本位。此后，圣钦老法师驻锡此寺，在此度多他一生中最后的三十一年时光。
　　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六月，军事委员会委员蒋介石先生，在峨嵋山举办“军官训练团”，曾游历接引殿，与六十六岁的圣钦老相晤，并合影留念。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老法师受请出任乐山大佛寺（兼任）方丈，晋山后驻锡一段时间后，仍返回大慈寺。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应四众弟子之请，在大慈寺举行传戒法会，受戒僧俗二百余人。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春，圣钦老法师应上海龙华寺之请，到上海协助解决龙华寺历年的纠纷，事竣返川。
　　以往六十余年的云水生涯，辛勤操劳，使年近八十高龄的圣钦老法师，感到心力交瘁。他乃于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十月，向四众弟子声明辞位，将大慈寺方丈交由弟子果澈担任，他自己则退居西堂，专事修持。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此后数年，圣钦老法师驻锡大慈寺如故。一九五三年，老法师受聘为四川省文史馆馆员，同时被选为成都市政协委员、成都市佛教徒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一九六二年九月，四川省佛教协会在大慈寺成立，圣钦老法师被推为名誉会长，后来又被推举为成都市佛教协会名誉会长。圣钦老法师一生提倡僧伽教育，大力重兴古剎，整顿丛林，保护寺庙，对四川佛教贡献至多。老法师洞明教理，禅定功深。他持戒精严。威仪殊胜，面容慈祥，心地慈悲，貌如其人；他生活清俭，澹于名利，在四川的佛教界威望甚高，受到缁素四众的尊敬。
　　一九六四年元月三十日，圣钦老法师在大慈寺圆寂，世寿九十五岁，戒腊七十九龄，遗体荼毘后，葬于峨嵋山接引殿前坡下，立碑为记。

圣钦法师的墓塚，无意间，我发现路边有一个墓，上得台阶一看，竟是早闻大名的圣钦法师的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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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着圣钦法师的墓塚，油然而生敬仰，我赶紧整了一下衣服，在雪地里向圣钦法师的碑跪拜了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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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拜完后，继续拍摄，这是立于右边的圣钦法师的碑铭，左边刻的是圣钦法师的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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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中的圣钦法师的墓塚，更显圣洁，令我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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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钦禅师 Shengqin Fashi （1869～1964-1-30） ⊙ 李豫川／文

　　在现代四川佛教史上，圣饮法师是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他俗姓贺，名永茂。属蛇，清代同治八年(1869)生于四川省三台县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髫龄之时即天资聪颖，七岁入邑中私塾发蒙，熟读四书五经及诸子百家著述。十余岁时，一日游寺院，闻僧侣诵《金刚经》之句：“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留下深刻印象。后至成都，得昭觉寺的无相法师开示，深悟人生若梦，幻质非坚，遂萌出家之念。光绪十一年(1885)农历正月初九，年方16岁的他跋涉千里，去到峨眉山，在海拔2540米的接引殿披剃为僧，礼智德和尚为师，可谓童真入道也。和尚为其取法名“圣饮”、法号“荣崇”。同年冬，重庆名刹华岩寺香烟缥缈，灯烛辉煌，钟鼓齐鸣，众诵佛号。年轻的圣钦就在这庄严肃穆的氛围中登坛受比丘戒，开始了他弘法利生的岁月。

我拜完后，继续拍摄，这是立于右边的圣钦法师的碑铭，左边刻的是圣钦法师的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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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戒后，圣钦回到始建于宋代的接引殿，学习佛教经典，参加佛事活动，聆听师辈宣说法音，日诵《金刚》、《般若》、《药师》诸经，修习禅定。每日晨钟初响即上殿礼佛，数十年如一日。他长期坚持坐上修行，获益非浅。
　　光绪三十一年(1905)，36岁的圣钦离开峨眉山，顺江东下，游方参学，息影江天。他先到武昌莲溪寺，参谒道明禅师，得其开示。继至仰慕已久的禅宗道场──江苏扬州高寺，潜心习禅，冀得证悟。同年初秋，高旻寺僧众推举圣钦为维那，他恐耽误参禅用功大事，辞不获免，只得离寺他去，移住镇江金山寺。
　　光绪三十三年(1907)，他先后云游九华、五台、普陀诸山，参拜众善知识。回杭州时，应高旻寺方丈之邀，返寺任堂主，后又担任知客、书记等职。其间整顿寺风，开示后学；并苦修破参，有所证悟，在佛教界渐露头角。
　　光绪三十四年(1908)，高旻寺方丈普超法师圆寂。僧众公推圣钦法师为首座，他再三辞谢，双方正商议未决时，恰巧峨眉山能善老和尚专程扬州礼请圣钦法师回接引殿担任方丈，他才得借机脱身返回祖庭。
　　宣统二年(1910)，41岁的圣钦法师来到四川彭县西乡，在群山环抱、林木蓊翳、清泉淙淙、曲径通幽的小鱼洞(地名)筑茅舍三间，闭门苦修，欲将二十余年来南北参学之所得加以总结，以期彻悟，直至1913年方出茅。
　　民国元年(1912)，国体改变。各省佛教徒代表云集上海留云寺，召开中华佛教总会成立大会，公推敬安法师(1851～1912年，字寄禅，别号八指头陀)为首任会长。圣钦法师虽缺席，仍被选为监事。
　　民国四年(1915)，“中华佛教总会四川省支部”更名为“四川佛教会”，设会址于成都武圣街(今文武路)十方堂。圣钦法师当选为总务长，代行会长职权。
　　圣钦法师是现代四川禅宗的代表人物，也是现代四川佛教界众望所归的领袖。其人威仪庄严，面容慈祥，心地慈悲，表里如一。民国六年(1917)4月，川军和滇军在成都进行巷战；迨至7月，川军又与黔军在成都展开巷战。繁华锦城沦为战场，弹雨纷飞，炮火遍地，虎兕横行，龟玉尽毁，死伤枕藉，呻吟载道。法师乃约李道江、谢子厚、张立生诸居士，以“四川佛教会”名义，向社会各界募捐，以救济难民。并分头穿街入巷，慰问罹难家庭。又购买大量药品，聘请中西医师十二人，为难民及伤病员诊治包扎。颇得民俗赞誉，声望日隆。同年冬，接引殿失火，他回到峨眉山，以重建祖庭为己任，率徒果静及两序僧众，锐意谋划，四处化缘，并将寺院田产三百亩出售，所得钱款，悉数用作建寺资金。经过三年的辛勤筹备，重建工程于1921年正式奠基。先建大雄宝殿，1926年落成。次建五观堂，1934年竣工；1939年全寺建成。1944年铸成普贤铜像一尊，高约二米，至今仍矗立在接引殿。
　　接引殿山高缺水，磴道崎岖且曲折险峻，当时既无公路汽车，亦无索道起重机之类的现代机械，整个修复工程全靠人力进行，故极为艰巨。仅就殿堂之数十根大柱而言，需从十公里外的山腰森林中砍伐巨木，再用一百余人抬挽，每日历尽艰险也只能运回一柱，其难度可以想见！
　　民国十三年(1924)五十五岁的圣钦法师和佛源法师(1853～1926年，已故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能海法师之师)、昌圆法师(1879～1944年，现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隆莲法师之师)等人一起，响应太虚法师倡导兴办教育，培养僧才，革新佛教的号召，顺应时代潮流，以“四川佛教会”的名义，在成都文殊院创办了“四川佛学院”。佛学院设院长、院护各一人，负责主持院务。四川佛教会会长佛源法师担任院长，圣钦法师担任院护，昌圆法师担行监学。三位著名高僧均亲临课堂讲经说法。
　　民国十五年(1926)，佛源法师在病中端坐念佛西逝。圣钦法师继任四川佛教会会长及四川佛学院院长。
　　民国十六年(1927)，圣钦法师在峨眉山创办“峨山佛学院”，自任院长。该院以培训们伽，造就弘法人才，宣扬佛教，挽救世道人心为宗旨。先后在此就读的学僧达百余人。
　　民国十七年(1928)，法师鉴于僧侣文化水平低，缺乏寺庙管理人才，遂与昌圆法师等人商议，在成都创办了“教务传习所”。自任所长，昌圆法师担任监学，专门培养寺庙骨干。同年，成都通顺桥街爱道堂(即古“圆觉庵”)住持续修、监院续晤二位比丘尼与街坊熊某串通，盗卖庵内财产，并欲出售寺基。危急之际，幸被四川佛教会发现，立即加以制止，开除续修、续晤的僧籍，将爱道堂接管，更名为“十方爱道念佛堂”，由圣钦法师兼任住持，并由其出面募捐集资修复大雄宝殿，新建雨廓。日常工作则由昌圆法师负责。
　　民国十八年(1929)一月，国民政府颁布了《管理寺庙条例》，共三十一条，提出没收寺庙、道观财产，从而激起了广大佛教徒的义愤。圣钦法师号召全省四众弟子团结一致，坚决抵制条例的实施，保护寺庙财产不受侵夺。在他的率领下，四川佛教界通电全国，提出各省佛教界推举代表到上海集议。继之，法师作为四川代表奔赴沪上，同中国佛教会会长圆瑛法师(1878～1953年)及各省代表议定，电告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坚决反对《管理寺庙条例》。接着，圆瑛法师和圣钦法师又率代表团去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并举行记者招待会，呼吁社会各界人士支持。经过反复抗争，国民政府被迫将三十一条的《管理寺庙条例》缩改为二十四条的《监督寺庙条例》，斗争取得了胜利。
　　民国十九年(1930)春，四川佛教会改组为委员制，六十一岁的圣钦法师当选为主席。他向省佛教会提出两项建议：(一)以佛教会的力量举办一所贫民小学，以解决贫苦家庭子女的入学问题。(二)以佛教会的力量举办一所职业学校，培训无业和失业人员，教以各种技艺，作为谋生之路。但当时四川佛教会由于缺乏经费等原因，这些建议未获通过，圣钦法师每引为终身憾事！其济贫仁爱之心，于此可见一斑。
　　民国二十年，(1931)，四川江防军司令黄隐(1891～1968年)为扩充其公馆，强占毗邻的十方堂寺基，圣钦法师出面阻止。黄隐大为恼火，为压其屈服，派兵数人终日持枪尾随威胁，法师走到那里，他们就跟到那里。但法师毫不畏惧，通过其皈依弟子、四川边防军司令李家钰之母请李出面解决。李家钰(1891～1944年，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出川抗日殉国，追赠上将)对黄的所作所为十分不满，警告黄说：“如果要占十方堂，就请在枪尖子上来取。”黄隐势弱不敌，只得忍声吞气地退还了寺基。
　　民国二十一年(1932)初，川军师长马德斋部驻扎大慈寺。该寺历代相传为唐代玄奘于高祖武德五年(622)在成都受戒之地，旧有唐代肃宗李亨(在位时期756～763年)亲书匾额──“大圣慈寺”，系闻名遐迩的成都“四大伽蓝”之首。自驻军后，寺内的大部分房屋均被占据，寺外的和尚街街房(系寺产)亦几乎被霸占殆尽。为此，新都的宝光寺无穷法师专程来成都，与各大寺院住持商议，共同礼请深孚众望的圣钦法师担任大慈寺方丈，以挽颓势。圣钦法师慨然应允，为集中精力重兴这一十方丛林，他毅然辞去四川佛教会主席一职，让与禅盦(音an1)法师担任，自己则于腊月初八(1933年1月3日，即释迦牟尼佛成道日)在大慈寺升座，专心致志地重兴古刹。他多次与马德斋(回族)商议，据理力争，胆识过人。最后马氏理屈，不得不率部退出大慈寺。圣钦法师又多方设法，收回了被另一人估占的二十余间街房。然后募集资金，大兴土木，培修这一朽损严重的禅宗道场。工程绵延达十余年之久，直至1944年始告峻。圣钦法师一生中的最后三十年时光，基本上是在这里度过的。
　　民国二十四年(1935)6月，蒋介石先生(1887～1975年)来峨眉山举办“军官训练团”，特与六十六岁的圣钦法师在接引殿后风景绝佳之梳妆台(地名)合影留念。
　　民国三十二年(1943)，法师应邀去四川乐山大佛寺「雷康注：即凌云寺」兼任方丈，不久返回大慈寺。
　　民国三十三年(1944)，法师应四众弟子之请，在大慈寺举行传戒法会，受戒僧俗达二百余人，每人均获赠一册其所著《禅学心印》。该书阐明禅学要旨，开示路径。
　　民国三十六年(1947)春，法师应上海南郊龙华禅寺之邀，赴沪协助解决该寺历年的纠纷，事竣返川。六十余年的云水生涯，辛勤操劳，使七十八岁高龄的圣钦法师感到心力交瘁，遂于十月将大慈寺方丈一职让与弟子果澈担任，自己退居西堂专事修持。
　　1950年，法师应请复任大慈寺方丈。1953年，受聘为四川省文史馆馆员，并被选为成都市政协委员、成都市佛教徒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62年9月，四川省佛教协会在大慈寺成立，法师被礼请担任名誉会长，后又被礼请担任成都市佛教协会名誉会长。
　　法师对禅学的教理和修持造诣颇深，提倡僧伽教育，大力重兴古刹，整顿丛林，保护寺院，习禅苦行，淡于名利，持戒精严，蜚声法界，威望甚高。
　　1964年1月30日，圣钦法师在大慈寺圆寂，享年九十五岁，戒腊七十九龄。遗骸荼毗后，葬于峨眉山接引前坡下，立碑为纪，今尚存。
　　1986年6月，《四川省志·人物志》为圣钦法师立传。
　　伴随着三十余年风烟云雨的流逝，圣钦法师的墓塚早已长满了荒草，而这位禅门高僧的名字今人也很少知晓了。南宋大词人辛弃疾说得好：“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古刹夕阳，令人无限怅惘！为避免年代久远，史料湮没，谨为之述。

雪中的圣钦法师的墓塚，更显圣洁，令我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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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原文标题为《现代禅门高僧圣钦法师的一生》

我为什么出家
圣钦

　　凡是遇见我的人，不论认识或不认识，几乎都会问到同一个问题：你长得并不别人差，为什么要出家？我为什么出家，我相信自己信仰佛教，有佛缘，因我父母信佛，我生来就如素。我的人生让我从小就懂得去认识自己。体悟生活。从父母坎坷的人生历程和父亲早逝，令我体悟到了人生短暂生命的无常，所以我出家的念头是从小就萌发了的。小学毕业时我的两个同学就放下世俗的一切出家了。而我因是家中的独女，母亲寄我以很大的希望而继续读书。但我并不着重世俗间的功名利禄。而且在我初中毕业时我们村里已相继有十几个女众和两个男众出家，我很羡慕他们有这样的殊胜因缘，我也向母亲提出要出家，但母亲坚决反对，她对我说：“信佛不一定要出家，在家也是一样的。而且我就你这么一个女儿，也是我最亲近的人了，你走我怎么办。”当时我真的心里很难受，被迫放下这个念头。也许是机缘成熟了吧。在我上班一年左右。我来到寺院去拜访一位师父。我和他讲了我的具体情况，她告诉我能在父母身边孝敬承事，这固然好，但这只是世间的小孝。出家修行解脱亦令父母解脱才是大孝。走进佛门，并不意味着远离尘世，出家人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人。而且出家人以浓厚的情怀把对某个人的爱升华到对所有众生的爱。这种爱才是最博大的。第二年正月我便步入了佛门，这也是我人生长河的一朵小小浪花。如果，这朵浪花能荡起层层涟漪、奔放出象佛陀一样的光辉，能为社会，为佛教，为众生做出一点应有的贡献，使我在菩提之路上勇往直前，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出家六载，暮然回首自己走过的路，我自己也经常扪心自问：我为什么出家？我想，除了正确的信仰佛教和缘分外，更重要的一点是佛法能令我大大方方，实实在在的做人，不断的净化升华自己的人格，因佛教它指示我们做人的道理，引导我们走上美好光明的前途，它教导我们明辨是非，深信因果，指导我们诸恶莫做，众善奉行，使我们的人格逐渐趋向圆满。如太虚大师说的：“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
　　世上的路千万条，我选择了出家这条光明的大路。我想我就应该无怨无悔，勇敢地承担起一个僧人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但我的根机漏劣，智慧浅薄，佛菩萨的境界太高深了，我还做不到，但我想我应该好好的做一个人，具备一个人应有的品质，成为一个合格的僧才，续佛慧命，悟道成佛，这是我──作为一个出家人的梦幻，也是我队此一期生命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