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一个法国领事眼中的中国

身着龙袍的方苏雅(1900年)

　　曾有人怀疑方苏雅穿的只是一件戏袍，但这确实是安南(今越南)皇帝的皇袍(现存于巴黎人类博物馆展览)，样式与中国的很接近。从普通照片的角度来说这不算一个好创意，因为尽管方苏雅一向认为他的胡子能“增添威严”，但在这张照片里增添的却是喜剧性，用他的方式来说，也许是“如果在马戏团里出现准会获得疯狂的喝彩。”

“奉旨修发”匠(1900年，昆明)

　　中国传统认为，骨肉肤发，受之于父母，因而不得故意伤 害。由于严格实施确实有困难，有时只得变通。比如可以“修发”，但不能“剪发”，区别在于用刀不用剪，而且还要打着皇帝的招牌，叫“奉旨修发”。从照片来看，这个“美发师”的行头可能是奉旨做事的人当中最因陋就简的。他有效利用了衙门旁一块遮阳避雨的空地作营业场所，其标志性的东西则是红铜脸盆和挂在铁链上的毛巾。此外，一高一矮的两根登子也是当时修发者必备：矮登供人坐，高凳则用于顾客扶扑身体时所用。按说这种没有铺面 的修发匠还应在担头上插一面“奉旨修发”的小红旗，不知何故被其自行废除。

苏提督的全副戎装(1900年，昆明)

　　完全可以想象方苏雅是以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广西提督苏元春的这身戎装的，虽然苏提督的确曾如此率军抗击过法国军队。如今这金盔铠甲上的荣耀正与苏提督一起在渐渐老去，甚至可能像挂在他身后沉重乏用的刀箭一样成为负担。历史无情，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这身装备就将永远消失在战场和军队里，成为博物馆和戏团的收藏品──一个王朝曾经的辉煌与没落都尽在其中。

个性强烈的500罗汉 1900年 昆明

　　方苏雅拍摄这张照片时，罗汉群雕塑成不久，故彩塑衣饰簇新，色泽鲜亮，衣纹优美。对照今天我们看到的500罗汉，可以发现一些罗汉已经移位变形。比较明显的是向九天揽月的罗汉，原来的手比身长数倍，后来不知为何变短了。

有小脚的男角1900年

　　这是滇戏“三国分争”的一个场面。按惯例，戏中女角由男伶扮演。但其露在衬裤外的小脚并非真裹而成，是一种安置在脚下的特制道具“踩跷”，这一点完全可以从其宽大的喇叭裤腿和失常的大小腿长比例上看出。直到民国初年，由年轻女子演唱京戏的“髦儿戏”在云南演出后，才有本地女子学唱滇戏，解除了类似别扭。

眉清目秀的青年乞丐(1901年，昆明)

　　他的右手紧握着一根“打狗棍”，左臂被一小张令人费解的草席所完全遮盖，手拿得之不易(是照像的奖赏?)的食物--一个苤蓝，神色茫然地 站在镜头前。年纪轻轻且看上去还算健康的他缘何沦落在这种命运里?也许答案就在那张小小的草席下面，只是对我们而言它就像历史一样沉重，使简单的真相消逝在无法穿透的迷雾中。

她们朝向食物(1901年，昆明)

　　这几个从城外来的女乞丐本来是在圆通寺的庙会上行乞，被方苏雅带到邻近的法国领事署领取了食物。在等待的一刻，她们疑惑不解地朝着同一方向观望。方苏雅电影摄像机摄下了整个过程，并留下了几张照片，这是其中最自然的一张，因为 她们此刻的注意力根本不在照像机上。

总督的排场 1902年，昆明

　　这是在昆明东南郊菊花村举行的迎接云贵总督进城仪式。笼 罩在图片上方的这把洋布伞在当时的昆明已经意味着很高的地位和身份。那时一般男子出门，天晴戴一顶细篾帽，天雨则戴一油篾帽，撑油纸伞的已是极为讲究之人。当然，真正有排场还是图中坐在马上的云贵总督和云南巡抚，他们都是一品，从一品或正二品的朝廷命官，而方苏雅以法国驻云南府领事身份获得的官品是从二品，按规定在迎接更高官位的人时不得正面抬头观望，因而方苏雅也只能在照片中给尊贵的云贵总督留下一个背影。

赤脚仪仗队 (1902年)昆明

　　在离法国领事馆很近的桦子坡街道上，巡抚的官队正在通过 。虽然于回避牌中穿行的仪仗队给人以逻辑混乱之感，(它将炫耀及其反面遮人耳目集中 在了一起)，但这却都是清廷高官威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照片中尖锐斜插的彩旗杆与沉闷 的背影也使画面充满冲突，不过右下角的那个男孩超脱于事件之外，他们通常都是临时叫来 充当仪仗的街童。只有他与相机镜头产生了对话；因为他与摄影者一样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

洪化堂训练的新军(1903年）

　　这组照片全部摄于1903年，当时正处于清政府推行新政、扩编新军的高潮之中，在洪化堂已经设立了军事学校，请德国教官，以洋枪洋炮进行操练。方苏雅常以法国领事的身份应邀参加检阅新军操练，先后拍摄了军队的多次训练；而他见到的“迎霜降”典礼，也是以新军为主。虽然这一典礼在当时已没有昔日威武雄壮的场面，官兵都不甚振作(清朝在前几年一直处于连续的军事失败中)，但这些照片仍为我们留住了晚清云南这一独特的典礼情况。

洪化堂炮队在操练

　　洪化堂(后称讲武堂)建立以后，聘请的是德国人任教官，创设绥靖新军3个营，炮队一个营。照片中的炮队学员正在练习使用德国克虏伯炮，但近前三个学员似乎并不专心。此操场原为吴三桂官邸，现在省农展馆一带。

起义首领们抛头颅血染昆明南城墙(1903年，昆明)

　　方苏雅刻意表现了左下角一个男孩难忍地捂住口鼻──这是一张关于血腥味的照片；也关于生死和强弱；关于反抗与镇压；关于自 由与禁锢；关于忍耐与愤怒；关于城墙以及比城墙更古老的历史。类似的似曾相识的故事总不会令人安宁平静，但它激起联想和思考，而“一种可怕的美”早已诞生。

金榜题名三名士 1903年昆明

　　在三位同一年金榜题名的云南名士当中，以右首袁嘉谷衣着最为朴素。据《纪我所知集》载，“袁实寒土也”。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昆明人士为培补昆明风水，使才人文士能“大魁天下”，集资在相公堤上修建聚魁楼，作为经正书院高才生的袁嘉谷因家境贫寒仅“捐金五钱”，名列刻名的倒数第一位。十年后，他终于在金榜上将自己的排名纠正。

顶草帽的背夫(1903年，云南-川藏)

　　从背景中石垒的房基来看这里已进入藏区。顶在茶包上的大草帽不仅遮阳挡雨，也使背夫们的身形奇特而且高大；在照片构图中起重要作用的三根木柱及其构成的十字架和“门”形框更赋予整个画图以宗教般的庄严。无论方苏雅本意想表达何种内涵，当我们百年后重新凝视这一情景时所能感受到的，除了凝固的历史外，也有一种行吟式的抒情。图右方苏雅拴在木柱上的坐骑暗示了整个拍摄过程。

神秘的茶马古道 1899-1904年

　　在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滇、藏、川的丛林草莽中，绵延盘旋着一条滇、川经西藏通往南亚西亚的神秘古道。古道上溜索连接着湍急的河流，马蹄印嵌在高山陡岩的石板上,这是商人、探险家和马帮踏出的路。其路线基本有两条：一是云南的普洱→大理→丽江→中甸→西藏的察隅→波密→拉萨→日喀则、江孜、亚东、柏林山口，分别到缅甸、尼泊尔、印度；另一条从四川的雅安→康定→西藏昌都→尼泊尔、印度。这是亚洲大陆以茶叶为纽带的古道网络，长在千里以上，其中以云南中甸、四川康定、西藏昌都构成的三角地带是茶马古道网络分布最为密集的地方，是各路马帮交会最为频繁的地方,来自云南的滇茶和四川的雅茶与西藏的麝香、皮毛，以及来自印度的珠宝首饰香料等等在这一带互市，早在唐代便形成茶马互市，宋代于雅安设置“茶马互市司”，清代在云南永宁亦设茶马司。
　　当京滇公路未修筑时，这条古道就是交通大路，路上无日不有官商游客往来，人背马驮的货物也时时可见，因而每一个宿站都有充足客源，有时甚至几百人同宿一客站，堪称繁盛官道。话虽如此，就道路本身而言却是鸟道羊肠，崎岖难行，有人甚至认为不亚于“难于上青天”的蜀道。 1899年方苏雅游历贵州的安顺、贵阳等地，拍摄了沿途的山川河流和各式桥梁，并涉足险峻难行的茶马古道；
　　1904年他由昆明经楚雄，从元谋沿金沙江而上，进入大小凉山，穿泸定桥至康定，再至川藏交界处，拍摄了沿途的彝族和藏族，并传真地记录了这一古道的重要特征：人背马驮-茶叶·马帮！

茶之路(1904年，云南-川藏)

四川泸定桥1904

　　背夫们的身体几乎被茶叶完全遮住，仿佛这些茶叶长出了双腿。的确，茶叶才是这些古道的中心，这是“茶之路”。为了便于运输，云南茶叶多制得成坨成块。如当时贡入帝廷的普洱茶，是在昆明将茶复蒸，趁茶叶回软时制成大方砖茶、小方砖茶及大七子圆、小五子圆茶，整齐美观且容易包装搬运

抱新娘上轿

　　在依依不舍扶住门框的母亲的目送下，新娘的叔伯兄弟和父亲一左一右抱起新娘走向娶亲的红轿，他们脸上的笑容表明他们对婚事是满意的。紧跟他们身后的就是促成这桩婚事的媒婆。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新娘应该是在喜神香案前啼哭，一般认为哭得越伤心将来日子就越好过。在极端的情况下，新娘完全可能哭昏过去，这时由父兄把她抱上轿应该是非常自然的。

“九品”新郎官

　　足登官靴的新郎在喜衣外套着官服，胸前的练雀图案表明他是一个九品官。不过这官位多半是父母用钱捐来的，这也是当时大户人家在娶亲时的惯常做法之一。此时他手扶的木几上摆放的水烟杆、翡翠烟壶、雕花铜镜等也都是可以表明其身份与地位的值得炫耀的东西。

送葬的队伍

　　从图上方的北城门来看，送葬的行列正向小东门走去。棺材前走着散发披麻的女子和腰麻的儿童各一，头上都有一小白尖，死者应该是他们的丈夫与父亲。棺材后一名乞丐也不失时机地紧跟不舍--在这样的日子，他往往能吃顿饱饭。

修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