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来龙去脉

如果，当时共产党掌握全国几百万军队与全国战略物质以及外国援助，可能比国民党做的会更好～也许，抗日战争就用不了八年了～

在很多人印象中，二战中的日本军队个个都是亡命徒。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当时的日军中有一支以战斗力差而闻名的另类部队，它就是号称“皇军中第一窝囊废师团”的大阪第四师团。日本历史学家关幸辅在文章《日军第一窝囊废师团》中，曾详细描述了第四师团的各种佚事。有意思的是，这支著名的“弱旅”在战后竟保留了自己的番号，直到今天，日本陆上自卫队中仍编有第四师团这支部队。

　　大战前官兵集体装病，暴怒指挥官坐镇医务室

　　大阪第四师团成立于1888年，士兵主要由大阪的菜贩走商组成，是日军中的资格最老的师团之一。这支部队下辖四个联队，配备了一流的武器装备，堪称日军“精锐”。然而它成立没多久，“窝囊废”的名声就传遍了整个日军。尤其是第四师团的核心部队──第八联队，因为在日俄战争中屡战屡败，获得了“败不怕的八联队”绰号。

　　此后，直到抗日战争爆发，第四师团再没上过前线。不过，这并不等于它没有表现“勇敢”精神的机会。1933年，第四师团二等兵松井在大阪市中心闯红灯，结果和警察发生冲突，师团长寺内寿一为了“维护大日本皇军的尊严”，毅然带兵砸了警察所，史称“大阪Go-Stop事件”，第四师团在日本国内的“武勇”可见一斑。

　　1937年，因驻华日军兵力吃紧，日军大本营将第四师团调到中国东北，划归关东军序列。怎样才能让这支部队焕发战斗精神呢？日军大本营着实费了一番心思，结论是指挥官对于一支部队的战斗力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于是日军大本营先后调来几位名将整训该师团，例如绰号“马来之虎”的山下奉文就曾担任过师团长，但他也拿自由散漫的第四师团没办法。

　　精训两年后，第四师团终于有了露脸的机会。1939年，苏联与日本在中蒙边界的诺门坎地区发生战争，关东军下令驻扎在伪满洲国北部的大阪、仙台两师团紧急动员，增援前线。仙台师团(即第二师团)接到命令后，强行军4天从海拉尔赶到诺门坎，抵达战场当天就投入战斗，但很快就被苏军打了个落花流水。

　　与此相反，第四师团的出动命令虽然下达，却迟迟不动。原因是动员令下达后，师团内的疾病患者激增，放眼望去，满营都是因为五花八门原因要求留守的官兵。激动的日军联队长在狂怒之下，亲自坐镇医务室参加诊断，这才勉强组织好部队向前线进发，“联队长改行当大夫”的笑话也就此在日军中流传开来。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第四师团的士兵们又耍起了新的花招──消极怠工。从海拉尔到诺门坎，第二师团走了4天，第四师团却整整走了8天，而且大量人员掉队。凑巧的是，第四师团先遣队到达前线的当天，苏日宣布停战。消息传来，掉队的第四师团官兵仿佛吃了大力丸一样迅速跟了上来，连留守的官兵也有不少“带病”赶赴前线，一边还在万分懊丧地抱怨居然没有机会打上一仗。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返程的时候，齐装满员、精神饱满的第四师团，成了日军中最威武的部队，而率先赶到战场的第二师团却丢盔卸甲、伤兵满营。关东军负责新闻宣传的军官实在看不过去，提起笔把日军报纸呈上审查的《我无敌皇军第四师团威势归来》新闻标题改了一个字，变成了《我无伤皇军第四师团威势归来》，拐弯抹角地嘲讽了这支“软蛋”部队。

　　尽管出尽了洋相，但第四师团运气却相当好，因为当时侵略华中地区日军战事吃紧，急需增援，日本军部只好放弃追究第四师团，急调其南下增援。第四师团摇身一变，又成了日军精锐的第十一军中的一员。

　　“有第四师团参战，本来能打赢的仗，也会打输……”

　　其实，第四师团的名声，中国军队早有耳闻，早在徐州会战期间，中国军队就遇到过一支“奇怪的日军”。当时，面对日军合围，李宗仁指挥四十万大军巧妙地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但中国军队突围后已是人困马乏，重装备也丢失了很多，战斗力锐减。在过鲁苏皖边境一条公路的时候，疲惫的中国军队忽然发现路上出现了一支装备精良的日军部队。

　　因为部队已十分疲惫，中国军队发现敌军后惊惶失措，混乱地离开公路撤向附近的山区。奇怪的是，过了很久都没有日军追来，中国军队的指挥官惊奇之余派人打探，却见那支日军丝毫没有追击的意思，相反，日军还在公路两侧堂而皇之地烧起饭来。这支奇怪的日军部队正是第四师团的南进支队。

　　由于刚刚跳出日军包围，形势仍十分危险，中国军队只好横下一条心，硬着头皮横穿公路而走，结果竟一路平安。事后，南进支队的部队长却以“严格遵守作战纪律”为由向上级解释道：“没有得到对中国军队进行截击的命令。”　

　　消息传到中国军队耳朵里，“大阪的日本兵不会打仗”的说法就流行开来。每次战斗，中国军队一听对手是“大阪师团”，往往士气大增，抢着和第四师团交战。刚到前线的第四师团猝不及防，接连吃了几个窝囊的败仗，甚至牵连了友军，以至于友邻部队向十一军司令部抱怨：“有第四师团参战，本来能打赢的仗，因为敌军士气大振，也会打输……”

　　自此，日军第十一军指挥官只好让第四师团专心在后方“待机”了。曾有一次，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几不信邪，派第四师团在长沙会战中打主攻，结果第四师团一进长沙就被赶了出来，全线溃败。守长沙的国民党军队是薛岳所部精锐，也只有阿南这种榆木脑袋会用第四师团当主攻。

　　鉴于长沙会战中的表现，第四师团成了日军的“丧门星”，哪个军都不要它，大本营只好将其改为直辖部队。这下第四师团的兵有的吹了：“老子当兵就在甲种师团，开战时属于关东军──精锐，仗打起来在十一军──还是精锐，最后十一军装不下我们了，只好改大本营直辖……”

　　“保命最重要”成时髦道别语，投降后在美军营前摆地摊

　　第四师团虽说窝囊，但毕竟是甲种师团，老兵多。由于日军作战损失很大，急需补充老兵，便不时抽调第四师团官兵补充到其他师团。当时，日军各部的临别致词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第二师团，战况较好时就说“武运长久”；情况不妙时就说“九段坂见”(靖国神社在东京九段坂)。然而第四师团的官兵告别时，却常说“御身大切”，翻译过来，即“保重贵体”、“身体第一”，或者干脆就是“保命最重要”。

　　后来，日军在进攻衡阳和芷江时遇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战斗一开始，来自第四师团的老兵又故伎重演，从军官、士官到老兵纷纷入院，消极但合理地拒绝作战。当负伤的日军士兵到医院的时候，那些“养病”的第四师团“前辈”们还要问：“你为什么要这样玩命啊？”当被问到自己为何不愿意参战时，这些“病号”却豪气冲天地说：“听说这次出击我们是担任佯攻的，这很没有意思，如果是主攻么，自然是要好好打一仗喽。”

　　1942年4月，第四师团被调往菲律宾，参加对科雷吉多尔要塞的最后攻击。这一仗第四师团一反常态地进展顺利，圆满完成任务，最终，在巴丹半岛的美菲军全部投降。事后才知道这并不是第四师团的功劳，而是菲律宾的美菲军已被切断补给多日，靠“盐和青菜”活着已经好几个月了，一触即溃一点儿也不新鲜。此后，第四师团在日军战线后方不断调转，始终没有再参加大的战斗。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第四师团正在泰国的曼谷附近休整。与其他不肯接受战败命运的日军部队不同，第四师团的投降与回国进行得异常顺利。当全体面色红润、身体健康的第四师团官兵出现在日本港口时，本土那些营养不良、形容枯槁的日本人都十分吃惊。统计下来，第四师团是日军南方军中战死最少、装备物资保留最完整的部队。美军对这个师团的评价是“爱好和平”。而第四师团回国后，也马上体现出这一特点来，回国后第二天，就有官兵跑到美军兵营前，整齐地摆开摊位，兜售起战争纪念品来。

　　大阪商贩蔑视皇权，不愿充当战争炮灰

　　第四师团为什么在日军中这样独树一帜呢？作家司马辽太郎认为，这是大阪的独特文化造成的。在古代日本各地，基本的社会结构是农民依附于拥有土地的诸侯(即大名)，而诸侯服从于天皇。这种长期不变的社会结构导致日本形成了上下级关系严格，富有服从精神的文化特点，也是二战中日本军队普遍狂热“效忠天皇”的心理基础。

　　然而大阪却有些不同，这个地方是著名的商业城市，居民多与商业有关，对大名的尊重十分有限。反之，围绕着苛捐杂税等问题，大阪人几百年如一日，不断和大名斗智斗勇、讨价还价，所谓忠诚，那就更谈不上了。于是，天皇在大阪人心目中的地位也与其他地方不大一样。虽然在二战中，出身于大阪的士兵也受到了军国主义的蛊惑，然而大阪人却不会急着去“为天皇而死，为大日本帝国而死”，能不死还是不死。看待上级命令，出身于大阪的官兵也习惯“讨价还价”、“斤斤计较”，不会像其他部队那样闭着眼睛执行到底。甚至第四师团内部还制订了所谓“无益的牺牲不要付出”、“不合理的战斗不要参加”、“穷途的敌军不要追”的“三不要”原则。

　　日本历史学家关幸辅在《日军第一窝囊废师团》的最后部分，对第四师团做了一小段总结，说得真是有几分道理，“如果日本的军队都像第四师团这样，大概中日之间也就不会发生战争了吧？要是这样，也就不会有日本的战败了吧……”

什么意思？

怎么有点像美国大兵……

作者：吴　健

　　60多年前，中国以巨大民族牺牲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为战胜国，中国获得对日本进行军事占领的权利，而且当时的国民政府也曾为此积极准备，但因各种原因掣肘，最终未能实现。
　　
　　罗斯福支持中国对日占领
　　
　　早在日本偷袭珍珠港10个月后，美国国务院就设立了由国务卿赫尔牵头的战后计划委员会，其核心议题是研究在打败日本后如何进行军事占领，并对日本天皇采取何种措施。从一开始，战后计划委员会就分成强硬派和温和派。强硬派成员主张：“为保证太平洋的和平与安全，必须根除日本产生军国政治的根源，即清除作为中央集权机构的日本帝国政体……如果不消灭天皇体制，就谈不上战胜日本。”温和派也摆出了自己的论据：“把天皇体制与侵略战争联系起来是不恰当的……战争不是日本天皇挑起的，他是被人利用了……作为日本战后重建的心理基础，天皇是必需的。”双方争论持续了很长时期。但在1944年5月，该委员会最终决定：保留天皇，但需要对日本实施外国军事占领，彻底粉碎日本的军国主义基础。
　　
　　而盟国首次讨论对日本的战后处置问题，则源于1943年由中英美三国首脑参加的开罗会议。美国总统罗斯福在与蒋介石的晚间会谈中承诺：美国支持中国在战后对日军事占领中扮演重要角色。蒋介石最初认为中国无法承担这一责任，但他同意派兵与否应视实际情形决定。
　　同年10月30日，中美英苏四国政府在莫斯科发表宣言，其中决定“对于所有有关敌人投降及解除武装，均将采取共同行动”。1944年8月20日，重庆的国民政府机关报《中央日报》在第二版刊登文章《关于占领日本问题》，首度证实中美领袖曾在开罗口头协议占领日本，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梁寒操则在8月24日答外籍记者提问时更明确指出：“中国政府同意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主张：盟国必须将占领日本、解除日军武装列为日本投降要件之一，藉此打破日本军国主义长期狂妄错觉。”
　　
　　“白队“计划
　　
　　1945年5月德国投降后，对日占领问题成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核心议题，并建立了“白队”。进入“白队”的将军和上校们不仅要考虑对日本最后一战的问题，而且还要设计未来对日占领军的日常调配。根据他们的推算，平时部署在日本本土的占领军需要23个师，总共80万人的军队。从纯军事的角度来看，用80万美国士兵来实施对日占领恐怕在国内难以通过，因为美国人民肯定会要求自己的儿女早日回国团聚。于是，美国新总统杜鲁门开始四处放话，希望与英、中、苏等盟国共同占领日本。同时，“白队”加速制定占领日本的计划，打算通过设立各国占领区来肢解日本。
　　在这项计划中，除美国最亲密的盟友英国以外，美国很想把中国也拉进占领军的行列中。在美国人眼里，使用中国占领军有一个好处：日本把侵略战争辩解为是“黄种人反对白种帝国主义”， 让中国军队占领日本的部分领土就可以回击这种宣传，弱化占领日本行动的“种族色彩”。在确定盟国占领区的划分时，“白队”考虑的是：日本主要大岛本州的中心区域拥有发达的基础设施，必须控制在美国手中；工业相当发达的九州岛可交由英国军队占领；属于落后农业区的四国岛安排中国军队驻扎；而苏联则在北海道和本州北部驻军。
　　但这项计划的实施有一个前提，即他国军队不能立即进驻日本，而是等美军逐步撤出后再去接替。因此，美国人计划在日本投降后的前三个月，在日本列岛部署23个美军师（80万人），在随后的9个月内，再允许盟国军队进驻日本列岛，兵力分配为：美国8.3个师，共31.5万人；英国5个师，16.5万人；中国4个师，13万人；苏联6个师，21万人。在最后阶段，各国占领军应将驻军人数逐步减少大约一半：美国只在日本驻留4个师，英国2个师，中国2个师，苏联3个师。
　　1945年7月，中英美三国就日本投降与战后处置提出具体方案。7月26日，盟国为促使日本尽早投降，以中英美三国政府元首的名义，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其内容要点为：永远根除日本征服世界的权力与势力，消灭军国主义；为保证上述目标的实现，“经盟国指定，日本国土必须占领”，直到宣言的各项目标达成，以及日本人民依据自由意志成立“一个和平及负责任的政府后，盟国占领军队当即撤退。”该公告确认了各对日参战国具有占领日本的同等权力。
　　1945年7月31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接见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时，美方告知日本在外交方面已有求和趋势，日本将在几周内投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在计划协调中美两军如何占领日本本土各据点及机场的相关事宜。会谈中，蒋介石向赫尔利坦承中国连空运部队到大陆沿海都有问题，只能被动配合美国行动。
　　不过一天以后，国民政府军令部参谋唐纵在呈报蒋介石的《日本投降后我方处置之意见》中仍主张在国军内挑选适当成员，编成一军随盟军登陆日本本土，为将来参加盟军控制日本做准备。8月10日，国民政府获悉日本已通过瑞士向美国转达投降意愿时，遂改为主动姿态，向美军提出派遣中国空军占领日本的计划，其编制包括两个驱逐机（战斗机）大队、一个中型轰炸机大队、一个侦察机中队、一个运输机中队，而所需经费和装备则通过《中美租借法案》提供。两案的提出显见国民政府对进驻日本领土有高度兴趣，但因后来魏德迈反对将中国军队派赴日本和朝鲜，遂无法实现。
　　
　　67师整装待发
　　
　　日本投降后，美国为避免盟军最高统帅对日处置受到他国影响，1945年9月2日，由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法国、印度、荷兰、新西兰、菲律宾、苏联、英国与美国代表在华盛顿组成“远东委员会”。该会全体成员同意，军事占领为解除日本武装与废除军备的第一任务，因此盟军将对日本本岛实施军事占领，各国占领部队由美国指派的最高统帅指挥。由于最高统帅具有决定实施投降条款、执行占领及管制日本各项政策的一切权力，对日占领的相关盟国即使不满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的决定，也不能提出任何建议案来制衡麦克阿瑟，形成美国独占日本的特殊现象。
　　但在盟国的压力下，9月22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出台《美国对日本投降后的处置政策》，宣布：1、欢迎并期望盟国参与对日派遣占领军。2、各国部队抵达日本后，必须接受盟军最高统帅的调度指挥。3、各国政府必须负责自身部队的补给和日常维持经费。美方还宣布了盟国占领军的规模，预计美军为12个师，20万人（含朝鲜半岛的两个师，3万人），中英苏三国各派一个师作为占领军。
　　1945年12月25日，美国国务院照会国民政府，希望中国能尽快派兵赴日参加占领。在蒋介石的授权下，中国军令部长徐永昌与魏德迈迅速拟定两个方案：
　　甲案：民国34年（1945年）甲种编制军，抽调一个完整师配以必要政务人员及特种兵约1.5万人。
　　乙案：以步兵两个团为基干，配以政务人员及特种兵混合编组为一个支队，约1万人。
　　蒋介石最初批示选择乙案，但后经与魏德迈讨论后，又改以甲案实行，自此中国派兵赴日才真正为美国所接受。美国对于各国派兵占领日本政策之所以会出现转变，是因为参联会评估认为美国已能掌控日本全局。
　　他国所谓的“占领”只不过代行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的职权，不影响美国的权威，同时又能帮美军分担防务。
　　在经历第一次派空军占领日本提案失败后，蒋介石对此次美国主动邀请表现颇为谨慎，先是要求相关部门只能发表派遣消息，但不宣布派遣数量及编制，同时对美国重申中国派兵有现实困难。他强调此次美国邀请中国派兵，必须帮助国民政府解决若干问题，否则“派遣不克实行，则（中国）在国际上即失去信用”。蒋介石所谓问题有二：1、中国无法承担空运及海外驻兵的经费；2、适合代表中国执行占领任务的部队难以寻觅。
　　1946年3月13日，美国国务院通过魏德迈向国民政府建议：1、中国可以先选派少数先遣部队赴日；2、推荐滞留在香港九龙的国民党新一军第38师为驻日占领军：3、相关消息由中方同意后，由美国务院公布。
　　国民政府接受了建议，先是在4月1日由陆军中将朱世明率领驻日代表团第一批成员12名、军人4名，以及远东国际法庭法官梅汝璈抵达日本，另选派新一军第38师为驻日占领军。
　　不过第38师后来被送到中国东北打内战，国民政府军令部遂在4月3日呈报蒋介石，改由驻越南北部的第53军荣誉第2师作为驻日占领军，4月19日正式通知荣誉第2师前往越南海防待命集中并进行人员挑选，所有驻日占领的军人要求五官端正、身高1.70米以上、小学以上文化，连以上军官还要进行交谊舞培训，同时还为其加强特种兵与后勤部队单位，于4月底完成整编。之后，荣誉第2师从海防空运到上海，在那里又与荣誉第1师合并为第67师，其编制为14500人，有步兵团3个、炮兵团1个、运输团1个，此外还有战车、工兵、通信等营各1个以及200名宪兵。
　　这些部队向来被视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装备精良，抗战期间曾参加滇西战役，攻克松山、腾冲等重镇。该部队代表中国占领日本，也能显示国民政府在对日处置上的积极态度，以实际作为反驳舆论认为其对日本军事管制的消极误解。
　　5月初，中国驻日占领军先遣人员、上校参谋廖季威同第67师师长戴坚等人从上海乘坐B-24轰炸机前往日本，同美军商谈中国驻军地点问题。根据协商，中国占领军驻扎在日本爱知县，必要时再扩大到三重县和静冈县，第67师将隶属美国第8集团军第1军指挥。在日期间，中方官员还视察了驻地，日本当地政府对中方官员侍应恭谨，为其介绍中国军队到来后所需的营房、仓库、港口、车场以及游乐场所等设施。
　　
　　“占领军”覆灭内战战场
　　
　　虽然美国主动邀请中国派兵，但明知国民政府无足够财力维持海外大规模驻军，故意不给中国提供相应的帮助。1946年4月，美国第8集团军司令艾可伯格向陆军部（前战争部）申诉，声称中国占领军依赖第8集团军的补给系统是不明智的，应该让中国自己的补给体系来维持运作。为此，国民政府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几次与美方交涉，并多次利用舆论对美施压，但麦克阿瑟与艾可伯格不为所动，他们抱怨美国国务院对中国占领军的安排，已超越中国所能负担的程度，驻日美军只能给予有限、符合逻辑原则的支持。换言之，麦克阿瑟认为中国不必奢望美国慷慨解囊，必须自己寻求经费。
　　为解决经费与运输的问题，1946年6月底，中国方面援引美国“租借法案”与美方谈判，美国陆军部才同意自1946年6月底至1949年6月底从美国援华经费中调拨中国驻日占领军所需装备和补给。经过谈判，7月20日，中国驻日代表团朱世明中将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穆勒上将签署了《中国驻日占领军备忘录》，进一步确立中国驻日占领军有关运输、地位、任务、权益，以及与各国占领之间的互动关系。
　　麦克阿瑟原本估计中国军队将于1946年8月底到达日本，但蒋介石一手挑起的内战却打破了原来的计划。1946年6月，国民政府急电在上海待命的第67师，令其迅速过江，进攻苏鲁豫解放区。正在日本苦等第67师的朱世明还被蒙在鼓里，直到后来才知道情况，蒋介石向他保证：“国军只要在鲁南或江苏泰兴一得手，即可将第67师调回并按原计划进驻日本”。
　　第67师到达苏中后，归第一绥靖区司令官汤恩伯（7月中旬由李默庵担任）指挥，其部队被分解到第65师和第69师。1946年7月6日，汤恩伯发布进攻黄桥、姜堰、海安的命令，华中野战军在粟裕和谭震林的指挥下，经过一个半月的战斗，一举击溃国民党军的进攻。其中，第67师在海安、如皋一带遭华东野战军重创。8月28日，华中野战军致电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内容涉及第67师的伤亡情况。电报称：我军于26日在如皋西南地区歼灭第69师之99旅后，又于27日在上述地区歼灭由如皋来援之敌65师之187旅及79师一个团，第二次由如皋增援之一个团亦被歼一半。至此，原本用于对日军事占领的第67师就这样覆灭在内战的战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