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

错觉之三：“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少奇派工作组阻止运动展开？

　　时下一些中共党史研究者常常闪烁其词地把刘少奇主持的一线中央“派工作组”的决定说成是“开始抵制，力图想停止这场‘大革命’”的措施[62]，这显然违背了史实。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的头几个月里，毛泽东对派工作组发动“文化大革命”一直持肯定态度。例如，1966年7月2日，经毛批准，刘邓主持工作的中共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中发[66]336号文件）。该文件提到：“正在进行‘四清’的单位，要在工作队的领导下，把文化大革命插进去进行。”1966年7月23日，毛泽东同意下发的“中共中央批转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抽调军队干部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请示”（中发[66]378号文件）也提到：“采取抽调干部参加地方‘四清’的办法组织工作队，支援地方文化革命”。[63]事实上，由上级党委派工作组去领导下级单位的政治运动，是中共政治操作的惯例。“文化大革命”初期最早派出的两个工作组──以陈伯达为首的《人民日报》工作组和以张承先为队长的北大工作组都是毛泽东同意和赞成的。[64]所以邓小平向《人民日报》负责人传达中央指示时说：“由伯达同志为首的工作组到人民日报，改变现状，改变版面。使它真正成为中央机关报，应指导和宣传文化大革命。”[65]

　　海外“文化大革命”研究学者王友琴认为：“没有工作组的发动和领导，学生们怎么敢起来攻击学校当局？学校都是由共产党党委领导的。在共产党中央的支持下，学生才开始大规模的攻击学校领导，把他们统统说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参与清华大学工作组。他们撤销了时任高教部长、清华大学领导人的蒋南翔的职务。刘少奇的一个女儿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高中一年级的学生，17岁，她最早开始在中学里攻击学校领导人，并当上了该校‘文化大革命’委员会的头头。北京的中学在6月初停课，工作组也在那一时期进入学校。刘少奇1966年6月20日和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的工作组成员的讲话中说：”刘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可以肯定的了。‘’先斗刘超还是早了，先攻敌人的弱点，再攻敌人的中坚，先打最容易打的仗，要孤立主要敌人，那几个都是受到刘超指挥的，要争取几个人起义。首先要争取学生，教员也要争取。‘’要斗刘超，现在不斗。不是不斗，积极准备斗，不是停下来，是积极准备。‘刘超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校长及中共支部书记。他在两个星期里被国家主席定性为’敌人‘，既不能自我辩护，也无处可离开，更不能反抗。以堂堂国家主席的地位，把一个中学校长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敌人‘，亲自指挥、策划工作组以及他的17岁的女儿攻击这位校长。这样冷酷无情、违背法律程序的迫害，直接来自刘少奇。这不是刘超一个人的遭遇。在1966年6月7月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时候，全国学校的老师校长都受到攻击。“[66]

　　在运动初期利用工作队整肃干部群众的过程中，刘少奇除了表现出共产党领导人共有的冷酷之外，还表现出了他领导下中共政治运动的残酷性。刘在批转一系列中央文件时多次杀气腾腾地指示，要准备再打“几十万右派”。他在“中央转发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中批示：“大学生中，也要把右派分子（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揪出来，但应放在运动后期进行；打击应当小些，一般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内，高中应届毕业生，是打击个别最坏的，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子。高中二年级以下和初中学生中，一律不进行反右派斗争，不划右派分子，如发现行反革命或坏分子，可依法处理。”[67]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全国有1百多万大学生和数千万中学生，再加上数百万教师，如果按刘少奇划定的1％的“右派指标”（在实践中打击范围一定会扩大），将有近百万青年学子被打成“阶级敌人”。据北京的学生组织“文化大革命”初期所作的统计，“仅在首都24所高等学校里统计，反革命工作组把10，211个革命小将打成‘右派’，把2，591个教师打成‘反革命’。这是血淋淋的数字！”[68]由此可见，刘少奇在残酷迫害无辜群众这一点上丝毫不逊于毛泽东。

　　刘少奇派工作组抓“右派”这一做法其实是毛1957年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实施“引蛇出洞”的“阳谋”之翻版，何况事先获得毛的允准。因此，当毛1966年夏从外地回到北京，然后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面尖锐地指责刘少奇派工作组“在北京专政”时，刘明显不服，认为是毛出尔反尔，以致于两人当面发生了争执。其实，无论刘是否同意毛的主张，是否派出工作组，也无论他怎样前倨后恭、小心谨慎，甚至以牺牲亲信同僚的政治生命来讨毛的欢心，毛泽东都会寻找借口把他打倒。毛泽东对刘少奇采取了先“引蛇出洞”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权谋。“文化大革命”初起，毛躲在外地不肯回京，委托刘“相机处理运动问题[69]”。既然是“欲加之罪”，所以刘无论怎样“相机处理”都会是“错”的：刘少奇派出工作组，毛就指责他“镇压革命群众”、执行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果刘不派工作组，毛同样可以指责他“放弃党的领导”、“对抗文化革命”。当刘少奇和他派出的工作组在各学校针对不同意他们观点的师生大玩毛泽东1957年“引蛇出洞”的“阳谋”游戏时，毛泽东正等着与刘少奇玩一个更大的“引蛇出洞”游戏。当时的局面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可以说，刘少奇自始至终被毛泽东玩弄于股掌之中，成了最大的输家。

　　考诸历史，所谓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少奇的决定都报经毛的批准，而那时毛也从未提出过与刘少奇的政策主张有所区别的什么“革命路线”。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初期所谓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实就是这一时期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两者是一回事。如果说毛与刘之间有所区别，那就是毛除了支持刘少奇的“文化大革命”部署之外，还有另一套策划，即躲在刘的背后，一面为倒刘预作准备，一面等着抓刘的“辫子”；而刘站在前台，既无法也无力抵抗毛的“暗算”。至于毛为了打倒刘少奇而如何罗织莫须有的罪名，其实是不难看清的。中国大陆专门研究刘少奇的黄峥对此也有同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少奇、邓小平在指导运动过程中，是努力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去做的，并没有提出一套相反的主张。”[70]现在，刘少奇之子把当年刘邓的“文化大革命”路线说成“实际上是一条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路线”，这是刻意美化刘少奇、夸大和制造他与毛泽东政治上的“分歧”的天方夜谭。

　　历史的真相是，“文化大革命”初起，毛泽东发现刘落入他精心部署的“引蛇出洞”的陷阱后，于1966年7月18日回到北京，出尔反尔地指责刘少奇派工作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运动方式，仿佛毛本人从来不知道、也从未同意过派工作组一事。1966年8月4日，毛又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对刘搞突然袭击，指责他在北京“镇压群众运动”，并声色俱厉地点出：“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刘当时未能按捺住对毛出尔反尔的不满，曾冲口而说出，“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71]第二天毛就写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同时提出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把林彪定为接班人，刘少奇则从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从此，刘少奇被赶出了中央一线的领导位置，开始了漫长的软禁、批斗、关押并最终被折磨致死的黑暗岁月。

　　应当指出的是，刘少奇直到毛泽东直接攻击自己、个人生存受到威胁时，才开始有一点不满言论（此仅见于史学上非常不可靠的家属的回忆）和辩解。然而，在毛的压力下，刘每每按照毛无理攻击他的调子做“检查”，从大量现存史料中实在找不出什么刘少奇对毛泽东作“抵制”、“反抗”和“抗争”的证据。为什么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都在毛泽东的压力下违心地做检查呢？难道他们真认为自己错了吗？抑或只是屈从于毛泽东的淫威？这个问题或许还可以这样问：刘少奇明知毛泽东要整垮自己，为什么不联合其他中央领导人反抗抵制呢？

　　笔者以为，这些中共领导人对毛泽东作为中共至高无上的领袖之地位以及对中共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同，是他们迅速缴械认错的最主要原因──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可以对抗毛的思想武器和政治手段。中共把毛泽东捧成半人半神式领袖人物的造神运动，始于延安的“七大”时期，而刘少奇就是这个造神运动的始作俑者，到了在60年代林彪又把造神运动推向新的顶峰。这种造神运动的结局只有一个：造神者们对毛的任何抵制和反抗，都会在他们自己的头脑中形成“信徒反抗上帝”式的无解悖论；在“神”与皈依的信众之间若发生任何对立，其结果只能是信众的认错和臣服。就刘少奇个人而论，他在中共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自己的战功和地盘，只是作为毛最忠实的依附者和献媚者才坐上中共的第二把交椅。所以，刘本人既无任何政治实力，也无任何精神力量去与毛抗衡。刘在中共党内地位之脆弱诚如毛泽东所言：“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就中共当时的高层政治格局而言，无论是刘少奇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会产生一丝一毫的“联合其他中央领导共同反抗毛”的念头。

　　概言之，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与毛泽东在推行“文化大革命”一事上并无所谓的“两条路线”的分歧，刘、邓、彭等人的悲剧其实不过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现代版而已。最具讽刺意义的是，这个置他们于死地的现代“君王”恰恰是这些自称坚持实行“党内民主”的“臣子”们主动供奉在“神坛”上的。

　　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起源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中苏论战”和“重提阶级斗争”，历经“四清”运动的实践，最后才臻成熟。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72]回顾历史，人们会遗憾地发现：“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绝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罪过，也不只是其忠实追随者林彪、江青等人的罪过；刘、邓、周、彭（真）等中共“卓越的领导人”都为“文化大革命”作出了他们各自的“贡献”，其中尤以“文化大革命”的最大受难者刘少奇的“贡献”为最。

　　本文将被刻意掩藏的刘少奇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之真相揭橥于世，是为了让读者了解，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和清洗的刘少奇及其他中共高层人物，曾是“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推动者和拥护者。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文化大革命”确确实实是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即集体犯罪的结果。本文通过对史料的爬梳分析，澄清了一些已经成为集体记忆的历史错觉，发掘出刘少奇悲剧的实质：这是一个不遗余力的造神者最终被他所尊奉的神无情抛弃并残杀的悲剧，也是一个加害他人的掘墓者到头来自掘坟墓的悲剧，更是一个冷酷无情的背叛者最后众叛亲离的悲剧。

“注释”

　　[1]尽管刘少奇在“大跃进”中曾积极支持毛泽东的“三面红旗”路线，但他目睹“人民公社”的祸害后改变了自己的观点。60年代初，他和党内务实派陈云、周恩来等人通过推行“经济调整”政策，为国家走出饿死数千万人的“人祸”作了贡献。

　　[2]黄铮，《刘少奇冤案始末》（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5页。又见刘源的“忠实坦荡昭日月”，载《中华儿女》杂志1998年第10期。

　　[3]罗点点，《点点记忆：红色家族档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第213页。

　　[4]袁鹰，“玉碎”，载周明主编的《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纪实》（北京：华夏出版社，1986年，第3卷），第128页。

　　[5]蔡咏梅，“吴祖光一生的遗憾”，载香港《开放》杂志，2003年5月号。

　　[6]郑谦、刘波，《刘少奇之路》第四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第1334页。

　　[7]刘源、何家栋，“可贵的尝试”，载王光美、刘源等著《历史应由人民书写：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第79-80页。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571页。

　　[9]郭德宏、林小波，《四清运动实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2-33页。

　　[10]出处同上，第32页。

　　[1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92-293页。

　　[12]见中共中央[63]347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

　　[13]肖东连等，《求索中国──文化大革命前十年史》下册（北京：红旗出版社，2000年），第1055-1056页。

　　[14]“1964年7月21日刘少奇在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见郭德宏、林小波的《四清运动实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2页。

　　[15]出处同注[13]，第1054-1055页。

　　[16]见“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1964年6月23日。

　　[17]见“中共中央转发‘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批示”，1964年9月1日。

　　[18]见“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1964年10月24日。

　　[19]这类中央文件包括“中共中央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贫农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草案）》的指示”（1964年6月25日）和“中央关于在问题严重的地区由贫协行使权力的批示”（1964年11月12日）等。

　　[20]分别引自注[16]和注[18]提到的两个中共中央文件。

　　[21]出处同注[18].

　　[22]“红代会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批判刘、邓、陶联络站”编，《揭开桃园假四清真复辟的黑幕》，1967年5月，第4页。

　　[23]出处同注[9]，第348页。

　　[24]罗冰，“毛泽东发动社教运动档案解密”。香港：《争鸣》月刊2006年2月号。

　　[25]出处同注[9]，第276页。

　　[26]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第487-488页。

　　[27]出处同注[13]，第1102页。

　　[28]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117-1130页。

　　[29]出处同注[7]，第77页。

　　[30]出处同注[6]，第1126页。

　　[31]出处同注[7]，第78页。

　　[3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73页。

　　[33]高华，“1964-1965年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争执”。香港：《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8年4月号。

　　[34]出处同注[6]，第1335页。

　　[35]阳翰笙，“向波兰人民学习”，原载《人民日报》，1954年9月27日。

　　[36]原载《人民日报》1956年9月17日。

　　[37]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5月27日。

　　[38]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6月9日。

　　[3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92-293页。

　　[40]出处同注[13]，第1084页。

　　[4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47页。

　　[42]《批判资料：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6－1967.7）》。北京：人民出版社资料室，1967年9月。

　　[43]出处同上。

　　[44]出处同注[13]，第1054页。

　　[45]出处同注[28]，第1121页。

　　[46]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二室编，《中共共产党社会主义时期文献资料选编（五）》（北京：[内部出版]，1987年），第653页。

　　[47]出处同上。

　　[48]出处同注[13]，第1056、1060页。

　　[49]刘源，《刘少奇和新中国》（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第219页。

　　[50]王光美、刘源等，《历史应由人民书写：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第241页。

　　[51]冯来刚、鲁彤，《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11页。

　　[52]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化大革命’发动内情”，载《回首“文化大革命”》（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612页。

　　[53]见陈晓农编纂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6年），第265-270页。

　　[54]出处同注[52].

　　[55]黄峥，《刘少奇冤案始末》（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8页。

　　[56]见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57]出处同注[52].

　　[58]见《陈伯达遗稿》，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

　　[59]这些文件包括，中发[1966]326号文件“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为彻底干净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1966年6月26日），中发[66]342号文件“中央转发华东局‘关于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报告’”（1966年7月6日），中发[66]344号文件“中央批发北京市委‘关于当前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几个问题的报告’”（1966年7月6日），中发[66]347号文件“中央转发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1966年7月7日），中发[66]345号文件“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华北地区城乡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部署意见的报告’”（1966年7月8日），中发[66]353号文件“中共中央同意华东局对山东省委关于各类学校开展文化革命运动若干问题的意见”（1966年7月11日），中发[66]363号文件“中央转发东北局‘关于东北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的报告’”（1966年7月19日），中发[66]372号文件“中央转发西北局‘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1966年7月21日），中发[66]374号文件“中共中央批转河南省委关于郑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培育镇压学生革命运动的经过和处理情况的报告”（1966年7月21日）等。

　　[60]程惕洁，“四十余年回首，再看内蒙文化大革命”（纽约：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国际研讨会论文），2006年。

　　[61]吴迪，“‘内人党’大血案始末”，载《文化大革命大屠杀》（香港《开放》杂志社2001年出版），第61－62页。

　　[62]黄峥，《刘少奇冤案始末》（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63]毛泽东在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信上批示：“六月三十日给我的信和通知，已经收到看过。同意你们的意见，应当迅速将此通知发下去。”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69页。

　　[64]1966年5月30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联名致信毛泽东，要求派工作组去《人民日报》，毛泽东在信上批示：“同意这样做。”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61页。

　　[65]见“邓小平对《人民日报》等中央新闻单位负责人的谈话”（1966年5月31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66]王友琴，“刘少奇和文化大革命暴力”，《民主中国》（美国网络杂志）2003年6月号。

　　[67]摘自《刘少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北京：“首都揪斗刘少奇联络总站”，1967年8月），第2页。http://www.sgwcn_com/bbs/dispbbs.asp?boardID=2&ID=4156&page=1

　　[68]“首都红代会部分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撰，《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洛阳：河南“二七公社”洛阳拖技校“八一六兵团”印，1967年），第56页。这一数字可能有所夸大，但是以当时北京有近30万大学生计，按刘下达的指标至少也要打3千名右派。

　　[69]王年一，“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载《回首文化大革命》（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769页。http://www.sgwcn_com/bbs/dispbbs.asp?boardID=2&ID=4156&page=1
[70]出处同注[55]，第38页。http://www.sgwcn_com/bbs/dispbbs.asp?boardID=2&ID=4156&page=1
[7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648页。这里所说的“五不怕”，是指毛泽东过去提倡的“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http://www.sgwcn_com/bbs/dispbbs.asp?boardID=2&ID=4156&page=1
[72]见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将历史还给历史~~~好难！

姓名　　身份　　自杀时间　　自杀方式
邓拓　　人民日报总编辑，作家　　１９６６/５/１７　　服毒
吴晗　　北京副市长，历史学家　　１９６８/１０/１１　狱中自杀
范长江　人民日报社长　　７０/１０/２３　　跳井
翦伯赞　历史学家　　６８/１２/１８　　服药
顾圣婴　钢琴家　　６９/１/３１　　煤气
荣国团　乒乓球世界冠军　　６８/６/２０　　上吊
傅其芳　乒乓球国家队教练　　６８/４/１６　　上吊
熊十力　国学大师　　６８/５/２４　　绝食
上官云珠　著名演员　　６８/１１/２２　　跳楼
严凤英　　黄梅戏演员　　６８/４/８　　服药
老舍　　作家　　６６/８/２４　　投湖
储安平　　光明日报总编　　１９６７　 跳海或被红卫兵打死
沈知白　　音乐理论家　　１９６８　　自杀
傅雷（夫妇）　翻译家，作家　　６６/９/３　　上吊
李立三　　中共早期领导人　　６７/６/２１　　服毒
萧光琰　　化学家　　６８/１２/１０　　服药（其妻女随后也自杀）
田家英　　毛泽东秘书　　６６/５/２３　　上吊
李广田　　云南大学校长　　１９６８　　跳河
李达　　中共早期领导人，哲学家　６６/８/２４　　自杀
海默　　剧作家　　１９６７　　自杀后地下室陈尸７天
周予同　　文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　　自杀
小白玉霜　评剧演员　　服药
周小舟　　湖南省委书记　　６６/１２/２５　　服药
郭世英　　沫若之子，北农大学生　　６８/４/２２　　跳楼
郭民英　　同上　音乐学院学生　　１９６８　　自杀
舒绣文　　演员　　１９６８　　狱中自杀
马连良　　京剧表演大师　　６６/１２/１６　　服毒

沧海横流一书生
──屠德雍反“文化大革命”案始末

　　1978年11月28日，因投寄《文化大革命十大罪状》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屠德雍案，经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予以平反。1981年，由中央机关处理上访问题领导小组所属《上访通讯》编辑室编辑、群众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的《春风化雨集》一书，全文收录了成都市公安局办公室工作人员毛思寇、罗克刚、吴昌琪和中共成都市委信访办公室张建民合写的全面反映屠德雍同“四人帮”作斗争事迹的文章《英雄本色》（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办公厅曾将此文作为平反冤假错案的典型案例转发中央各部门及省市自治区党委，作者署名为中共四川省委写作小组）。全文如下：

英雄本色

　　在鬼蜮横行的十年浩劫期间，成都地区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文化大革命十大罪状》“反动信件”案。这封所谓“反动信件”无情地抨击了那场神圣不可侵犯的“大革命”，彻底地撕破了“旗手”、“顾问”江青、康生之流的伪装，它像滚滚春雷激荡着当年令人窒息的政治空气，同大逞淫威的“四人帮”开展了一场殊死搏斗。

“四害”祸国　“书生”奋起
　　案件发生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进入的第七个年头。祖国大地，百孔千疮，天空布满了阴霾。人们心头像压上了铅块，但地壳下运行着熔岩，沉闷中孕育着风暴。1973-3-23日下午，一个衣着朴实、举止斯文的中年人，在成都街头缓步而行。他来到红星街邮电所，警惕地看了看四周，迅速向邮箱内投递了一束信件，像完成了一件重大使命似地舒了一口气，然后从容离去。
　　不几天，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和黑龙江、广西、河北省一些县的革委会，纷纷收到内容相同的复写文稿。
　　这篇题为《文化大革命十大罪状》的文章，在一针见血地指出那场所谓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党历史上最大一次‘左’倾路线的产物，给全党和全国人民造成无穷无尽的灾难、痛苦”之后，淋漓尽致地写道：
　　──“文化大革命使90%以上的干部，60%以上的群众受到各种精神上的打击，政治上的迫害，以致肉体上的摧残，极大打击了干部和群众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对党的忠诚；
　　──文化大革命使林、康、江、陈、张等一小撮阴谋家、野心家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把党和国家引向灾难的深渊；
　　──文化大革命使工业生产受到了极大的破坏，生产停顿，财经枯竭，国库空虚，人民生活下降；
　　──文化大革命使科学、文化、教育、艺术遭到空前的灾劫；
　　──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一度在国际上陷于孤立，使世界人民思想混乱；
　　──文化大革命使自解放以来社会道德空前堕落，广大青少年被引上犯罪道路；
　　──文化大革命人为地造成人民群众之间的分裂和冤仇，甚至互相杀戮；
　　──文化大革命使党的威信一落千丈，战斗力丧失殆尽，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到彻底破坏；
　　──文化大革命使军队内部分裂，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大半丧失；
　　──文化大革命使无产阶级专政遭到严重破坏，阶级阵线混乱。”
　　这篇有胆有识、掷地有声的檄文，如一股清澈的山泉，注进了当时泛滥神州大地的政治浊流；像一把锋利的匕首，投向了天怒人怨的“四人帮”；似决堤的洪水，倾泻了广大党员、人民群众郁积心头的愤懑。

世上疮痍　笔底波澜
　　这年的“七一”，那个《文化大革命十大罪状》的作者，又忧心如焚地写道：“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如此艰险曲折而光荣伟大的道路之后，想不到在今天，全国绝大部分党员和劳动群众，会以极其遗憾和忧伤的心情，纪念它的52周年的生日。”他对刘少奇同志横遭诬陷愤愤不平，他大声疾呼：“以九大的左派（指主席台前排左边披着人皮的狼）为代表的一小撮阴谋家、野心家是混入党内的真正叛徒、内奸、工贼。不把他们清除出去，党就不可能真正回到正确路线上来。”就是这个文章的作者，从1973年3月到1974年4月，接二连三地奋笔疾书，一语道破“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是妄图转移人民视线，是极左路线又一次向人民反扑，像林贼和孔老二一样满口仁义道德，干男盗女娼的正是江、康、姚等一小撮阴谋家、野心家”。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呼吁：“一小撮叛徒、内奸、工贼林、江、康、姚及其同伙必须交人民揭露、批判、审判；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切政治迫害予以解除；一切证据确凿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及破坏分子应予以打击；必须切实地实行按劳分配原则，消灭寄生虫，提高生产率，尽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展工业，解决青年就业；必须对文艺、科学真正贯彻双百方针。”
　　一篇篇大义凛然的声讨书，饱含着人民的愤怒呐喊，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火星四溅地从成都飞向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这个甘洒热血的投书人，于1975-11-3日被捕。出人意外的是，喊出了几千万党员和亿万人民群众心声的强者，原是个埋头自然科学，专攻电磁场理论，被人看做不关心政治的“书呆子”。他名叫屠德雍，时年41岁，浙江宁波人，是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原电工教研室副主任，党支部委员，一个有20年党龄，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
　　“我开始也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反修防修的大事，参加过街头辩论，调查过一些事件的真象，但听到的，看到的却是武斗不息、机关瘫痪、工厂停产、农村歉收、干部受害、人民遭殃。而且‘革命’愈深入，后果愈严重。什么是修正主义？这样搞能反修防修吗？林彪的自我爆炸，才使我看清了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这伙害人虫，同林彪是一丘之貉，都是大乱天下的罪魁祸首。”
　　“文化大革命对党、对国家危害太大，我们国家好像生了一场大病一样，很长时间都不能恢复，自己很痛心。”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经济损失到底有多大，我凭耳闻目睹的事实推算：从1966年至今，因文化大革命而减产、停产和破坏等损失的国家财产达4000亿元以上；因为搞‘三忠于’，浪费在像章上的铝材达8000万公斤，油漆约1亿公斤。天府之国的四川，被搞得什么商品都要票证。这种把国家和人民越革越穷的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根本目的，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像我这样一个本来对政治并不敏感，对党和毛主席确有深厚感情的人，现在都有这些想法，可想别人是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的了。既然我的思想具有代表性，我又是党员，有责任把这些问题反映给党中央、毛主席，于是就这样挺身而出了。”
　　这就是他不顾坐牢、杀头的危险，拍案而起，呐喊战斗的思想根源。
　　在监狱里，在法庭上，屠德雍就是这样横眉冷对“四人帮”的淫威，一刻不停地斗争着、战斗着。他还利用一次被押出去批斗的机会，通过执勤民兵转交了一封致电工学院党委的信，内装三角钱，信中写道：“补上我被抓时来不及交的党费，我虽然遭受了如此沉重的打击，但坚信我们党的前途是光明的！”
　　1976-5-23日，屠德雍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这个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员，面对严酷的判决，泰然自若地说：“一个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暂时削弱而感到痛心的共产党员，竟受到如此的严重打击，但我既不怨天，更不尤人，既然我用自己的行动写下了自己的历史，我将接受历史的判决。我对自己的前途既不悲观，更不抱任何幻想。”这些质朴无华、字字千钧的话语，闪烁着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坦荡心怀。

党心民心　息息相通
　　在那动辄得咎的年代，在那一人犯罪，株连九族的政治环境中，人们噤若寒蝉。可是通过这起耐人寻味的“反革命案件”，却曲折迂回地反映了息息相通的党心、民心和党员之心。屠德雍一篇篇所向披靡的文章，如汤浇蚁穴，火燎蜂房，搞得“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惊恐万状。一刹间，这些所谓怀有“刻骨仇恨”的“反动信件”，通过种种渠道，迅速汇集北京。“限期破案”的电报、电话、指令，又从北京飞向成都。但是，光阴一分一秒地流逝，时间一月一月地过去。尽管催促的电报一封比一封紧迫，斥责的措词一次比一次严厉，专案组三撤三上，侦察人员换了一批又一批，但案侦工作仍毫无进展。是屠德雍有丰富的反侦察经验吗？不是。是他做得天衣无缝没有一点破绽吗？也不是。现在，从公安、司法机关保存的案卷材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作案者无意中暴露自己之处比比皆是，稍有办案经验的侦察人员，顺着这些线索，是很容易将他查出来的。这个案件之所以拖了两年零七个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广大公安人员对“四人帮”推行法西斯专制主义的抵制。
　　在监狱内外，人们采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对这个坚持真理，无所畏惧的共产党员无言的支持，心底的共鸣。
　　屠德雍被捕时，深知案情底细的公安人员，违例地没有给他戴手铐。一月后，他要被押出批斗，一个看守人员事前向他打招呼：“按规定，这次要给你戴手铐了。”临行时，另一个看守人员又上前仔细地检查他腕上的铐子，然后问道：紧不紧，要不要再松一点？”这使他感到纵使身陷囹圄，也绝非孤立。
　　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屠德雍的被捕，激起了广大师生员工的无比义愤。他们纷纷议论：“像屠德雍这样的人都成了反革命，阶级斗争真是太复杂了！”“党内出了那么多的叛徒、特务、走资派，现在又冒出了这种‘反革命’，真是要提高警惕才行啊！”人们就是用这样相互都能会意的语言，表示了他们的抗议！承受着很大政治压力的院党委，不仅没有搞那些年盛行的“追根挖底”，株连亲属的花招，而且在出具的“屠德雍现实表现旁证材料”中，还以“近几年来很少在公开场合发表议论，政治学习也不发言，工作能完成任务，群众关系一般”的评语，巧妙地回避了屠的所谓“反革命言行”。党委副书记在履行“教育家属划清界限”的例行公事中，当对方提出应当采取什么态度时，这个老干部意味深长地说：“你们实事求是就行了。”
　　天安门事件之后，全国笼罩一片恐怖气氛。屠德雍这个犯了“弥天大罪”的现行反革命，被作为杀一儆百的典型案件提了出来。
　　在正式判决的最后一次审讯中，屠德雍依然用他那特有的平静语调侃侃而谈。他再次对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进行无情的揭露批判，指名道姓地表示了对江青、康生这伙丑类的蔑视。对于这个拒绝“认罪”的罪犯，屏声敛息的司法人员放下手中的笔，合闭桌上的案卷，若有所思地望了望对方，欲言又止，下意识地翻了一阵卷宗，才冒出一句：“你太书生气了。”接着，私下向他透露：你的脑袋总算保住了。
　　5月，正是阳光灿烂，繁花似锦的时节。可是，1976年的5月却是乌云翻滚、寒气袭人。在那法制荡然无存的年月，像屠德雍这样的政治犯，尽管人们对他深切同情，热情支持，想出各种理由为他辩解，党的组织和公安、司法机关也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是，由于“四人帮”及其同伙凭借篡夺在手中的权力大施淫威，使这个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最终还是遭到了严酷的判决。

大地重光　力干四化
　　屠德雍被判处无期徒刑后，于1976年8月被送到四川省第二监狱劳改。
　　这个坚信历史一定会作出公正判决的共产党员，在投入劳改两个多月后，“四人帮”被粉碎了。他欣喜若狂，彻夜不眠。有多少话要对党组织和亲人们讲啊！但他并不坐等平反出狱，而是抑制住与亲人团聚的渴望，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为弥补十年动乱造成的损失，争分夺秒，努力工作。
　　这个忙碌不停的中年人，时而坐在技术室里，翻阅资料，埋头绘制图纸；时而出现在车间里，指点操作，检验产品；时而站在讲台上，用宁波口音普通话，对满座的青年人讲解电工学基础知识……
　　当时，尽管在这起“文化大革命十大罪状”案和冤假错案之间，还隔着一道“两个凡是”的鸿沟，但劳改工厂的干部却充分地信任和支持他。在这里，他大搞技术革新，为提高电风扇的产量和质量作出了贡献。他痛心地看到，“文化大革命”“造就”的那些青年罪犯，只会搞动乱，只会打砸抢，没有文化知识，没有生产技能，因此他积极地承担了向他们传授技术知识的任务。在监狱的两年多时间里，这个一心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的共产党员，在蒙受重大冤屈的情况下，还是这样忍辱负重，埋头苦干和忘我地工作着。
　　屠德雍被捕判刑后，他的一家又是怎样度过这段艰难岁月的呢？屠的妻子高怀珍，这个在南京工学院与他同学，同时毕业分配来电讯工程学院的党员教师，当听到屠德雍被捕的消息时，如晴天霹雳。为什么一夜之间，自己的丈夫从一个共产党员变成了“现行反革命”？自己也从一个共产党员变成了“反革命家属”？这在党的政治生活中，是不应该出现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出现了。她百思不解，彻夜不眠，她想到了今后的夫妻关系，她想到了孩子，她想得很远，很远……
　　1975-12-3日，屠德雍被押回电讯工程学院批斗。就在批斗的前一天晚上，这个和屠德雍朝夕相处近20年的共产党员，把自己的三个孩子叫到跟前，她感到不能再瞒下去了。她平静地说：“你们爸爸明天要押回学院批斗了，你们一定要沉住气，照常去上学，我相信党组织，终有一天会把事情弄清楚的。”两个小孩子眼睛睁得大大的，直瞪瞪地看着妈妈。大孩子却哭了，眼泪像泉水一样涌了出来，抽抽泣泣地说：“我就不相信爸爸是反革命！”倔强的母亲再也抑制不住了，一把将三个孩子搂在怀里……
　　批斗大会结束后，高怀珍怀着沉重的心情，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到家里。近20年的共同生活，使她对这个感情不外露的丈夫有了充分的了解。她仔细地回忆丈夫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始终找不到丈夫的“反革命言行”。批斗会上列举的所谓反革命罪行，她一字不漏地记了下来，这些都是她俩一起探讨过的共同语言。她得出结论：我们的夫妻感情割不断，思想观点也是相通的。不久，这个坚强的妻子，冒着凛冽的寒风，去监狱看望了她的丈夫。
　　这个深信自己丈夫是真正共产党员的教师、屠德雍贤惠的妻子，在亲友们的资助下，克服了经济上的拮据，顶着“反革命家属”的帽子，毅然地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带着三个孩子艰辛地生活着、工作着。
　　1978年5月，高怀珍患了乳腺癌，她担心自己上了手术台下不来。在入医院之前，她强忍着剧痛，满腔悲愤地一字一泪写下申诉材料，连同屠德雍入狱后寄给她的所有信件，交给了党组织。她希望这些最能显现一个“囚徒”内心世界的信件，对党组织复查这个案件将会有所帮助。
　　对于屠德雍这样一个忧国忧民、无私无畏的共产党员，清除“四人帮”之后，人们解放思想，砸烂枷锁，冲破禁区，纷纷为他的平反奔走。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党委，指派保卫处的工作人员多次向司法机关要求全面复查这起案件。尽管当时还有“文化大革命”这个禁区，还有“两个凡是”的精神束缚，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收到家属的申诉信后，院领导立即请示市委，市委负责同志明确指示：“应尽快复查这起案件。”在当时对屠德雍案件尚有争议的情况下，法院领导把他的所谓“反动信件”全文印发有关人员认真研究，组织讨论，并调集专门力量进行复查。1978-11-20日，法院送出了平反屠德雍案件的请示报告。25日，市委批示：“对屠德雍予以平反，无罪释放，恢复名誉，恢复工作，补发工资，恢复党籍。”三天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也作了同样的批复。短短八天，党内批复和按法律程序的批复相继下达。屠德雍在身陷囹圄三年以后，终于迎来了平反出狱的一天。
　　12月1日，一架银白色的双引擎飞机平稳地降落在重庆白市驿机场的跑道上。下机的旅客中，有成都市法院的两名干部和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一名保卫干部，他们是专程去重庆迎接屠德雍出狱的。在省二监狱里，向屠德雍宣读平反释放的“刑事判决书”时，这个又回到了党的怀抱的共产党员激动地说：“感谢党，我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为祖国作出贡献。”临行时，他又说：“走得太匆忙了，我还有几节技术课没有讲完，数控绕线机的设计图也还没有收尾，这些都是这个厂很需要的啊！”
　　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召开的平反大会上，屠德雍同志用朴实的语言表示：一、我是人民教师，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要更加踏实努力，献身党的教育事业；二、我的妻子忧郁成疾，患了癌症，今后在生活上要尽量照顾她，使她能更好地工作；三、要帮助正在上大学、中学的三个孩子，学好建设四化的真本领，使他们成为有利于人民的人。
　　此后不久，他利用业余时间抓紧完成了数控自动绕线机电器部分的设计任务，并及时把图纸寄给了省二监狱的劳改工厂。
　　最近，笔者去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采访，在一幢普通的教职工宿舍里，见到了屠德雍和他的妻子高怀珍。这间只有16平方米的卧室，陈设简单。引人注目的是，靠墙有一张大写字桌，桌上堆满了书籍和资料。当笔者请他谈谈“四害”横行时他的那段经历和个人感受，屠德雍同志似乎另有所思地说：“我回学院后，就很少去想那些事情了，当时的情景好些都淡漠了。”看来，主人的精力早已回到书丛中去了。
　　现在，他们的两个大孩子已考上了大学，正在知识的园地里吸滋着营养，增长着才干。高怀珍手术后，情况良好，经短期休息，已战斗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这个在“四害”横行期间挺身而出的共产党员，从出狱那天起，又恢复了“书呆子”的本来面目，仍然像过去那样不露声色，那样沉默寡言，那样不引人注目。这个已经提任大学讲师的知识分子，绝口不谈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只字不提个人遭受的种种冤屈，丝毫不求生活上的任何照顾，而是与他心心相印的终身伴侣，为了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更加勤奋地日夜工作和学习。
　　他就是这样默默无闻的“一个书生”！
　　他就是这样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

　　这是一件真实的故事，主人公的女儿同我是一个年级的同学，但一直没有同过班，名字也记不得了。记得当时我是在二十一中学的初三·六班，他的女儿在隔壁教室的七班。有一天，同学们纷纷在议论，出了一个反革命……但那时学校和大家都没有为难过她。

　　谢谢陈老师的提醒，我已将主人公收入到主站中的“巴蜀人物”中，可惜，主人公──屠德雍已过世二年多了，但值得永远怀念。详见：http://www.phoer.net/people/t/tudeyong.htm

成都文革造反派纪念章

成都文革造反派纪念章

成都文革造反派纪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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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文革造反派纪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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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化

谈文化大革命不可不谈“四大”。“四大”是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伟大领袖毛泽东亲自倡导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号称“大民主”。当年亲身经历过“四大”的人，今天都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凡是受到冲击的当权派，对“四大”无不深恶痛绝。而大多数参加过“四大”的人，也抱有同样的反感。回想起当年之勇，有人认为，“四大”就是乱，不能再搞了。只有极少数人备感亲切，希望再来一次，重温那种舒畅的感觉。

那么，如果追根究底刨问一下，“四大”到底和自由有什么关系，是什么样的自由？我的理解是，文化大革命的“四大”，是专制制度下特有的“钦定”自由。

在拙文《自由的来源》中，我曾经说过，自由大致上有四种来源，第一是造反打碎枷锁争得自由；第二是解放者带来自由；第三是皇恩浩荡恩准的自由；第四是和平持续争取来的自由。前三种都会带来貌似的自由而实际上的专制，只有第四种才有望得到真正的自由。文化大革命的“四大”应该是第三种。

“四大”所表现出来的“自由”，经过最高领袖的批准，打破当时的法治秩序，是一种类似法外开恩的特许。毛泽东看到刚点燃的文化大革命野火，有被刘少奇的工作组冷水扑灭的危险，打破常规地通过新闻传媒，发表了“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用亲身示范，来暗示青年学生：你们已经得到我的特许，有尚方宝剑护卫，放手大胆干吧。毛的这一宝押得很准，共产党本来就是解放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谁敢阻挠民主自由，谁就是反动派。刘少奇的“资反路线”自此全线大乱，不战自溃。毛大获全胜，“文化大革命”势不可挡，浩浩荡荡一直进行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天。

自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对这种自由心生厌恶，在眼中把自由视同于暴乱，生怕自由这个魔鬼再一次从瓶子里跑出来。一旦自由变了味，全国上下不论持何种政治立场，都同仇敌忾地仇视自由，抵制自由。自由正从中国土地上全面消失，中国人正在或已经和自由绝缘。有人甚至堂而皇之地说，人类社会根本不存在自由，因为人与其他动物的不同就在于他们有社会性，社会管理诞生了政府和法律以及相关的执法程序，这些东西都是用来限制人的自由的。没有政府和法律增加人的自由。从这里可以略见一斑，自由在中国先被利用而后又被糟蹋。

那么，钦定的“四大”自由，到底是怎样毒害了自由的呢？

首先，钦定的自由是一种特权。自由本身建立在平等之上，给每一个人相等的生存空间。只有相等空间，才能保证一些人无法侵犯另一些人。成为特权的自由就不同。在某种政治前提下，“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文化大革命的“四大”自由迅速造就了一群打手，对大量无辜的人群进行了反人类迫害。打手和打手之间互不服气，于是又出现蔓延全国的武斗。即便是特许的自由也不是无限度的，当伟大领袖改变了一下脑筋，刚尝到自由甜头的年轻人不是进到监狱就是下到农村。

本来，自由是一个心灵天使。如果说民主是对人和人的关系而言，自由则是对独立的个人心灵而言，民主关系建立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上，两者本质上都是一种美的追求。但是钦定的自由，虽然看上去也像自由，实质上却是放纵。这种放纵的自由不再有平等待人的边际，可以无限扩张。自由放纵不再是天使，而是恶魔。

现在正在中国泛滥的贪腐，则是钦定自由的另一种表现。虽然同样是某种个人自由的实现，可是非但不美，还丑恶无比。贪腐是特权的专利，平头百姓任你再贪，也贪不到别人口袋里的一分钱。由于“一把手一支笔”这一中国特色，一号长官的绝对权力是不受制约的。这些长官们超越法治超越程序的自由，由他们的任命者特许。作为交换，特许的这些自由被用来购买绝对服从和政治支持。由于行情越来越高，贪腐金额已成为天文数字。同样，这种特许自由也会一夜变色。重新洗牌和重组格局，使得反贪变得像儿戏一样平常，但就是无法根绝贪腐。

最后，由于这种钦定自由的丑恶表演，从根本上摧毁了自由的美好外观。在欧美大陆作为一个女神形象的自由，到了中国大陆，变成一个活脱脱的魔鬼。而重建自由，对中国的下一代或下几代人，仿佛成为一个不可能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