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阳神鸟金箔饰”新解
金沙金箔(即“太阳神鸟金箔饰”)
内容提要:宋元明清诸代兴起易图之风,追溯易图之源,巴蜀成为关注焦点。蜀人张先成注先天图,为现存最早的阴阳鱼太极图。张先成的先天图源自扬雄的“玄图”,“玄图”源自落下闳的浑天圆仪,浑天圆仪来自天文科学实践。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圆形金箔,形象地体现了“日月为易象阴阳”的基本易理和浑天说原理。金沙金箔即“古蜀太极浑天仪”,成都是古蜀天象观测之都。
关键词:易图,玄图,太极浑天。
作者简介:魏明生,四川省老庄学会副会长,社科高级职称。著有《张道陵“客蜀”创道新解》、《洪雅瓦屋山道教文化的历史考察》、洪雅瓦屋山与道教起源刍议》、《鱼雕·鱼符·太极图》、《漫话符的艺术》、《《张道陵传奇》等,参与主编《瓦屋山道教文化》一书,多次入选论文应邀出席全国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并被安排作大会发言。
“太阳神鸟金箔饰”新解
魏明生/文
《易经》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部由符号系统和文字系统组合的奇书,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儒道两家的基本经典。太极图是易经的图像模式,道家和道教的徽记性标志,享有“天下第一图”之誉,日益成为人类共有的国际性标志。对太极图的研究,已成为一种国际文化现象。关于太极图的著述,真可谓汗牛充栋。但是,对太极图的来源,迄今为止,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根据民间流传的原始道符和悬鱼风俗,曾在国际道学研讨会上发表了太极图根植于古蜀原始宗教的观点。近年来,在此基础上,结合考古发掘作深入研究,发现广汉三星堆遗址和成都金沙遗址的出土文物与古蜀天文学、易学有密切关系,太极浑天学说是破解巴蜀千古之谜的金钥匙。本文仅以金沙金箔为“古蜀太极浑天仪”说,就教于方家。
一、 易图在蜀
《易·系辞》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图即太极八卦图,始自易经。以图解易是道家和道教研习易经的一大特色。但是,宋代以前,人们对易图并不重视。宋人郑东卿在《先天图注》自序中说,他所见到的“先天图”,“无文字解注,而亦为无用之物也。今予作方圆相生图,为先天图注脚。”郑东卿将世人视为无用之物的易图当做宝物,为之作注,可谓独具慧眼。南宋时,这种“无用之物”,居然堂而皇之地登上了赵宋天子的金銮宝殿。绍兴四年(1134),朱震为皇帝讲解《周易》,向宋高宗进呈了周敦颐的太极图;干道二年(1166),又有张行成向孝宗皇帝进呈易学七书,书中载有《易先天图》三种,从而兴起了经久不息的易图之风。
宋代易图之风发端于司马光为扬雄平反。西汉思想家扬雄是蜀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因著《太玄》,被汉代以班固为首的群儒定为“诛绝之罪”,称“雄非圣人而作经,犹春秋吴楚之君僭号称王,蓋诛绝之罪也。”北宋历史学家司马光以大无畏之勇气,注《太玄》,作《读玄》、《说玄》,把扬雄从千古罪人“推崇为孔子之后第一人”(《太玄集注·前言》)的极高地位。
扬雄被定为“诛绝之罪”的历史悲剧,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文化基因考虑,古蜀人的思维模式与中原思维模式存在较大差异,导致了巴蜀易学与中原易学的矛盾冲突。巴蜀易学源远流长,奇才辈出,动辄标新立异,惊世骇俗,为中原易学所不能容,毁誉悬绝。除了扬雄之外,汉代易学家赵宾又是一例。
赵宾运用历数解易,发现了孔子易经中“明夷卦”的错误,予以纠正,惹出大祸。据《汉书》记载:“蜀人赵宾好小数书,后为《易》,饰《易》文,以为‘箕子明夷,阴阳气亡箕子;箕子者,万物方荄兹也。’宾持论巧慧,《易》家不能难,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为名之。后宾死,莫能持其说。喜因不肯仞,以此不见信。”意思是说,赵宾对明夷卦的解释,受到群儒的围攻,以致连他的老师孟喜也不敢承认他是他的学生了。这桩冤案,直到北宋末年王观国著《学林》才得以澄清。王观国对赵宾之说作了全面考察,得出结论说:“文王重爻之时,于明夷六五之辞,不应豫言箕子之明夷,此学者素以为疑也。赵宾训易,欲避此疑,故谓箕子者,阴阳之气,万物方荄兹,非商纣之箕子也者。”清人惠栋进一步指出:“明夷体坤,坤终亥出子,故云‘其子之明夷’。班固不通易,反以宾言为非。”赵宾精通象数,效扬雄之法,独辟蹊径,持论巧慧,为他人所不能驳倒,表现出巴蜀易学强烈的创新意识。孔子作《易传》,对于传承周易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因不懂天文,将“其子”改为“箕子”;又因班固不懂周易,固守传统,以赵宾之是为非,反铸千古冤案。扬雄对赵宾遭受诸儒围攻,没有趋炎附势,而是以科学的态度,采其说以为己用。
司马光重新评价扬雄及其重要著作,成为宋代大兴易图之风的先导。卷入易图之风的学子,大都是历代重要人物,除北宋大臣、历史学家司马光之外,还有宋代理学代表人物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明代易学家赵撝谦、赵仲全、来知德,清代著名学者黄宗炎、毛奇龄、朱彝尊等;主要著作有司马光的《太玄经集注并序》,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郑东卿的《先天图注》、张行成的《翼玄》(亦作《翼元》),赵撝谦的《六书本义》、来知德的《易经来注图解》、赵仲全的《道学正宗》,黄宗炎的《太极图说辨》、毛奇龄的《太极图说遗议》、朱彝尊的《太极图授受考》、胡渭的《易图明辨》等等。这些著作大都以图解易,力图探索易图之源,巴蜀因此而成为关注焦点。张行成在《易通变》中说:“先是(邵)康节之学有所传十四图者,世莫之传。先生得于蜀中估籍吏人之家,因演解之,以为象数之用。”比张行成略晚的袁桷借薛季宣、袁溉之语评论说:“河洛遗学多在蜀汉间,故士大夫闻是说者,争阴购之。”士大夫要得到太极图,须“走后门”“阴购”,其风之盛,可见一斑。朱熹为了从蜀地得到太极图,于绍兴四年(1193)嘱其友蔡元定(季通)“如荆州,复入峡,始得三图”(袁桷《谢仲直易三图序》)。据说此图出自蜀之隐者或青城山之隐者,亦说出自五代道士陈抟,或说出自后蜀彭晓注魏伯阳之参同契所作炼丹图等,不一而足。但是,迄今为止,从现存文献中能够见到的最早的阴阳鱼太极图,是张先成所作先天图。南宋临邛(今四川邛崃)人张行成隐居成都,“杜门十年”,著书七种,其中《翼玄》一书,对扬雄的《太玄》作了全面阐释,并以“玄图”为本,作“易先天图”三种,即:“先天方图”、“先天圆图”及“方圆合一图”。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