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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群英
巴蜀大地在现代出现了许多杰出的作家,如巴金、郭沫若、沙汀、艾芜、何其芳、李劼人等,成就稍居其次的作家更是数不胜数,可以说巴蜀文学的小说和诗歌的创作成就在全国遥遥领先;新时期也有一些巴蜀作家在全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知名度和成就远远不及建国前的巴蜀作家。无论从哪一种意义或角度上讲,巴蜀作家创作行为态势的变化、成就的嬗变都构成了十分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由现代的巴蜀作家群星灿烂到当代的孤星闪耀的巨变,由小说、诗歌的辉煌到只有诗歌辉煌的演绎,这是值得深思的,拨开其迷雾,也许可以带给人们一些启示。
一
在建国前的众多巴蜀作家的作品里,渗透着深深的生命、心灵和阅历的投影,生活现实与人物经历总是妙合无痕、挥洒倜傥,他们运笔总是那么得心应手又总是那般激情飞扬。建国以前那动荡的岁月或深或浅在人的心灵上打上烙印,他们通过难以言尽的生活经验和情感,开始了对社会、生命、个体等一系列问题的诸多思考。作为亲历者,他们凭借自己的体验和颖悟,以恢宏的气概和开拓者的精神,为我们创设了一个个在当下仍然具备鲜活的生命力的崭新世界。
巴金、郭沫若、沙汀、艾芜、何其芳、李劼人等一大批有特色的作家的辛勤耕耘,使巴蜀文学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奠定了巴蜀文学在全国的地位。建国前的这些巴蜀作家,他们或留洋,或在国内奔波,时局的动荡不安,让他们目睹了社会的丰富性、复杂性,了解了各色人物生存的众生相;国外的各种文艺思潮蜂拥而至,使他们深受东西方文化的熏染,这些无疑是他们创作的一笔弥足珍贵的财富。真实的反映、厚实的功底、诚实的人品,成为他们作品中极其珍贵的多样奇葩宝石,他们总是不断修正自我孕育更出色的艺术佳品。
无论是作品中浓重的时代特色,深刻的社会历史蕴含,对生活的细腻把握,对人物的精神的深入挖掘,还是其表现美好与苦涩,欢乐与悲怆的人生况味和亦喜亦忧的时代际遇,这些作家总是给予一种善意和警示结合的心理抚摸,寄予了一种深切的人文关怀,带给人启示和思索,使他们的作品更加深刻凌厉、丰富浑厚。他们在现代文学史上,在求索与体验中珍视自我、尊重社会,以自己特有的创作个性,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让其作品流传于人间,他们带有个性的诗歌或是小说的创作使巴蜀文学当时走在时代的前列,巴蜀文学的成就耀眼夺目。
二
这些作家,建国以后,在当时复杂的文艺要为政治服务的背景下,面对陌生的生活领域,他们有的选择了放弃,有的继续从事创作。因为特殊的历史条件,头脑成就大不如以前。事实表明,当时以政治追求替代审美的艺术追求,使一大批从旧时代走来的作家丧失了自己的艺术创造力。巴蜀作家在建国以前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在建国十七年,已黯然失色,留下了众多的遗憾和无奈。
新时期,文学焕发出新的活力和光彩。诗歌、小说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巴蜀文学的突出成就体现在诗歌的创作上,巴蜀诗人群星灿烂,在当代诗坛上熠熠生辉。但小说创作整体实力不够高,有特色的作家偏少。形成这样一种局面,不免让关心巴蜀文学的读者心寒。目前巴蜀的小说家不能与建国前的巴蜀小说成就相媲美,就与同时期的其他有些省小说家相比,也有一定的差距,读者热切地呼唤巴蜀大地文学的再度繁荣。
新时期的巴蜀小说,在全国受到关注的程度不够高。如果说近二十年,巴蜀文学亦有炫目之处,那就是周克芹、王火、阿来、柳建伟先后获得茅盾文学奖。新时期,巴蜀小说取得较高成就的人,可能要算阿来,他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深受读者和评论家关注。贺绍俊认为:“《尘埃落定》就像一颗颗微小的尘埃,在我们的眼前自由飘飞,当我们面对阳光,就能够看见这些微小颗粒飞舞的身影。这就是这部作品给我们带来的一种新的小说样式。”当年周克芹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让他风光无限,被喻为“川西平原上一颗树站成的风景”。王火、柳建伟都是十分出色的作家。目前,裘山山、麦家等人受到读者的青睐。白连春、何大草、李一清、马平、刘小川、莫怀戚、余德庄等人的小说,也正在得到文坛的深切关注。但与现代文学的巴蜀文学大师相比,却存在一定的差距。究其根源,笔者认为,产生小说成就嬗变的关键在于以下因素:
盆地意识具有封闭性,导致部分巴蜀作家固步自封,缺乏长远的眼光和宽阔的胸怀。这对一个小说家来说,这是致命的,因为限于一隅的本土化写作,如果缺少了民族及国际视野,其作品肯定是捉襟见肘,既小气又狭隘,很难被读者认同和感知。相比建国以前的巴蜀作家丰富的阅历而言,当下的巴蜀作家经历显得单薄和贫瘠,这已是营养不良,如果再禁锢自己视野的话,要在作品中表现形而上的东西,要想巴蜀小说成大气候,那真是异想天开。笔者认为,当务之急,巴蜀作家要从精神气质和审美意识中摈弃“盆地意识”,以海纳百川的气度,重新审视历史、现实及未来,所写的作品才可能意蕴深广而为广大读者喜爱。
巴蜀文学目前突出的问题是特点不突出,缺乏鲜明的个性。虽然也有一些城市题材的小说,但就不如王安忆的城市题材小说大气。虽然也有一些农村题材的小说,就不如同时期的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来得深刻。也有写平凡的人物生活,却远不如池莉的《烦恼人生》那么洞悉入微。如果说巴蜀作家缺乏创作的素材,那是荒谬的。因为新时期的四川(包括过去的重庆市),不乏可创作的题材,如革命题材、历史题材、城市题材、农村题材、山峡移民等,尤其是农村题材,应该是创作的宝贵资源。但作家在创作中,往往找不到介入生活的“阿基米德”点,有了好的材料,缺乏深入的开掘,这是当下巴蜀作家需要克服的缺点。创作的人物往往难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就很难产生上乘的作品,所以当下的巴蜀作家应在凸现自己的作品的特色上下功夫。不管怎样,凡大家,其作品都有自己鲜明而独特的特色。要有特色,它需要作家们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思想素养和艺术素养,不断地拓展自己的视野,需要跟随着时代的步伐,克服主观惰性,突破主观引力,不断从沉淀的知识宝库中提炼,不断地更新自己的审美观念和艺术观念。这就要求作家不断创新,才有可能创作出佳作。
一部分作家作品受理性束缚太甚,呈现出艺术想象力贫弱的现象,缺乏发自生命本体冲动的艺术创造力。因此,常被我们所谓的时代性完全遮蔽。与现实的距离太近,往往不能给人提供足够的想象的空间,这可能是目前巴蜀一些作家作品的硬伤。徐肖楠、施军认为:“市场化年代的小说叙事主流被现实所统一,而现实又被市场化意识形态所统一,叙事想象淹没于日常生活意识。”想象力的缺失,导致作品的审美单一化倾向。作家只有克服现实的羁绊,通过想象描写美的事物、美的心灵,才能把读者引入一个更为阔大也更为超然的想象空间中。作家只有按着自己的方式,寻着自己的追求,沿着自己的道路在创作的道路驰骋—想象,才会表现出自己的独特风姿。
在小说创作中,如果不把真挚诚实的情感力量传达给读者,小说就会看起来浮华做作得可笑。而崇高情感的出现是把凡俗的词语变成金子般精神的神秘要素。崇高的情感相应地伴随着伟大的思想。有些情感表达浮浅,因为作者未能从更深的层次去窥探和把握当代人所特有的生活命运、精神风貌和心理素质。这样的作品就难以在读者心中掀起感情的波澜。所以,当下的巴蜀作家应在作品中表现真实情感、美丽情感,体现自己的心音和弦,使其美妙而动听。当作家自甘淡泊而穿越自己心灵的枷锁时,当作家有了更深切的人文关怀时,他才能发现和呼唤生活中存在着的崇高之美。他的作品才会因情而动人、因情而美、因情而散发持久的芳香。
巴蜀作家,只有立足民族这块土壤,用自己的大手笔挥洒自由的笔墨,用沉静的心态面对喧嚣、浮躁的时代,写出自己真实的情感、写出自己的切身感悟、写出自己的深邃思想、大胆地进行艺术创新,就会创作出有深刻思想和巨大感染力的伟大的作品,就会给我们当代人、甚至后人留下弥足珍贵的东西,就会再现昔日的创作辉煌。
黄群英,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副教授,法学硕士
源自：《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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