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

极端总会在特定的历史环境里必然出现:)

在历史上，确曾有这样一位先锋人物，自打他一出场，每每坐在仕途的要津。他不爱读书，却通晓现代军事和科技。他兴办了众多实业。我国近代的先进技术几乎每一个领域，都打上了他鲜明的印记；他通晓现代军事，是我国现代化军队的始祖。他不好纸上谈兵，无师自通，能亲自领兵打仗，百战百胜。他还是一个成功的外交官，为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立下了汗马功劳。正是因为他的超凡的能力，也赢得了世界各国的尊重和支持；他戮力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并行，为中国的改革发展立下了不朽功勋……

现在，我叙述他的光辉事迹，为留悬念计，先隐其名及其一些历史细节，然后慢慢道来……

一：力倡政治改革

在我大清时期，他一直就是一个改革发展的力倡者和身体力行者。1895年7月，他结识康有为、梁启超，代康有为给当时的重臣荣禄递送了一封《万言书》，而荣禄却紧辞不受。同年8月底，康有为在北京发起创立爱国团体强学会，他积极参与，并捐款五百金，还积极发动别人捐款。为建立报馆、图书馆做准备，与康有为积极筹划开设书局。

德国侵占胶州湾事件之后，1897年12月末，他上书支持变法的翁同酥，力陈今日时局危险之极，必须实行变法。而变法最要者在于抓好我国的人事制度、财政和练兵三大变革。而翁却以为他流于空洞，对他不予理会。他则一再陈词。倡以现代西方的练兵之法，建立一支现代化的人民武装。而对反对改革的爱国愤青和极左份子，他则提出采用以厚禄养之，高级别待遇以荣之的办法。他说，世界各国之所以强大，无非在于政治的清明，经济强盛、军事强大而已，如果我们还是用旧人，采取极左政策，必然会事与愿违。以此望治，不过是南辕北辙，必然只有失败了！他专门找来《瓜分中国画报》给翁同酥看，激言变革图存的道理。

二：置身累卵却保一方平安

1900年1月，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赖极左愤青义和拳的所谓爱国热情，发布命令，承认义和拳为合法的群众团体，义和拳因此改名为义和团。和现在一样，这些义和团一经政府鼓动，因此极为活跃。其中以山东和北京地区为最盛。

在此之时，作为一个维新派官员，在各国的支持下，我国政府派他担当山东省长兼省委书记。这时的义和团，已不仅仅象我们现在只是搞搞游行，撕撕广告，罢罢洋货和喊喊加油了，而是发展成了暴动。他们知道洋枪厉害，因此就有针对性地“长自己志气，灭洋人威风”，自欺欺人地把我们的国粹拿出来，宣扬请神附体，刀枪不入的神话来鼓舞士气。他们烧教堂，杀洋医和传教士，还将我国信教的教民斥为汉奸，严刑拷打，一家一家地进行灭绝性屠杀。

面对这些愚昧的“爱国者”，他极清醒地认识到，说义和团毫无本事，绝对不能指望他们来消灭洋人。而且，即使他们真能消灭洋人，也不可靠。他说，假如他们真的所向披靡，连国家都打不赢的洋人都给他们打败了，那么国家又用什么来制约他们呢？他还说，山东的胶州湾、威海有德军和英国驻守，弄不好，他们这一闹，不正好给了外国人以进剿的口实，这样必将引起全省的震动！

1899年12月，山东发生了一起教案。一英国传教士被极左份子杀害。此案一出，英国驻中国公使立即向我国当时的国务院发出照会，声称必须使传教士得到有效的保护，并指令驻上海副领事和两名传教士到济南出席审判。结果，此案在他的主持下，判处了义和团两名杀人凶手死刑，一名终身监禁，两名有期徒刑，赔偿教堂白银九千两，并替这位传教士树立纪念碑，这样还不行，他还将发案地肥城县令给撤职查办。

为避免这样的暴力事件再次发生，他还派遣军队对所有教堂、教士严密保护，并要求教士集中居住，不要外出，以免遭到报复。他还违背国家仇视洋教政策，把勒令教民退教，改为让教民暂退教，以作保全。后来，还明确发出禁令：如果以仇教的名义，杀害平民百姓的，一律按土匪惩办！最后，他还违抗中央命令，反复强调：“凡系匪徒，必须剿捕；凡系教堂，必须保护”！而且，还保证人民的宗教自由，命令说，教民不愿退教的，一律不能强迫。

1900年“5。1”劳动节，我国政府准备将义和团改为官办团练，而他态度非常坚定──表示强烈反对！他上书说，这些拳匪每每聚众游行，大肆抢劫，不能说是保护身家；焚杀掳掠，抗拒官兵，不能说不是作奸犯科；掠害平民，骚扰地方，不能说是专仇洋教。因此，我们应该做的是严加预防，不能权宜迁就。

6月份，义和团大量串联到北京地区，我国政府看到其势力不可遏制，而且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因此更是宣布其为“义民”。我国政府、包括国家领导核心慈禧太后都相继接见他们，予以安抚。

政府的鼓励，使义和团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最终酿成了杀死外国使节的大祸。终于6月10日，引起了俄英美日德法意奥等八国组成八国联军的攻击。而前国家领导核心慈禧太后，头脑发昏，于6月21日，宣布向八国联军开战。结果义和团却不济事，尽管我国军民拼死奋战，最终仍然是7月14日，天津被攻破。8月14日，北京失陷，前国家领导核心慈禧太后和光绪仓皇出逃。

“国难兴邦”，6月中旬，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民参加到义和团的行列，英勇抗战。这时，他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立即发出命令，将山东境内的传教士转移到济南居住，或者暂移海口，以避锋芒。后来，又限令官员限三天内，将在境传教士护送到通商口岸，在其周密的布置下，山东境内竟然没有一个洋传教士被害。他还对拳匪，严加进剿，使山东境内呈现出一派安定团结的局面。

当12月八国联军在北京地区烧杀掳掠无恶不作，而一看到山东界碑和村镇墙壁上书写的“此山东境”几个大字，八国联军就突然变得文明起来，掉头而去，以致八国联军之祸乱北京、河北，而对山东竟然是秋毫无犯。因此，他的恩德广披鲁境，受到了山东官僚和人民的一致赞颂。

三：建立了我国第一支现代化人民军队

正是因为他的能力，他在山东省长兼省委书记任上只两年时间，就成了北京地区省长兼省委书记。自戍戌变法失败后，我国新政几乎全出于其手。

他建立了一套现代化陆军模式，为现代化人民军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军队从此改天换地式地发生了根本转变。

在他制定的章程中，严格了入伍新兵的选拔要求：年龄须20至25岁；力大平举百斤以上；身高四尽八寸以上，每小时能走二十里以外；报明三代人口、住址、和箕半数目；抽鸦片的、素不安分的、犯有刑事案件的、五官不全、体制软弱和有眼病、暗疾的均不收。

他还规定：青年必须由地方官公举才能当兵。一是需要是当地人，有家属，溃勇、游民不得当兵；到军营后，对官兵的银饷，一律每六个月发给其家属。并且规定，要优军优属，对军人家属，地方要进行保护，不能侵犯。家属遇到官司，也一律按初中毕业（秀才）待遇予以优待。每名士兵准许免农业税三十亩，以示体恤。一人当全兵，全家光荣。但是，士兵潜逃，则严密查拿；一个月仍无下落的，就追究家属；地方官查缉不力的，则以撤职查办。这个章程是他仿效外国的征兵制度制订的，使士兵不再带有过去的雇佣兵性质，为我国现代兵役制的首创者。

他对我国现代化军队的贡献还不止如此，他还对整个从中央到地方的军事架构，进行了大幅的改革。使我们的人民军队成为了一支现代化的军队雏形。

1902年6月他在保定创设了军政司，作为治军的领导机关。下辖兵备、参谋、教练三处。兵备处负责考功、执法、筹饷、医务；参谋处专管谋略、调派、测绘；教练处专管学务、校兵等等。

他还吸收外国的治军经验，创制了常备军的营制、饷章。把军队分成常备兵、续备兵、后备兵三种。服现役的为常备兵，服兵役三年，拿全额津贴；三年后，光荣退伍，为续备兵，仍有津贴，平时在家各就其业，每年10月仍进行军训；三年后，则转为后备兵，月饷为续备兵之半，每隔一年操练一次，四年期满，退为平民停饷。遇到战事，就可以征调续备兵、后备兵入伍参战。这种将军队区分为现役军人和预备役军人，在中国还是首次。

他还对军队的结构进行了重大改革。称军队为陆军。将二镇（师）编为一军，每镇步兵为二协（旅）马兵为一标（团）跑队一标（团），工程兵为一营，辎重队为一营。营下为队（连）队下为排，排下为棚（班）。全镇为125·12人，一变我国旧军队为一支现代化军队。从此，他担负起了我国全国的军队改造和训练任务。为我国现代军事人才的培养，对我国的军事现代化，比百年来任何一个人的功绩都要卓著！他还制订了编练三十六个师的整军计划，所有工作于1905年全部完成。从此，建立了以前国家领导核心慈禧太后为领导的我国第一支成建制、多兵种的现代化陆军。可以说，没有他，我国军队到现在可能还会是使用长矛刀棍的中国特色部队──他是我国现代化人民军队的鼻祖！

他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军校，并广泛选拔人才出国留学。1902年3月，他从武卫右军学堂中挑选五十多名，派赴日本陆军学堂留学。同年6月建立了保定行营将弁学堂；1903年，兴办了陆军小学堂和武备速成学堂；1905年还设立了军医、马医、经理、军械四个学堂，培养专门人才。他还兴办了电讯学堂、宪兵学堂。1906年，还在保定成立了军官学堂，教授高等兵学。还成立了讲武堂、学兵营各一所。

他还致力于我国最后的兵工产业建设。派人赴德国和日本学习武器制造，武器由此统一了口径和规格，给训练使用和修理补给提供了极大便利。还在军队配备了现代化的通讯设备无线电，服装也由作了改换，为军队配备了军医、马医，改变了旧军无医的面貌。

四、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支警察队伍和现代化消防队


1902年，他还参照外国办法，拟定章程，在保定创设了警务分局一所，分局五所，巡警达到了五百人。还创办了巡警学堂，聘请洋人教员，编译外国有关警务书籍，教授警务知道，令各局巡警学习。在巡警方面还增添了河巡、马巡、暗巡和消防队，在全省建立了警察网。他是中国警察的首创者．
                                                                                                   


五、勤勉务实整顿吏治


在他任北京地区省长兼省委书记时，我大清当时非常的腐败，他就是从不准受贿做起：

一是公费代受贿以养廉。当时有“陋规”，也就是“常例”，就是官员凭借权力按时、按节、按事向所属机关和人员索取的钱物。他对此非常理解，而不是简单地采用现在的雷厉风行的办法，而是先作理解。他说，之所以有此陋规，最主要的是官员俸禄微薄，而办公用度又浩繁，因此不得不取自于属吏。他提出了一个办法，就是令道府、州、县各将每年应得的属员规费据实以报，按其向来所得之多少，明定等级，酌给公费，任何人不可私相授受。倘再行摊派或有馈赠，就要严加治罪。1904年，他又实行了津贴办法，对一些穷本省34个穷州县官员，实行每年补贴。

第二个是设立官吏考验处。考察科目分为：阅历；批判（文案）；律例（新旧法律、各国宪法）、行止（如是否沉稳、是否吸鸦片）、口才。这种干部考察制度，事实上到现在我们才捡起来，相当于干部考查。直到现在我们的干部考察办法还没有这么完善。

第三个是设立调查处。调查分为平时和临时。主要是比较官吏政绩、采访舆论及各个案件是否涉及。

第四个是开官智，培养新政人才。建立了法政学堂，专招候补人员学习，还附设了幕僚学堂，专供幕僚学习。法政学堂主要是讲授法律，包括大清律例、大清会典、交涉约章、政治学、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商法、国际公约、国际私法、刑诉法、民诉法、裁判所构成法、应用经济、财政学、警察学、监狱学、统计学、中外通商史、日语、演习裁判。其课程设置，事实上比现在的我们的政法大学还要完备。

他还注重出国留学。将未赴任的州、县实缺官员先赴日本游历三个月，参观行政、司法、各官属及学校、实业，回来后再赴任（2007年我们现在还采用过这种做法，不过，名之为“改革”，其实他早在百年前就这么做了）。再就是委派“海归”到新政部门工作。


六、兴办实业


一是开办银元局、官银号等金融事业。他实行率先实行币制改革，铸造银元、铜元，以代替铜元代替制钱，以银元代替银两。后来又开办官办银号（后改为银行），发行银两票、银元票、铜钱票。开我国币制改革之先河。

二是办工业兴实用科技教育。他开办了高等工业学堂，设化学、机器、化学制造、图绘等科。还创办了劝工陈列所、教育品制造所、实习工场（工业学堂实习用）、劝业铁工厂、种植园、官纸厂、劝业会场等等一批大型实业。还开办了夜课补习所，开我国夜校之先河。为了使工业发展，他还派出工业学堂教员和工商业家到街头演说、宣传，还派人到处宣传办实业。对办实业的人，还实行评比制，1905年就评了模范工厂27家，1906年模范工厂达到58家，对优胜者给以奖励。还引入国外的“专利权”概念，对一些发明给予专利权。

谈到京张铁路，我们知道有个詹天佑。但詹天佑就是他委任的！这条铁路是我国第一条由中国自筹资金、自行设计、独立修建的铁路。


七、废科举兴教育


早在1903年，他就和张之洞联名上书，言“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并提出了渐进式的过渡办法。1905年，他又联合各大员向中央递交了《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并妥筹办法》，痛陈：即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也需要数十年后，才可以培养出来！因此，奏请立即停止科举，推广学校。这次终于得到了中央的肯定。立即下发文件，将所有乡、会试和各省岁科考试一律停止，从此科举制度得到废除。

科举废除后，他又投身大举办教育。为了便于强化管理，他组建了教育行政领导机构。1902年在省城设立了学校司（后改名为学务处），专门督办全省教育，下设专门教育、普通教育、编译三个处室。还下设了研究所，研究学校编制、教授方法；还通令各地成立劝学所、宣讲处、阅报的、进行宣传引导。他还为办学筹办经费。开办师范学堂培养师资力量。到1906年，在北京地区，他就开办的各级各类学堂谅有大学堂一所，高等学堂1所，医学堂1所，高等工业学堂1所，高等农业学堂1所，初等农工业学堂及工艺总局附设艺徒学堂21所，优级师范学堂1所，初级师范学堂及传习所89所，中学堂27所，女学堂40所，吏胥学堂18所。此外，还有客籍学堂、图算学堂、电报学堂各1所。注册入学人数达到了8万6千人。连同武备、巡警等学堂，总数达到十万人。到1907年，学生达到了16万4千人，位居全国第二。而北京地区的学务资产，则名列各省之冠。直到民国初年，北京地区的教育都是全国最好的，这主要有赖于此人之功。

这么罗列下来，已经很不少了。但是，对于他的改革业绩，可能还是括一漏万。这个人就有这么牛！

正因为他有如此改革业绩。因此，当中华民国初立时，甚至连孙中山的革命党内部的很多人都瞩意于他，最终逼孙中山下台，把临时大总统之位，让予此人。对，此人就是做了83天国家领导核心梦的──袁世凯！

文章提交者：di1yu0huo3   

没有孙大炮捣乱，北洋政府也许会在宪政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文章提交者：猫和老鼠和狗   

袁是个复杂的政治人物

不能简单地说他就是 伟大先驱  或  复辟混蛋


说伟大先驱  我是反对的    首先他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改革路线

说他是个驾驭者比较合适   在他主政时期  国民获得了一段短暂而安定的统一时期

文革论调：对义和团和红灯照持甚么态度是衡量一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试金石。


对于义和团运动，我相信很多人和过去的我一样知之甚少（确切的说只知道教科书上的几句评语），也不会认为这和自己有什么关系。不过，在现在这个一切都在发生着剧烈变化的年代，回过头去省视一下一百年前那个同样发生着剧烈变化的年代，无疑会对我们产生帮助。就如先哲们曾经预言的那样: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

义和团民

义和拳匪盲目仇外

在当时的中国能够进入内陆地区的只有传教士，而义和团运动仇恨的一个重要目标正是教会组织。教会在中国吸纳教众引起了当地人的很大不满，这里面固然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传教者中间良莠不齐，不过就以几个传教士的能力，又能做出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情来呢，为何能够掀起这么一场巨大的排洋风潮？

回顾当时发生的“教案”，绝大多数并非利益冲突，而是思想冲突，当时的中国人指责洋人的宗教是宣扬“无君无父”，还有妇女若是信教则被视做“伤风败俗”之事。比如1875年元月，荆州教案，旗营妇女诵经，被其夫逼杀。

中国古代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的对立是造成后来仇洋情绪泛滥的根源。除此之外，当时人们的无知和愚昧也是造成这种敌视情绪的重要因素。比如通过自己的想象虚构一些现在看来极其荒谬的“洋鬼子罪行”:

（洋）银必取中国人睛配药点之，而西洋人睛罔效，故彼国人死，无取睛事，独中国人入教则有之。……（洋人）能咒水飞符，摄生人魂与奸宿，曰神合。又能取妇女发爪置席底，令其自至。取男童女童生辰粘树上，咒之，摄其魂为耳报神，……甚或割女子子宫、小儿肾子，及以术取小儿脑髓心肝！（《反洋教书文揭帖选》9页）

（北京西什库教堂）墙壁，具用人皮粘贴，人血涂抹，又有无数妇人赤身露体，手持秽物站于墙头，又以孕妇剖腹钉于楼上，故（义和团）团民请神上体，行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即下法，不能前进，是以难以焚烧。又兼教堂有老鬼子在内，专用邪术伤人，固难取胜，反多受伤。（《庚子记事》28页）

在当时广为流传的义和团揭帖中记载了众多类似这样的控诉洋教的文字，经受过现代科学教育的人们不会相信这一套，不过当时的义和团自己也到处开坛做法，人们自然深信不疑。

义和团运动于90年代后半期起源于山东和直隶，以“练拳”为名组织起来，攻打教堂，反洋教。1898年10月下旬，山东冠县梨园屯拳民起义，使义和团运动迅速兴起，从山东发展到直隶，并于1900年夏进入北京天津。

义和团进京，奉旨造反

如果说这种极端情绪只是在民间的话，那还不至于惹出什么大麻烦。不过很不幸的，这股力量卷入了一场更加巨大的政治斗争之中并被迅速催生成更为可怕的政治运动。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慈禧通过政变重新实行训政。但慈禧对于屡屡反抗自己意愿的光绪皇帝仍然非常不满，打算另立新君，不料各国公使都喜欢光绪的开明，联合起来反对，慈禧只得作罢。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慈禧召集群臣，宣布封端郡王载漪之子为皇子，再次试图废光绪，两天之后，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等1200余人发电报反对废立，称“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慈禧一心要废光绪，但又被洋人打得怕了，就在此时，端郡王向其推荐了义和团，说他们可以到枪不入，不畏洋枪洋炮。

义和团原本在山东声势最为浩大，原因就是山东巡抚毓贤纵容当地义和团攻击教会，直到后来他们闯了祸（杀死了洋人），惹的外国公使问罪，清廷才罢了毓贤的官，将其召回京城，改派袁世凯去当山东巡抚。袁到了山东后毫不留情的镇压，当地拳民纷纷逃往直隶京津一带。

再说那毓贤到了京城，到处向王公大臣们吹嘘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当时京城中顽固派势力的代表端郡王、庄亲王和大学士徐桐如获至宝，鼓动慈禧利用义和团来对付洋人。说起这个徐桐，后来鲁迅曾说他“只知道世界上有英格兰、法兰西，却不知葡萄牙、西班牙，认为那是洋人要得太多不好意思了，所以才编出来的”，而这位徐中堂正是后来义和团的实际指挥者。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慈禧派军机大臣赵舒翘等前往涿州、良乡宣抚义和团。该月二十日深夜，有人送了一份洋人的照会给荣禄，要求慈禧立刻归政于光绪。二十三日，清廷召开会议，决定宣战。

后来慈禧才发现原来那份照会是假的，是端郡王为了让自己儿子当皇帝所使的激将法，但为时已晚。次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崇文门大街被戕。清军及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及西什库教堂。二十五日，清廷正式下诏与各国宣战。

六月起，义和团大规模进京，其强盗本性才真正暴露出来。抢教民之财物是常事，坐地卖所抢之物亦有之。他们称"所烧皆奉教之家，并未延及良民。"（《庚子记事》第13页）在义和团的逻辑中，凡是信了教的中国人全都该杀。

7月15日开始，义和团进攻聚集在宋家河的三千多名教民；三天后陈泽霖又带2500名新军加入；到20日，义和团用炸药包炸毁围墙攻入，杀死了所有做最后抵抗的修女，然后对困在教堂中的1000名男女老少施以焚烧，只有五十人从窗口逃出；加上被陈泽霖带回北京的、被义和团卖为奴隶的、夜间逃出的，只有五百人幸存。

义和团把传教士称为“毛子”，教民称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 者依次被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统统在严厉打击之列。他们经常随便找一家大户人家，指其“里通外国”，然后冲入家中洗劫一空。因为义和团仇视一切育洋人有关的东西，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对开明官绅，维新派人士，义和团更是明言打杀，要“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

由于义和团是“奉旨造反”，其威势无人能匹，他们甚至胆大到冲进紫禁城去捉拿光绪这个“头号卖国贼”，结果被慈禧骂了出去。其他大小官员，外国使节，更是不放在他们眼中。本来洋务大臣李鸿章也是义和团的目标，不过他倒是有先见之明，提前讨了个两广总督的差事避难去了，直到后来慈禧逃出京城之时下旨让他全权负责收拾残局。

“刀枪不入”者先毙于洋枪后处斩于菜市，败亡收场

义和团的衰亡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刀枪不入”的神话在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约 20000人的“八国联军”面前彻底破灭了。可笑的是，八国联军已经打来了，义和团却还仍然热衷于烧教堂、杀教民的运动，甚至于为了保私仇，天津的义和团还从背后攻击正在抵抗八国联军的清军聂士诚部。

六月十二日，慈禧调两广总督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办理对外交涉。十八日，八国联军陷天津。二十七日，主和派官员许景澄、袁昶奏劾大臣信崇邪术，误国殃民。七月初四日，慈禧将许景澄、袁昶处死。十七日，又将同样为主和派的徐用仪、立山、联元处死。二十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次日，慈禧与光绪帝出北京西奔。

这场运动最终以签订辛丑条约告终，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每人为义和团陪一两银子，同时俄国还趁机占领了东北。

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

邹容在其著作《革命军》中说“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加波拿里，为国民添祸乱。”

鲁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说:“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起事……”。

蔡元培在1916年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华工学校讲义》）

李大钊在他著名的宣言性论文《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7月1日）中说:“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陈独秀在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克林德碑》一文，更是全面分析了义和团运动在五个根本方面反时代潮流的特征，陈独秀最后总结说:

“照上列的事实看起来，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甚至于，闻一多谈到自己从支持国民党到支持共产党的转变时说，因为蒋介石1943年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要大力弘扬八德四维等中国传统文化，他这样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八年的回忆与感想》）

可见就在义和团之乱的几十年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者们对于义和团的认识有着惊人的相似。

文革赞颂红灯照：“造反有理”

义和团被美化甚至神话是在文革时期，当时提出了"在甚么场合对义和团采取甚么态度，如何评价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仅成了衡量人们是否坚持党的路线的唯一标准，而且更广泛的意义上，成了估量人们是否忠于革命，是否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甚至成了评估人们是否对祖国忠诚的唯一标准。"（[美]柯文《有争议的往事:作为历史与神话的义和团》，论文集）

《文汇报》1967年4月14日发表的《赞"红灯照"》（《人民日报》4月17日转载）是当时评"红灯照"的第一篇文章，主要的观点就是要保卫文革及其化身红卫兵，而反对头号敌人刘少奇。

这篇文章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对义和团和红灯照持甚么态度是衡量一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试金石。在这一年的4月份，《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分别整版刊载红卫兵颂扬红灯照的文章和历史学者整理的义和团史料。当然其中不包括关于义和团降神附体、"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把板凳当马骑、高粱叶当刀"等迷信的东西。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论愚昧、偏激的程度能够与义和团相提并论的，也只有文革。在这场破坏性更甚义和团的十年运动中，义和团运动被戴上了“反帝”、“人民运动”等光环，更成为“造反有理”的佐证。

愚氓奉旨造反，何日可休？

由于种种原因，直到现在义和团仍被冠以“反帝爱国运动”的美名。不过，这个“反帝”的头衔实在是太过牵强，因为他们分明就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反洋”，而且是反对一切与洋有关的东西，包括铁路、轮船、电线杆等等。至于“爱国”更是何以见得，光是被他们杀死的国人数量还远在洋人之上，最后还害的中国人又受一次耻辱，说“害国”恐怕更为确切。

以今天的观点来看，西方列强既给中国带来了先进文明，同时也用武力侵占了中国人的利益。纵观整个义和团运动，他们从未着眼于收回被占领土等合理要求，他们要求的是彻底拒绝西方文明，完全回到因循守旧的老路上去。

相比之下，义和团与文革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同样是平民百姓的极端排外情绪被官方鼓励，并被用于政治斗争中去；同样是用愚昧取代科学；同样是盲目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

中国的大门被列强用枪炮打开之后，随之而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思想。其中一种提倡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包括科学、制度等等，另一种则反对对现状做任何改变，这两种不同思想的代言人就在短短几年中各自登上了一次历史舞台，并且都以失败告终。这两者哪个更先进是不言而喻的，不过直到陈独秀提出引进“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后，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才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广为接受。

义和团虽已是百年前的事情，但义和团的阴影却从未从这个国家的上空散去。在这个时候，重新审视中国曾经走过的那一段真实的历史，无疑是有着借鉴意义的。

中评社香港8月14日电／台湾知名媒体人陈文茜今日在中国时报刊文说，从北京奥运烟火的中轴线，阅读历史，在时间的长河里，我们从鸟巢、永定门、紫禁城、圆明园…一路望向居庸关，等于阅读了近六百年的中国历史。其间梦想或悲愤，只有一轴之隔。

　　八月八日夜晚，这是蔡国强一生施放烟火的最大一场表演，也是他著名的、央视无法转播的寻根脚丫烟火之旅。剎那间，六百年的中国历史全在蔡国强灿烂的烟火中被回忆，也被感慨。

　　北京奥运，没有几个北京人从八月八日、或仅仅一场体育盛事描述它。一个当夜值勤全身湿透的青年志工如此期许自己：“这是我爷爷奶奶等了一辈子，等不到的中国。”他从上午即被分配站立“土城站”地铁入口，这是北京城唯一通往奥运场馆的路，当天全球九万个人都得通此要道，入“鸟巢”参加开幕式。年轻人并没给自己多带瓶水或毛巾，当天北京的雾浓浓厚重，他的心情也是。

　　担心恐怖攻击、担心安检过严游客不满、担心天下起大雨人工消雨失灵…，年轻人在担忧的心情下没忘记一路保持微笑，引导全球不同肤色的客人；为自己的爷爷、为父亲站在这里，为一条曾经辉煌日后衰败的中轴线站在这里。当烟火自鸟巢上空如反方向的瀑布往空中升起时，他和身边的青年志工们都哭了。三年的志工训练，百年的奥运梦，三个世纪的衰败，北京这一刻，不容易啊！

　　从北京奥运开幕仪式回来这几天，我逐渐淡忘了张艺谋华丽炫目神话般的演出仪式。那位我已走不太动，沿路扶着我的年轻人，他谈话的点点滴滴反而不断地浮上我的记忆。

　　每个北京人都在强大的历史感与梦想的驱策力下，投入这场奥运。你是民工、你是参与计划的建筑团队、你是志工、你是提着乌纱帽赌鸟巢前卫建筑会广受欢迎的副市长、你是广场里噙着眼泪看奥运转播的小市民。无论大官、无论小民、无论演出者、无论爆破工程队…。梦想，像一张庞大的网，把他们无边无际编织成无形的鸟巢钢材彼此环绕拥抱。一位导览我们上车的洋人义工，她已参与了七届奥运回忆：“这是史上最大体育会；没看过全国那么多人，只为了共同努力一件事。”

　　北京奥运西方媒体从质疑、批判、改为赞叹，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人的历史情感与悲愤超越。中国不再自愿隔离于世界，愤怒与狂热的复仇心里逐渐远离了这个古老民族。当“日本队”走入会场时，北京鸟巢观众给予极大的掌声，美英法义…八国联军全回来了，一起与北京在欢乐中，共同颂赞一场源自西方文明摇篮希腊的体育盛会。

　　北京走到这条路很不容易。不谈古老的战乱事迹，就从二○○一年七月十三日申奥成功那一天起，全球多少人，一路唱衰京奥。二○○一年三大男高音在紫禁城午门前演唱，已被看成了不起的开放大事。在此之前，北京几乎宵禁，夜晚没处可去；什剎海仍留着慈禧后花园年久失修的模样，皇家粮仓只是一群烂胡同违建旁的古建筑。

　　北京奥组会初组成，延揽了一批说英文新华社的老家伙，三年前我们前去拜访时，接待人如赶牛口气，典型官僚，问起台北将办听奥之事，态度鄙夷至极；直至蒋效愚主委出面，客客气气接受我的访问，工作人员才又势利眼地来个态度大翻转。

　　而国家大剧院、鸟巢、水立方等前卫国际建筑，正面临国家院士带领全中国百名建筑系教授上书，“毁了北京城！”

　　坚持了几年，鸟巢筑起，开始有了掌声，企业总部也纷纷在此氛围下延揽国际建筑师。北京的房产界流行一句话，“上海的建筑是胆小鬼，贝聿铭已过时，别老找咱中国人。”于是日本隈研吾、美国Stephen Hall…全球顶尖建筑师共在北京短短几年内完成三十九栋国际性建筑，其中有三栋包括鸟巢、央视被列入世界十大建筑奇迹。

　　梦想与坚持，使北京真正赢得了尊严。不再卖弄历史大国的窘态，也不愿停留在悲愤式的历史苦难，北京的夜晚上空，八月八日终于有了二○○八个笑脸烟火。

　　微笑、汗水、伴随着骨子里的泪水，中国完成了爷爷奶奶那一辈作梦都想不到的奥运。我只有一句话留给心爱的台湾：梦想与悲愤只有一线之隔。梦想使我们不断努力往上升，悲愤使我们停留往下沉沦。还要活在屈辱与被压迫的悲情中，多久？

──剥开伪“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皮

数月前报载：当中美贸易谈判之际，我留美经济学会的徐滇庆先生“爱国”心切，向国家领导人上一奏折，主张中国应与美国对着干，哪怕引起双方互相制裁。徐先生慷慨宣称：虽然相互制裁会使中国受到比美国更大的损失，但咱不怕！
　　
　　因为美国人若因相互制裁导致20万人失业，克林顿就得下台，而我们虽然会有1000万人因此失业，但政府照样稳如泰山，因为“政府从来没有承诺”对他们的饭碗负责！好一位爱国志士，好一番豪言壮语！美国人对我们不平等，我们当然要反击。但怎样反击？徐先生的办法是宣布：中国老百姓比你们贱得多！你克林顿怕美国老百姓，而中国老百姓在我眼里算什么，区区1000万人不过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家奴，谁个“可以说不”？我“从来没有承诺”尊重这些人的意志，你克林顿其奈我何？
　　
　　真是咄咄怪事：不爱国人却“爱国”，只“爱民族”不爱民。这就是某些中国人的“爱国主义”。
　　
　　一个多世纪以来，在西方人眼里，中国人是低人一等的。为了维护自己与亿万同胞的人格尊严与公民权益，一雪中国人低人一等的国耻民恨，一代代中华儿女的优秀代表、真正的爱国者们前赴后继，为国人的平等地位艰苦奋斗，虽九死而无悔。然而另有一等“爱国主义”者，他们的“爱国”方式却是：什么？你洋人视中国人低人一等吗？你居心叵测！中国人明明低人三等，你怎么竟敢说只低一等？
　　
　　当然，很少有人明白说出这种话（不过象上述的徐先生也把这意思表述得够明白的了），但这样的逻辑却贯穿于他们的许多言行中。就拿香港的民主化来说吧，彭定康搞政治改革肯定是有英方的利益考虑的，不然他为什么只允许立法局“部份”直选而不是全部直选？一是为了保住亲英的官方议员的位子，二是怕更开罪于北京当局，影响英国人在华商业利益。但这本不足奇，能指望洋人“大公无私”地替我们着想吗？关键在于这件事本身究竟是进了一步呢还是退了一步。当年英美二战时与我们联手打日本又何尝是为我们着想，而没有利己之心？但我们对此并未“说不”，因为这总比勾结日本打我们合乎公理。
　　
　　而这一政改惹恼了某些“爱国”者，这也不难理解。如前所述，肥彭的政改并不是不可非议的。但有趣的是这些“爱国”者一不指责这次选举只是部份而非全部直选，二没揭露选举有何舞弊、施压或贿选之丑，三也没有表示怀疑它的普遍、平等、自由、无记名性质。我们的“爱国”者怒火万丈的原因只在于：“英国人统治香港百年没有给港人以民主，为什么现在要给港人民主？”原来英国人的错误在于他们没有把600万中国人的民主权利剥夺到最后一秒钟，为什么不让港人做奴隶做到1997年，而只让他们做到1995年？为什么英国人做主子不做到底？……
　　
　　不仅如此，当英国人在诸如新机场工程和西北铁路这类明显是为英国商人争经济利益的事情上漫天要价时，某些“爱国者”最终总是更愿意让经济之利而换取不搞“政改”：我让你狠敲香港一笔竹杠，你给我做主子做到底罢！别的都好商量，千万不能让那600万贱人鼓捣什么“权利”呀！……
　　
　　香港是如此，大陆就更其然了。有这样一些“爱国”者，日本军舰控制了我们的钓鱼岛（以及以该岛为基点的半个东海大陆架），他们不在乎（当然，他们高兴地说，日本“让步”了，没有承认日本“民间团体”在岛上的作为，但岛子仍是在日舰的“保护”下）；香港两大派为“保钓”结成了1989年以来首次爱国联合行动，他们不高兴，却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人权外交”表现了最大的“义愤”。老实说，中国公民的民主、人权，中国人的人格尊严主要应靠自己来争取，靠别人是靠不住的。西方的“人权外交”与“利益外交”相比，历来只居次要位置，尤其是西方的资本家决不会把中国人的人权看得比赚中国人的钱更重要。当年索尔仁尼琴到美国，大骂美国资本家向苏联克格勃供应尖端警察技术：“今天在苏联用来追捕异见分子的技术手段可算最先进了，为此今天我要‘感谢’你们西方资本家！……为了赚钱它可以完全丧失良心。”（见其1975年6月30日《华盛顿演讲》）中国人对此决不会没有同感。
　　
　　但即使如此，我们那些“爱国者”们仍然对“西方来的”民主、人权表示了最大的恐惧。他们集中火力抨击别人要把“西方的人权标准”“强加于中国”。什么叫“西方的人权标准”呢？据说就是中国公民（不是西方人！）应当享有言论、结社、新闻、出版……等等自由，就是不能随便镇压持“异端”思想的中国人（不是西方人！），一句话，就是中国公民可以说“不”了！而我们那些“爱国者”认为：高贵的西方人可以享用这些“标准”，下贱的中国人怎么配？美国公民可以说不，而中国公民（“公民”一词本来就有“西方人权标准”之嫌，奈何人心不古，我们的“爱国者”也就将就着用了）也敢说？还有没有王法了！
　　
　　还有些“爱国者”这样论证说：人权是有个发展过程的，象中国人这样的穷光蛋只应当保住“生存权”（仿佛当年那因领袖的一时狂热而饿死沟壑的几千万农民和上至刘少奇、彭德怀，下至张志新遇罗克的许多共1产1党人或非共1产1党人都保住了“生存权”似的），而政治自由这类权利那是太奢侈了，还是让西方人专享吧！
　　
　　有人批评这些“爱国者”为国粹主义者，那太不公平了！他们其实还是很开放的，比如西方中世纪的“标准”，象异端审判等等，他们并不认为不适用于中国，还有霍梅尼、萨达姆以及日里诺夫斯基等等，其“标准”也是很不错的。所有这些“标准”的核心就在于不许本国公民有“说不”的权利。这样的“标准”当然是触犯不得的。
　　
　　还有人批评这些“爱国者”过份拘泥于意识形态信条，这也是冤哉枉也。且不说*经典中不乏拥护“西方人权标准”的内容（其实正宗*本身就是“西方人权”的产物），就说眼前吧，严辞拒斥“西方人权标准”而把50万印尼共1产1党人几乎斩尽杀绝的苏哈托总统，不许本国人民“说不”而使德钦丹东、德钦辛等几代缅共领袖血染其刃的缅甸军政权，如今都被我们的“爱国者”引为同志，余复何言！
　　
　　既不是出于对“国粹”的钟爱，也不是出于对意识形态信仰的执着，更不是出于对12亿中国公民权益的关心，那么我们的那些“爱国者”何为乎哉？
　　
　　其实，虽然“民族主义”这一话题被海内外（尤其是海外）一些传媒炒得火热，褒贬纷纷，而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实在不能算高。虽然大骂好莱坞的“文化侵略”之声不绝于耳，美国的音像与信息业者纷纷对国人的“盗版侵权”兴师问罪（毕竟商人不同于传教士，他们对“保护”他们的版权看得比向我们传播“文化”重要得多，若不是他们树起这“版权壁垒”，国人对这“文化侵略”的接受程度不知会大上几倍），但我们的国民对盗版光盘依然趋之若骛；美国人在版权问题上“苛求”我们的确是很“霸道”，但如果他们听任潮水般的盗版光盘及其他信息产品充斥我国，这“文化侵略”不就更厉害了吗？实际上，尽管我们的那些“爱国者”视民主、人权如洪水猛兽，许多国人（包括那些“爱国者”自己）对西方花花世界的兴趣实在比对民主、人权的热情要大得太多，而民族自尊心则比“爱国包装热”小得太多，这倒是真正令人担心的。
　　
　　民族自尊心不存，谈何“民族主义”？因此尽管本人不赞成狭隘民族主义，但值得担忧的倒是：如果外界误以“包装”为世情，以为真的面对一个“义和团中国”，那倒会助长国际社会对国人的偏见。另一方面，国内当权者也可能利用这种误认而以“包装”者为奇货吓唬外界：你若再谈人权，我便放出“义和团”！两者综合的结果，会导致国际上在人权呼声降低的同时对我国国家利益的排斥反而加剧，果真如此，对中国与世界都不是好事。
　　
　　其实，民族自尊心的下降与“中国公民不能说不”直接相关。而一个其公民被剥夺了“说不”权利的国家就真能对外“说不”吗？也许是能够的。本世纪伊始，紫禁城里的老佛爷就因为列强同情“康梁逆党”并反对废黜光绪帝而佛心大怒。这个曾动用海军军费修建自家园林的慈禧太后创下了空前绝后的“说不”壮举，同时向世界列强“宣战”。几十万拳民被她召来攻打各国驻华大使馆，在她半真半假的“说不”游戏中尸横遍地。而当八国联军蹂躏神州大地时，老佛爷为了保住她的权势又连声说“是”了。这同样得以大批屠戮拳民来表达。“说不”也罢，“说是”也好，亿兆国人在她都不过是“家奴”而已，她可以大批驱使“家奴”去当炮灰，也可以“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甚至拿成千上万的“家奴”人头作礼物献给“友邦”！
　　
　　因此，“中国可以说不”要真有意义，中国公民就首先要有“说不”的权利。没有公民的尊严，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族尊严。印度民族的圣雄甘地说：“我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印度人。”中华民族之魂鲁迅说得更好：把沦为异族奴隶之苦告诉国人，是很必要的，但是切莫使人得出结论：“那么，我们倒不如做自己人的奴隶罢”。对于那种“不爱国人却‘爱国’，只‘爱民族’不爱民”的伪民族主义，这两句话应是最好的回答。
不爱国人却“爱国”，只“爱民族”不爱民 （秦晖）
文章提交者：wangyu0413    [url=/][/url]

秦晖
　　
　　
　　数月前报载：当中美贸易谈判之际，我留美经济学会的徐滇庆先生“爱国”心切，向国家领导人上一奏折，主张中国应与美国对着干，哪怕引起双方互相制裁。徐先生慷慨宣称：虽然相互制裁会使中国受到比美国更大的损失，但咱不怕！
　　
　　因为美国人若因相互制裁导致20万人失业，克林顿就得下台，而我们虽然会有1000万人因此失业，但政府照样稳如泰山，因为“政府从来没有承诺”对他们的饭碗负责！好一位爱国志士，好一番豪言壮语！美国人对我们不平等，我们当然要反击。但怎样反击？徐先生的办法是宣布：中国老百姓比你们贱得多！你克林顿怕美国老百姓，而中国老百姓在我眼里算什么，区区1000万人不过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家奴，谁个“可以说不”？我“从来没有承诺”尊重这些人的意志，你克林顿其奈我何？
　　
　　真是咄咄怪事：不爱国人却“爱国”，只“爱民族”不爱民。这就是某些中国人的“爱国主义”。
　　
　　一个多世纪以来，在西方人眼里，中国人是低人一等的。为了维护自己与亿万同胞的人格尊严与公民权益，一雪中国人低人一等的国耻民恨，一代代中华儿女的优秀代表、真正的爱国者们前赴后继，为国人的平等地位艰苦奋斗，虽九死而无悔。然而另有一等“爱国主义”者，他们的“爱国”方式却是：什么？你洋人视中国人低人一等吗？你居心叵测！中国人明明低人三等，你怎么竟敢说只低一等？ (未完待续)
　　
[ 本帖最后由 Sichuanese 于 2008-8-16 15:13 编辑 ]

当然，很少有人明白说出这种话（不过象上述的徐先生也把这意思表述得够明白的了），但这样的逻辑却贯穿于他们的许多言行中。就拿香港的民主化来说吧，彭定康搞政治改革肯定是有英方的利益考虑的，不然他为什么只允许立法局“部份”直选而不是全部直选？一是为了保住亲英的官方议员的位子，二是怕更开罪于北京当局，影响英国人在华商业利益。但这本不足奇，能指望洋人“大公无私”地替我们着想吗？关键在于这件事本身究竟是进了一步呢还是退了一步。当年英美二战时与我们联手打日本又何尝是为我们着想，而没有利己之心？但我们对此并未“说不”，因为这总比勾结日本打我们合乎公理。
　　
　　而这一政改惹恼了某些“爱国”者，这也不难理解。如前所述，肥彭的政改并不是不可非议的。但有趣的是这些“爱国”者一不指责这次选举只是部份而非全部直选，二没揭露选举有何舞弊、施压或贿选之丑，三也没有表示怀疑它的普遍、平等、自由、无记名性质。我们的“爱国”者怒火万丈的原因只在于：“英国人统治香港百年没有给港人以民主，为什么现在要给港人民主？”原来英国人的错误在于他们没有把600万中国人的民主权利剥夺到最后一秒钟，为什么不让港人做奴隶做到1997年，而只让他们做到1995年？为什么英国人做主子不做到底？……
　　
　　不仅如此，当英国人在诸如新机场工程和西北铁路这类明显是为英国商人争经济利益的事情上漫天要价时，某些“爱国者”最终总是更愿意让经济之利而换取不搞“政改”：我让你狠敲香港一笔竹杠，你给我做主子做到底罢！别的都好商量，千万不能让那600万贱人鼓捣什么“权利”呀！……
　　
　　香港是如此，大陆就更其然了。有这样一些“爱国”者，日本军舰控制了我们的钓鱼岛（以及以该岛为基点的半个东海大陆架），他们不在乎（当然，他们高兴地说，日本“让步”了，没有承认日本“民间团体”在岛上的作为，但岛子仍是在日舰的“保护”下）；香港两大派为“保钓”结成了1989年以来首次爱国联合行动，他们不高兴，却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人权外交”表现了最大的“义愤”。老实说，中国公民的民主、人权，中国人的人格尊严主要应靠自己来争取，靠别人是靠不住的。西方的“人权外交”与“利益外交”相比，历来只居次要位置，尤其是西方的资本家决不会把中国人的人权看得比赚中国人的钱更重要。当年索尔仁尼琴到美国，大骂美国资本家向苏联克格勃供应尖端警察技术：“今天在苏联用来追捕异见分子的技术手段可算最先进了，为此今天我要‘感谢’你们西方资本家！……为了赚钱它可以完全丧失良心。”（见其1975年6月30日《华盛顿演讲》）中国人对此决不会没有同感。
　　
　　但即使如此，我们那些“爱国者”们仍然对“西方来的”民主、人权表示了最大的恐惧。他们集中火力抨击别人要把“西方的人权标准”“强加于中国”。什么叫“西方的人权标准”呢？据说就是中国公民（不是西方人！）应当享有言论、结社、新闻、出版……等等自由，就是不能随便镇压持“异端”思想的中国人（不是西方人！），一句话，就是中国公民可以说“不”了！而我们那些“爱国者”认为：高贵的西方人可以享用这些“标准”，下贱的中国人怎么配？美国公民可以说不，而中国公民（“公民”一词本来就有“西方人权标准”之嫌，奈何人心不古，我们的“爱国者”也就将就着用了）也敢说？还有没有王法了！
　　
　　还有些“爱国者”这样论证说：人权是有个发展过程的，象中国人这样的穷光蛋只应当保住“生存权”（仿佛当年那因领袖的一时狂热而饿死沟壑的几千万农民和上至刘少奇、彭德怀，下至张志新遇罗克的许多共1产1党人或非共1产1党人都保住了“生存权”似的），而政治自由这类权利那是太奢侈了，还是让西方人专享吧！
　　
　　有人批评这些“爱国者”为国粹主义者，那太不公平了！他们其实还是很开放的，比如西方中世纪的“标准”，象异端审判等等，他们并不认为不适用于中国，还有霍梅尼、萨达姆以及日里诺夫斯基等等，其“标准”也是很不错的。所有这些“标准”的核心就在于不许本国公民有“说不”的权利。这样的“标准”当然是触犯不得的。
　　
　　还有人批评这些“爱国者”过份拘泥于意识形态信条，这也是冤哉枉也。且不说*经典中不乏拥护“西方人权标准”的内容（其实正宗*本身就是“西方人权”的产物），就说眼前吧，严辞拒斥“西方人权标准”而把50万印尼共1产1党人几乎斩尽杀绝的苏哈托总统，不许本国人民“说不”而使德钦丹东、德钦辛等几代缅共领袖血染其刃的缅甸军政权，如今都被我们的“爱国者”引为同志，余复何言！
　　
　　既不是出于对“国粹”的钟爱，也不是出于对意识形态信仰的执着，更不是出于对12亿中国公民权益的关心，那么我们的那些“爱国者”何为乎哉？
　　
　　其实，虽然“民族主义”这一话题被海内外（尤其是海外）一些传媒炒得火热，褒贬纷纷，而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实在不能算高。虽然大骂好莱坞的“文化侵略”之声不绝于耳，美国的音像与信息业者纷纷对国人的“盗版侵权”兴师问罪（毕竟商人不同于传教士，他们对“保护”他们的版权看得比向我们传播“文化”重要得多，若不是他们树起这“版权壁垒”，国人对这“文化侵略”的接受程度不知会大上几倍），但我们的国民对盗版光盘依然趋之若骛；美国人在版权问题上“苛求”我们的确是很“霸道”，但如果他们听任潮水般的盗版光盘及其他信息产品充斥我国，这“文化侵略”不就更厉害了吗？实际上，尽管我们的那些“爱国者”视民主、人权如洪水猛兽，许多国人（包括那些“爱国者”自己）对西方花花世界的兴趣实在比对民主、人权的热情要大得太多，而民族自尊心则比“爱国包装热”小得太多，这倒是真正令人担心的。
　　
　　民族自尊心不存，谈何“民族主义”？因此尽管本人不赞成狭隘民族主义，但值得担忧的倒是：如果外界误以“包装”为世情，以为真的面对一个“义和团中国”，那倒会助长国际社会对国人的偏见。另一方面，国内当权者也可能利用这种误认而以“包装”者为奇货吓唬外界：你若再谈人权，我便放出“义和团”！两者综合的结果，会导致国际上在人权呼声降低的同时对我国国家利益的排斥反而加剧，果真如此，对中国与世界都不是好事。
　　
　　其实，民族自尊心的下降与“中国公民不能说不”直接相关。而一个其公民被剥夺了“说不”权利的国家就真能对外“说不”吗？也许是能够的。本世纪伊始，紫禁城里的老佛爷就因为列强同情“康梁逆党”并反对废黜光绪帝而佛心大怒。这个曾动用海军军费修建自家园林的慈禧太后创下了空前绝后的“说不”壮举，同时向世界列强“宣战”。几十万拳民被她召来攻打各国驻华大使馆，在她半真半假的“说不”游戏中尸横遍地。而当八国联军蹂躏神州大地时，老佛爷为了保住她的权势又连声说“是”了。这同样得以大批屠戮拳民来表达。“说不”也罢，“说是”也好，亿兆国人在她都不过是“家奴”而已，她可以大批驱使“家奴”去当炮灰，也可以“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甚至拿成千上万的“家奴”人头作礼物献给“友邦”！
　　
　　因此，“中国可以说不”要真有意义，中国公民就首先要有“说不”的权利。没有公民的尊严，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族尊严。印度民族的圣雄甘地说：“我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印度人。”中华民族之魂鲁迅说得更好：把沦为异族奴隶之苦告诉国人，是很必要的，但是切莫使人得出结论：“那么，我们倒不如做自己人的奴隶罢”。对于那种“不爱国人却‘爱国’，只‘爱民族’不爱民”的伪民族主义，这两句话应是最好的回答。

发布时间：2008-6-4 　源自：法制日报 作者：[张千帆]   

如果从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算起，那么到今年中国宪政恰好走过了一百个年头。这个百年对中国来说真是风风雨雨、磕磕碰碰，经历了太多的人世沧桑。《大纲》不是一部什么好宪法，里面充斥着传统皇权的专横与傲慢。当然，《大纲》里也有“议院”、“言论”、“自由”、“财产”这些来自西方的当时中国颇为陌生的字眼，但就是这区区几个舶来的概念耗费了中国几代人的努力。直到今天，即便这些东西大都进入了我们的宪法，我们也不能说它们已经实践得很好。事实上，只是到今天，我们才真正开始体会到它们的好处。

　　百年宪政的坎坷之路，在此不必絮叨了。甲午海战的震撼、公车上书的激动、百日维新的亢奋、“六君子”的悲壮、仿行宪政的希望和失望、辛亥革命的幸运、“大总统”的逆行、“贿选宪法”的苦涩、“联省自治”的无奈、北伐成功的欢欣和接踵而来的血腥、民国宪法的终成正果和仓皇败离……这一切往事似乎早已是过眼云烟但又确实并不如烟。1949年后，中国终于恢复了统一，但是动荡并不少见。五四宪法很快被“反右”和“大跃进”的浪潮湮没，“文革”的流毒则感染了1975和1978两部宪法。只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才过上安稳日子，宪政也才重新成为可能。

　　巧合的是，今年也正是中国改革三十周年。在中国经历了无数艰辛和坎坷之后，幸运之神终于降临，赐给中国三载宝贵的发展机遇。和硝烟弥漫的过去一个世纪不同的是，最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是在国家主权完整与社会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进行的，是政府自觉推行、人民自愿拥戴的结果。经济改革打破了传统体制的桎梏，不仅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新的社会和政治观念，而且也产生了对法治的迫切需求。中国逐渐从意识形态的闭关自守中走出来，重新回到世界宪政文明的大家庭。不仅1982年宪法规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了中国对代议制民主的追求，而且历次修宪逐步吸收了主要的普适宪政价值──1999年第三次修宪加入了“依法行政”和“法治国家”的理念，2004年第四次修宪则进一步要求“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对私有财产以及土地的征用或征收必须“给予补偿”。在经过历次修正以后，除了司法审查以及中央和地方关系等宪法制度之外，可以说现行宪法在内容上已经和世界基本“接轨”了。虽然中国宪政走了许多弯路，但是“亡羊补牢，未为晚矣”。只要中国宪法在全球化过程中不断借鉴和吸收人民逐步认同的普适价值，那么宪政中国总是有希望的。

　　不夸张地说，中国现阶段是百年来最适合宪政发展的时期。虽然某些宪政制度仍有待落实，公民的宪政意识已经空前高涨。社会(尤其是广大网民)对孙志刚事件的强烈关注和反应充分表明，中国公民意识已经真正进入了“权利的时代”，世界政治文明中的一些普适价值已逐渐转化为中国“本土资源”。可以说，这是中国宪政在经过一个世纪的摸索和挫折之后所获得的最珍贵的回报。在这个基础上，宪政具有十分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已不是愚不可及；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不会再重复戊戌变法的老黄历，也不会任由慈禧、袁世凯、曹锟之流倒行逆施。改革开放已经为中国宪政准备了充分的社会文化支持，改革者也将因为顺应民心的决断之举而增强统治的正当性。

　　中国宪政从1908年走到今天，确实已经十分不易，但是中国宪政之路远没有完结。恰好相反，抚今追昔、展望未来，中国宪政的漫漫长路似乎方才开始。如果宪法规定的普适理念已经和世界基本接轨，那么这些规定部分因为司法审查制度的缺失而未必获得有效的实施，宪法理念和现实之间还存在相当的距离。和一个世纪以前一样，中国今天还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向其它国家“取经”。无论是土地征收的程序、拆迁户的补偿、刑事被告权利的保护、村委会贿选的救济、短信“诽谤”的处置、公民“散步”的合法性还是国家主权的维护或行政权力结构的调整，发达国家都有诸多历史经验或教训值得鉴取。事实上，即便像印度、韩国、南非、印尼、柬埔寨乃至越南、不丹、尼泊尔这些新兴甚或在经济上依然欠发达国家，在宪政进程方面也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退一万步说，他山之石，固然可以攻玉；但即便是他国的失败，也未尝不可作为中国成功之母，帮助中国宪政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进程中避免涡流和暗礁。由此可见，考察世界宪政的成败得失，对于中国宪政建设来说实在是十分必要的当务之急。

　　在中国宪政的世纪钟声敲响之际，中国正在迎接世界宪政文明的曙光。一个世纪的不懈追求给我们带来过太多的激动、困惑、疲惫、伤感、失望甚至绝望，但现在留下的更多是希望。经过百年洗礼之后，中国人的宪政觉悟和权利意识终于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借用清末张謇的一句话，在人民也“一齐起来发动”的基础上，我们确实有理由相信，“宪政”这个世纪目标离我们不再那么遥远。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宪法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