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

认真学习。

　　五个五十年过去了，从库页岛到帕米尔，从贝加尔到湄公河，大清巍然屹立在东方！
　　五个五十年过去了，从努尔哈赤开国到康干太平盛世，大清的历史灿烂辉煌！
　　二百五十年前：明朝不明，长夜漫漫压黄河；中华濒危，万众苦苦求生路。
　　在危机关头，北方一声雷响，给华夏带来了希望！中华百姓们振奋了：
　　北方吹来清凉的风，
　　惊醒关内苦弟兄。
　　受难的大众快起来，
　　联合旗人去进攻！
　　龙旗挺起天地明，
　　铁戈一挥山河动。
　　东方要建大清国，
　　燎原烈火满天红！
　　中国人民正确地选择了大清，大清无愧于人民的信任。
　　二百五十年来的大清，国土面积翻了两番，人口翻了三番，粮食产量更翻了四番！大清人民以自己的勤劳与智慧，硬是创下了举世公认的奇迹：以占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百分之二十的人口！甚至发生在嘉庆年间那一场连续四年的特大自然灾害，也没能把大清咋地。“东亚饿夫”的帽子，早已被扔进了爪哇国。
　　然而，强盛的大清，成了西方列强称霸世界的最大障碍，“阻止东方大清的发展”，“摧毁大清”就成了国内外阴谋势力的主要目标。最近的五十年中，从太平军暴乱到不列颠洋兵入侵，内*外贼互相勾结极力颠覆大清江山。中华民族面临有史以来的最严重的挑战，前程充满危机。
　　怎么办？忠心耿耿的王公大臣们力主拒一切西洋技艺与国门之外，他们奏道：

　　铁路不能筑，
　　电杆不得立，
　　中华好风水，
　　代代传到底！

　　一些受到西方自由化思潮鼓惑的学士们则醉心于从洋人那里寻找什么“救国真理”。暗中策动什么“变法”，“革命”等等。一时间妖言满天，民心动荡。
　　一个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来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在这世界发生最剧变化的时期，决策者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酿成严重后果。
　　祖宗之法此时已显得苍老，墨守陈规不是答案。而仓促师法西洋的危险性更大，可令全民族瞬间陷入灭顶之灾。
　　何去何从？中华民族在急切地呼唤雄才大略！
　　如此空前绝后的救国大任，竟落到了一个体弱多病的妇人身上，历史真有点不公平。要知道，她的脚掌面积只有正常人的三分之一大，能挺得住吗？人民翘首以待……
　　中南海，瀛台，鼓鸣三更。 慈禧端坐灯前，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李莲英进来换茶。忍不住又唠叨起来：“主子，再这样熬下去我可不依了。您的身子不光属您自个儿，还属于咱大清亿万臣民不是？真要有点儿差错，那百姓们能饶了我吗？”
　　慈禧静静听他说完，轻轻说：“知道了，先下去歇着吧。” “喳。”李莲英叹口气，只好退出去。如能做到功成名就，现在就死亦无憾，熬坏身子算什么？从古到今，舍身而成仁的志士成千成万。只怕我的结局还不如他们，想舍身也成不了仁。难啊，为着我全心热爱的民族，看来还得准备牺牲个人最珍贵的名誉。慈禧看着闪亮的灯花，想着。
　　如果依恭亲王等人计，立即采取断然措施，关闭国门，并在全国展开复礼固法运动，可以很快收拢已经有些涣散的人心，至少能换来三十年稳定。我就能全身而退，留个好名声，让后继者去对付危机。但是这样一来，大清就要再落后三十年，失掉这宝贵的三十年是致命的：到那时候连周围的零星小国都可以如狼似虎地来欺我，中华民族可要遭大殃了。
　　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只有死路一条。为救我中华，决不能关上国门。当然，这一来外夷会更加猖狂，内*也有了更多的活动机会，稳定就难以保证，也许要发生新的动乱，也许要损失部份国土。我们已经落后了，为了尽快赶上，付一点学费是在所难免的。损失一点国土固然可惜，但能保证民族不会被整体摧毁，存留下来的国民的素质会有显着的提高。少则二三十年，多则百年，重建强国的目标一定会实现。
　　而我可就要全毁了。因为我改了祖先之法，做了中华五千年历史上头一个开放国门的国君，犯下了万劫不复的大忌。在目前的困境中，谁愿意以“百年之后将要如何如何辉煌”来理解我呢？今后百年之内，任何损失都会算在我头上。而到了百年之后中华发达之日，谁还愿意提起我这个改革方略的早期总设计师呢？哪个当政者愿意承认“中华腾飞实自百年前始”呢？除了恶名以外我一无所得，我这老太婆算是躲不过也避不开，整个儿挨上了。
　　罢了，豁出去罢，此时能决策的就是我，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毕竟，为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前途，我个人算得了什么呢？慈禧对自己说。
　　东方微曙，万籁俱寂。慈禧太后缓缓步出殿堂，对守侯在外的李莲英说：“小李子，垂帘，我要下昭。”
　　春雷滚动了，在这广袤而古老的中华大地上。
　　东方睡狮醒来，迈出了不很有力但确是十分坚定的步伐。神州大地上，展现出中华史上最璀璨的一页：
　　第一座煤矿建成了！滚滚乌金涌出地面，将积蓄了亿万年的能量献给了祖国。
　　第一台高炉投产了！钢花飞舞，拼织出象征民族兴盛的绚丽图案。
　　第一间纱厂开机了！千万纱锭飞快地旋转，唱出中华民族的劲歌。
　　第一条铁路通车了！汽笛高吼，吐出大清人民豪迈的心声。
　　第一艘铁壳轮船下水了！乘风破浪驶向万里海疆。
　　第一盏电灯发光了！耀眼的光芒催开了炎黄子孙们的心花。
　　第一座电报局运行！红色电波穿透重重阴霾，直达英伦三岛。高鼻子的洋人吓呆了。他们转动着蓝色的眼珠子，怎么也搞不懂：东方那些留着长辫子，脸色土黄，一向只配抬轿子扛大包的苦力们，居然也玩起了“摩尔斯电码”。而且玩得那么熟练，那么轻巧！这真有些不祥。也许，大不列颠的末日快到了。他们无可奈何地哀叹… 20世纪也许是大清的世纪！
　　是的，洋人搞不懂问题还多着呢！想不到的事还在后头呢！中华民族已经站起来了，这是最基本的事实。
　　中华民族不仅能站起来，而且能以列强们意想不到的高速度跨入世界先进行列。
　　西洋人从发明电灯到使用电报，用了整整十年时间。他们还傲慢地断言：华人用二十年也休想掌握电报技术。而大清培养出来的优秀工匠们豪迈地提出：二十年？那是蛮夷们的驴式计年法，我们不受那限制。他们用实际行动回答了洋鬼子的挑衅：只用了十个月，就完成了电灯电报的献礼工程！
　　一计破产，又生一计。鬼子们突然热心地“帮助”我们制定起“发展铁路事业总体规划”来了。他们一口咬定：要想造火车，先要拜瓦特。他们愿意协助我们以十年左右时间掌握瓦特蒸汽机高级技术，然后再开始造火车。
　　我们的工匠师傅们看穿了鬼子们的险恶用心，对他们说了个响亮的“不”！让瓦特蒸汽机靠边歇着去，我们就是要一步到位，直接上火车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工匠师傅们日夜苦战，不到两年功夫，终于让中华一号火车头长鸣着骄傲的笛声，驰骋在神州大地上！
　　正是：

　　中华工匠不信邪，心中自有老佛爷。
　　巧手拨得车轮转，气死蓝眼小洋鳖。

　　很快地，一个新的名词在西方流传开来：中华速度。它使列强们感到迷惑，又深深感到不安。
　　于是，研究中华速度的机构在西洋各国悄然兴起。他们投入大量人才，不惜工本急于弄清：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中国人如此杰出？
　　一段时间以后，他们研究的兴趣逐渐地集中到了两样东西上：辫子与裹脚布。
　　据他们的分析，辫子聚集了久远的智慧，越是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其男性的发稍部位聚集的久远智慧也越多，越精致。当他们学习后天知识时，久远智慧便要融入思维并产生奇妙的催化作用，使人的智能出现飞跃。由此发散出来的创造力当然是惊人的。欧美民族历史较短，久远智慧力度不够大，故基本上要依赖后天获得的知识。
　　而小小的裹脚布，能使女人内敛聚功，因而特别能吃苦耐劳。实验表明，在运动，静持，负重，忍辱，含冤等项测验中，除运动速度一项外，中国妇女均占绝对优势。六个英国成年妇女的平均综合得分加在一起，竟低于一个中国妇女的得分。
　　两个重要的发现使得列强们恍然大悟，进而寝食难安。他们迅速行动，尽一切可能一定要破除中国人的优势。于是，一时间各种妖言满天飞，转弯抹角地都是冲着辫子与裹脚布而来的。
　　黑云压城之势下，一些国人的思想开始动摇。
　　时刻警觉地注视着国际风云的老佛爷，敏锐地识破了列强的阴谋，及时向大清臣民敲响了警钟：“当男人们开始嫌辩子碍事的时候，当女人们开始不喜欢裹脚布的时候，当中国人崇拜洋人的风气开始孳生的时侯，就是民族蒙难的前夜。”她一再强调：中华腾飞恃正气，决不能让洋人的邪气玷污大清人的灵魂。决不能放弃具有我们大清特色的事物！
　　祝福你，大清！有了远见卓识的领导核心，有了亿万勤劳勇敢的人民，有了五千年博大精深的优秀文化，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你壮大前进！
　　发出你勇猛的吼声吧，黑发黑眼的醒狮！

哈哈，一个惊世骇俗的名字《凹屁集》，可以续入《笑林》了。凹屁反衬响屁，响屁是阳谋，凹屁算阴谋。据说慈禧接见外国使节，腹部串气，她使劲缩肛，好不容易才把一个喷薄欲出的响屁转化为凹屁，自以为偷巧，洞里干坤大，穴中日月长，哪知怪味弥漫，太后怒目圆睁，一官躥出解围：“启禀圣母皇太后，微臣昨天买了新豌豆，贪图口福，故尔侮慢圣躬，秽亵朝堂，死罪死罪！”成都市征收大便捐税，刘师亮讽刺：“从来未闻粪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

共国官话：秘书不带长，打屁都不响。我做过资阳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又兼资阳市敲钟柑橘协会秘书长，副字扳脱，沦为村落，更加关不了火，说话哪能算数呢。何况小时候，耳朵特别尖，听见哪里噗响一声，就齐声贩卖低俗民谣：“屁屁屁，就是一股新鲜空气，在你五脏内溜来溜去，你一不注意，就从你发射器里猛逃逸，翻过马鞍山，来到意大利，意大利的总统闻到这个屁，问是一股什么气，叫个科学家昼夜来分析，科学家研究这是一个最臭最臭的大臭屁，化学分子写作碳酸气。”煮野菜、渍胡豆下高粱餬餬、豌豆稀饭等常年吃，碳酸气怎么不高产，吃得打火烟嗝，上逆鼻腔，熏得自闭，下泄出气，美名是屁。农民形容忙：打屁不成块数、跑得打屁不粘胯；歇后语：脱了裤儿打屁──多余，多此一举。

中国民主革命风云激荡，葬送了认屁媚官、捐粪养兵的万恶社会，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经济飞跃，人民生活改善，裹气胀胃冒酸提火的野菜杂粮日益减少，心宽气顺，河清人寿。苏联看不惯，总想整我们，人民领袖毛主席不信邪，坚持马列主义，九评苏共中央。老人家通古今之流变，晓中外之风气，集官民之大成，面对苏修谬论，一声断喝：“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地球人有屁两百万年，谁能如此气势磅礴，万怪烟消云落？

李白恨重山遮眼，“长安不见使人愁”。在野议政，层峰断云，网民读了，说是打凹屁。辛弃疾指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知道规律，闯过重山见光明。毛主席力挫三高五风，庐山会议讲话：“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嘿嘿，为了民生，有屁就放，有话便讲，凸显个性，何必凹陷呢。眼看民生凋敝，口将言而嗫嚅，简直是屁弹琴，咄！

二〇〇八年二月十日成都永丰路仰韶楼

国朝学政衙司大有异趣哉！四书五经不论，琴棋书画不采，而以皮黄乱弹加诸童生，余大疑学政等，或者京戏票友乎？

盖京戏，始于徽班之乱弹，成于慈禧之独爱，唐三千，宋八百，唱不完之三列国，演不尽之西东周。生旦净末丑，狮子老虎狗，唱念做打身法步，帝王将相千百出。百余载以降，名伶辈出于民国，大师灰飞于浩劫。是以国剧之美誉，得之乎太祖之未起；国粹之雅称，其来乎梅程之绝艺。倘或以此助生员之教读，增童蒙之美育，宜也，然不可多也。

今则不然。入采之折，竟尔红都女皇之创制，血海杀戮之样板。真国粹少许装点，假国剧多而不善。样板八戏之贻害，殷鉴未远；国粹三千之良莠，堪可剔剥。

国家当此变局之要津，学政臣子等，当思百年树人之远谋，而忌私意亵玩之嗜痂；当虑童蒙启智之仁爱，而禁同族虐杀之丑史。此之谓人臣之道也。反之则奸佞者流，祸国殃民者流，贻害子孙者流。

以是度之，则学政大员出此下策，点此戏码者，又恐非京戏票友也。倘如是，则余等代子孙怒讨之！

文章提交者：洪焱 《世界人权宣言》不入教材，样板戏入教材。 中国，只有主人、奴才和奴隶，没有公民。

样板戏编得好!

历史惊人的相似.

⊙ 徐振／文

　　范燮（1880～1912）字华阶，号鸿衡，四川荣县人，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哥老会中进步的反清英雄、杰出的农民武装起义领袖和民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光绪六年庚辰岁（1880年）生于四川省荣县清流乡大屋沟（今属荣县复兴乡新祠村八组）。

　　范模（1882～1912）字受全，四川荣县人，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哥老会进步的反清英雄、杰出的农民武装起义领导人和民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光绪八年壬午岁（1882年）生于四川省荣县清流乡大屋沟（今属荣县复兴乡新祠村八组），是范燮的二弟。

　　范燮、范模兄弟，自幼能诗善文，爱好川剧，尤慕历代为国为民分忧的仁人志士和英雄豪杰，如陈胜、诸葛亮、关羽、岳飞等。少年时即性好行侠，豪爽仗义，精习义和拳和骑马击剑，熟通兵法。兄弟俩早年参加哥老会，因文武双全，范燮被拥戴为哥老会义字号荣县西北路各码头袍哥的总舵主。从少年到青年时期，他们耳闻目睹苦难中挣扎的中国现实，不满朝政腐败统治，遂立志推翻清廷、抵御外辱。光绪三十二年（1906）间，范燮、范模因窘辱官吏及狙击清军，被清政府地方政权通缉，避祸远走屏山县继续从事反清斗争。

　　1907年，范燮由畲英（1874～1910泸县小市镇哥老会舵主）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同年，范模经程德藩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6月，范燮、范模同程德藩赴成都进入弁目学堂，参加发动成都起义，负责运动陆军学生举事。他们决定对内结合新军弁目，对外集结民间会党，内外会合，于14日慈禧太后生日这天，乘清吏朝贺会府时聚而歼之。9月8日，程德藩、范燮、范模、陈孔白、张培爵、谢持、彭家珍等在成都走马街宝和店开会，计划联络新军，组织学生、弁目队、巡防营和会党举行成都起义。不料队伍中一个叫吕定芳的向清吏告密，四川总督赵尔丰调兵入城作了严防，并改变了朝贺慈禧太后的地点，同盟会负责人与各起义军联系就中断了。起义队伍不见暗号，潜伏在黎明时分开始分散撤退，同盟会策划的这次起义火种也被扑灭了。成都起义失败后，范燮、范模返回荣县，暗结革命党人出没于井研、荣县、仁寿、威远、富顺间从事武装斗争。有一次，清军正在出巡时，范燮、范模、范秉宗（范燮的三弟）带领袍哥兄弟们伏于林莽中突然猛袭其后，遂败清军数十人，夺得枪械几十把，因此招致清政府通缉。范燮、范模、范秉宗因此离川出走云南、贵州、缅甸等地。范燮、范模、范秉宗三兄弟在各地打抱不平，行侠仗义，被时人誉为“范氏三侠”。

　　1911年（宣统三年辛亥），范燮、范模、范秉宗回荣县，同年清政府将民办川汉铁路收归国有，保路革命运动由此掀起。在保路运动从和平请愿发展到武装斗争的过程中，荣县的同盟会员龙鸣剑、王天杰、范燮、范模，井研籍同盟会员陈孔白，华阳籍的同盟会员秦载赓等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8月，同盟会员范燮和龙鸣剑、王天杰、罗子舟、秦载赓等商定，为了进一步把川内各地哥老会争取在同盟会革命旗帜下，以秦载赓的名义用鸡毛信通知各地，召集各路哥老会领袖到资州罗泉井（今资中县境内）举行袍哥秘密“攒堂大会”，共商起义方略。8月4日开会期间，各路哥老会首领秦载赓、龙鸣剑、王天杰、范燮、范模、罗子舟、胡潭、胡朗和、孙泽沛、张达三、侯国治等人参加了会议，看哨兵放出一二十里以外。大会决定：组织同志革命军，发动武装斗争;起义军一律称同志军，严肃军纪;在华阳和新津设立同志军总部，推定秦载赓、侯宝斋主持川东南起义工作，西北由张达三、侯国治负责。罗泉井会议是革命党人把四川保路运动引向反清武装起义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团结了各地哥老会，统一了起义的指挥和步调，为全川同志军起义作了重要的思想和组织准备。会后过了几天，他们听说清政府加紧了铁路收归国有计划，并且已令赵尔丰以武力强行接收川汉铁路宜万段。消息传来，坚持保路的同志数万人在成都集会倡导罢市，清政府急令镇压。赵尔丰派出军队封闭了保路同志会、铁路公司、铁路学校和鼓吹保路的报刊，继而逮捕了同志会代表人物蒲殿俊、罗伦等人。9月7日，数万群众拥至总督衙门示威，要求放人，赵尔丰竟然下令军警开枪镇压，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成都血案”。成都血案当天晚上，龙鸣剑、王天杰、范燮、范模等人在成都连夜赶制了几百块木片，在木片上写上“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制成所谓“水电报”投入锦江。下游各州县革命者接报后，迅速策划揭竿而起事宜。王天杰、范燮、范模火速返回荣县，命令荣县各场镇哥老会立即组织同志军，备武器钱粮，在荣县西北的双古坟场镇外集中训练待命。一夜之间，号令传遍荣县48个场镇各路各坛口袍哥，群情振奋不已。各场镇同志军在双古场镇外训练3天后，经王天杰、龙鸣剑、范燮、范模率领下，手持大刀、长矛、梭镖、土枪、毛瑟枪等武器，浩浩荡荡地向成都进军。双古场周围四乡的哥老会袍哥和一些贫苦农民，闻听起义号炮，纷纷从山野田间，扛起刀枪、棍棒、菜刀、锄头、扁担等呼啸吶喊着投奔起义队伍而来。剎时，旌旗猎猎，鼓角喧天，满山遍野的尘烟之中，号声长鸣，锣声裂耳！

　　范燮、范模所集民军500人星夜赶往成都，同时传檄附近各州县袍哥应当保路维权发动武装斗争。全川同志军起义负责人秦载赓在华阳召范燮为全川同志军起义前锋司令，范模为一等参谋，率民军1000余人冒雨开向成都，与清军激战于华阳、东山庙、琉璃厂、包家桥、三角碑等处。紧接着各路袍哥皆呼号而起，川内十余州县的同志军，足有20万之众，把成都团团围困。但因装备、补给等因素久攻成都不下。范燮、范模于是率所部民军于仁寿与龙鸣剑、王天杰率领的民军会合攻入仁寿县城，几经辗转后抵达藉田铺同秦载赓率领的东路民军、陈孔白率领的井研民军、威远胡驳垓率领的威远乡军等整编为东路民军总部。东路民军公推秦载赓、王天杰为正副统领，龙鸣剑为参谋长，范燮为正统带，范模为副统带，在大旗上公开写出同盟会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16个大字，复向成都挺进。东路民军在中兴场、中和场、臭毛厮、包江桥、琉璃场等地与清军再次展开激战，相持数日与清军激战20余次后，同志军退守秦皇寺。在秦皇寺战斗中，范燮、范模、秦载赓等选择山丘有利地势，用几十具棺材装满火药用作地雷埋在要道路口阻挡轰炸清军。清军统带王铸人率新军六十八标，凭借精良枪炮，与范燮、范模等部6000余人激战两昼夜。范燮、范模等终因装备悬殊，补充缺乏，加上伤亡较重，乃放弃秦皇寺而撤回籍田铺。东路民军总部总结出在秦皇寺战斗中的失利因素，被迫暂时放弃攻取成都的计划，决定分兵三路，转战于川南各州县发展。

　　9月，范燮为总司令、范模为总参谋、范秉宗为先锋将军率部下民军1000余人，攻下井研县城。此时川东南同盟军统领郫县人周鸿勋前来求援，范燮、范模立即率军前往援助，事后率部返回荣县。范燮、范模原所派留驻者忽闻秦载赓至井研城外为原井研县清军署将邓大兴等带来救兵所害，留驻者皆散。

　　范燮、范模与王天杰率领荣县保路同志军回师荣县，将近县城前，清政府的荣县知县和土豪劣绅一听到消息便仓惶逃走。王天杰、范燮、范模等人得知吴玉章近日刚从东京同盟会总部归来，便征求他的革命意见。吴玉章提出立即推倒清朝县政权，宣布起义独立，自理县政，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9月25日（夏历八月初四），王天杰、范燮、范模等召集各界民众开会，由吴玉章发表演说，宣布荣县独立。荣县军政府也随即成立，由广安县同盟会员蒲询主持县政，由此荣县成为全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的政权（比武昌起义早15天）。消息迅传全国，时人誉为“首义实先天下”，为苦难中挣扎的中国人民向何处去指明了发展方向，树立了光辉典范。荣县起义是武昌起义的先声，因为荣县独立保路运动，湖北新军调入四川，致使武昌首义一举成功;而武昌起义的胜利，又有力支援了四川的斗争。荣县独立前后，同志军起义的烈火已迅速燃遍了全川乃至全国纷纷仿效独立建政，清王朝立即调兵进行围攻。由于清王朝的统治首先在四川荣县被冲破，以至后来孙中山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源自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引述）。荣县独立后，为巩固革命成果，军政府分析自贡乃是关系全川财赋的重镇，便调集同志军围攻自贡。

　　10月，范燮、范模受王天杰令率军1000人与各县同志军会攻贡井、自流井清军。11月中旬，范燮、范模同王天杰率领大军一起再向贡井清军进攻，清巡防军败走自流井后逃到成都。12月2日，王天杰命范燮、范模率民军1300余人攻入富顺县城。随后川南军政府（11月25日在泸州独立）委任范燮为富顺县司令兼军政府县长，其弟范模为文犊兼参谋长。30日，大足县张桂山率大足同志军2000余人进入富顺东街，范燮不了解张桂山其人，便将船只一律靠县城右岸，不让张桂山渡河。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领导建立中华民国，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帝制结束了。就在这一天，远在四川富顺的范燮、范模所领导的富顺同志军却遇到了兵变。傍晚，范燮、范模近日仓促收编的清政府巡防军盐务水师营余孽突然哗变抢劫叛乱。局势一时不能控制，范燮于是放张桂山率部渡河入城击败叛军。张桂山平息叛变清军后进驻富顺竟然自称“东亚义字全军水陆大统领兼富顺军政府都督”，委任范燮为副都督兼军政部长，范模为参谋长。张桂山、范燮、范模约黔军邓鹏程等驻富顺共保治安，旋闻滇军以援川之名，入据叙府（宜宾），续夺占自流井，有并蜀之谋，乃集城内民军，披坚执锐以待，拒绝滇军进城。l月10日，重庆蜀军政府北伐军中路司令但懋辛（与范燮、范模系荣县清流乡同乡人）闻张桂山占领富顺自称封官消息，率军一营到富顺编遣。但懋辛乃任命张桂山、范燮为北伐军正副统带，范模为参谋长。其时，驻自流井滇军突袭富顺，开炮轰击，但懋辛考虑滇军名为援川，于是允许滇军进富顺。滇军进城驻扎时，完全是作战姿势，把原由荣县同志军的据地不由分说，强行占据。12日，进富顺滇军开炮轰击范燮司令部，强迫但懋辛将张桂山、范燮缴得清军的五子枪三十多枝交给他们滇军。听见开炮声，荣县同志军的士兵吓逃了很多人。但懋辛当时体会滇军打炮威胁过猛，马上答允交枪给滇军。张桂山、范燮、范模及指挥部的所有同事都不服，但懋辛带的一营官兵也不服。于是这时有人同滇兵借故打架，但懋辛竭力抑制，并找当地的士绅向张桂山、范燮、范模等首脑说明，希望不要误会滇军是但懋辛招来的。请他们张桂山、范燮、范模等待滇军去后，再集合未逃的士兵点编。13日，张桂山、范燮、范模正观看川剧庆功会演时，滇军竟突然猛攻，范燮司令部外围守军但懋辛部一营竟然将滇军放进司令部。张桂山、范燮、范模、涂哲等在从川剧庆功会演处往见但懋辛所处司令部途中，被滇军长官诱骗到滇军李修家纵队长队部被捕，部队从人溃散大半。但懋辛知道后立即写信去问李为何捕人，未得回音。1912年1月l4日（夏历辛亥年冬月二十六己丑日）黎明前，范燮、范模、涂哲等被杀于富顺文昌宫土主山（钟秀山）下，张桂山则于13日夜越狱逃走。但懋辛又去信问杀人是何理由，李修家回答说是因张桂山逃跑是以杀之以泄愤。但懋辛旋即会同滇军李修家纵队长召集士绅开会，另选郭武勋（富顺县城籍同盟会员）任富顺司令，以便尽快恢复秩序。当日，滇军离开富顺。

　　范燮、范模殉难后，新的富顺军政府为他们几个殉难者举行了治丧追悼会，并将他们的遗体运回故乡安葬。在遗体运回故乡的路上，沿途各地数万人参加悼念活动，革命者、同情革命的人及沿途哥老会仁义礼智信各坛口的袍哥人家大礼参拜，无不迎来送往，悲痛感慨！范燮、范模的三弟范秉宗根据两位兄长生前遗愿，将范燮葬在石碑垇（今荣县复兴乡乡政府所在地）右对面坡上，将范模葬在大屋沟。

　　范燮、范模生前为四川保路运动及辛亥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在辛亥革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后人景仰的楷模！人民没有忘记他们，他们的事迹和历史地位得到了人民和政府的肯定！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将范燮、范模列入《光复群英》（誉为“范燮、范模兄弟，同为革命有力助手”），近年中共荣县县志办公室也把范燮、范模列入《辛亥革命暨荣县独立英名录》。范燮、范模生前创作的诗词散落较多，1965年春，后人徐成桂（教师，范模的外孙）将范燮、范模二人所遗诗词合集辑为《侠义吟》一册留传（附录二首：范燮《牛峰寨遐想》“古寨登临岂可哀，春风几度展壮怀。推翻帝制酝新世，同志弟兄把路开”。范模《仙人山日出》“彩绣层林染，晨风拂泪干;峰峦添紫瑞，日出照群山。”以上二首均作于1911年）。

　　关于范燮、范模生平事迹，另可参见相关的四川保路运动及辛亥革命事迹历史回忆录。如《四川文史资料选辑》、《富顺县文史资料选辑》、《荣县文史资料选辑》等诸多记载。本文定稿于2007年1月14日，作者徐振为范模先生的外重孙（外孙的儿子），谨以此文祭悼两位楷模先祖（曾外伯祖父、曾外祖父）的英灵永远活在我们子孙后代心中！

雙英喋血-範燮、範模先生傳

雙英喋血-範燮、範模先生傳

徐振 2007年1月14日于成都锦西公寓

2008-04-17 11:00:30　来源: 深圳热线

义和团虽已是百年前的事情，但义和团的阴影却从未从这个国家的上空散去。在这个时候，重新审视中国曾经走过的那一段真实的历史，无疑是有着借鉴意义的。



　　对于义和团运动，我相信很多人和过去的我一样知之甚少（确切的说只知道教科书上的几句评语），也不会认为这和自己有什么关系。不过，在现在这个一切都在发生着剧烈变化的年代，回过头去省视一下一百年前那个同样发生着剧烈变化的年代，无疑会对我们产生帮助。就如先哲们曾经预言的那样：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

　　一、义和团的起源在当时的中国能够进入内陆地区的只有传教士，而义和团运动仇恨的一个重要目标正是教会组织。教会在中国吸纳教众引起了当地人的很大不满，这里面固然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传教者中间良莠不齐，不过就以几个传教士的能力，又能做出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情来呢，为何能够掀起这么一场巨大的排洋风潮？

　　回顾当时发生的“教案”，绝大多数并非利益冲突，而是思想冲突，当时的中国人指责洋人的宗教是宣扬“无君无父”，还有妇女若是信教则被视做“伤风败俗”之事。比如1875年元月，荆州教案，旗营妇女诵经，被其夫逼杀。

　　中国古代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的对立是造成后来仇洋情绪泛滥的根源。除此之外，当时人们的无知和愚昧也是造成这种敌视情绪的重要因素。比如通过自己的想象虚构一些现在看来极其荒谬的“洋鬼子罪行”：

　　（洋）银必取中国人睛配药点之，而西洋人睛罔效，故彼国人死，无取睛事，独中国人入教则有之。……（洋人）能咒水飞符，摄生人魂与奸宿，曰神合。又能取妇女发爪置席底，令其自至。取男童女童生辰粘树上，咒之，摄其魂为耳报神，……甚或割女子子宫、小儿肾子，及以术取小儿脑髓心肝！（《反洋教书文揭帖选》9页）

　　（北京西什库教堂）墙壁，具用人皮粘贴，人血涂抹，又有无数妇人赤身露体，手持秽物站于墙头，又以孕妇剖腹钉于楼上，故（义和团）团民请神上体，行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即下法，不能前进，是以难以焚烧。又兼教堂有老鬼子在内，专用邪术伤人，固难取胜，反多受伤。（《庚子记事》28页）

　　在当时广为流传的义和团揭帖中记载了众多类似这样的控诉洋教的文字，经受过现代科学教育的人们不会相信这一套，不过当时的义和团自己也到处开坛做法，人们自然深信不疑。

　　义和团运动于90年代后半期起源于山东和直隶，以“练拳”为名组织起来，攻打教堂，反洋教。1898年10月下旬，山东冠县梨园屯拳民起义，使义和团运动迅速兴起，从山东发展到直隶，并于1900年夏进入北京天津。

　　二、义和团的兴旺如果说这种极端情绪只是在民间的话，那还不至于惹出什么大麻烦。不过很不幸的，这股力量卷入了一场更加巨大的政治斗争之中并被迅速催生成更为可怕的政治运动。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慈禧通过政变重新实行训政。但慈禧对于屡屡反抗自己意愿的光绪皇帝仍然非常不满，打算另立新君，不料各国公使都喜欢光绪的开明，联合起来反对，慈禧只得作罢。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慈禧召集群臣，宣布封端郡王载漪之子为皇子，再次试图废光绪，两天之后，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等1200余人发电报反对废立，称“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慈禧一心要废光绪，但又被洋人打得怕了，就在此时，端郡王向其推荐了义和团，说他们可以到枪不入，不畏洋枪洋炮。

　　义和团原本在山东声势最为浩大，原因就是山东巡抚毓贤纵容当地义和团攻击教会，直到后来他们闯了祸（杀死了洋人），惹的外国公使问罪，清廷才罢了毓贤的官，将其召回京城，改派袁世凯去当山东巡抚。袁到了山东后毫不留情的镇压，当地拳民纷纷逃往直隶京津一带。再说那毓贤到了京城，到处向王公大臣们吹嘘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当时京城中顽固派势力的代表端郡王、庄亲王和大学士徐桐如获至宝，鼓动慈禧利用义和团来对付洋人。说起这个徐桐，后来鲁迅曾说他“只知道世界上有英格兰、法兰西，却不知葡萄牙、西班牙，认为那是洋人要得太多不好意思了，所以才编出来的”，而这位徐中堂正是后来义和团的实际指挥者。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慈禧派军机大臣赵舒翘等前往涿州、良乡宣抚义和团。该月二十日深夜，有人送了一份洋人的照会给荣禄，要求慈禧立刻归政于光绪。二十三日，清廷召开会议，决定宣战。后来慈禧才发现原来那份照会是假的，是端郡王为了让自己儿子当皇帝所使的激将法，但为时已晚。次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崇文门大街被戕。清军及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及西什库教堂。二十五日，清廷正式下诏与各国宣战。

　　六月起，义和团大规模进京，其强盗本性才真正暴露出来。抢教民之财物是常事，坐地卖所抢之物亦有之。他们称"所烧皆奉教之家，并未延及良民。"（《庚子记事》第13页）在义和团的逻辑中，凡是信了教的中国人全都该杀。7月15日开始，义和团进攻聚集在宋家河的三千多名教民；三天后陈泽霖又带2500名新军加入；到20日，义和团用炸药包炸毁围墙攻入，杀死了所有做最后抵抗的修女，然后对困在教堂中的1000名男女老少施以焚烧，只有五十人从窗口逃出；加上被陈泽霖带回北京的、被义和团卖为奴隶的、夜间逃出的，只有五百人幸存。

　　义和团把传教士称为“毛子”，教民称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者依次被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统统在严厉打击之列。他们经常随便找一家大户人家，指其“里通外国”，然后冲入家中洗劫一空。因为义和团仇视一切育洋人有关的东西，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对开明官绅，维新派人士，义和团更是明言打杀，要“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

　　由于义和团是“奉旨造反”，其威势无人能匹，他们甚至胆大到冲进紫禁城去捉拿光绪这个“头号卖国贼”，结果被慈禧骂了出去。其他大小官员，外国使节，更是不放在他们眼中。本来洋务大臣李鸿章也是义和团的目标，不过他倒是有先见之明，提前讨了个两广总督的差事避难去了，直到后来慈禧逃出京城之时下旨让他全权负责收拾残局。

　　三、义和团的衰亡义和团的衰亡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刀枪不入”的神话在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约20000人的“八国联军”面前彻底破灭了。可笑的是，八国联军已经打来了，义和团却还仍然热衷于烧教堂、杀教民的运动，甚至于为了保私仇，天津的义和团还从背后攻击正在抵抗八国联军的清军聂士诚部。

　　六月十二日，慈禧调两广总督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办理对外交涉。十八日，八国联军陷天津。二十七日，主和派官员许景澄、袁昶奏劾大臣信崇邪术，误国殃民。七月初四日，慈禧将许景澄、袁昶处死。十七日，又将同样为主和派的徐用仪、立山、联元处死。二十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次日，慈禧与光绪帝出北京西奔。

　　这场运动最终以签订辛丑条约告终，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每人为义和团陪一两银子，同时俄国还趁机占领了东北。

　　四、后世对义和团的看法邹容在其著作《革命军》中说“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加波拿里，为国民添祸乱。”鲁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说：“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起事……”。

　　蔡元培在1916年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华工学校讲义》）

　　李大钊在他著名的宣言性论文《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7月1日）中说：“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陈独秀在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克林德碑》一文，更是全面分析了义和团运动在五个根本方面反时代潮流的特征，陈独秀最后总结说：“照上列的事实看起来，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甚至于，闻一多谈到自己从支持国民党到支持共产党的转变时说，因为蒋介石1943年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要大力弘扬八德四维等中国传统文化，他这样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八年的回忆与感想》）

　　可见就在义和团之乱的几十年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者们对于义和团的认识有着惊人的相似。

　　五、登上神坛的义和团义和团被美化甚至神话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当时提出了"在甚么场合对义和团采取甚么态度，如何评价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仅成了衡量人们是否坚持党的路线的唯一标准，而且更广泛的意义上，成了估量人们是否忠于革命，是否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甚至成了评估人们是否对祖国忠诚的唯一标准。"（[美]柯文《有争议的往事：作为历史与神话的义和团》，论文集）

　　《文汇报》1967年4月14日发表的《赞"红灯照"》（《人民日报》4月17日转载）是当时评"红灯照"的第一篇文章，主要的观点就是要保卫文化大革命及其化身红卫兵，而反对头号敌人刘少奇。这篇文章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对义和团和红灯照持甚么态度是衡量一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试金石。在这一年的4月份，《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分别整版刊载红卫兵颂扬红灯照的文章和历史学者整理的义和团史料。当然其中不包括关于义和团降神附体、"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把板凳当马骑、高粱叶当刀"等迷信的东西。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论愚昧、偏激的程度能够与义和团相提并论的，也只有文化大革命。在这场破坏性更甚义和团的十年运动中，义和团运动被戴上了“反帝”、“人民运动”等光环，更成为“造反有理”的佐证。

　　六、回首再看义和团由于种种原因，直到现在义和团仍被冠以“反帝爱国运动”的美名。不过，这个“反帝”的头衔实在是太过牵强，因为他们分明就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反洋”，而且是反对一切与洋有关的东西，包括铁路、轮船、电线杆等等。至于“爱国”更是何以见得，光是被他们杀死的国人数量还远在洋人之上，最后还害的中国人又受一次耻辱，说“害国”恐怕更为确切。

　　以今天的观点来看，西方列强既给中国带来了先进文明，同时也用武力侵占了中国人的利益。纵观整个义和团运动，他们从未着眼于收回被占领土等合理要求，他们要求的是彻底拒绝西方文明，完全回到因循守旧的老路上去。相比之下，义和团与文化大革命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同样是平民百姓的极端排外情绪被官方鼓励，并被用于政治斗争中去；同样是用愚昧取代科学；同样是盲目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

　　中国的大门被列强用枪炮打开之后，随之而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思想。其中一种提倡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包括科学、制度等等，另一种则反对对现状做任何改变，这两种不同思想的代言人就在短短几年中各自登上了一次历史舞台，并且都以失败告终。这两者哪个更先进是不言而喻的，不过直到陈独秀提出引进“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后，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才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广为接受。

　　义和团虽已是百年前的事情，但义和团的阴影却从未从这个国家的上空散去。在这个时候，重新审视中国曾经走过的那一段真实的历史，无疑是有着借鉴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