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战争备忘录

信任──最高明的指挥艺术 ──陈知建（副师长。陈赓大将之子）

　　我是刚打完老山那一仗来的，本无发言权，但接触了一些人，有点这样那样委屈的同志还最爱找我聊，我也就多少了解了一点情况。

　　我们这个军打得确实好，但战斗胜利成果战后都叫自己否定了。

　　战中，领导人揽权，指挥欲太强，不信任下级，“保姆式”的传帮带；战后推卸，胡处理干部……于是包括领导自己在内大家都“倒霉”！这是我最突出的感觉。

　　战场上，指挥员的思想压力不仅来自敌情，同时也来自内部，大量精力化在这上面。战后内部斗得更厉害，互相告状。尤其在听说要提拔谁的时候，一连串的告状信都冲他去了。

　　这个问题，不是今天才有，也不只我们这个部队有。恐怕和我们军队长期“运动”不断有某种联系。有的人打仗不行，平时三头六臂，很能施展。我老爹（陈赓）在战争中也很为“内斗”伤脑筋，他本人也受过这方面的压力。

　　“内斗”会不会坏大事，就看有没有一个好的领导掌舵。

　　领导包揽下级指挥，也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不行，偏要他说了就算，那就只有一个结果：部队尸横遍野！

　　老山“7.12”打得漂亮，关键一着是指挥权集中到我们师，令出一门。几位师的主要干部都是打出来的，又经过院校培养，对地形熟，在部队威望高。当然我不是说指战员英雄牺牲的精神就不重要了。没有后者，再高明的指挥也等于零。特别是情报部门、炮兵部队应当这一仗的功劳榜上，名列榜首。

　　敌人在哪里集结，我们知道了，第一批炮火覆盖过去，差不多叫它报销了三分之一。──可在这之前呢，打两发炮弹你得请求上头。打这么几千发呢？上头要问了：你知道一发炮弹多少钱么？打错了谁负责？上头如还得研究研究，请示请示呢？敌人怕早上来了！

　　现在好了！师的几个主要指挥员在一张地图上指挥。从接到情报到作出决定，三分钟，几句话，XX个炮营“万”炮齐鸣！

　　中国战史上哪有一个师长指挥XX个炮营的战例？

　　怪不得，当上头指挥所一撤，我们的参谋们高唱“解放区的天”。

　　有些干部没打过仗，有点怯阵是难免的。指挥员要善于教他、帮他、鼓励他，不要动辄就是：打不好，我毙了你！这是你对下级没有起码的信任与尊重。耍权威只能说明你无能，不懂指挥艺术。

　　又说到我老爹──我不避嫌。因为他战斗一生经验不是我的私产，它应当留给我们军队。我其实也没专门研究过他，只是随一个作家采访时听说过他的不少故事。一个当年的通讯科长说，他去执行一个任务，我老爹送别他时只说了两句话：路上危险，你注意点，无论如何要活着回来！这话多平常，但几十年后这位通讯科长回忆时哭了：陈司令员没一个字提任务，更没说要拼死拼活。但我感觉得到，他不但关心我，而且信任我。

　　打仗，有胜必有败，这是千古常理。如何对待战斗失利的干部？我还是举一个我老爹的例子。有一次战斗，刚进入敌前沿，被敌两侧的暗火力点将我一个突击排完整地打倒在一处。战后，我老爹叫不准动战场，组织大家来看。他大骂团长：“你他妈为什么不事先侦察清楚？”还骂了一些难听的──我老爹这方面缺点严重哩。团长请求处分，我老爹说：“不是为处分你叫你来看，是要你接受教训。看看，你的突击排，有一个头朝后的没有？他们多勇敢！怪就怪你这个指挥员，你不是怕死，不是打滑头仗，你他妈是个瞎子！”说完，我老爹脱下帽，向烈士深深行躬身礼，又和大家一起抬烈士。那个团长挨了骂，但没受处分，接下来几仗，都打得很好。我老爹见了他只说了一句话：“你狗日的总算把眼睛睁开了！”几十年后，这个团长还牢记着当了那回瞎子的教训，并以陈司令员后来的表扬引为终身荣誉。

　　最宝贵的是指挥干部的实战经验，光靠书本课堂培养不出真正的将军。打过败仗的干部，也比没打过仗的干部强！这也是我老爹的观点。

　　打老山，仗不算大，但地形复杂，打得确实残酷。二十六个山头同时攻击，哪能不在某一点受点挫折？我们有的领导不加分析，究竟是干部怕死还是某个环节上困难太大或措施不当，尤其不应当的是：明明自己决策不当，该罪已，却以罚人来推卸责任，撤了一大些干部，非常可惜！如像主攻团副团长向昆山，自1979年以来一直打得不错，被撤职后还带领部队冲锋陷阵，打了一个很漂亮的仗，炸了敌人一座军火库。怎么能把“怕死鬼”的名字安在这样干部的头上？在这种情况下处理人家转业，叫人家怎么抬头？因为你不公正，伤害的不是他一个，而是伤了更多干部的心。

　　爱护部队，爱护干部，关键是危难中替他们担担子。我们不少干部不安心，想法很多，主要是一个：我不管怎么卖命，一仗打不好，彻底完蛋！实事求是说，不能完全怪罪某位领导，还有互相攻击。连师里的领导XXX也差点中箭落马。告状信一大堆，其实就是两个干部炮制的！还有一批干部损失在文凭上，他能打，但文化低了点，上头给你分来了一大批，他只好走。我们军作战最多，出的干部最少，是各种原因造成的，这个损失太大太可惜，再这样搞，今后谁跟你“玩命”，弄不好最后垮台。

　　我老爹的“魅力”就在战时信任干部，战后保护干部。刘帅更不用说，他不但指挥高明，对干部是“老妈妈、老奶奶”！所以他们有那么大吸引力、凝聚力，不管在哪里留下伤员，他伤好了，千山万水也找回来。

　　领导的威信不是靠行政命令、靠处分、靠官职，而是靠同生共死的同志情、靠知心、靠危难中见真情！

　　布琼尼，老脑筋，指挥上并无新招，但在卫国战争初期苏军大溃退时，他来了：我是布琼尼！大家就跟他上！靠的就是危难中挺身而出。

　　我们有的连长，爱发火，气头上也骂人，甚至踢人一脚，但没人告状，没人记仇，战士说：他平时好。

　　好在哪？过年了，没钱买鞭炮。连长说：“咱们放炸药！”领导知道了，一顿臭骂！你这领导怎么就不懂战士的心，你多扫战士的兴！

　　一个侦察参谋抓了一个俘虏，半路上枪走火把俘虏打死了。回来，我们的干部对他比对战俘还凶。他好伤心呀！他经历好大的艰险，是豁出命把俘虏逮到的，他何尝不想带回个活的。你安慰他几句多好，何必显示你的威风？这个侦察参谋叫杜边生，“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关起来了，他带弟妹沿街拣烂菜叶过活，入伍后多次战场立功，是个“亡命徒”。从那后，他伤透了心，只有和老婆说。老婆原来一直支持他好好干，这回变了：“回家吧，你司令员拿钱不比我多，你在那干啥？”他转业了，给他作什么工作也顶不上那顿骂！

　　部队改革，有千头万绪的工作，核心问题是从体制上保证选贤用能，提高指战员素质，最关键最首要的又在选好掌舵人！

我们的干部制度亟待改革 ──赵中奇（团长）

　　我1970年15岁时入伍，当了八年战士才提干，但其后五六年我“一路顺风”，从排长当到团长，是战争把我推上来的。

　　（他如今当了三年团长了，但还是集团军里最年轻的团长之一。）

　　15岁时我和别人干一样多的活，二百斤的打谷机我扛了就跑。18岁我参加侦察技术集训，获全队总分第一，结业时教员不敢和我对打。回连后我当侦察班长，代理排长，我们班是尖子班，八个兵号称“八大金刚”。我能砍三块砖头，射击比赛，军区专业射击运动员败在我的枪下……满了十八，我就开始申请入党，十一次党员大会通过，十一次批不下来，到后来四个排党小组一致提出：一班长（我）不入党，我们就再不讨论别人入党问题。

　　但我还是入不了党，当不成干部，我坚决要求走，指导员同意，连长不放。

　　关键是指导员认为我“骄傲”！这两个字压了我几年，什么才叫不骄傲呢？把牙膏挤到他牙刷上，他坐下你就得把他茶缸端来，他家属来了你去给他挑水扫地，这样的人不骄傲，入党提干都好办。

　　我来不了这一套！

　　我成长在军营，父亲是军校教员，为部队培养了大批人材。他的学生成了军师干部的不少，他还是团职教员，但办事仍一丝不苟，从无怨言。他从小教育我：挺起腰杆作人，拿出自己本事，不问别人给你多少……他对我的为人处世有很大影响。他后来得癌症逝世，临终前给我留下的还是这两句话。

　　最后一次提干，指导员还到团里告我的状，说我这人提起来就是“不问政治”的表现，但我在军区比武取得优秀成绩，扛回了几面奖旗，最后还是被任命为侦察排长。

　　我的那位指导员人并不坏，工作也很积极负责，就是观念陈旧，认为听话、老实就是政治。他转业时，我当侦察参谋，给他送了酒和肉去，他很内疚，眼泪都流出来了，很真诚。但反映的还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

　　1979年打仗以后，我从排长到侦察处长，一直在前沿活动。我化装成当地少数民族，和他们滚在一起，喝血酒，吃带毛的开水烫鸡，从那时我学会了大碗喝酒，把最能喝的哈尼老乡也喝翻了。在他们帮助下，我在全师第一次抓到了活俘，受到张铚秀司令通令嘉奖。

　　1979年出境反击，我排打了八仗，歼敌七十余名，打掉敌一个营指挥所。1984年我当侦察处长，还是亲自带侦察队出境行动。10月一次战斗，我们捕获敌一个工兵排长，歼敌四十，我无一伤亡。那一仗相当漂亮！在山岳丛林地敌阵前捕俘，无异虎口拔牙，地雷、火力密度都大，敌人高度警觉，牵一发而动全局。但我们对敌方地形与活动规律摸得很清，反复演练、最后还是如探囊取物，马到成功。这一仗我分队立一等功，向好几个友邻侦察分队介绍了经验。

　　当侦察兵几年，我一直在前沿，老山那一仗每个山头我都跑遍了，我只带一件雨衣，无论什么天候季节，我猫到哪儿都可以睡。当侦察处长后，不认识的人仍叫我排长，别人介绍我是处长，对方还以为是开玩笑的。我大胆说：什么地方有战斗，什么地方有我，什么地方能搞清敌情，我往什么地方跑！我也多少积累了一点带侦察兵的经验，首先是平时训练要严，对敌情要清，在这个基础上，越到敌人纵深越安全。一次出境侦察，被敌发现，如果回撤，必然正中敌人下怀，我决定再插向敌人纵深，换一个方向把部队完整地带回来了。

　　打完战，部队从第一线撤下来，开始精减整编，我又遇到了当战士时同样的难题──觉得自己“不适应”了！

　　有个领导找我谈话，问我一个问题，我如实谈了自己的看法，提了批评意见。事后我才知道，原来这次谈话是准备把我调到某个岗位的一次“考核”。有两个侯选对象，那一个答对了，“考核”上了！我答错了，落榜！后来还是另一位领导为我说了话，我才幸免于“刷”调到这个团当团长。

　　对这件事，我很寒心，很痛心。不是我对当这个团长不满意，我很愿意在基层锻炼，何况这是个主攻老山的威名远扬的团。但我不能不想，假若我不能打仗只会说话，我岂不就“考核”上了，或者我能打仗却没有另一个领导为我说话──我可没找过他，是后来别人告诉我，他为对我的使用问题顶了上头──我岂不也就“向后转”了？

　　我决不是对那个“考核”上的人有意见，在这儿影射他不能打仗，他是很能打又在别的方面比我强的干部。我发出这么一番议论也决不是仅仅根据我个人的经历与体会。类似的现象我见过多了。战后成批处理干部，提拔干部，这是精减整编的大局需要，军队长远建设的需要，但确有为数不少不当减而减了的，不当提而提了的。有人说，这是难免的！也确实如此。但，这种“难免”的情况如果太多了，后果就不堪想象了。

　　有个副师长，在几年自卫反击战中屡建功勋，是有名的战将，他自己和别人都没想到他会被处理，但被处理了。转业后，挤在岳母家，三代人同住一室，还是在大街上碰到他师里一个当了专业户的战士，才给他一间偏棚安身。别人说：他从敌人手里不知夺回了多少山头，多少平方里土地，可是后方却没有他的立锥之地。

　　再举一个相反的例子：一个指导员，当年年年学“毛著”积极分子，年年立功，年年到处作“讲用”报告，打起仗来，不敢出猫耳洞，连长牺牲了，战士们请他去看一眼他也不去，拉屎也拉在洞子里……战后，他提升了，整编他调到一个新单位，不久又提升了。

　　联系到我当战士时入党提干所遇到的波折与我的一些见闻，我认为军队改革固然有军事思想、战略战术原则、装备、编制等一系列问题要研究，要在实践中不断去适应现代化战争的需要，但当务之急，是对干部制度的改革，对干部的升降去留要立法，要尽快结束一个干部──也包括战士的命运，取决于某一个人和他的关系，对他的一次印象，对他一句话的评价。

　　一般说，战争时期的指挥员看干部，选干部还是比较准的，“关系网”起不了多大作用，因为他要打胜仗他就得公正而慎重地择“将”。就像人们说的，谁走后门也走不进中国女排去！但战后呢？就不是每个当权者都像战中那么公正了，甚至有意把那些有功但不听招呼的“将才”快快打发走，免得他碍手碍脚吧，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的。

　　立个什么样的法？我说不来，但我喜欢最近盛行的“公开性”“透明度”这个词，公开评议，公开答辩，公开结论。

　　军校培养是军队干部生长的重要途径，但有文凭的大批下来，挤了有实战经验、有功劳的现有干部战士也不是办法。

生死面前的战士心态 ──朱国保（营长）

　　我是1979年打仗前从南京军区补来的老兵。

　　1984年战前我是五连副连长，战斗中调机枪二连当连长。

　　战前、战中、战后我都搞过几道题，挨个找战士谈话，把他们的回答记在这本上，事后又作了个统计。

　　（他拿出了一个本。）

　　战前──

　　问题之一：要打仗了，你有什么想法？

　　回答：“服从命令呗。”占百分之四十七。

　　“惩罚越南小霸，为国争光！”占百分之二十一。

　　“接受组织考验，锻炼自己，争取入党！”占百分之十一。

　　“死没啥，只是怕父母受不了！”占百分之六。

　　“啥想法也没有！”占其余部份。

　　问题之二：你对组织有什么希望？

　　回答：“希望入党，立功，给家里寄个喜报。”占百分之八十五。

　　“如果我牺牲了，希望组织派人到我家，安慰老人，最好给份立功喜报，哪怕照顾一下……”占百分之七十。

　　“把X百元抚恤费交到我父母手里……”占百分之五十一。

　　“叫我弟弟来当兵，接我的枪！”占百分之五。

　　“抚恤金太少了！（当时战士500元）”占百分之三十。

　　“希望国家对打仗的有点特殊政策，回去安排个工作，死了给兄弟姐妹一个名额。”占百分之十七。（有这想法没说出的可能更多）。

　　“我家穷，父母年老体弱，吃饭成问题，希望政府定一个长期优抚政策，一月十元八元也好。”占百分之八。

　　问题之三：打起仗来你最怕遇到什么事？

　　“没完成任务就倒下了！”占百分之六十一。

　　“伤了没人救。”占百分之十三。

　　“怕上级胡指挥。”占百分之九。

　　“我体力不行，怕冲不动上级说我怕死。”占百分之四。

　　“怕回不来，死了划不来、残了这辈子也不好过。”只有三个人直率说出

　　──战前我共谈了九十八人。

　　战中──

　　问题：你现在想什么？

　　回答：“坚决守住阵地，为烈士报仇！”占百分之六十二。

　　“想家，想妈妈。”占百分之三十八。

　　“太可怕了，”占百分之十一。

　　“想吃一顿热稀饭，来点馒头花生米。”一个班八个人一致的回答。

　　“想一台钻洞机，把猫耳洞钻深点、大点、牢靠点。”一个防炮洞里五个人的一致回答。

　　“肚子饿，身上痒，顾不上想别的了。”占百分之七。

　　战后──

　　问题：“你对这一仗第一体会是什么？想什么？”

　　回答：“我们打得英勇顽强，吃了大苦，精神是超人的……”占百分之五十七。

　　“上级指挥有失误，穿插部队太大，路线没选对；主攻部队没得到必要的休息，还没全部到位就发起攻击；伤员没有得到及时抢救。”回答的全是干部，另有五个班长。

　　“通讯联络不畅。”干部都对86.1指挥机不适应山岳丛林地很有意见。

　　“想立功！但上级号召让伤员、烈士，应该！我不想了。”占百分之四十。

　　“想回家种地。”八个战士这么说。

　　“想给家里拍个电报：我平安。又怕烈士的家里人受不了……”五个战士这么回答。

　　“想去医院看伤员。”六个班长要求。

　　……

　　我也不认为战士们百分之百说的真心话，但大部分是不会对我有什么顾忌的，我和他们还是能交心的，他们也不认为我在作什么调查统计。

　　我认为我的调查是有价值的。它说明，我们的战士太好了，他们在准备奉献自己最宝贵的生命时、所希望的是那么低，那么微薄。他们首先想的是祖国、亲人、战友，当然还有努力去争取荣誉的高尚目标。

　　我的原始记录都在，如你认为还要详尽些，准确些，我再给你写信。

　　这里面包括了战士们的呼声，如抚恤金、立功和伤残战士退伍后的待遇、改善战场救护，通讯设施等问题，希望反映上去。

我们一等功团大院坐轮椅的人 ──王为民（团政委）

　　我们团还住着六个重伤员，都是因各种原因，无法安置的。

　　一个战士双目失明（1984年作战），一直住在连队，为了照料他的生活，我们给他在当地找了个农村姑娘。结婚时就是两张单人床并起来，团后勤送了一套堪用旧被褥。婚后，连队的照顾只能是不收他的伙食费，团里再给他每月20元补助。女方没工作，两人就靠这20元补助和他的战士津贴与伤残费（加起来每月共40多元）维持生活。他抽烟，爱人给他拣烟锅巴抽，别人给他烟他不接。烟锅巴短，烧手了，爱人喊：烧手了！他说：不要紧，不要紧，很香。令人目不忍睹！成都军区一位副秘书长来，见到这情景，顿时泪下。自己拿出一百元钱买了一部“半导体”送他。

　　天冷了，晚上北风呼呼的。他叫爱人推着（轮椅）来找我：“政委，我冷呀！两床单薄被……”我立刻抱起我床上的厚被给他。他不要，说：“政委，我不是给你找为难呀！”我说：“我也不是和你怄什么气呀，你把我的被拿走，等会我叫管理股长来，如实告诉他，他会让我冻着吗？”

　　小两口含泪抱被而去。这一夜，我确实没冻着，但我的心冷嗖嗖的。

　　另一个伤员，他的孩子病了，我去看。他要我写个条让卫生队给孩子看病。但找了好久，小屋里既无纸又无笔。我说你咋连个铅笔头也没？话出口，我后悔了，他尴尬地只抓头。我说行啦行啦，快带孩子打针去吧，我跟着叫人送条子去。我一直在想，就是在农村不识字的人家，也不会“干”成这个样啊！

　　还有个干部伤员，爱人无工作，在院里摆个小摊卖点瓜子花生贴补家用。有时也上火车站卖。这里离车站两三公里郊野路，晚上一个人走连队不放心，派战士去接她，有人说长道短的，传到她耳朵里，她找我大哭一场。

　　我这个政委不好当呀！平时比战时的生活还复杂，工作更难作。

　　咱们国家还穷，处处都有困难，干什么都得有钱，咱也不能老向上级叫唤，向国家伸手，但心里还是盼着对战后诸多遗留问题好好调查研究一下，定个政策，逐步加以妥善解决。

　　就说这几个坐轮椅的人，乍一看也没什么，他们对国家很体谅，对部队的尽力而为的照顾也心怀感激的。战士们对他们更是十分尊敬喜爱，见了他们的轮椅车就抢着推，见了他们的孩子抢着抱，看电影让他们坐中间，他们每到一处都是一片欢声笑语迎上来。然而这欢笑常常令我心酸，促我思索！

　　我老在想：这六个坐轮椅战友的形影，必将陪随我们团每个干部战士重上战场。这是比你一个政委，所有政工干部，整个政工部门的战前动员、战场鼓动更实际更深刻的“教材”！

　　我们的经济发展不是到了最好的时期么？不是大城市一座比一座高级的宾馆在兴建，一辆比一辆高级漂亮的洋车在逐日增加么？我们在战争中负伤的人不是极少数么？为什么就不可以使他们得到与国家经济建设相协调一致的安置？五十年代抗美援朝下来那么多伤员不是安置得很好么？至少我们比那个时候更有力量来解决这些问题吧？

哈哈，45，《黑色诱惑》这个故事可编得不像了啊。就算那时可以做生意、打工，已经有了广东老板，但那来的《十一的月亮》这首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