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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sk 发表于 2004-7-2 19:16:51

文化大革命小笑话：乔寇，滑到美国去了

单位政治学习，一老同志读报纸：乔寇，滑到美国去了……。有年轻同志指正说：是乔冠华到美国去了。老同志眼一瞪，气氛地反驳道：就是“寇”！我们当年打日本的时候就是念“寇”，怎么今天念“冠”了？！！！

kesk 发表于 2004-7-3 01:14:13

[转帖]张颖谈乔冠华在文化大革命后期

张颖谈乔冠华在文化大革命后期 (2004.06.21 01:23:40) 乔冠华是周总理一手培养起来的外交干部之一。“文化大革命”初期乔很是看不惯江青,说她打着主席的旗号把全国都扰乱了。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周总理病重之际,乔却换了腔调,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从外交部原副部长章文晋夫人张颖新近撰写的《故友二人行──怀念龚澎并忆乔冠华》一文中,可以发现乔能进入江青集团组阁名单,位列副总理,这绝不是偶然的。 老乔变了 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老乔正生病住在医院里。不久我和文晋到医院看他,他很生气,责怪文晋不来向他汇报。文晋是寡言少语的人,没有说什么。我向他解释了那次是秘密访华,总理直接领导,有保密规定。那次看望乔,我突然感到他有点变了,火气很大,还有点斤斤计较。随后基辛格第二次来访、尼克松访华,乔都参加了并做了许多工作。其中有一件事使我难忘。在起草《上海公报》的过程中,上呈稿基本完成,经恩来同志审定,交文晋主持作中英文校定,老乔等人参与。当时老乔提出要修改其中某一重要段落的内容,文晋等人不同意。但老乔很固执,一定要改。因为他是领导,别人也只得同意修改。稿子送回总理,总理当即发现改得不对。在第二天接待组的会议上,总理发了很大的火,指着文晋严厉批评:胆子太大又不动脑筋,为什么要改?文晋没有做声,默默承受。会后他才告诉我实情,并讲老乔变得狂妄了。我当时很不高兴,心想老乔为什么不站出来承担责任呢? 龚澎去世两年多,老乔又恋爱了,朋友们也为此高兴。可是,乔的子女对他的恋爱对象章含之不大满意,我也曾劝说,父亲的事你们不必过问。乔的儿子告诉我说,他并不想干涉,只是想去拜访一下邓颖超大姐,要我联系一下,我答应了。不久乔的儿子去见了邓大姐。我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随后我接到乔冠华的电话,在电话里他大为震怒,质问我为什么要给他儿子联系去见邓大姐,斥责我多管闲事。当时我惊愕片刻,即给他顶了回去。你儿子去见邓大姐有什么不对吗?你别忘了他同时还是龚澎的儿子!他把电话摔了。过了不多久,邓大姐给我来电话,她有点不高兴地问我:老乔到底怎么啦?他居然打电话来质问我,为什么要见他儿子,都和他谈了什么?难道我不能见见,我会谈无原则的话么?……我劝邓大姐千万别为此生气,老乔已经在电话里把我责骂了一顿,我也不解为什么会这样。 乔冠华与“维特克事件” 1972年夏,美国一位中国问题学者洛克珊·维特克到中国访问,了解中国妇女革命史。她与邓颖超、康克清等几位老同志座谈两天以后,又提出要采访江青。几经周折,总理批示:可以礼节性接见。岂料江青对维特克大感兴趣,在人大会堂谈了几个小时,设宴招待,还陪维特克去人民剧院观看样板戏《红灯记》。江青的做法使我们陪见人员大为吃惊。江青还特别约定在广州继续会见维特克,谈她的历史,希望维特克为她写传。这一情况与总理批示的礼节性会见完全不同。第二天上班时,我即向乔冠华汇报并请示他该怎么办?老乔皱了一下眉说:江青的事情谁管得了?我没办法,随她去吧。7月间,江青去广州,随后把维特克接到广州,我们陪见的全班人马也到了广州。江青到广州会见维特克近10次,讲了60小时,内容无所不有,自我吹嘘、编造历史、诋毁别的领导,还有泄密等等。在这过程中我曾数次打电话向乔等领导汇报情况,他们都回答说没办法,随她去吧。直至把维特克送走,我们回到北京,我又向他们汇报,江青要整理记录翻译成英文寄到美国。乔只耸耸肩,摊开两手,断然决定说,这事我真管不了,以后也别向我汇报了,你直接找周总理汇报吧。 这之后近半年时间,我和外交部编译室徐尔维同志常常在晚上去钓鱼台江青住处,陪她整理记录,整理完一部分就打印成册,编号登记,作为绝密文件送给周总理以及王、张、姚,还有外交部姬、乔、王等审阅修改。这期间我曾多次向总理汇报情况,总理也审阅过一部分记录。最后总理认为这份记录实在不能寄到美国去,他找江青谈话,告诉她,将文字的东西寄往美国十分被动,劝她不要这样做。江青不仅不听总理劝告,还纠缠总理帮她修改,总理只好请示主席。毛主席立刻指示,记录绝不能寄出,立即停止整理翻译。总理召集外交部有关人员传达主席批示,并嘱咐我和徐尔维把这次谈话的所有记录,贴上绝密封条,交外交部保密室。 1975年冬春我们从加拿大回京述职并休假。就在那年一个寒冷的夜晚,我和文晋约见乔冠华部长,向他汇报加拿大的情况并请示工作。老乔要我们去史家胡同他的“新居”。原本是要向乔请示汇报工作的,但文晋没说几句,乔就摆摆手制止他。乔与我谈起来,章含之也和文晋单独对话。我记得乔对我态度很亲切,开始也问及加拿大使馆一些工作情况,但很快就转了话题,谈起国内的“文化大革命”,重点是谈江青。说她领导“文化大革命”很受主席的称赞重用。我觉得奇怪,“文化大革命”初期乔很是看不惯江青,说她打着主席的旗号把全国都扰乱了,这会儿反而变了调。乔对我说,江青认为我很能干,知道我从小参加革命表现不错,要调我去“文化组”负责什么工作。我直瞪瞪地看着乔,不知道该讲些什么。乔感觉到了,接着说: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你知道,周总理病重,看来不久于人世,识时务者为俊杰嘛,应该好好想想,何况江青那么看重你哩。他习惯性地哈哈大笑起来,我却感觉浑身发颤,难以控制。 我们离开乔家,走过黑暗的胡同,感到寒气袭人。我忍不住问文晋,你们都谈了些什么。文晋冷冷地答道:我根本就不认识江青,她却一个劲说江青对我有好感很欣赏,真是莫名其妙。我脱口而出,这是在为江青搜罗人才,真是拉帮结伙哩。 1976年1月8日夜,我和文晋又回北京休假,在机场得知,总理在当天去世了。北京沉浸在一片悲哀的气氛中。外交部许多同志曾多次要求部领导在外交部内举办小规模的悼念,乔都不加理会。一次。回国学习的驻外大使和参赞在学习会上,一致要求在内部举行追思活动,又被拒绝。当场有一位大使拍案而起,质问部长有没有起码的人性?由于过分激动,引发心脏病被送往医院。而乔还是不作任何解释。 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外交部将我从中国驻加拿大使馆调回北京,成立专案组,让我和当年陪同江青会见维特克的人员,把有关情况详尽整理成材料,供中央领导参考。我们立即想到外交部保密室被封存保管的一大铁柜材料。经领导同意,我们去保密室索要。岂料保密室的同志说,材料在两年前就被江青连铁柜一起都搬走了。我们大为吃惊:这些材料是主席和总理指示封存不许动的,江青经过何人批准能全部取走呢?据江青当年的秘书和保卫人员回忆:1974年(或1975年)主席曾批评江青和“四人帮”,江青很紧张,怕那些材料可能出事,经当时的外交部长乔冠华批准,把铁柜搬到钓鱼台江青住处,全部烧毁了。 拒谈与江青的关系 1976年10月,乔冠华开完联合国大会回到北京。中央责令外交部对乔与江青的关系进行审查。当时乔住在家里,章含之住在办公室,要求他们各自说清真情。在这期间,外交部曾召开过两次大会,一次是在北小街禄米仓北京陆军总院礼堂。我记得当时部领导坐在主席台上,乔也坐在旁边。大会请乔说清与江青的关系,并作自我检查。乔一言不发。部里有两三个人发言,批评乔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一些行为。另一次批判会是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的。主持会议的部长还是希望乔能作自我检查,乔仍是一言不发。 1984年乔病故。外交部起草了一份乔冠华生平的稿件请我们审读,大概是准备印发或作新闻稿之用。此稿肯定了乔一生中的成绩,最后一段也写了乔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犯了政治性错误。章含之一定要把这一段删去,否则宁愿不发。文章最终没有发出,报上只登了一则简短的消息。 (据《百年潮》2004年第6期)

kesk 发表于 2004-7-3 19:58:47

<div>乔的大笑</div><DIV align=center>http://cn_netor_com/m/photos/pic/200012/mm3369d2000122387.jpg</div><BR><div>1971年，新中国重返联合国。乔冠华的仰天大笑反映出新中国人民的自信与豪情。</div>

kesk 发表于 2004-7-3 20:01:24

<div>乔冠华和章含之在联大上</div><DIV align=center>http://cn_netor_com/m/photos/pic/200112/m336961.jpg</div>

易可情 发表于 2004-7-18 06:52:38

[转帖]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教科书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教科书 1969年1月北京市中小学教材编写组编：北京市中学试用课本《数学第二册》“第四章简单图形”（摘选） 【三角形】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的时刻，又一曲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凯歌响彻云霄。我国自行设计和施工建造的最大的长达6700多米的现代桥梁──南京长江大桥全部建成。可以看到凌空飞架的巨大钢梁，笔直的横卧在矗立江心的桥墩上，排列整齐的三脚架有力的支撑着大桥钢梁。“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大桥的钢梁为什么要用三脚架结构呢？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劳动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发现三角形有如下特征……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 按三角形的情形，三角形可以分为三类…… 【简单轴对称图形】 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让我们怀着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深厚阶级感情，剪个“忠”字代表忠心。我们剪“忠”字时可以把纸对折起来剪。因为这个图形沿着中间的直线对折过来，左右两部分能够完全重合。一般地，如果把一个图形沿着中间的直线对折过来，左右两边能够完全重合，这种图形叫做轴对称图形。能够重合在一起的点叫做对称点…… 【等腰三角形】 南京长江大桥钢架结构中的三脚架，可以发现这些三角形都是等腰三角形。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等腰三角形，它有些什么特殊的性质呢？……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特殊性中存在着普遍性，在个性中存在着共性。”由等腰三角形的性质，我们可以得到轴对称图形的一般性质…… 【等边三角形】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客观事物本身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由等腰三角形的性质，我们可以得到等边三角形的性质…… 1969年7月重庆市革命委员会中学教材选编组编：重庆市中学试用课本《语文》（一年级用）第一单元（摘选） 《语文知识》【工农兵常用的几种修辞方法】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的词汇是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在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亿万工农兵群众写的一首首诗歌，一篇篇致敬电，用最美好的词汇，最完美的形式，表达最美好的愿望，抒发了工农兵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深情，一字字，一句句都凝结着无产阶级的激情，工农兵的词汇最丰富，最生动，最切实，最有力。过去，那些资产阶级语法“学者”，把语法、修辞吹得非常神秘，其实他们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根本不懂得语言，真正善于运用语言的，真正懂得修辞的是工农兵群众。 下面介绍工农兵常用的几种修辞方法。例如： 1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的红太阳。 2 舵手来了！救星来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到安源来了！ 工农兵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心中的红太阳 ，是大海航行的舵手，象这种写法叫比喻。 3 敬爱的毛主席！您的革命路线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深入人心，你的思想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深深扎根，人的精神面貌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焕发，无产阶级专政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巩固，工农业生产从来没有象今天这么热气腾腾。 把句式相同或相近的句子连在一起，尽情抒发无产阶级的豪情壮志，象这种写法叫排比。 4 井冈扬臂举红旗，赣江奔流来报喜。 工农兵运用革命的想象，给山水以无产阶级感情，象这种写法叫拟人。 5 毛主席啊毛主席！您开辟的井冈山革命道路通天下，您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真理为全世界革命人民所掌握。 6 从此“不周山下红旗乱”，国际壮歌冲九天，中国工人运动沿着您指引的方向胜利前进！在写作是选用毛主席的语录和诗歌，来说明问题，阐述观点，表示决心，就更有战斗力，更有说服力，象这种写法叫引用。 以上所说的修辞方法，课文里用得很多，阅读时要深刻体会工农兵对毛主席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在工农兵的创作中，有许许多多生动的语言，多种多样生动的修辞方法，我们要遵照毛主席“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的教导，下苦工学习工农兵语言，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宣传毛泽东思想，更有力的批判资产阶级。

久久 发表于 2004-7-19 00:38:11

<div>记住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一切都是财富。</div><BR><div>喜欢有故事的人，喜欢有故事的人生。</div>

君不见 发表于 2004-7-19 02:13:20

文化大革命回忆──老外也造反敢写大字报 作者 郑光路

郑光路 http://www.phoer.net/people/z/zhengguanglu.htm 　　<b>四位专家写出“造反大字报”</b> <div>　　1966年，狂潮陡起，神州大地上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运动开始了。</div><BR><div>　　当时热情讴歌甚至亲自参与 “文化大革命”的外国人很多。在中国的许多外国留学生、专家，也像中国学生一样，搞起“大辩论”、“大字报”。</div><BR><div>　　来华工作的阳早、史克、寒春、汤普金森等4个美国专家写出了题目为《为什么在世界革命心脏工作的外国人被推上修正主义道路???》的咄咄逼人的大字报──</div><BR><div>　　是哪个牛鬼蛇神指使给外国人这种待遇?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不论他是哪个阶级，不论他对待革命是什么态度，都受到了这种“五无、二有”的待遇：</div><BR><div>　　五无：一、没有体力劳动；二、没有思想改造；三、没有接触工农的机会；四、不搞阶级斗争；五、不搞生产斗争。二有：一、有特高生活待遇；二、有各方面的特殊化。这种待遇是什么思想支配的?这是赫鲁晓夫的思想，是修正主义的思想，是剥削阶级的思想!……我们要求：……七、生活待遇和同级的中国工作人员一样。八、取消特殊化。……</div><BR><div>　　美国：阳早、史克、寒春、汤普金森</div><BR><div>　　1966年8月29日</div><BR><div>　　大字报火辣辣的“革命造反”风格，和无数中国人没有什么区别。毛泽东在10天后的9月8日，对4位美国专家的大字报作了批示：</div><BR><div>　　我同意这张大字报，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请你们讨论一下，凡自愿的，一律同意。如何，请酌定。</div><BR><div>　　毛泽东 九月八日</div><BR><div>　　“自愿”二字下，打了两点，表示重要。</div><BR><div>　　大字报4位作者中，阳早和寒春是一对夫妇。夫妻二人到过延安、黄土高原、内蒙古大草原、西安草滩、北京郊区农场……20多年来像中国人一样，为中国农牧业机械化辛勤地工作。</div><BR><div>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寒春曾讲到她和丈夫阳早写这张大字报的一些情况：从1959年开始，外国专家享受特殊待遇，生活优越。“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有关方面又以“安全”为理由，不让他们参加中国这场大运动，成天被关在饭店里，不许随便上街……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他们热血沸腾，仿效红卫兵写出了这张大字报!</div><BR><div>　　<b>美国人当上“造反团”头头</b></div><BR><div>　　毛泽东为4位外国专家的大字报作出批示后，北京不少外国专家也纷纷“造反”了。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工作的美国专家李敦白就是一个典型代表。李敦白出身名门，原是美国共产党党员，17岁开始参加工会和学生运动，支持黑人解放斗争。1946年，他在联合国救济总署驻华办事处工作时，认识了周恩来，后来来到延安。1949年初，他因为所谓“斯特朗国际间谍网”成员问题被逮捕，含冤人狱6年多……出狱后他要求加入中国国籍。周恩来认为他保留美国国籍更有利于中美友好交往，他才放弃了这一要求。</div><BR><div>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敦白成了“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头头，这个外国专家造反组织在1967年夏天时已有70余名成员，倾向于支持当时北京“红三司”等最激烈的造反派系，李敦白也由此成为活跃于北京群众组织间的风云人物。</div><BR><div>　　1967年“一月风暴”掀起后，李敦白以“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身份参加了广播局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夺权”斗争，当上了该单位“革委会”领导成员。1967年4月8日，《人民日报》用大半个版的篇幅刊登他的文章《中国文化大革命打开了通向共产主义的航道》。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召集30万人批斗王光美的大会上，李敦白代表外国造反派，作了慷慨激昂的重点发言。</div><BR><div>　　当时，李敦白的多年好友马海德医生曾劝说李敦白：应该远离中国的政治斗争。可陷于狂热中的李敦白听不进老友劝告……多年后，李敦白才在其回忆录中沉痛反思：“在那些如醉如痴好似被催眠的日子里，我们都做了一些奇怪、有时甚至令人发指的事。日后我常想，我们怎么会那么得意忘形?”</div><BR><div>　　风云莫测，1968年2月，红极一时的李敦白却被当作“国际间谍”被捕入狱，滑稽的是：他曾激烈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却被专案组说成刘的“同党”，硬要他承认领导着一个“国际间谍网”，而王光美就是其中成员，并通过她发展了刘少奇……</div><BR><div>　　<b>免费“大串连”的洋人</b></div><BR><div>　　在那癫狂般的特殊年代，一些洋人也在中国大地上免费大串连!</div><BR><div>　　湖南韶山被称为“红太阳升起的地方”。蜂拥而至的红卫兵队伍中，出现许多白肤黑肤、白发黄发、蓝眼睛褐眼睛的外国人。据粗略统计：仅1966年10月间，去韶山的外国人就达3000人。他们中不少人确实崇拜“缔造红色中国”的毛泽东，当然许多人不过趁此良机免费旅游。入乡随俗，他们像模像样地手持“红宝书”，胸前佩戴大大小小的毛泽东像章，一幅虔诚的“红色朝圣者”形象。</div><BR><div>　　免费串连的洋人有优先参观的特权。他们也不必像徒步串连的中国红卫兵走得气喘吁吁、七零八落……洋人们有车接送。还常有非洲等地留学生，在毛主席故居等“圣地”学习《毛主席语录》。早已准备的记者立马拍摄，在报上刊登题为“世界人民爱读毛主席的书”的大照片，让“文化大革命”锦上添花……</div><BR><div>　　在北大附中读书的村山喜二，父亲是日本大学教师、中国问题专家，他没料到儿子在中国成了具有红卫兵思想的日本少年。当时口号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生都要到农村劳动。但郊外有市公安局的牌子：“外国人不得逾越!”村山喜二不能下乡，难过万分，他给毛泽东写信：“要求能和中国学生有同样待遇，同样革命!”</div><BR><div>　　大串连开始，他联络了几个日本小孩子，也打起红彤彤的战旗去“长征”。在延安窑洞，他就是排队在窑洞睡了两小时的洋人之一。但他还觉得不过瘾，又花两天时间排队，再度体验毛主席住窑洞的峥嵘岁月。从长沙徒步“长征”去韶山，他们又风尘仆仆到广州去瞻仰“农民运动讲习所”，却听说接待单位不让外国人“大串连”，眼看饿肚子还要露宿街头，几个日本孩子灵机一动，决定用同班同学的名字，冒充中国红卫兵，果然被热情安排食宿。村山喜二说：“多亏我们会讲北京话!”</div><BR><div>　　“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外国人和组织来井冈山瞻仰。据统计，1966年到1975年，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来到井冈山……当时的报纸报道：他们像中国的红卫兵一样虔诚。有的人从“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毛泽东旧居土墙上剥点泥土，有的人在井冈山“毛泽东战斗过的地方”捡几粒石子，有的人在“毛泽东背粮休息过”的路边采几片树叶……他们把这些东西收藏作永久纪念。他们喝着山泉，说：“这是毛主席喝过的水，喝了会心明眼亮!”</div><BR><div>　　来自非洲刚果的一位外国人，白天跑了一百多里瞻仰多处革命遗迹，非常疲劳，可是晚上睡前比中国红卫兵还带劲，他翻开“红宝书”，读到深夜两点多……大串连中，来自世界五大洲的许多外国人，同中国人一样沉醉在“文化大革命”的梦幻中。</div>

马静 发表于 2004-7-19 13:18:39

我太年轻了.

曹斌 发表于 2004-7-19 15:24:44

<div>看样子楼上的出世应该在80年代唠。呵呵~~~~</div>

君不见 发表于 2004-7-24 01:29:58

<div>　　这次座谈会挂帅印的自然是张春桥，他一擂鼓点，其部属必轮番上阵。其中以徐景贤最会揣摩主子的意图，对张春桥极尽奉承阿谀之能事，他紧锣密鼓地说：“师院政史系的工宣队打了败仗，资产阶级势力已经占领了那里的文化思想阵地。马洪林同志，你是教育革命组长，大批判组长，又是教材编写组长，身兼三职，你不嫌太多了吗？你到底站在哪一边？站在无产阶级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div><BR><div>　　张春桥显然感到对我几个小时的狂轰滥炸，还没有制服又酸又硬的我，便拿出一份上海市革委会文件宣读一遍，并解释说：“最近发现有人在农村演出时，公然在舞台上丑化杨子荣的光辉形象，破坏革命样板戏，这是明目张胆的现行反革命行为，而在台下看戏的复旦大学写作班，竟然拍手叫好，简直是麻木不仁。为了誓死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同志，我特意亲自起草这个文件，对破坏样板戏的人处以极刑。”徐景贤明知故问：“春桥同志，什么叫极刑呀？”张春桥得意地向椅背上一靠，厉声高叫：“极刑，就是枪毙!”又霍地站起来用凶狠的目光扫视全场：“极刑，就是杀头，明白吗？”顿时，全场一片寂静。张春桥挥笔杀人，比法西斯还法西斯。</div><BR><div>　　张春桥意犹未尽，咬牙切齿地说：“不要怕难，针插不进就用锥子，锥子不行就用刀子，我今天不是动刀了吗？在这块阵地上战斗，不准备头破血流是不行的。这次还得动刀子!”秘书叫张春桥去吃晚饭，他摆摆手说：“不吃了，今天要斗争到底!”</div><BR><div>　　张春桥接着对王洪文说：“上海煤气公司有个小技术员桑伟川，竟然狗胆包天，写文章与文元同志商榷，为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辩护，我亲自写了编者按语，把他的文章发表在《文汇报》上，让人们见识见识什么是大毒草。听说他不服气，那就叫工总司派人押他到各工厂批判，我就不相信武器的批判不能战胜思想的批判。”桑伟川拒绝出席，手执铁棍头戴藤帽的文攻武卫队员们，就用铁棍把他挑起来抬到各工厂游斗。桑伟川被“武器的批判”打得遍体鳞伤，气息奄奄，直到被逼疯了，仍然像猫玩老鼠一样，对他实行二十四小时连续批判。</div><BR><div>　　张春桥一看表，已是晚上7点，从2点至此，我已经站了5个小时。张春桥宣布：“今天座谈会就开到这里。马洪林同志的问题不予追究，希望你今后挺起腰杆子做事，夹起尾巴做人。”我对这种仗势欺人的座谈会心中不服，拎起拉链包转身走出大厅，发现张春桥跟在后边，就加快步伐走出过厅，在下台阶时张春桥竟追上来与我握手言别，一时又把我弄糊涂了，可我一到家就被宣布隔离审查了。我不敢相信，他那“马洪林同志的问题不予追究”的话言犹在耳，怎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呢？</div><BR><div>　　<b>三、余响</b></div><BR><div>　　从此我跌进了灾难的深渊。“元月座谈会”次日，我被押回松江县佘山公社陈坊桥大队江秋八队接受审查。下午，在佘山旁的凤凰山大草棚内召开全院大会，张惠明传达了张春桥的讲话精神，布置了批判“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战斗任务。政史系工宣队被诬陷包庇重用炮打情绪严重的教师，连长指导员成了“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揪斗他们的名字写得巴斗大。但工人师傅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并没有在“四人帮”淫威面前屈服，被以“轮换”为名赶回工厂。为了打垮师院的“资产阶级势力”，工宣队召开了“宽严大会”，当场给师院附小校长曹娴戴上手铐，宣布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把王春瑜揪上台示众，宣布成立专案组隔离审查，对所有参加炮打的教师进行抄家；对王春瑜实行毁灭性抄家，即把所有家具砸得粉碎，把书籍全部撕成碎片。同时还隔离审查了蒋葆庆、孙仲发、陈新权，日夜逼供交待炮打张春桥的“罪行”。王春瑜被折磨得了急性肝炎，生命垂危；陈新权被长期关押患了肺病，仍批斗不止。在一次批斗会上，陈新权昏厥跌倒直挺挺躺在地上，批判者竟说他是因为被揭发“攻击林副统帅”吓昏的，倒在地上是装死，冲上去反剪他的双手，抓住他的头发，拖起来继续批斗。</div><BR><div>　　座谈会不久，佘山脚下开来了一长串车队，由徐海涛带队，有上海各高校的头头，《文汇报》、《解放日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社记者现场观摩，开始押我到各系科、各生产队游斗。我的贱名被写得有一人高且倒立打叉，涂满了江南山野乡村的白墙。虽然没有给我挂牌子、戴高帽子和坐喷气式飞机，但在“批马领导小组”精心策划下，到5月31日返校前，已进行了上百场的“口诛笔伐”，折磨得我面黄肌瘦、形销骨立。他们还在《文汇报》上撰写了长篇大批判文章《从康有为到刘少奇》，批判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所谓改良主义，诬 陷我编写的《商鞅变法》是为改良主义招魂，鼓吹“三自一包”，企图从理论上把我压倒。这期间我企图以死抗争，梦想效法屈原投江自沉或追随外语系的龚皓跳罗山自裁，都因被人日夜看守而未成千古恨。粉碎“四人帮”后，我听说敝校被大批判逼死了22人，夏乃儒教授惊异地说：“马洪林被张春桥点名批判未死，是师院文化大革命的一大奇迹。”这期间，张春桥遥控指挥着手下人给他的密报《对市革会元月座谈会的反映》简报（1—11期），穷追所谓黑材料而未得逞。</div><BR><div>　　5月31日上午，一辆大客车把政史系教工从松江佘山拉到师院卫生室前停下，当全体教工下车回家时，工宣队宣布我留下，押回政史系继续隔离审查。当他们把车门关上时，我听到一个小女孩凄惨的叫声：“爸爸，回家!”我不顾一切地站起来，看到我的小女儿马燕站在车下哭泣。看守人伸出头大喝一声：“你爸爸是反革命，不能回家！”而大客车押解着我调头就走，这小女孩竟发疯似的在车尾狂追不舍，直到她那瘦小的身影消失在汽车扬起的尘埃之中。</div><BR><div>　　我的囚室设在师院东部办公楼西出口楼梯右边北向房间，内设两张双层床，令我睡在一张床的上层，下床要报告，以免逃逸；另一张床横在门口，由两个中国“盖世太保”蛇盘狼踞其上，严密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四壁和门窗早已贴满了大字报和文化大革命流行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马洪林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等。我简直就像被关在一个用大字报糊成的纸笼子里，压抑得喘不过气来。这样顶牛到7月1日党的生日，我这个共产党员才被“特赦”回家。</div><BR><div>　　再说时令到了九月初，张春桥在师院的联络员特意到系里通知我：“今天下午一点半，在东部礼堂召开全院大会，你必须准时参加。”我对张春桥遥控千万人追查“莫须有”的“一麻袋黑材料”反感透了，届时不仅拒绝赴会，而且在床上高卧不起。据说主持人准时在东部礼堂主席台上大叫：“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马洪林押上来示众!”满礼堂的人站起来四处张望，不见鄙人的影子，立即闹轰轰响成一片。主持人被我的蔑视惹恼了，他站起来大喊：“这还了得！派人去抓马洪林到现场批斗！”专案组长得令，立刻率领一批小将飞奔到第十教工宿舍，架起我的双臂，脚不点地冲出人群，直奔东部礼堂而去。</div><BR><div>　　东部礼堂正门大开，我被押着从正中甬道走向主席台。这个礼堂原系华东音乐学院的演出厅，该院迁走后留给我们师院的，共鸣效果极佳，我平生还是第一次听到这山呼海啸般的怒吼，真是慑人心魄，荡人元气。也许正应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古训，我故意昂首漫步，模仿走向刑场的志士状，气得会议主持者们暴跳如雷。我被押上主席台右侧，仍像一头山东倔驴不肯就范，这时从台下跳出来两条“武林高手”，拼命揿着我的头向下压，我则用尽吃奶的力气向上撑，在垂死挣扎中我听到造谣公司老总们上纲上线的批判。最后，主持人拍着台子问我：“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马洪林，你认罪不认罪？”我认为这些打手的发言全是胡说八道，只回答了两句话：“谎言重复千遍也不能成为真理；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结果我在一片打倒的吼声中被轰出了会场。</div><BR><div>　　我不堪凌辱，多次提出申请，要求回老家种田，均遭拒绝。1972年春，我被押着作环绕上海一周的拉练，当走到昔日我参加“四清”的金山县松隐公社田间时，陈新权问我：“远处土堆上的人在干什么？”我过去曾和贫下中农在那里烧过砖，便不假思索地说：“贫下中农在那里造窑，准备烧砖!”有“包打听”火速报告领队，谎称：“马洪林诬蔑贫下中农造谣!”不容分说，当晚就在松隐公社七一大队对我召开了批判大会。</div><BR><div>　　1976年夏季，上海高校掀起了支援西藏的活动。据说是周总理生前的嘱咐。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在一夜之间要求支援西藏的大红纸决心书，挂满了系办公室前50米的长廊。那时我隶属于中国历史教研组，教研组长是我的老师陈旭麓教授，他动员我支援西藏，可以暂时脱离“上海陷阱”之苦。</div><BR><div>　　1976年7月14日，我和上海高校42名战友到达拉萨西藏师范学院（今西藏大学），1978年7月15日离开拉萨，经敦煌、北京、青岛返回上海。在西藏整整两年为翻身农奴服务，是我人生最有价值的黄金时代。在这里，我有幸遇到了新华社驻拉萨的资深记者魏辅政先生。他早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当时任职于新华社江苏分社，也是支藏干部。他与我作过几次长谈，对我遭到“四人帮”迫害非常同情，挺身而出要为我这个小人物写一份通天的新华社《内参》。他说只印22份，直送每位政治局委员。不久，中共上海市委接到中央为我平反的批示，由上海市教委主任兼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杨凯同志亲赴上海师范大学本部指导为我平反。</div><BR><div>　　1976年12月28日，西藏党政军民两万人，在拉萨布达拉宫前广场上，举行声势浩大的深揭猛批“四人帮”篡党夺权滔天罪行的大会，我作为自治区宣传系统的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会后举行了群众大游行。著名歌唱家、西藏歌舞团团长才旦卓玛走过来紧握着我的手说：“马老师，你第二次解放了，扎西德勒（藏语，吉祥如意）!”</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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