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义和团运动和峨眉派武功的形成

六、拳乱导致的清末经济损失

尽管史学界对义和团盲目仇毁中国工业现代化设施有批评，但是几乎没有人谈论过义和团这种仇毁行动及其滥杀无辜、恣意抢掠对中国贸易造成的严重影响。事实上，义和团不仅以中国大地上所有现代化设施为敌，倾力破坏之，而且其暴力运动导致中国北方商贸活动迅猛凋敝，负面影响覆盖全球三分之一强的国际贸易活动。

先看有关商贸口岸的具体情况。一九零零年拳乱期间，一位在天津七十二沽(天津各口岸均称之为“沽”，如塘沽、西沽、大直沽等，从前各沽合计总有七十二沽)之间专为商人“牵车服贾”的工人，曾经在被迫歇业期间前往上海，在那里的“尊闻阁”对《申报》报馆描述了期间他在天津的见闻。他的叙述被当年《申报》秉实报道，成为今天了解拳乱期间天津商贸活动难得的见证。比较往昔商贸繁荣情形，这位工人描述那里商业活动凋零的景象说：

“呜呼义和拳匪之祸，何若此其甚哉！……向者，春冰既泮，轮声帆影，相属於烟波浩渺之间。货物之来，高入山积。操奇计赢之子，夜以继日，握算持筹，各矜其长袖善舞之能，以有易无，获利可操左券。今岁新春时节，已拳匪潜伏，萌蘖渐滋，圜hui4(外门里贵)中如豫为之地(意为：人们愿意待在家中)，以致开河之后，来货寥若晨星。至目前而叛象显呈，毁电竿、断车轨、戕西士、焚教堂、斩本揭竿，……商贾遂不复放胆营运。六街三市，几绝人迹。”

那时庶民尚无国家经济概念，当拳乱始发之际，皆悉国家受扰而不喑商务受扰。所以，在描述了拳乱前后判若两地的天津口岸商贸景观之后，这位在商业运输中讨生活的工人感慨道:“人皆谓拳匪扰害国家，仆则以为商务悉被拳匪所扰害矣！”(参见《申报》1900年6月20日“拳匪作乱有关上海市景说”下同)

上海是当时中国对外贸易中心，所营运商务北达燕齐，南至闽粤，西更溯江而上，由鄂抵川中，所以“百货云屯，转输甚为方便”。但是，上海口岸异象纷呈：拳乱缘故，为免中途意外，举凡天津商人及货物停滞上海。外贸同样不能逃脱严重打击：外商定购的各类日常应用洋货如纱、布、药、等均堆积如山，无人提取。而“每当货轮开行，汽笛声中，舱中寥寥数客而已，不再有万盈之货运往。”

其实天津一地的商业阻滞，受影响更严重的是中国北方省份。当时东北的吉林、黑龙江到北京一线，乃至牛庄、张家口、北通州各处的民生商务，均以天津为枢纽。天津枢纽不运转，则行销于东北乃至北京直隶一带的通货只能囤积上海港口，而且日积月累，越来越多。货物停运积压导致价格下跌贬值。例如火油作为津货大宗，在头年涨价一倍的情况下，突然暴跌。

这不过是1900年6月中下旬以前的情况。那时义和团的为害尚未达最高潮，也远不到结束的时候。由于慈禧政府对持续数月之久愈演愈烈的拳乱多方纵容利用，最终直接伤害到西方十一个国家驻华外交人员的生命安全，中国商贸凋敝情况之结束，终于有了指望，一个令人扼腕叹息、痛国痛心的指望：十一个国家中的八个国家，终于被迫紧急出兵远征中国，平息拳乱。

即便如此，中国北部地区内外商贸受锉已经直接导致两个连锁反应：一是国家税收锐减；二是银行(当时叫“钱庄”)倒闭。

首先是税，当时《申报》记载：“以往赴天津海关报税者其数不亚于江海新关”，可见报税人相当多。但是在“掮客则仰屋而叹，挑夫则辍业以嬉，驳船既闲泊浦滨”的情况下，天津谈何税收之有？上海也是“税行亦门勘罗雀”。两处国家重要税收来源之受挫，是不言而喻的了。

当时中国商贸已有贷款制，商人资本大都来自钱庄的贷款。在拳乱期间，中国自北而南商务渐次颓蔽，经济萧条，各处钱庄别说利息，连本金都收不回，倒闭当然势所难免。京城北京的钱庄，则有相当数量被烧被毁，更不必说了。

中国计算“八国联军侵略中国”造成人员财产各类损失的大有人在。把一年之久的拳乱所造成的损失(包括烧杀抢掠的各种恶行)，统统算在八国联军头上，在当代更是已成时髦。史家、知者，睁眼闭眼不敢吭声，只说是“说不清”；庶民百姓既无从知晓也乐得被蒙蔽，因为据说这有利于“民族自强”。所以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没有义和团祸国殃民的经济损失统计数字。甚至连个大概的估算也没有。

不过总体上损失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据当时媒体报道，清末时期全球商务贸易活动有十分之三关涉中国。仅此一项事实，可以想见义和团之乱导致中国外贸商务停滞，对国际间贸易的严重影响。所以，仅从经济贸易影响及其所引起的恶性连锁反应的角度，当时的《新闻报》就以“息祸篇”为题发表评论指出：“中国之祸事一日不息，则全球之祸盟亦一日不息。”1900年8月20日《中外日报》也以“论西人筹华以求变法得人为第一义”发表社论，论述这种“中国糜烂而全球扰攘”的道理。可见中国祸难波及国际经贸是明显的事实，只是中国当时自顾不暇，而今则以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丧权辱国为由，更不能认帐了。

拳乱对中国外贸造成负面影响也是明显的事实。从《剑桥中国史 晚清篇》第一章“晚清的经济趋势”所提供的一份“中国外贸价值和指数统计”来看，自1870年至1911年期间，以当时流通的海关银两为价值，中国外贸无论净输入还是净输出，总体指数都呈稳步上升趋势。唯独1900年义和团拳乱那一年，呈现明显下降趋势。现以流通海关银两为计，将义和团拳乱之年和前后两年的外贸输出与输入列表如下：

1898年(上升)，净输入209，579(海关银两，下同)，输出159，037；1899年(上升)，净输入264，748，输出195，785；1900年(下降)，净输入211，070，输出158，997；1901年(回升)，净输入268，303，输出169，657；1902年(上升)，净输入315，364；输出214，128。

清末时期中国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其国民生产毛值中非农业产值已经占了三分之一；而在非农业产值中，商业产值在各项产值中比重最大，占了将近百分之七(参见《剑桥中国史 晚清篇》第一章“晚清的经济趋势”)。虽说商贸比重不大，但仅就拳乱对商贸的致命影响而言，是不能忽略的。

庚子赔款数额巨大，造成中国国库空虚。这样的局势固然应当谴责列强中多个国家寡义无信，全然没有胜者罚败中应有的道德底线，借议和谈判巧取豪夺。但冤有头债有主：义和团拳乱在先，围攻西方驻华公使馆，戕教士、杀中国教徒以至于杀害外国公使在先，八国联合紧急出兵制止在后。慈禧政府无视国际公约、不理各国出兵前长达数月的呼吁警告而持续纵容拳乱，终于引起八国联军出兵，最后导致巨量庚子赔款。按照“八国联军侵略中国”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发展顺序，明眼人都清楚，庚子国难乃是慈禧政府自取其辱的必然结果，由此引发的造成中国元气大伤的庚子赔款巨大债务，理应算在“横挑邻衅，自启祸源” (1900年《中外日报》语)的义和团和慈禧政府头上。

然而，拳乱前后中外文献、媒体、各类记载一致公认并称之为“匪”、“匪徒”、“乱匪”、“盗匪”、“团匪”、“拳匪”的义和团所制造的中国祸乱，竟然在49年之后变成了“农民运动”，并冠之以“伟大”“英勇”，褒奖为“爱国”，载入史册而成本无计。这不能不说是当今大陆史家，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历史观诠释中国复杂历史，留给中国当代和后世的一个后患难测的错误。

文章提交者：死不服气
放弃马教，重写历史，以新的视野看世界，是中国走向政冶文明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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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很多历史都被人为地篡改了，以至于我们都不知道相信谁的。远的不说，就说49年以后的种种运动和历史文件等等，我们都应该换以真面目，要不然，我们的公民权利、人生权利是怎样被践踏了的都还没有个说法。尤其是居住权、土地权，到底是以人文本还是出自于各种政治需要经济需要而疯狂的践踏人民利益，以至于立法不全……

是不是哦？

摘要：
　　庚子年间义和团围攻使馆事件的亲历目击者普特南·威尔秉笔直书了他对当时若干时势的体认与思考。通过他的作品来考察义和团旋起旋灭之缘由，不失为一种视角。另外，他对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及其意义有中肯的反省和较为持平的评价，对其失败原因也有深刻的体认。　
 

　　　自1900年6月20日到8月14日，驻京清军和少部义和团时断时续地围攻外国使馆，列强震恐，“全世界之眼光皆注于此”[1]。当事国人与外人亦多有记载，有关读物层现叠出，普特南·威尔的《庚子使馆被围记》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本。普特南·威尔系英国人伯特伦·伦诺克斯·辛普森(Bertram Lenox Simpson)的笔名。他1877年生于中国宁波，其父亲辛盛久任中国海关要职。辛普森少时曾赴瑞士留学，返华后继承父业，在海关做了录事司，专事文牍。他能讲一口流利的法浯、德语和汉语，这给他审时度势、获取信息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在使馆被围及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他据其亲历见闻，逐月或逐日记载了他眼中的义和团和八国联军的行为，秉笔直书了他对当时若干时势的体认与思考，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据时有“中国通”之称的英国观察家莫里循宣称，仅他私人所藏，“记载此事者，即有43种之多，然大半皆有所隐讳”；而普特南的这一本则不然，“此亲历目击之人本事直书，无所隐讳”，“虽尚有因不得已之故而删减者”，但“均系真实之事，较之臆度及欺瞒者自有不同，后之作史者可以参考而改正其错误”。[2]本文试图通过该书，从普特南作为一个英国观察家的视角来简单认知义和团旋起旋灭之缘由。
　　义和团的骤然兴起有其深刻的时代根源，是一种重压下的反弹，时人多称其为“排外”。义和团的排外，体现在口号上即“灭洋”，体现在行动上，最初主要是反洋教。对于义和团的爆发，普特南做了较为坦率深刻的反省。义和团的排外对象，普特南大致概括了有“三毛”，即大毛子，二毛子，三毛子，并饶有兴趣地对此做了解释：“‘毛’乃禽兽之毛，予等野人未曾剃头，故以‘毛子’二字骂之；‘大’字也有用意，因除予等之外，尚有二、三等之人，亦为奉拳团者所同声咒恨，则加以‘二毛子’、‘三毛子’之号。‘二毛子’者，凡奉耶教之人皆是也；‘三毛子’者，凡直接、间接与洋人有关系者皆是也。茶馆中昌言，凡官员家中有少许西洋物什，即为三毛子。”但“昔日尚未有以用洋货之人及与洋人往来者置于排击之列者”。[3]可见义和团排外并非一开始就有扩大化的趋势，而是步步升级的。最初不过是“民教相仇”，地方官袒教抑民，人们有怨难伸，只能“自己解放自己”，这不难理解。正如时任山东巡抚的李秉衡所说：“民气遏抑太甚，积不能忍，以为官不足恃，惟私斗尚可泄其愤。”[4]普特南首次提到义和团的口号是在5月28日，他看到义和团旗帜上书“‘扶清灭洋’四字，仿佛吾欧人之血所染也”[5]。作者何以自陈“欧人之血”，其间意味颇值玩味。最初的民教冲突，对洋人并无多大威胁，直到5月中旬，义和团的暴力活动几乎完全针对教民、教堂和教民住宅，只有一个外国人（卜克斯）丧命，义和团的矛头还没有指向铁路和电报。[6]即使是天津失陷以后，义和团也还“野性难驯，日以仇教为名，四处抢掠，并不以攻打洋兵为中心”[7]。清廷对义和团剿抚兼施，取悦于洋人和教民。然列强得寸进尺，“务使我委曲迁就而后已”[8]。正如列宁所说，正是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的人，那些用宗教的规划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才引起义和团和中国人的痛恨和反抗。[9]事实也是如此，由于外国侵略者（包括部分充当侵略工具和先锋的传教士和一些狗仗人势的教民）在中国的横行霸道，破坏了中国北方的社会生态，才有了义和团的狂飙激进，“京畿东南各属，一倡百和，从者如归。”[10]普特南对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正义性和必然性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且给予了极高之评价。在义和团大举进入京城后，他写道：“予思及此乃克明尼（Commune，法国之社会政治党）与善史克那梯生（Sonsculottism，法国激烈革命党）混合为一也。”[11]这里的“克明尼”即今译之巴黎公社(Commune of Paris)。换言之，在普特南看来，义和团运动简直就是1870年法国无产阶级革命和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结合体。我们自然不能否认义和团运动的阶级属性与斗争水平确难与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相提并论，然在普特南眼里，同是发生在19世纪后期重大事件之巴黎公社与义和团运动，两者似可等量齐观。他反省义和团兴起是因为“予等外人罗嗦繁琐，贪黄人之利益，颠倒东方生计之平衡，故致如此之狂剧也”[12]，坦率地承认了外人在中国的胡作非为是义和团兴起的肇因，相对于当时其他外人来说，已属难得。
　　可见义和团“排外”的对象并不盲目，相反是相当明确，即是把“洋鬼子”以及依仗“洋鬼子”欺压他们的教民们驱逐出他们的视野，即民间所谓“眼不见，心不烦”。说它“盲目排外”，是盲目在形式上和“装备”上。形式上有烧教堂、拆铁道、焚车站、杀教民等，装备则是“避枪炮之神术”，以血肉之躯抵枪炮子弹，无异于以卵击石。其实义和团的所谓神术，只不过是传统的气功术、巫术与武术的结合，其刀枪不入一类工夫虽然有其信实成分，但更多的则是恣意夸张与弄虚作假，[13]正如艾声所说是“小试则验，临战则否”[14]。形式上的盲目体现了农民小生产者阶级的局限性，而装备上的盲目则体现了他们文化知识水平的低下。这两种盲目是不可否认的，但义和团总体上看也绝非无事生非（当然从个体上看，其参与动机及其表现有很大差异性），其民族自卫性质亦无庸置疑。

　　　　

普特南的这本书，“上卷述事前惊恐之情”，用了较多的篇幅来写义和团，“中卷述围中攻守之事”，只用了寥寥数笔简单勾勒了义和团之情形，“下卷述联军骚扰之状”，则略微提到了剿杀义和团之情状。尽管该书对义和团的直接介绍其实着力无多，但有几处却极为关键，似可为我们提供一种观察义和团如何失败的视角。以往说到义和团的失败，往往简单地归结为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此说尽管不无道理，而且在许多史料包括普特南的这本书中都能找到一些证据，但也略显笼统与武断。这个联合的过程是怎么样的，经历了哪些步骤，是中外联合还是各有所为而仅是客观上不约而同，也还值得进一步探索。笔者无意也无力在一篇短文里解决自己提出的问题，只是希望从普特南的观察里能够看出一些端倪，以俟更多的学者来思考和解决这些问题。还有学者认为，“奉旨灭洋”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对义和团利用和控制，并使义和团运动达到高潮又成为义和团失败的起点。窃以为姑且不论义和团是否有奉旨灭洋阶段，但奉旨与否决不是义和团失败的真正根源。义和团兴起之初，就已经为自己挖好了失败的坟墓。其组织的分散与混乱，其思想的愚昧与迷信，其“装备”的落后与虚幻以及因其日益败坏的纪律而渐失人心，无不为其失败埋下了伏笔。这几个因素盘根错节，交相为用，是构成义和团特点密不可分的几个支点。普特南以其亲身的体验和观察，对其也有或多或少的一些认识。
　　义和团兴起之初受到了民众的普遍支持，队伍日趋庞大，直到1900年5月底，“新附者尤络绎不绝”。由于义和团没有严密的权力结构，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号令和领导，缺乏严格管理，加入义和团变得越来越容易，任何人只要愿意，挂起红带子便成了团民。[15]“头裹红巾之辈满目皆是，致红布之价格为之顿昂。”[16]义和团进京后，亦有不少居民加入，“今日之所谓拳民，已与平民无所区别，盖已群改其常度也。”[17]“上自王公卿相，下自倡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18]当义和团的行事成为一种时尚以后，其示范效应立竿见影，多有纨绔子弟或游手好闲之人参与其间，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无明确的反帝意识与主张。若说大型群众运动难免有不纯分子加入，则义和团此种情形太过突出。故义和团表面虽盛极一时，其实不堪一击，一旦溃败，即如山倒。
　　据普特南记载，6月13日，有义和团民进入内城，“见人即杀，亦不分辨，既受洋人枪弹，遂向北而奔，见有礼拜堂即放火烧之。”“见火起之处，即知彼拳匪所到之处。”[19]如此乱烧一气，必然延及民房，义和团民依恃神术，专烧洋房的承诺少有实现，相反是一烧即一片，史料中相关记载比比皆是。普特南的记载也有不少，比如“火势愈烧愈广，似内城之半均已被烧者，北京全城之人皆于睡梦中惊醒，人呼犬吠，嘈杂一片”[20]。“火起于外城极繁盛之区延烧极快……彼拳匪或自惊其所做之事，现已退后，以尽彼不幸之人民抗此灾难乎。”[21]，而且义和团常误指民房和店铺为教民财产，误指路人为教民，也使得民众人心惶惶，难怪柯文将义和团控制北京作为北京市民经历的第一阶段恐怖。（注：柯文以义和团控制北京为北京市民经历的第一阶段恐怖，以八国联军占领京津为第二阶段的恐怖，意在强调义和团具有的破坏性。见其《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152-153页。）
　　义和团封建迷信自不待言，其依恃之神术也是不堪一击。普特南对此也早有所认识，他很早就知道义和团所谓神术的底细：“当众人之前以火药实入枪中而落其塞，又加以弹，举枪作势以告大众，众人但见火光爆发，轰然作响而当前之拳民安然无恙，则群相惊异，谓拳民真有避枪炮之神术，哗然赞美。不知其枪塞已落，先虽以弹实入，而放时则已脱出，但其手术甚巧而人不及知耳。”[22]他在这里确实表现出了其超乎其他人的识见能力，他发现义和团团民并无避枪炮之神术，若真要说“避”的话，也只不过是逃避躲藏而已。普特南一次枪杀几名团民，团民“倒地而毙”。他发现团民腰系弹带，还“甚以为奇”，不无揶揄地说：“彼拳民非不信弹药者乎，何以又自带之耶？”[23]
　　义和团的纪律初始并不坏，加入义和团，老师和师兄一般都要求不贪财，不犯法，否则神不保佑，就会被枪打死。可见义和团的纪律是靠封建迷信与死亡的恐惧来维持的。但当参加者的来源日益驳杂和神术的不应验成为一种经常的实践，其纪律的维持就成为问题。[24]正是由于义和团神术的屡不应验，以前信奉的民众开始醒悟了，其日益破坏的纪律无不使民众失去对义和团的信心，“人心益形怨恣，敢怒而不敢言。”[25]义和团在声势最盛时，“全城皆在其掌握之中”，多数居民家门“皆贴有红条，上书信奉拳团之意，冀免祸也”，[26]但并不是真心归附，只是一种明哲保身的自觉行为。民众其实厌恶战争，特别不希望自己生活的地方成为战场，对本意良好但没有先进思想和统一领导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的义和团运动也是如此。围攻使馆尚未开始，“哈达门一带”已为义和团民所毁，“荒凉已极”，“人人皆深居不出”。[27]当一队美国士兵护送洋人到使馆时，“道旁观者如睹，未闻咒骂，但默然旁观”，“既无野蛮举动，见此避难之人，颇有忧悯之色”，虽不排除有民众敢怒而不敢言和普特南自我感觉良好的成分，但也可见一丝端倪。普特南由此推想到：“北京之民受拳匪之惊骇，烧杀抢劫，大受其害，故并不真附和之，此事予等今始明之也。”[28]联系到义和团的一些作为和民众的反应，普特南的推论不能不说是有一定道理和基本符合事实的。以上所叙种种，无不表明义和团在民众心目中的败亡，其实践上的失败则是早晚的事了。
　　顺便提及的是，普特南并没有提到义和团运动对列强“瓜分”计划的打击，因为在他的被困经历中，他看到猛烈的攻击来自清军，解围后义和团在他的视野中也基本上销声匿迹。但他也敏感地察觉了“百姓之心”。他认为，“自中国人眼光观之，并不觉其朝廷之播越为可笑，但认为国运之屯，唯当致其悲痛之怀，而不当有怨望之意也。彼等觉此事自始至终均受洋人之害，并非朝廷之失德，祸患之根出于洋人，百姓之心皆出于此也。”[29]在这样的土地上建立瓜分之政权，无异于在一个即将爆发的火山安营扎寨。联军统帅瓦德西也认识到虽然趁清朝武备虚弱、财源衰竭、政象纷乱进行瓜分是千载难逢之良机，但“中国领土内……共有人口四万万……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勃勃生气”，“因此瓜分之事，实为下策。”[30]下策也是策，未始不可行，然“无论欧美、日本皆无此脑力与兵力，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31]。既然“百姓之心”皆以洋人为祸患，列强的瓜分就必然引起民众的反抗。由此可见，普特南作为一个在中国阅历既久，对民情有所体察的外国人，对国人的心态是有清醒认知的。
　　尚需说明的是，普特南详细记载了联军攻破北京后大肆劫掠之情形，“各军队即漫无纪律，几乎无事不可为者，各国之人皆然。”他不由反省：“今日学者皆言世界已进于文明，古代战争中野蛮之状将不复现，今请其详细观之，果文明耶，野蛮耶？”[32]认为这些人只不过是“有流氓之技艺，而加以文明之装饰，彼等皆晓事者，何以不知此乃不能做之事也”[33]。不过，普特南反省起来头头是道，且也不乏真诚坦率，甚至还耻于同伴的劣行，有时还屡加劝阻，但他自己同样是劣迹斑斑，杀人劫掠，坏事干尽，却辩护“人之血既已激动，且经过长期之禁锢，见此情形亦不免有参入之思想，不能自持”[34]。
　　本文以普特南作为一个英国观察家的视角来考察了义和团旋起旋灭之缘由。可以看出，他对义和团运动爆发的正义性和必然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反省，且给予了极高之评价。他还通过其亲身的体验和敏锐的观察，给我们提供了考察义和团失败原因的许多鲜活的材料。
　　义和团的失败表明旧式的农民革命已然难以挽救一个腐败政权的衰落和抵御强悍敌人的侵略，道义的愤怒下产生的不理智行为并不值得提倡，不分场合的正义必胜和民心可恃的结论是难以服人的。梁启超早在80多年前就说过，“非从文化树一健全基础，社会不能洗心革面，则无根蒂的政治行动，决然无效”，“目前之政治运动，专恃感情冲动作用，感情之为物，起灭迅速，乏继续性，群众尤甚。经数次挫折，易致颓废，颓废以后，元气之回复，倍难于前。”[35]此语虽是说“五四”，但移过来看义和团，却同样一针见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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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梁启超.“五四纪念日”感言[N].晨报，1920-05-04. 

　　本文原载《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5期

这两年过圣诞节的时候总有两件事让人很愤怒，一个当然是无良商家趁这个时间大肆打折，以至于某些意志不坚定的女同志──比如我老婆──疯狂购物；一个就是总听见某些人到这个时间段就出来“哼哼”一段“华夷之辨”、“文化殖民”，跟《大话西游》里面那个唐僧似的，连哼哼的词都没啥变化。

今年不出意外，有几个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哼哼教导”。中心思想无外是“重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导致中国现代文化的荒漠化和混乱化”这些话头儿，只有一点比较稀罕：这次是十个博士生发表的联名信，应该说规格比较高了。

就我目前看见的这封联名信而言，满眼都是舶来品的词汇。估计也是没办法，用古文这几位恐怕说不明白这个道理。用西方式的思考方式分析，然后得出诸如“文化侵略”这种洋名词，倒也是颇得“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精髓。但是，请相信大家是理解他们的，要是用独轮车可以把杨立伟发射到太空上去，这些博士肯定不会用什么火箭。

按照这个逻辑，我们这里应该警惕的东西还真不少。比如我居住的这个地方就有个日本的餐厅，还有好几个西餐的馆子，甚至还有麦当劳啥的。要是说圣诞节都是文化侵略，日本寿司里面的芥末包含着军国主义的祸心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西餐的刀叉肯定是在阉割我们的筷子文化，麦当劳一定是在改变我们孩子味蕾的同时，改变着那颗中国心。

当然，博士们要是呼吁把这些东西也赶出中国我也没啥意见，少吃点异国风味不会出什么大事。我还可以不吃英国的鱼、法国的干酪、德国的巴伐利亚烤香肠等等，还可以不吃印度的咖喱、越南的米粉、俄国的罐焖牛肉……然后我就是纯粹的中国美食家了。

虽然这些五经博士这么“哼哼教导”我们，还是让我产生了一个不好的联想。在我的想象中，这些博士们名正言顺地坐在装着美国人制造的芯片的计算机前，用日本人技术制造的显示器看网上的资源，并用互联网发泄自己的文化情怀。

每当我想到屏幕后面的居然是穿着红肚兜、戴着西式博士帽的义和团，再想象一下他们在键盘上运指如飞的样子，这情景总是让我忍不住要笑出来。


新快报　

义和团运动于十九世纪90年代后半期起源于山东和直隶，以“练拳”为名组织起来，他们盲目排外，对来华宣教的传教士在中国吸纳信徒极为不满，指责洋教是宣扬“无君无父”，视妇女加入教会是“伤风败俗”。甚至控诉洋教“摄人魂魄而奸宿”，“割女子子宫、小儿肾子”，于是疯狂捣毁教会和教会学校，大肆杀戮传教士和中国信徒，其中中国信徒约占80%。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慈禧重新实行训政，她对于总是跟自己作对的光绪皇帝非常不满，试图废光绪而另立端郡王载漪之子为皇子，当时大部分国家都喜欢开明的光绪，联合起来反对封建独裁的慈禧，包括朝廷外部的官员也反对废立，慈禧一时陷入两难的境地，既想废光绪又怕被洋人打，就在这时，端郡王向她推荐了义和团，说他们可以到枪不入，不畏洋枪洋炮。
　　其实义和团是在得到山东巡抚毓贤的纵容才逐渐壮大起来，直到杀死了传教士和中国信徒，闯下了大祸，致使外国公使问罪，清廷才罢了毓贤的官将其召回京城，回京后的毓贤四处吹嘘义和团的神勇，称义和团“降神附体、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把板凳当马骑、高粱叶当刀”。当时京城中顽固派势力的代表端郡王、庄亲王和大学士徐桐闻此讯息如获至宝，鼓动慈禧利用义和团来对付洋人，一些无知的大清王公竟声称洋人的膝盖是直的，只要在肉搏中把洋人掀翻，他们就站不起来。
　　1900年5月20日，端郡王为了慈禧立自己的儿子当皇帝，暗下差人给荣禄送了一份洋人的假照会，要求慈禧立刻归政于光绪，这一激将法果然生效，23日，清廷召开会议，决定宣战。后来慈禧才发现原来那份照会是假的，但为时已晚。
　　24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在崇文门大街被杀，日本外交书记官也被杀。同时，清军及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及西什库教堂。
　　25日，清廷正式下诏与十多个世界上的主要强国宣战。
　　6月，义和团大规模进京，他们的逻辑是，凡是信教的中国人全部该杀。
　　由于义和团是“奉旨造反”，其势如破竹，他们仇视一切与洋人有关的东西，凡用洋物者，洋伞洋袜小眼镜，一律杀无赦，甚至一家一枚火柴，八口同戮。
　　就在这帮身怀金钟罩铁布衫的义和团热衷于对自己国民大开杀戒的时候，八国联军已经打来了，而此时天津的义和团甚至从背后攻击正在抵抗八国联军的清军聂士诚部，将其全家杀死。
　　6月12日，慈禧调李鸿章办理对外交涉。
　　18日，天津沦陷。
　　20日，2万八国联军一路击溃几十万义和团和几万清军，侵入北京城。
　　21日，慈禧丢下全城百姓而逃。八国联军开始报复性屠杀和抢劫。
　　这场运动最终以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告终，4.5亿中国人每人因为义和团赔一两银子，分39年付清，利息4厘，本息共10亿两，这就是著名的“庚子赔款”，数量相当于清廷12-13年的收入，同时俄国还趁机占领了东北。此后清廷下令剿灭义和团和大刀会。
　　由义和团运动到《辛丑条约》，我们看到正是由于愚昧偏激和无知造就了当年的义和团，也正是由于狭隘的自私自利造就了中国几千年来统治阶级仅着眼于自身的统治地位的现实，以至于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兴旺仅仅是他们权利斗争以外的附属品。
　　其实在186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人就已经开始苏醒了，反思我们几千年来的民族竟是一个世俗化的民族，我们需要物质的丰富来武装自己，可是“洋务运动”之后，一场甲午战争使装备优良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于是我们继续反思，我们发现是制度制约了国家的发展，可是辛亥革命共和推翻了帝制之后，我们依然没有找到出路，反思一直上升到文化层面，因为我们发现仅有工业和共和制度是不够的，于是出现了五四运动，内容是科学和民主，可是五四运动还没能进行到底便被战争和权利斗争挤到一边去了，直至中国八十年代的文化热才得以延续并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那就是价值层面和精神层面，中国的文化精英和学者们苦苦寻找了一百多年才发现，西方的科学和民主的背后竟然是精神所在，而这种精神来自基督教文化，这种精神的精髓只有一个字：爱。这个字显然与“斗争”是格格不入的。
　　科学，是人与物质的关系，民主是人与人的关系，如果没有精神，人、物质、人，这三者的结合必然导致失衡，而基督教让我们找到了人与上帝的关系，上帝吩咐人以他的智慧来处理人与人与物质的关系，以达到彼此的和谐。
　　义和团出现的意义在于一个愚昧的思想探到了谷底，一个全新的思想借着枪炮的力量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1906年，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斯和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建议总统罗斯福向中国政府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用以开办和津贴在中国的学校，敦促美国政府加速吸引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学习，以期赢得一批与美国精神相一致的朋友和伙伴，最终把中国和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上有效的联系在一起。
　　1907年，明恩溥发表《今日的中国和美国》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应该多让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去美国留学。
　　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的谘文。
　　同年7月11日，美国将庚子赔款所得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遣送留学生赴美之用，每年派100名学生赴美留学，直到赔款退清为止。
　　1909年6月，清政府专设了游美学务处负责考选学生出国留学。
　　1911年4月26日，清政府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在北京建立的用以培养赴美留学的清华学堂正式开学，教育宗旨为“造就中国领袖人才之试验学校。”
　　1928年8月17日，清华学堂改名为清华大学。
　　经历了义和团之后，传教士一方面利用庚子赔款恢复原有的教会学校，另一方面又重新开办了大批的教会学校。在苏州、南京、广州、福州、成都、武汉等地，一批新的高等教育机构迅速崛起。

已经不新鲜了^:^

这跟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立四新有区别吗，没有，这就是造反有理，只要当官的一切人都是走资派──现在，这才真的成了凡是当官的都是贪官。

但愿我们的贪官制度不要也探到了谷底……那时，造反的恐怕就不再是愚昧的百姓，而是那些有文化的知识人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