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相布景的时代变迁：从清末花瓶到新中国的天安门

1880年，人们在照相馆里拍摄的照片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照相馆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接触摄影的最初场所。那时的人们不能像今天一样轻松地去很多地方，照相馆就会准备各种布景道具，让人们能够在照相馆中完成一种时空的置换，留下一张日常生活中难以得到的留影照片。
　　自1845年中国第一家商业照相馆出现起，经过了一百七十年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照相馆已经逐渐淡出了我们的生活。但是，在图像泛滥的今天，以往照相馆中使用的摆拍、布景等拍摄手段以及照相馆摄影所呈现出的样态，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一种新的视觉传统与摄影经验，也影响着我们对摄影的认知。

清末的照相馆布景
　　1839年8月19日，法国人达盖尔在法兰西学院公布了他的发明──银版摄影法。很快，摄影术如辐射般向其他地区传播，当然，摄影很快也来到了中国。1845年，美国人乔治·韦斯特（George R。West，约1825-1859）在香港建立了中国第一家商业照相馆，使用达盖尔银版摄影术（Daguerreotype），给当时生活在香港的西方人士拍摄肖像。之后不久，一些掌握了摄影术的中国摄影师也在中国沿海地区开办了自己的照相馆。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香港、广州、上海等地都出现了相当数量的照相馆。
　　这一时期的照相馆布景陈设一方面受到美国或欧洲照相馆布景的影响，图案内容多为西洋风格的庭院风光或建筑装饰；另一方面也受到中国传统绘画，特别是传统人物肖像画中布景陈设的影响。背景常常简单素雅，道具为中式花几，上面放置盆花或花瓶、水烟袋、茶壶盖碗、书籍、时钟等，地面也常会放置一把精美的痰盂，并用花纹地毯装饰。
　　这种陈设布景的形式与传统肖像写真的布景别无二致。它也与开办照相馆的经营者的原始身份有很大关系。随着摄影术被更广大的民众所认知，这种瞬间就能获得真实影像的留影方式与原有的传统肖像画相比自然有着无法超越的优势。因此，照相馆就逐步取代了专门为人绘制肖像画的画像铺，除了外国人在华开办照相馆外，原来很多肖像画师也转行开始经营照相馆。他们熟悉的这种布景模式被当时广大国人认同，在他们拍摄照片时自然会对照相馆的布景按照国人的标准进行重新构建与经营。
　　这时外国人开办的照相馆为了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在拍摄时，把人物动作和布景都做了相应调整。当时和中国早期摄影家赖阿芳合作开办照相馆的英籍摄影师格里佛士，在给伦敦摄影新闻的一篇通讯中就描述过：在中国拍摄人像，“一定要正面对准拍摄，两耳要看得到，面部左右两边要成同样比例，双脚要安排成一样长短，比例对中国人来说是无足轻重的。双手也最好安排到每一根手指都清晰入相。……他们要有花，桌上要放一小花瓶。”
　　十九世纪末期，照相馆的布景图像更加丰富多样，右边第二张照片是1900年左右，在汉口荣芳照相馆拍摄的，照片中的人物是一对父子，父亲端坐，儿子则站立在另一侧。背景的图画不甚清晰，能依稀辨认出画面中绘制的是传统中式建筑的一部分，陈设是盆花、假山石模型、石栏等。这种布置是这一时期的照相馆经常使用的，也是照相馆布景模式本土化的一种呈现形式。

1900年，汉口荣芳照相馆
民国时期的照相馆布景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发布剪辫令，要求国人一律剪掉满清政府遗留的长辫。有张照片这样描述，一位青年在剪掉他的长辫之前来到照相馆，巧妙地利用了照相馆中的镜子拍摄了他和他脑后的辫子合影的照片。其实在照相馆中使用镜子道具和布景结合来营造多重空间的拍摄方式早已有之，但这张照片因剪辫令而显得尤为生动。
　　民国时期，由于技术的发展以及公众对于摄影认知程度的提升，因此，中国的照相馆发展速度很快。关于这时期的照相馆布景情况从摄影史料中可以看到一些文献记载：1903年创办的天津工艺学堂，培养出一批擅长画油画的专业人才，其中有很多人后来成为了专门为照相馆绘制布景的高手。另据舒宗侨所著《上海早期的照相业》记载：当时上海照相馆拍照用的布景，一般要准备十多台，这些布景都是日本千代洋行和八千洋行代制的。这时照相行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各家照相馆使出浑身解数，在布景上下了很大功夫，费尽心思。有的还将拍摄场地从室内搬到了室外，包租园林开办照相馆，并备有文房宝玩、书画琴棋各种道具。常见的背景图像有：水畔风光、湖面景色、建筑室内、庭院楼阁、建筑外景、中式园林、亭台楼阁、山水树木、梦幻云景等样式。另外，汽车、飞机、摩托车等形象也出现在民国时期的照相馆布景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受到艺术装饰风格（ART DECO）潮流的影响，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照相馆布景出现了不少带有抽象和装饰意味的图案样式，这种类型的布景风格主要见于上海、广州、香港的一些照相馆。

1960年左右，北京大北照相馆
新中国初期的
照相馆布景
　　新中国建立初期，照相行业跟其他行业一样，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1958年第二商业服务部管理局在天津召开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会议，确立了照相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然后，各地久负盛名的老照相馆都改造成为国营照相馆，树立了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宗旨和现实主义的审美观，主张多反映工农兵的形象。
　　自此，民国时期的华丽布景基本上都被改换。天安门、天坛祈年殿、北海公园白塔、十大建筑、自然风光、中式园林建筑等为图像的布景在这一时期相对较为常见。
　　另外，前景挡板类型的布景在这一时期数量和类型都得到发展，根据飞机、汽车、摩托等当时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能接触到的物件制作的布景在照相馆中继民国后有所发展，很受顾客欢迎。制作方法与以往的平面布景相比是在被拍摄的人物前加一块绘有图案的木质挡板，这样与背景图案组合成一组布景，在照相馆中营造出一种人物身临其境的假象。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照相馆的布景内容多为“海面航船”、“南京长江大桥”、“延安宝塔山”、“革命烈士纪念碑”等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以及人们革命立场的布景图案，另外布景中毛泽东形象出现很多。
　　1967年，随着《毛主席语录》发行，语录歌、语录操、忠字舞也相继出现。此时，在美术界，毛泽东肖像创作进入一个高峰期，照相馆内的布景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美术创作，自然也紧跟革命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在照相馆中，除了单调的布景形式外，带有毛泽东形象的布景也出现了。有的照片以布面或墙面绘画“海面行船、天空中毛主席头像闪耀”为布景；有的以布面或墙面绘画“室内墙面以及毛主席照片”为布景；还有以“室内墙面粘贴毛主席照片”为布景，道具有毛主席瓷像、《毛泽东选集》等。
　　从保留至今的老照片来看，当时人们去照相馆合影多数身着绿军装、蓝裤子、腰扎武装带，手握红宝书，胸佩主席像章。在毛主席主题布景的光辉照耀下留影。在“文化大革命”那样一种政治气氛中，这是人们表明革命立场的最好方式，也是当时的一种时尚。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布景中出现较多的图案主要有全国各地的重要建设成就，如南京长江大桥；具有革命教育意义的建筑或风景，如北京天安门、烈士纪念碑、延安宝塔山、韶山毛主席故居等；发生重大事件的地点，如珍宝岛等；还有革命样板戏主题布景等。
　　以南京长江大桥为例，1968年南京长江大桥胜利完工并通车，人们得知这一消息无不振奋不已，都渴望到现场感受“天堑变通途”的盛景。由于条件限制很多人无法身临其境，从考察收集到的资料看，很快照相馆中便出现了以南京长江大桥为图案布景，人们纷纷在这样的布景前留影满足愿望。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北京新时代照相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
照相馆布景
　　“文化大革命”后期至结束后，照相馆中的布景气氛也逐渐变得活泼和自由。电视机、录音机等家用电器开始出现在照相馆的布景中。新潮的室内场景、公园庭院、各类风景等图像是这一时期的流行布景样式。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彩色胶片和彩色扩印技术在照相馆中逐步普及，很快便掀起了新一轮的照相热潮，原来的黑白摄影开始受到冷落，为此，各地的照相馆纷纷推出颜色鲜艳的布景迎合这一技术的改革。
　　加上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很多家庭都是独生子女家庭，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独生子女被当成小皇帝、小公主一样宠爱。因此这时的儿童摄影极为火爆，成为当时照相馆收入的最重要部分。据大北照相馆的摄影师崔立堃回忆，当年的大北照相馆为儿童制作的布景就有十几台，照相馆根据儿童的年龄选择不同的布景进行拍摄。
　　另外北京的首都照相馆，“不仅有木马、公鸡、金鱼、长颈鹿、双人敞篷小汽车等各种道具，而且还有一幢在童话里描绘的漂亮的小房子。难怪有些儿童照了一张还要再照一张，舍不得走。”1980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动画片《铁臂阿童木》，自此，国外的动画片汹涌而至，《聪明的一休》、《机器猫》、《蓝精灵》等片在全国范围内播出，每部影片都受到儿童的极大欢迎。照相馆也敏锐地捕捉到这种动向，出现了不少卡通形象为主题的布景。

源自：北京晚报 杨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