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印咸：镜头前后的人生与风景

　　白求恩大夫（摄影）46×41厘米 1939年 吴印咸

　　驼铃叮咚（摄影）21.5×29.5厘米 1938年 吴印咸

⊙ 记者：胡立辉

　　在奋起抗日的血肉长城中，有这样一位特殊战士──他胸挎照相机或肩扛摄影机这些当时尚不多见的“作战武器”，奔走在血与火的战场上，用手中的镜头定格了民 族历史上无数或悲怆、或激昂的瞬间。他就是吴印咸──中国杰出的图片摄影家、电影摄影家和教育家。他不仅仅是摄影史、电影史中的重要人物，更深深影响了中 国早期的图像工作者。
　　影像所记录的，是一段看似直观，却令人回味无穷的历史。日前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光影见史──吴印咸诞辰115周年摄影艺术展”上，约230幅摄影作品横 跨70年，包括大众熟悉的《白求恩大夫》、《艰苦创业》、《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等作品，仿佛是鲜活复现了那段时空里的人和事。

光影见史，摄影何以动人？
以美术之名 开启摄影的一生
　　1920至1923年，吴印咸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洋画科求学，期间，他将目光投向摄影，并矢志一生。其艺术探索初期的作品多具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的特点，如《晓市》、《田螺》等追求绘画趣味的画意摄影，表现出注重构图和对黑白影调的实验尝试。
　　吴印咸生前曾撰文《亲切的回忆》描写道：“1938年秋天，在八路军总政治部领导下成立了延安电影团，并决定首先拍摄一部长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这时 全电影团只有六人：除袁牧之、徐肖冰和我外，还有三位做政治工作和行政工作的同志。我们也只有两台摄影机，一台三十五毫米，一台十六毫米。”当年“去延安 是要掉脑袋的”这句话是很真实的，但因为责任和热情，他从十里洋场奔赴了炮火硝烟的战场。
　　由此，与世纪同龄的吴印咸，作为中国革命史上诸多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和记录者，用手中的摄影机和照相机，站在时代和历史的潮流中，忠实地记录了中国民主革 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的风云际会。在长达70年的摄影艺术生涯中，他拍摄了数万张黑白和彩色照片；拍摄了7部故事片和5部纪录片，曾获得全国 电影“百花奖”的“最佳摄影奖”；编著20余本摄影艺术专著；举办了近20次个人摄影展览。
　　习惯上，人们总是把吴印咸的名字与国家视角的概念联系到一起。20世纪30年代，受左翼思想的影响，其摄影创作表现出具有批判意识和倡导民族觉醒的现实主 义创作方向。《饥寒交迫》、《纤夫》、《乞斋果腹》等表现下层百姓的作品具有强烈的社会隐喻和现实冲击力。在那个接触不到太多画面资料的时代，他的作品就 是鲜明的旗帜。
　　就此次展览而言，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希望：“展览能充分、客观地呈现吴印咸的摄影艺术历程，突出光影见证历史的艺术价值与时代意义。”
　　原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现中国摄影家协会顾问陈勃说：“吴老用他的摄影作品展现了历史的风云，摄影就是要为历史留下一些东西。”
　　“我们从这里面看到了两个层面的东西，既看到对历史发展的再现，又看到一个艺术家怎么用他独特的方式记录与再现历史，怎么用他独特的方式去表现对历史独特的感受。”从3岁就瞅机会爬进吴印咸暗房的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钟大丰观展后动情地说。
　　艺术在记录情感的时候比历史叙述本身更直接，因为这种情感是很难掩盖的。曾策划过吴印咸摄影展的策展人蔡萌认为，通过这个展览，观众可以看到在那样一个特 殊的历史时期，影像如何记录历史。“无可置疑，吴印咸观察历史有着个人独特的视角，他跟普通意义上的客观记录完全不一样，很有主观性。”蔡萌说。

以师者之名 开拓摄影教育原野
　　作为新中国摄影教育事业的主要奠基者，吴印咸在“延安电影团”工作时，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曾撰写出版过《摄影常识》的小册子，并在延安举办过数期摄影训练 班以培养摄影人才。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北京电影学院建院初期的副院长兼摄影系主任，他在电影学院主政并执教了十年。
　　当时，吴印咸创新性地提出“三三制”教学法。由于那时摄影教员最多的时候将近30位，所谓“三三制”就是把这30位教员分成三部分：一部分在课堂上，在教学第一线；一部分不授课，全身心投入社会实践，钻研摄影创作；另外三分之一则是在家里备课。
　　吴印咸的学生和业务助手张益福前后十年跟随老师工作学习，他向记者讲述了一段亲身经历。当年吴印咸在延安时，那里没有电，由于需要放大照片，他就想到用阳 光来放大。大家听了很奇怪，相纸是怕见光的，他怎么能用阳光“放大”呢？吴印咸告诉张益福，他在战士们放哨的岗楼上面做一个天窗，把皮纸放在上面，阳光投 下来，里面放大制作的人，靠外面报天气的人获得信息进行操作，太阳大就少曝点儿光，阴天了或有云彩就多曝点儿光。“吴老师鼓励我们克服困难，多练基本功，无论什么条件下也要克服困难去完成任务。他这是最真切的身教言传。”张益福说。
　　吴印咸认为，摄影系的学生就是要练就摄影造型的能力和表现技巧，成为在思想上和业务上合格的专门人才。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在专业训练方面，他不主张刚入校的低年级同学就忙于摄影创作，在教学之初，主要应该让学生练基本功，而将创作放在高年级进行。
　　当年主要负责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技术方面的教学、课程组织和讲授的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刘国典也讲道：“吴老主持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工作成绩斐然。这些年来，摄影系招生的人数是最多的，班次是最多的，培养的学生当然也就是最多的。吴老在培养人的问题上向来是十分珍视的，他珍视学生，更注重带好老师，我们长期在 他身旁工作的人员感受是最深的。他主持的电影摄影教学最丰盛，最有层次，而且最为周到的。”

以观看之名 解读“光影见史”
　　回望历史，吴印咸的摄影作品不仅记录了中国历史的诸多重要时刻，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在今天看来依旧不过时，很多作品都带有对人文和美学的思考。
　　蔡萌认为，今天观众重温吴印咸的作品，并不仅是在照片里怀旧，更重要的是观者如何能够通过吴印咸的照片发掘中国人自身的观看方式和体系，能否将其作为一个话语资源转换出来对应当下，这才是更重要的。
　　法国著名摄影师马克·吕布曾说：“如果我渐渐丧失了对生活的欣赏力，那我的照片也会随之黯淡，因为拍照就是去深刻地品味人生，品味每个百分之一秒的瞬 间。”关于此，钟大丰分享了生动的事例：“我学摄影那会儿，同学之间经常会说一件事‘吴伯伯86岁，爬到公交车的车顶上拍一个全景’。一帮朋友会特励志地 说‘这才叫真正干事情’。”
　　“寻找生活中新鲜的东西，这一直是吴印咸非常强烈的要求。他是把他的身心用这种形式投射到他的作品中去。所以，今天年轻人再来看他的展览，需要从他身上学习和继承这样的精神。说到技术方法，或许今天已然更先进，但我们感受世界的方式不变。”钟大丰描述说。
　　尽管如今摄影已是最喜闻乐见的群众艺术，但爱好者不是摄影家。当如此众多的人投入到摄影创作中来的时候，艺术的独特性也变得水涨船高，摄影工作者要创作独 特的艺术作品越来越难。或许，透过这一展览，我们可以再思考：在大众摄影时代，我们面临的是拿相机干什么、拍什么的问题。
　　“不是说风光的、观念的、当代的、抽象的不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人文摄影还是一个重点。拍照几十年，我的体会是，摄影家固然希望有自己的风格，一个时期一个时代也都有自己的追求，但我要做的是，坚持始终把摄影的镜头当成帮助别人的工具。”摄影家解海龙说。
　　如果说价值感之于摄影是不能舍弃的要素，那么在摄影师的眼中，摄影的真相和意义是什么呢？对此，陈勃指出：“摄影人的责任就是记录，用我们手里的照相机记录历史、反映时代，而不是一味过于表现自我、追求猎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