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裔摄影艺术家西丽·娜沙特

　　《民众》由 45 幅排列整齐的人像组成。同样地，照片上被着以缜密的波斯文。
　　西丽·娜沙特的眼妆很特别，上眼线很淡，下眼线极浓，沿着眼角向眉上飞去。这让她在人群中相当显眼，无论是在美国还是伊朗。
　　成名至今，人们依然问她，你是哪里人？这个问题其实只有一个答案：她现在是美国人。这个问题又有许多答案—她来自伊朗，在美国学习艺术，并通过在作品中讨论伊朗问题在西方获得名声。不同的身份认同在她的作品中交缠，也附着在她身上—上身是一件来自老挝的民族服装，脚下踩着一双高跟鞋。
　　她喜欢穿黑色。2009年，她穿了一件黑色的露肩礼服，接过威尼斯电影节银熊奖。平日里，她用风格鲜明的首饰搭配黑衣黑裙。在她的摄影和影像作品中，女人们也是一袭黑衣，黑色的面纱之下露出黑色的眼睛。事实上，在她早期的艺术创作中，她经常使用自己的身体和面孔。她就是自己作品中的女人。

重返伊朗
　　不同于那些如有神启的天才艺术家，娜沙特的创作有一个确凿的起点，而且从一开始就是政治性的。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君主沙阿（巴列维家族）被推翻，以霍梅尼为领袖的神权重又复苏，他们反抗残暴奢靡的王权，也反对它所代言的世俗化倾向，均贫富，拒斥西方文化，推动整个社会重新伊斯兰化。此时的娜沙特正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求学，她的家境不错，父亲是个医生，兄弟姐妹都被送出国念书。她本不打算在美国久居，姐妹们完成学业之后都回到伊朗，结婚生子，没有工作。她回忆说：“我并不觉得父亲他真的指望我出去挣钱、获得成功，他只是希望我们也同样接受教育。”革命后，美伊断交、两伊战争爆发，娜沙特被困在了美国，有11年的青春与家人分离。
　　1990年，她重返伊朗，家乡的变化让她感到震惊。意识形态覆盖了整座城市，长袍包裹着女人的身体，街上遍布的招牌、条幅，喊着新的口号：支持革命！反对美国！反对以色列！即便躲在家中，人们也总担心秘密警察会随时上门。“我的感情是矛盾的，我们那一代人也反对伊朗国王的政权，但革命同样令我感到恐怖。”这个困境把娜沙特带进了艺术实践的前线，她成为家中唯一拥有工作的女孩。
　　黑白摄影系列《阿拉的女人》（WomenofAllah）、视频装置《狂暴》（Turbulent），是她崭露头角之作。伊朗女人占据了她创作中绝对的主体。她让她们开口唱歌，这是对伊斯兰女性不能公开表演歌舞的挑战；她把波斯文字画在她们的身上，这是她的标志性手法，是与历史的诗意勾连，也是应对审查的一种策略；她让她们端着枪，这是她回国后目睹的现实──一方面，原教旨主义给女性的日常生活提出了苛刻的禁令，另一方面，她们又被征召入伍，成为宗教的士兵。“我觉得这是非常虚伪的、矛盾的，同样一个女人，既要因为防止性诱惑而把身体裹起来，又要把身体献给军队。”娜沙特从一条明显的女性主义路线来讨论伊朗的政治，尽管她并不完全赞同西方学术谱系中女性主义的定义。她的作品并不难懂，几乎全是黑白，抒情性一目了然。
　　这个时期的许多作品都由她自己出镜。因为她一直在伊朗以外的地方进行创作，远离真实的现场和人，但在情绪上，她离伊朗很近。身处政治与宗教漩涡之中伊朗女人的坚决与脆弱，被简化成黑与白之间的一个凝视、一种体态，娜沙特成了最合适的表演者，尽管她说自己是一个害羞的人。

性别与政治
　　她总是与熟悉的人合作，儿子、丈夫、朋友时常出入她的影像作品。新展览《列王纪》的模特就全部来自她在纽约遇到的中东流亡者，有的还曾被逮捕、坐过牢。他们来自巴林、叙利亚、科威特、摩洛哥、伊朗等国家，以“阿拉伯之春”为代表的政治运动先后席卷了它们。娜沙特说，这次的展览是她第一次在摄影作品中使用男人。
　　照片分为“恶棍”、“爱国者”和“民众”三个主题，分别悬挂在四面墙上，构成一个完整的叙事。代表权力的人是三个凶悍男人的全身照，他们赤裸上身端坐、站立，身上画着《列王纪》中古伊斯兰侵略波斯的场景，第一次出现了血腥的红色；反抗权力的人有男有女，都是半身像，把右手放在胸前，这是经过娜沙特编排和精简后的肢体语言，表达某种抗争；民众部分全是脸部特写，占据了一整面墙，他们是权力的目击证人，也是牺牲者，眼神中有恐惧也有彷徨，这是她最擅长处理的情绪。
　　从电影制作重回肖像摄影，娜沙特依然出手简洁，不用任何景物，这一次连女人的面纱也去掉了。她认为，这些21世纪新女性的代表受过良好教育，积极行动，要求自由。同时展出的视频装置在形式上与《狂暴》相似，影射的对象也从性别权力转移至政治权力，一男一女两位歌者用12世纪诗人的唱词来反抗暴君的审判。性别与宗教这两个维度暂时被搁置，政治跃至前台，表意更趋简单，一切都被解释为赤裸的权力关系。娜沙特的表达是激烈的，而且越来越激烈，几年前她还收到过伊朗文化部门的邀请，如今她是不受伊朗政府欢迎的人。
　　她的作品从未在伊朗正式展出，获得威尼斯银熊奖的电影《没有男人的女人》是她在国内最具知名度的作品，尽管有人怀疑她的政治动机，也有人鄙夷她的模棱两可。那时她主要处理的还是性别问题，而宗教与政治如影随形，影片中4位女主角，有的争取性别自由，有的参加政治抗议。电影改编自伊朗作家莎纳许·帕西普尔的魔幻写实小说，时代背景设置在1953年的伊朗政变，由于推行石油产业国有化，英国和美国情报机关策动推翻了民选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台，由巴列维掌权—这正是那位被伊斯兰革命拉下马的国王。
　　娜沙特试图用艺术来处理伊朗现当代史上的关键节点～1953、1979、2009年，将这些年份所指涉的历史背景连缀起来，便可窥见这个中东国家的困局。正如电影中的一句台词：“在如此动荡和喧杂的环境下，其实隐藏着沉寂。世间万物，不断地重复着自己──希望，背叛，恐惧。”这个困局大于娜沙特的艺术。她的艺术为政治所激发，并始终在政治之中。包括她本人形象在内的作品序列，构成了一个整体性的符号。“我绝对不算一个传统的女人”，娜沙特说，她有自己的宗教仪式，但不会每天礼拜，她有自己的职业，但不会做饭，儿子已经23岁，是伊朗和韩国混血。
　　“我很想与这个国家重新联系在一起，通过创作与伊朗有关的作品来成为伊朗的一部分。”90年代初，这个儿时从未去过美术馆的女孩开始了艺术创作。她原本以为离家的岁月可以结束了，但随后的际遇证明，她离伊朗越近，就离家乡越远。她抨击权力，也是权力的后果，自觉或不自觉地满足着外人对于伊朗的想象—那里的一切似乎都与政治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