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台湾摄影家镜头外的人生

　　戏浪小兄弟，台湾海岸，1979◆ 阮义忠

▲　 阮义忠
　　抽屉里的浪花
　　人对往事的记忆就像锁在不同抽屉里、舍不得丢的杂物，有些经过归档，有些无法分类，就那么一起参杂地搁着，随着岁月的堆垒而尘封。某日不经意地打开一个抽屉，那被忘了、如同隔世般的旧事便猛然回魂，又有了温度、呼吸和生命；过去与现在又接续上了。
　　我的家乡头城是个东台湾靠海的封闭村子，居民一半务农、一半打渔，连镇上那家历史悠久、破破旧旧的戏院，也有个恰如其分的名字──《农渔之家》。这家戏院是无数镇民的精神家园，也是我童年时的梦想窗口。陪祖母在这儿看的一出出歌仔戏，让我对中国历代英雄或奸臣的舞台形象深信不疑，直到后来上了历史课，印象也很难纠正。
　　电影盛行后，歌仔戏跟着没落，戏院上映的多半是日本片。在本土电影方面，大受欢迎的则是模仿美国《劳莱与哈台》的喜剧片《王哥柳哥游台湾》。在交通不便的六○年代，岛民们透过电影，仿佛也游遍了台湾的名胜古迹。
　　在那个年代，我们对中国大陆的点点滴滴与日本的形形色色，比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块土地清楚多了。大陆的省份、都市成了台湾的街道名，像陕西路、青岛路、南京路、长安路、西藏路、沈阳路、迪化街、宁波街、哈尔滨街……这样的路名全省可见，提醒百姓“毋忘祖国”。城里、郊外布满“反共抗俄”、“保密防谍，人人有责”、“匪谍就在你身边”等标语，仿佛字写得愈大、愈漂亮，反攻大陆就愈有可能成功。
　　此外，无论是桥头、巷弄、山顶或海边，不时会出现“此处禁止测量、描绘、摄影、狩猎”等警语，仿佛无处不是禁区。海岸线更是禁区中的禁区，相隔没多远就有海防部队的岗哨，既防走私偷渡，又防想家的人投奔对岸。在那期间，小小的台湾实际上是个大大的隔离岛，直到蒋经国于一九八六年制定解严政策。
　　还好，有部分海岸线在当时是被解禁的，那就是全省为数不多的海水浴场。在这里，浪花声与人民的欢笑仍能齐鸣。我就是一个幸运者，家离海水浴场只有二十分钟路程。尽管父母三令五申，禁止小孩在没有大人陪伴的情况下去玩水，我们却时常偷偷地到那烫得可以焖蛋的沙滩上打滚，再冲向冰得刺人的大海中，几个钟头一下就过了。
　　那时，乡镇村落的电线杆还都不是水泥做的，一棵棵树干被削得圆滚滚的，浸过黑黑的柏油后，便孤零零地立在道路两旁。人们在上面张贴宣传单或寻人启事，其中经常出现的就是征召船员的广告。
　　二哥每隔一阵子就会央求父亲让他上船去试试，央求过几年后，终于明白这件事是无望的。后来，我们家七兄弟之中，唯一留在老家当木匠的就是他。当初最想出走的，却认命地成了唯一继承祖业的人。
　　像那时大多数的人家一样，四叔、五叔都受过日本教育，在镇公所上班，其中一位还当上课长，算是镇上的小资阶级。在那不经申请就不得聚众的年代，民间的交谊活动都得偷偷举行。四叔、五叔的房间隔着一个宽大的空间，时常被他们用来举行舞会。四叔会吹萨克斯风，他的一些朋友会打鼓、吹小喇叭以及弹低音贝斯，一个三五人的小型乐队就这么组成了。
　　白天严肃木讷的长辈，在晚上仿佛变了个人似的，活泼、可亲又有趣。保守的父亲却绝不可能如此。这样的印象一直维持到我高中时的某一天，在整理杂物时打开家中一个老橱柜。
　　那时四叔、五叔已跟我们分家，五婶到小学教书，四婶则是在镇上开了一家杂货店，两家的经济情况都愈来愈好。家人懒得整理他们原来的房间，我便把它打通、改造，变成由我一人独享的空间。四叔留下一个还不错的二声道音响，让我接近了巴赫、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我用家里的剩木料做些摆设、装置，再把五叔留下的书桌椅摆在恰当的位置，将辛苦收集的世界文学名著放上书架。高中三年，这里既是我的画室，又是我的书房，迷上古典音乐后，还在里面练过几个月的小提琴。
　　在整理空间时，我把一个堆满家中杂物的橱柜撬开，发现不少家族的老东西，其中包括一面沉重而纹路细致的古铜镜、一把日本武士刀、两顶降落伞、一顶日军钢盔，以及为数不少的日文杂志、书籍。我揣摩，那面老铜镜可能是祖先从唐山到台湾时所带的传家宝，武士刀、降落伞以及钢盔则说明了家族有人曾被拉去当日本军夫。
　　那两顶降落伞的布料可真好啊！在那物资缺乏的年代，连办完丧事后，写满黑字的白粗布挽联都会被拿来做内衣裤，美援的面粉袋也常被改成外出的便衫。我不敢探问降落伞的来源，自己偷偷把它裁了、缝成衣裤，穿出去拉风极了。后来，我才从大哥那里知道，爸爸年轻时因为手艺好，曾被强拉去修补弹痕累累的日本零式战斗机。那时的日军已是强弩之末，国力衰弱，连修补飞机上的破洞也只能用木料。武士刀和降落伞，也许就是爸爸不得不接受的薪饷。原来，爸爸也是有过去的人啊！
　　学校里的国语课多半由外省老师担任。他们各有各的腔调，发音也不标准，所以很少学生能讲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我就是其中之一。那些老师都非常凶，记得小学时，只要是作业没交或是考试不及格，就会被狠狠地处罚。那种被戒尺打在手心、屁股或腿肚上的疼痛，直到现在想起来还会害怕。长大后想起来，对他们倒有几分同情。他们仓促惶恐地来到台湾，一夕之间与亲友、所爱天人永隔，那种痛岂止是锥心！
　　有些老师相当有学问，或多或少都对我产生过影响。比如说，我的绘画天分最早就是被读初中时的美术老师肯定的。毕业于杭州艺专的他，为我们这些乡下小孩带来了以往所不熟悉的艺术品味。读高一时的导师则是位精通甲骨文的学者，经常讲课讲到兴起，便在黑板上画些甲骨文让我们瞧瞧。来自中国大陆的许多学者、专家把厚实的传统文化，较先进的工业、金融知识勤勤恳恳地传播于台湾小岛。中华文化的种子有幸不受乱世摧残，在海岛的呵护下开花、结果。
　　在台湾生长的男性必须服兵役，我也于满二十岁那年开始服役三年。由于抽签抽到海军，台湾的各式军舰，除了潜水艇之外，举凡巡洋舰、驱逐舰、运补舰、抢滩小艇，我都上上下下不知多少次了。我是通讯士官，必须经常背着沉重的PR77无线通话器从大舰跳到小艇，再从小艇跳到滩头。有时还得在风浪大作的海上，从小艇爬绳梯上军舰甲板，随时都有可能被剧烈摇晃的军舰夹死。
　　属于国民党当局管辖的所有军事岛屿，我全去过。大金门、小金门、大旦、二旦、马祖、北竿、南竿、东莒、西莒，甚至连很少人踏上的乌丘也到过。我们的小艇队在金门驻守过一年。白天，透过望远镜就可清楚看到对岸跟我们长得差不多的哨兵。彼此虽然身处不同的土地，周遭的大海却是相连的，拍岸的浪花来自同一片汪洋。

原文标题：一位摄影家镜头外的人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