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美国记者眼中的中国

　　美国《时代》周刊1971年4月26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竹幕后面的两位目击者》。全文如下：
　　萨尔回到香港后说：“起初，好像到了另外一个星球上一样。至少有两天的时间，谁都不能十分肯定他看到的是什么，接着，情况逐渐开始变得正常起来，我们开始看到一个非常统一和非常有组织的社会和国家──总的来说很穷，但是绝对没有痛苦和饥饿。我所得的印象是，这是一个非常团结、非常强大、不是靠警察或者强迫实行纪律而是靠真正的信念维持的国家。在那里看不到乞丐，看不到痛苦。”
　　萨尔说：“人们都有衣穿，衣料是蓝色斜纹布的。”但是有些迹象表明人们是节俭的。“许多人穿着补了又补的衣服，但是没有人穿得破破烂烂或者衣不蔽体。中国人显然是健康的。我没有看到有许多虚胖的人。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国家，大多数人的气色都是健康的。”
　　中国人的自信心给萨尔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一个不欠任何人的债的亚洲国家，因此，人们正眼看待他们，他们也正眼看待人们。看来他们对自己感到满意，对他们的命运感到满意，对自己有信心，知道自己将向什么地方走去。”他还发现人们称道的共产党中国的诚实作风仍然存在。“有一次，一个人走下三层楼把一个小钱币──也许只值美元一厘钱──交给菲施贝克，这是他喝了一杯咖啡找给他的钱。”在中国的生活中处处可以看到手续繁多的现象。萨尔说：“乘坐出租汽车以后，司机一定得给我四张分开的票据，并且要填写一张表格。同样，离开旅馆时花半小时算账看来差不多也是正常的事情。”
　　萨尔发现北京“刮大风，狂风卷着尘土刮过天安门广场。”广场前面的俄罗斯—哥德式的建筑物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建筑物似乎是为个子有十英尺高的一个种族修建的。北京的极为宽阔的大街有很多时间“安静得出奇”，除了带拖车的无轨电车外几乎没有其他车辆。萨尔说：“大街上每天有成千成万辆自行车行驶，这是标准的交通工具。每天清早，人们可以听到运载公社产品的大马车的马蹄声以及一百万辆自行车的铃声。”他发现城市惊人地清洁。”整个那个地方都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不浪费物资的观念。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看到垃圾箱。他们似乎没有东西不加以利用。不仅大街上不乱扔东西，而且也没有一个城市通常有的那种乱堆东西的现象。所有东西都被处置掉了，这些东西被放到应当放的地方，并被加以利用。”
　　摄影师菲施贝克追述道：“无论什么地方，人们都是热情的，健康的，有着圆圆的脸，红润的面颊，雪白的牙齿。我随时可以通过透镜看到这种情景。他们显然非常愉快。当他们和你握手时，他们握得很紧。你只好鼓掌欢迎，以避免握手。看来他们很高兴看到外国人。陪同我们的翻译人员说：‘我们希望还会有人来。’看来他们并不十分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也不知道是否还会有人到中国去。我们向他们保证说，还会有人去。”
　　菲施贝克同意他们一行人的普遍的看法：周恩来“口才好，很漂亮，很机智”。有一次周恩来通过译员对美国人说：“请对我们的国家提出批评吧。”但是谁也没有提出批评。于是周恩来说：“好吧，我可以提出批评。那边那些摄影师甚至不让我走过去。我不得不叫人把他们推开。”大家都笑了。
　　菲施贝克认为，中国人通过对美国乒乓球队的款待发出的一个主要信息是：欢迎世界各国人民到中国去。他说：总起来说，“这是在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以很快的速度展开的一个大规模的满面微笑的运动。”
　　去访问的美国人获悉，目前中国普遍开展的活动之一是模仿毛泽东的长征，每天清早，一队一队的儿童出发到乡村去。萨尔说：“还可以看到的景象是，当年龄不等的成群结队的儿童在外边训练时，有人吹着口哨，喊‘一、二、三、四’。”他的感觉是，“居民是用一种军事制度加以管理的，但不是明显地为了军事目的”。在他看到的数百名军人中，只有极少数的人带着步枪，受训练的儿童也没有穿制服。萨尔告诫说：“这也许是一种错误的印象，因为我所描述的仅仅限于城市的情况。”但是他补充说：“人们感觉到，整个中国是一个很协调的、走得很准的钟。”

后头的”人民公园“是成都的”人民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