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刘文辉何以走到人民阵营

刘文辉何以走到人民阵营

作者：赵锡骅
百年潮 2008年6期
字数：3508

　　刘文辉，号自干，四川大邑人，生于1895年，家境小康。他自14岁入四川陆军小学，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回川后，潜心发展，最终雄霸一方。因其足智多谋，人称“多宝道人”。
　　
　　民盟的秘密盟员
　　
　　1944年9月，民盟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是年秋冬，刘文辉、潘文华、龙云三人陆续参加了民盟。刘文辉、潘文华二人在成都张澜住处亲自填写了入盟登记表并呈交民盟主席张澜，算是办了入盟手续，成为秘密盟员。事后，张澜将登记表烧毁，以示保密。龙云则在重庆由张澜亲自吸收入盟。他们都是与中共已有联系的地方爱国将领，入盟后更方便了这种联系，也促进了他们对抗日民主运动的支持。民盟为避免国民党的操纵，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黄炎培等领导人拒绝了国民党政府津贴，故民盟在创业时期的必要盟务费，大多为他们三人捐助。
　　
　　抗日战争时期，西南是大后方，陪都重庆是政治和文化中心。民盟要在国民党的心脏地区成立并坚持开展抗日民主运动，没有地方实力派的实际支持是很困难的。当时在西南有实力左右政局的地方爱国将领有龙云、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邓锡侯虽然不是盟员，但和民盟也有联系，对民盟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也有所支持。1945年10月，民盟在重庆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张澜分别写信给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希望他们捐助经费。他们共捐200多万元法币（可购黄金30两），由民盟一大代表范朴斋自成都带到重庆，保证了会议的开销。
　　民盟促进了龙、刘、邓、潘四人的联合，鼓励他们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支持民主运动，抵制蒋介石的独裁专制。
　　
　　秘密与中共加强联系
　　
　　抗日战争初期，中共国民参政员董必武、林伯渠、陈绍禹（王明）和吴玉章，于1938年夏到武汉出席国民参政会途经成都时，曾到方正街刘文辉的公馆拜访问过刘。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对蒋介石进行诱降，中共领导人表示希望地方力量加强团结，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曾庶凡是中共老党员，加入民盟后于1945年当选民盟中央委员。1961年刘文辉准备写《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一书征询他的意见时，他在写给刘的回忆材料中谈及这段时间情况时写道：“1938年，吴玉章、林伯渠等四代表取道成都赴汉口开会，过蓉时研究了西南情况，作了一些部署。当时对你希望甚大，决定要帮助你团结西南实力派反蒋抗日。为达到这一目的，第一步要做到把你和龙志舟（龙云）的嫌怨首先消除；第二步要做到以你和龙志舟为核心团结西南实力派反蒋抗日；第三步再设法使你们和中共渐次接近……当时有些中共同志向你的建议都被你一一接受了。”
　　就在这年夏天，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和龙云等地方实力派为了对抗蒋介石的压迫和并吞，订立了川、滇、康三省秘密协定，决定遇事互相商议，采取一致行动。1939年夏，董必武、林伯渠在重庆曾家岩潘文华家里和刘文辉、潘文华再次晤谈。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刘、邓、潘、龙的反蒋密约增加了抗日民主的内容。
　　1942年，由民盟中央委员张志和安排，刘文辉首次见到周恩来。张志和与刘文辉是保定军官学校同学，又曾在刘文辉任军长的第24军当过师长，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共，1938年去延安时，毛泽东要他回四川做地方将领的统战工作。2月的一个深夜，经张志和事先联系，周恩来在重庆机房街民族资本家吴晋航的公馆里会见刘文辉。周恩来在向刘文辉透彻分析了时局后，表示希望西南地区的地方民主力量团结起来，坚决反对和抵制蒋介石的一切反动措施，认为西南地方力量目前有条件这样做，可以大胆行动起来，中共愿意在政治上给予支持，并和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配合行动。对于刘文辉提出的怎样联系的问题，周恩来说，中共可以派人到刘任主席的西康设立秘密电台，通过电台和延安联系。6月，中共即派王少春夫妇到雅安苍坪山脚下刘文辉的一个旅司令部内设秘密电台。从此，刘文辉和中共的关系便由一般沟通进入密切联系和实际配合的阶段。
　　刘文辉后来和他参加了中共外围地下学生进步组织──“成都民主青年协会”（简称“民协”）的儿子刘元彦谈心时说，西安事变时，共产党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放了蒋介石，其内心钦佩共产党。而这次和周恩来的彻夜畅谈，更使他明确了政治方向，增加了前进的力量，也深感共产党政治强、办法多。
　　
　　锐意经营西康
　　
　　刘文辉是颇有头脑的地方实力派人物，在最后一次四川军阀混战──“二刘之战”中失败退守西康省后，收敛了主宰四川问鼎中原的雄心，面对现实，脚踏实地地经营西康。
　　西康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刘文辉很注意和少数民族及各种社会力量保持广泛的联系。他未将西康省的省会设在交通便利、气候温和、生活舒适的汉族地区雅安，而是设在地理位置居于中心、崇信佛教的藏族聚居区康定，并且自己也信起佛来，在家里设佛堂，念佛经，结纳高僧，拨款修缮寺庙，资助办教活动，密切与西藏上层人士的联系。在汉族和彝族杂居地区，他把实力最强的彝族上层人士紧紧掌握在手中，从而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使这个民族杂居地区的各民族长期和睦共处，未出现较大的矛盾冲突。
　　西康是贫瘠的山区，不像川中富庶，经济困难。在国民党中央政府不拨经费给养的情况下，要自给12个团的部队给养和地方政府的开支，实非易事。刘文辉入康不久，便注意到辖区的黄金开采问题，大力开发，效益十分显著。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四川大学教授、地理学家任乃强就对川康地区的黄金资源情况进行过实地考查研究。他在95岁高龄时曾以《“黄金大王”刘文辉》为题在《四川政协报》上发表文章，说刘文辉“善于理财”，并具体讲述了刘文辉当年始终重视黄金开采的主要情况，说“15年中，刘文辉从川边地区用旧土法采出的黄金约有100万两（似应为10万两──笔者注）左右”。
　　刘文辉的另一重要财源是种鸦片。为了解决军政费用，增辟财源，他在西康境内广植鸦片，运销内地，曾引起国内舆论的非议，蒋介石也抓住此事大做文章，这是众所周知的。《青年园地》助理编辑商韬在回忆中说：“有一次李（相符）先生请我们几个工作人员吃饭，他幽默地说：‘刘文辉贩鸦片烟赚来的钱，我们把它用来办点好事。’”
　　
　　刘文辉有了黄金等作财源后，西康省的军政费用自给有余，使自己在政治和经济上更为主动。
　　
　　支持抗日民主运动
　　
　　刘文辉在西康种植鸦片，自己也染上了吸鸦片的习惯。但他与其他瘾君子不同，总是一面抽一面阅读报刊，尤其喜欢读其中的政论文章，得暇也读政经史哲和军事方面的著作，并且广交进步文化名人。
　　1941年3月，中共派代表华岗经成都到西康和刘文辉联系，做川西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四川大学森林系教授李相符是中共老党员，直接和中共南方局董必武联系。华岗自川康赴昆明后，就由李相符和刘文辉联系。李相符又联系杨伯恺、马哲民等进步教授一起和刘文辉以及其驻蓉办事处主任邵石痴交往。刘文辉对他们不但尊重、信任，而且希望依靠他们团结文化界人士开展反蒋民主运动。于是由他主持成立了秘密政治团体“唯民社”。李相符1961年在向刘文辉提供有关“唯民社”的情况时说：“我们几个经常往来的朋友（其中有邵石痴、马哲民、黄宪章、杨伯恺、李相符等）在一次聚会中（地址在邵宅，时间约为1941年春）根据自公的授意，我们一致认为，为开展后方民主运动，有成立一个政治性的团体的必要。后经几次商议，便决定成立‘唯民社’，推刘文辉为社长，邵石痴主持财务，马哲民主持宣传，李相符主持组织。后来，‘唯民社’发展社员约为三十余人，多数为成都各大学教授。记得重庆方面参加的有朱蕴山和邓初民。唯民社成立宗旨是：‘全民团结，坚持抗战反对独裁，实行民主。’”
　　“唯民社”成立后，主要是通过开展进步文化工作来推动抗日民主运动，在成都创办《大学月刊》、《青年园地》，在重庆创办《唯民》半月刊，由马哲民、沈志远、李相符、邓初民等分别主持，为争取学术自由，宣扬抗日民主发挥了显著的作用。李相符在回忆《青年园地》时说：“本刊对当时成都澎湃一时的青年民主运动，在思想和组织上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唯民社”及其刊物团结了许多全国文化名流，这些爱国知识分子都是一腔热血，两袖清风，满腹经纶，是民族正气的重要代表。刘文辉不但为他们的活动提供条件，在政治上掩护他们，而且在生活上亦给予资助。李相符在给刘文辉回忆资料的附信中满怀深情地写道：“当时在自公的领导下团结了我们这一班人，无论在工作上，或个人某些生活困难上，都全靠你的大力支持的。”民盟中央委员潘大逵教授在回忆中亦曾讲到，1947年秋，他奉民盟总部之命回四川筹建民盟西南总支部时，刘文辉曾经通过张志和资助他法币1000万元（可购黄金13两）做活动经费和个人生活费用。
　　刘文辉对张澜一贯敬重。1941年3月，民盟成立。是年秋张澜任民盟主席后，刘文辉和张澜就有了联系，并开始资助民盟的活动经费。1944年9月，民盟开始吸收个人入盟后，“唯民社”成员除朱蕴山、张志和二人已经入盟并当选为民盟中央委员，其他成员也都加入了民盟。马哲民、李相符、沈志远、杨伯恺等1945年10月在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也当选为中央委员。“唯民社”同仁感到民盟的政治目的与其要求相符合，“唯民社”没有再独立存在的必要了。
　　“唯民社”成员全部转入民盟后，壮大了民盟在四川的力量。1944年11月，民盟四川省支部成立后，原“唯民社”创办的《大学月刊》、《青年园地》和《唯民》半月刊等，也由民盟来续办。1946年春，民盟四川省支部创办机关报《民众时报》时，刘文辉亲自出面找张群说情并办好立案手续。7月中旬，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前夕取缔镇压全国进步报刊时，对于《民众时报》，蒋介石曾叫张群转告刘文辉，要他“把报纸收拾倒”。
　　民盟中央委员和省支部委员李相符、杨伯恺等几位学者，既是刘文辉的密友，也是他政治上的经常指导者。刘文辉每遇到重要问题，便要约他们几位密商。与此同时，刘文辉用秘密电台和中共中央保持联系，了解形势的发展趋势和中共的政策主张，使他认清了形势，明确了方向。
　　
　　爱国民主人士的“避风港”
　　
　　刘文辉对民盟的工作和民主运动的贡献，除了直接的支持参与外，其掩护作用也是很重要的方面。成都地区的民主运动因有了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等地方实力派的暗中支持，国民党要镇压打击也会有所顾忌。但这里毕竟是蒋介石公开控制的地区，特务机构密布，捕杀进步人士随时都有可能。然而，在刘文辉完全控制的西康省就不同了。国民党调查统计局虽也在西康省设调查统计处，但处于刘文辉的包围和控制之中，不敢横行霸道。因此，各方面的进步人士在四川遭受迫害或有被捕危险时，远之出走香港，近之便去西康雅安。雅安一时便有了“大陆上的香港”的美誉。
　　1942年，杨伯恺、邓初民、马哲民、黄松龄、李相符、黄宪章等著名进步教授就被刘文辉请去雅安讲学。彭迪等教授因被特务追捕到雅安不久，刘文辉的代军长刘元瑄闻讯，将其奉为上宾，并安排到自己的公馆下榻。作家刘盛亚、洪钟、《西方日报》主笔杨正南等也先后到雅安。据刘元瑄的机要秘书罗西玲说，国民党政府内政部曾下令西康省政府通缉盟员赵锡骅和一位地下党员，被刘元瑄压下不理。
　　1949年初夏，蒋介石在重庆对刘文辉说，“张志和是共产党员，听说在西康活动，你回去赶快把他抓起来杀了，免贻后患。”刘文辉满口应允。其实这时张志和正被安排在刘的军参谋长杨家桢家里，还派了一名警卫员保护张志和。
　　
　　
　　打破蒋介石决战川西的图谋
　　
　　1949年1月蒋介石准备下野之前，派张群回重庆任西南行政长官。为取得刘文辉的支持，蒋介石将其请到南京。刘文辉1月5日到南京后，立即命随行的参谋长杨家桢秘密到上海代表他看望被软禁中的张澜，商量川康下一步的行动。张澜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局势在两三个月内将有大的变化，要注意蒋介石的阴谋；二是川康今后行动要看自己的力量来定，如力量许可，就应采取主动，迅速脱离蒋帮，加入革命阵营；如力量不行，则等待解放军入川时再配合行动；三是不管怎样都应事先作好准备，并嘱他早回四川。刘文辉完全同意张澜的意见。
　　国民党派代表团去北平和谈期间，张澜派人通知刘文辉：“如和谈成功，你就首先通电拥护。”
　　1949年4月，百万解放军横渡长江后，张志和写信给刘文辉，告知中共南方局希望他派代表去香港商谈。刘便请民盟中央委员曾庶凡代表他去香港，并派参谋长杨家桢到成都与张志和及邓锡侯商量，组成联合参谋部，由张志和代表民盟，杨家桢代表刘文辉，陈离代表邓锡侯，统一筹划川康起义。
　　8月，刘文辉通过秘密电台向周恩来通告准备起义，请示今后如何行动。周恩来回电大意说：大军行将西指，希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的损失。
　　民盟方面，张澜6月秘密去北平后，于10月命四川盟员杜重石给刘文辉带去亲笔写在一小方白手绢上的十六字指示：“时机未至，不可轻动；时机已至，不可放过。”再度要刘文辉掌握好起义的时机。稍后，邵石痴来京看望张澜。张澜嘱他回去告诫刘文辉，起义时不要乱拉队伍，以免解放后带来麻烦，刘都遵嘱照办。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逃到成都。当日下午，蒋介石在北较场约见张群、邓锡侯、刘文辉等军政要员。刘文辉回家后说：“蒋素来善于强自镇静，这次不行了，原来的神气没有了。口头上还说川西大会战的形势如何好，但有气无力，他自己也不相信了。”
　　12月3日至5日，蒋介石派张群、胡宗南等约邓锡侯到刘家开会，要刘、邓和胡宗南“合署办公”，将家属先送到台湾。刘、邓大发牢骚，对合署办公允而不办，对送家属去台湾也找借口推脱。刘文辉说：“我是大军阀、大官僚、大地主、大资本家，共产党搞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哪里会要我？”
　　7日上午，蒋介石通知刘文辉、邓锡侯下午去北较场谈话。刘、邓二人和其他将领联系，发现未通知其他人，估计凶多吉少，决定立即出走。刘文辉的汽车空车通过宪兵检查哨出城，自己从小巷过城墙溜出城再坐车，到崇义桥镇邓部特务营，与分头溜出来的邓锡侯和早已在那里的潘大逵聚首，次日一同赴彭县兴隆寺。病中的潘文华也拒不接受蒋介石要求飞赴台湾的命令，微服出走，经灌县赶来会合。中共地下党、民革也有人来会合，解放军还派人来联络。12月9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所属部队联名通电起义。起义通电派专人送往雅安秘密电台上报北京中共中央。刘、邓、潘的起义使蒋介石“决战川西”的迷梦破灭。
　　朱德、贺龙对三将军的义举先后复电表示“嘉慰”。邓小平曾说：“西南战役之能获得如此胜利，是由于毛主席领导的正确，全国胜利形势的影响，以及人民解放军无坚不摧的力量。同时卢汉、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诸将军于12月9日宣布起义，亦起了良好的配合作用。”
　　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没有忘记刘文辉的功劳。新中国成立后，刘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国家林业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等职，1956年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
　　1950年，刘文辉到北京参加政协会议时，民革和民盟两个民主党派中央的领导人都表示要公开他的成员身份，使刘文辉一时难以决断。问题反映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说，解放后都是公开活动，参加一个民主党派就行了。而以历史渊源论，民革更合适。刘文辉此后虽然只公开和民革的组织关系，但和民盟一些老同志、老朋友仍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得知刘文辉受到红卫兵围攻，立即派专人把他秘密转移到部队医院，化名保护起来。
　　1976年6月24日，刘文辉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1岁。（责任编辑李树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