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储安平

●生平简介

　　储安平: （1909一1966）：江苏宜兴人。出身於宜兴望族，出生后六天丧母，十四岁丧父，依赖祖母抚养，生活节俭。1928年入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1932年毕业。1933年起，在南京《中央日报》任副刊编辑。1936年赴英国伦敦大学做研究工作。1938年回国至重庆，先后担任《中央日报》撰述，编辑，复旦大学教授，中央政治学校研究员。1940年8月，在湖南安化县蓝田国立师范学校任教师。《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为这一时期作品。《英国与印度》一书则是其讲授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的讲稿。并在桂林《力报》任主笔。1945年春，在湖南辰溪《中国晨报》任主笔。日军占领桂林后，他在重庆创办《客观》周刊，共出版十七期。1946年春赴上海，9月1日创办《观察》半月刊，任社长和主编，兼任复旦大学教授。1948年12月25日被国民党查封停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国家出版总署专员，新华书店副总经理，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1954年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并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57年任《光明日报》总编辑。1958年1月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1966年9月失踪(或死因不明)，时年57岁

●时间年表

　　幼年丧母，由伯父储南强抚养长大，就读于光华大学新闻系和英国文学系。　　
　　1929年曾向鲁迅主编的《奔流》杂志投过稿，在《流沙》、《国闻周报》等报刊发表过作品。　　
　　1931年编过一本叫《中日问题各家论见》的政论集。　　
　　1932年大学毕业，为《中央日报》副刊编辑，后又主编过一本月刊《文学时代》。　　
　　1931-1934年大约写了十二三篇小说，自认为文学才能不高，所以开始转向政治学。　　
　　1935年考入伦敦大学政治系，师从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拉斯教授。在英国期间，担任《中央日报》驻欧洲记者，无固定薪水，只领稿酬。　　
　　1938年归国，到《中央日报》任主笔兼国际版编辑，其后到中央政治学校研究院任研究员。　　
　　1941年，到湘西"国立兰田师范学院"教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抗战时，他在湖南、重庆多所学校任教。
　　1945年春在湖南任《中国晨报》主笔，年底到重庆编《客观》杂志，1946年到上海创办《观察》。他的政论文字思路清晰，语言犀利，很有一番指点江山、针砭时弊的味道，成为当时自由主义思想运动的一面旗帜。　　
　　1947年，他在题为《施用闷药前后的心理与感觉》一文中告诉人们：他不惧怕肉体的死亡，惧怕的是一个人的生命完全操之於他人，一切听人摆布，失去表示自我意志的能力。　　
　　1949年到北平参加中共领导的"新政协"，并参加民盟和九三学社。11月《观察》复刊，仍任主编。　　
　　1950年5月第14期后，《观察》改名为《新观察》，主编为黎澍。储安平调任新闻出版总署新华书店总店的副总经理。
　　1952年，改任中央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　　
　　1957年4 月1日，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　　
　　1957年6月1日，在统战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发言，提出震撼全国的"党天下"之谏。《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阅后钦佩不已，称"储安平是个勇士"。6月8日 毛泽东起草《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倡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全国反右斗争开始。8月，储安平、徐铸成等被打成大右派，被撤职并送郊县劳动改造。　　
　　1966年文化大革命，遭受更大窘迫。8月31日与老舍同一日投湖自杀，未遂。9月上旬，突然失踪。

●储安平与《客观》

　　《客观》周刊1945年11月创刊于重庆，发行人张稚琴，主编储安平，编辑有吴世昌、陈维稷、张德昌、钱清廉、聂绀弩。储安平以"安平"署名，为《客观》撰写"客观一周"专栏文章。他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认为国民党的腐败已使它失去了革命的活力，尤其以一党专政抗拒国家民主化进程。他也批评共产党，承认共产党有刻苦精神，但不承认极端的社会主义能适行於中国，认为在一个讲究"一致"的政党统治下，人民是不会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的，因为人民有无思想言论的自由，是一个国家有无民主的前提。他较为笃信英国的民主制度，要求走军队国家化和民主宪政的和平道路，指出用武力相斗是难以走上民主道路的。他还希望大量培养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及其中产阶级，"为了达到造成一个民主的中国的目的，我们应当用种种方法以鼓励中国的中产阶级抬头，成为民主政治的干部。其中特别对於自由思想的大学教授及著作家等，应鼓励他们出面说话，建立一个民主国家所不可缺少的健全的舆论"（《客观》第12期第1页）《客观》共出17期，储安平主编了12期。13期起改由吴世昌主编。

●储安平与《观察》

　　1946年9月，储安平在上海创刊《观察》，该周刊继承了《客观》的自由主义作风，以知识份子的良知和责任感，要求遵循客观、公正的原则立场，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地进行自由评说，希冀靠言论的力量影响政府的决策，并以此唤起社会的良知。《观察》云集了一大批最著名的自由主义作者，认为有权利用言论的力量批评政府及各方面力量，以坦率、公允和智慧的笔调吸引了大量的知识份子读者，销量从400份迅速飙升到10万份，左右著舆论界自由主义运动的风向。《观察》文章多以精英知识份子放言论事，以犀利的笔锋，对政治、军事、经济的焦点问题作了尽可能客观的报导和评论，时局艰危亦不避让，自许"实亦因为今日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却寄托在我们肩上，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为之"。储安平在《观察》上所作政论时评，主要是对国民党腐败政治的批评，给学生运动以同情与支持，维护言论自由权利和价值，及讨论美国对华的有关政策等。《观察》每出满24期，储安平就要写一篇总结性的报告书。多次对国民党政府的强烈批评引起国民党的不满，1948年12月《观察》被国民党查封。

　　1949年11月复刊，改为半月刊，储安平仍为主编，然而，复刊后的《观察》，其自由主义的风格荡然无存，乃至一些封面形式也面目全非。同时，他为复刊后的《观察》写了三篇署名文章，已毫无昔日的锋芒。全盘否定了以往《观察》的意义和价值。刊物的基调由过去的以"暴露性、批判性"为主变成了以"积极性、鼓舞性"为主，侧重介绍战斗英雄、劳动模范、生产能手等社会的新人物、新气象，这和储安平原来的办报宗旨大相径庭。1950年5月第14期后，改名为《新观察》，主编为黎澍。储安平调任新闻出版总署新华书店总店的副总经理，从此离开了自己倾尽心血创办的刊物。

　　在国民党的高压下，他可以说是冒著很大的危险抗议对《观察》的查封，然而在复刊上，他又基本上否定了自己的过去，这其中有多少是出於政治压力？有多少是出自真诚？一时不好妄下结论，但在储安平转变的过程中的确有很多令人深思的东西。

储安平与"党天下"

　　1957年4 月1日，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在共产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要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时风中，储安平似乎恢复了40年代后期创办《观察》时的精神状态。

　　1957年6月1日，在统战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发言，提出震撼全国的"党天下"之谏。即随后发表於第二天《光明日报》的《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一文，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於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地位，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无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阅后钦佩不已，称"储安平是个勇士"。

　　6月8日 毛泽东起草《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倡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全国反右斗争开始。在遭受各方面的猛烈批评后，8月，储安平、徐铸成等被打成大右派，被撤职并送郊县劳动改造。●储安平的失踪之谜

　　1957年之后，储安平基本上就结束了他作为一个知识份子的生涯，因为从此以后他就再没有为人所注意。他成为右派之后，一直由九三学社管著，从一般的生活待遇上说还过得去，只是精神上有很大的压力。他成为右派之后，他的长子曾在《文汇报》上发表过和他脱离关系的声明，那时他的婚姻也不幸福，他平时在家，很少和人交往。那时过去的老朋友只有梁漱溟还和他有些来往，可以想见他的内心是非常孤独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他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关於储安平的死，现在还是一个谜，他的家人也不知道他的最终结局，我曾和他的女儿说起过这件事，她也说不清楚。有人说他是在北京一个地方跳河死了，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在天津跳海了，也有说他是在青岛跳的海，也有人说他在新疆改造时，逃到苏联去了，前几年还有人写文章说他没有死，而是在江苏某地一个山上当了和尚。这些说法，都是传说，没有一点文献材料为证。所以我们现在只能说，储安平是不知所终，我个人以储安平的个性和他的经历推断，他是有自杀可能的。

　　他的小儿子，现居奥大利亚的钢琴家储望华在《父亲，你在哪里？》一文中说∶"父亲'失踪'是在1966年9月上旬，那已是8月31日（与作家老舍投太平湖是同一天）在京西青龙桥边潮白河自杀未遂后一个多星期。当时他从关押他的'九三学社'后院小屋回家，看到家裏已是第二次被'红卫兵'抄家。居室、客厅均被洗劫掠夺一空，除了满地的碎纸乱片外，已一无所有。面对这般情景，父亲的心便整个地绝望了。於是他踽踽离开家中，走了出去。── 到了九月中旬的一天，我接到当时主管'九三学社'中央机关日常事务的梁某女士打来的电话，她问我∶'你父亲有没有到你那裏去？''你知道不知道他目前在哪里？'我说∶'父亲不是被你们押管著吗？你们不是正在筹备批斗他的大会吗？'到了9月20日，中央统战部下达命令∶一定要在10月1日'国庆'之前找到储安平，'以确保首都的安全！'於是'九三学社'派了一名干部（中共党员），并要求我和我二哥协助。我们骑著自行车在北京的东、西城不少街巷转了好几天，查访了过去与父亲曾有来往的朋友们，却毫无结果。
到了1968年夏，有一天，几个穿著军装的干部来找我，说他们是'奉周恩来之命，由公安部、统战部等组成储安平专案组，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查寻储安平的下落'，希望'我提供情况予以协助'。首先他们要求我提供几张父亲的照片。我颇觉诧异∶凭他们的权力，他们完全可以通过组织途径去向有关部门索取，相信不难获得他的照片，却偏偏来向家人索取照片，实在令我疑虑。事后听说这帮'专案组'的人是有意通过这种试探，来考察我是否和父亲'划清了界线'。"（台湾《传记文学》第55卷，第2期，第59、60页）

　　据储望华先生回忆，到了1966年秋天，他们寻找父亲的失踪仍然毫无结果，两后之后，又有人来调查储安平的下落，对於这种调查，储安平的家人已完全没有信心了。储望华先生说∶"事实上，这是一个'生死之谜'，如果'活'著，为什麼两年来没有任何活动迹象；如果已'死'，死亡的时间、地点、方式，又如何得以确证。"储望华先生记得，早在60年代初，储安平曾和他说起过"想要自杀"的想法。自从反右以后，储安平虽然写过检查，虽然被改造，但他在心裏并不以为自己是错的。更不想卑躬屈膝去求得一个"摘帽子"或者"平反"。这不仅是因为他有"脾气强牛"的个人性格，而是因为他身上有一些知识份子"可杀不可辱"的气质。面对"抱负"不能实现，屈辱不堪忍受，想到死是很自然的。那时他正在北京郊区石景山模式口"政协工地"进行劳动改造。

　　储望华先生回忆说∶"记得有一个寒冷的冬天，我去探望他，给他带去些食品衣物，他独自住在一间阴暗的小茅泥舍中，房间的一半是他睡的'炕'，另一半是一格格正在繁殖的菇菌，屋子裏黑暗潮湿，充满著黴腐恶臭，完全不是人住的地方。"这是储安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真实生活处境。储望华先生说，1982年6月，他准备去奥大利亚留学时，单位的一位元领导才匆匆拿来一份档，告诉他∶"刚刚接到中央统战部来函，对你父亲正式做出'死亡结论'"。这时储安平已经失踪16年了，这个结论对他的孩子们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一个终身为自由主义理想奋斗的知识份子，最后就这样消失的无影无踪，人们再想起他的时候，对很多人来说，他早已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