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后的家乡北川

地震前祥和的北川县城一角

北川县城，太让人牵挂和悲伤（图片来自网上）

幼儿园孩子走向天堂的路口

5·12地震灾难发生后，不少媒体记者进入北川采访，他们大量、及时的报道，对外界了解北川灾情，争取有效救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我们在敬佩一些记者的同时，对极少数记者采访方式感到气愤。

在北川做生意的江油人安歌在地震中失去了妻子，他的一位北川朋友在接受一家外国电视台采访的时候，国内某电视台的人在路过采访现场时，竟然对接受采访的北川人骂道：你这个傻X，你还是不是中国人？安歌听到斥骂，回击道：你连人都不是。
不知这究竟是一位普通北川幸存者的悲哀，还是中国媒体的耻辱！？

我也有不少十分要好的媒体界朋友，或做记者，或做编辑，但我都毫无不客气地称他们为新闻工作者，因为我觉得如果用“记者”这一职业与他们比照，他们怎么也都愧对“记者”这个职业，也配不上记者的称呼。

正是太多这种没文化的媒体从业人员，以致5月19日出版的《旅游新报》在汶川大地震的报道中，刊发了严重违背社会公德，亵渎民族尊严，伤害民族情感的内容，就不足为奇了。

无论是看到某权威电视台记者在帐篷学校里对主持人反复说：你听到孩子们快乐的笑声吗？还是看到某记者六一儿童节采访灾区孩子时，问他们：“你们快乐吗？” 孩子们天真地齐声回答：“快乐”。这样的场面，让人痛苦。

CCTV记者许波在直播时竟然闯进俄罗斯救援队手术室采访，消耗掉一件无菌手术衣不说，还无知的强行采访即将要进行手术的已消毒完毕的医生，将其手术衣污染，使医生怒不可遏地向他喊道：“你把我搞脏了！”

民警蒋敏在地震中失去了父母和女儿，某记者冷漠的问她怎么能在痛失亲人的情况下，还拼命工作？不仅如此，记者还追问：“你在救助这些灾民的时候，看到老人和小孩，会不会想到自己的父母和女儿？”

四川台一女记者采访一个男孩时，因男孩的他哥哥还压在废墟里，她问男孩：哥哥还会回来吗？男孩答：“会回来”。她追着要男孩“说实话”。

在水泥板下埋了72小时后的陈坚， 身体已经严重虚弱 ，四川电视台记者为了配合直播 ，居然拨通直播间的电话连线让他说话。当陈坚被救出时，因体力消耗殆尽永远离开了他的家人，

这类没有良心的例子可说每天都充斥在各种媒体上。这样的“记者”，说得好听一点是没文化，说得难听一点就是素质低下。朱大可先生指出，这些煽情的报道越过苦难绝望的死亡现场，在急切地赞美救赎的伟大成就和奇迹。“它继承了中国文化传统，把沉痛的丧事办成了轻快的喜事，也就是把灾难变成庆典，把哀伤变成喜悦，把问责变成感恩，把反思变成赞美，把对生命的珍惜变成对组织的效忠，把对个人善行的感激变成对国家的颂扬。”

在北川采访的外国记者

真相来自民间！

默默支持一个，这么好的帖子，冷冷的在角落里……

五、行政突考不及格

5·12地震发生后，不仅北川，就连绵阳的通讯都完全中断。
12日晚上，从绵阳朋友处得到消息，说绵阳官方已经发出公告，要求市区五十岁以下男子，自带工具等前往北川救援。当时只在心里默默祈祷：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挺住！

但我后来知道的，与期望的却并不是一回事。从各种渠道获得的信息，也并不是都很确切，于是就想从绵阳党政机关干部那里得到证实，但他们往往躲躲闪闪，一问三不知，还不如我知道的多。直白地说，绵阳的机关干部并不是我想像的那样，被成规模地动员组织起来，前往北川救援去了。更让人尴尬的是，有许多北川籍的干部，也是什么都不知道。情急之下，我甚至还骂过他们：妈哟，你们还是不是喝北川水长大的北川人？家乡遭到如此灾难，就是爬，也要爬回去看看呀！何况你们都有亲人在北川。

关于5·12地震灾难对北川的救援，网上和坊间均流传着一些非主流的说法。比如网上说地震后，北川先后有几批（一说三批，一说八批）人员前往绵阳报信，但都没有引起重视。其实，对于网上和坊间的说法，虽然难免偏颇，但我们只要对官方的报道加以认真的解读，仍然是可以相互印证而得到一些信息的。

《新京报》、《南方周末》和《广州日报》记者在绵阳采访了绵阳市委谭书记，以下是《新京报》记者杨卫国报道文稿中的采访对话摘录：

【记者：北川来求救是什么时候？我看到公开报道，说北川连派了8批干部来求救。
谭：下午3点多，北川麻柳湾一个人跑来报告，说北川山垮了，北川没有了。下午4点，一个擂鼓镇的人到永安镇，就是安县最靠近北川的一个镇，利用军用电话打过来，报告说北川山垮了。
记者：接到这两批报告，你有怎样的判断？
谭：前两批的报告，他们其实都没有进北川县城去看到真实情况。
记者：为什么这么说呢？擂鼓镇的那个人怎么能用到军用电话？
谭：麻柳湾的那个人，他那里山垮了，所以他判断北川的山也垮了。擂鼓镇的那个人是个干部，我不记得是谁了。他用的是一个军用研究所的电话，军队帮他拨的。
记者：最后，你是怎么确认北川被埋的消息？
谭：准确的报告是第三批，下午5点，北川县委组织部长王理效来报告，说北川死了上万人。我说你不要乱说，他说那起码也有好几千人。 我马上给省委打电话报告，说死了7000人。这个数字当时心里还是很担心报多了，后悔啊，现在看来，报少了。这样一报很管用，省委马上把重点转向绵阳。一开始大家都盯着汶川的。】

至于坊间八批报信者的说法有多大的可信性，因缺乏核实而只能存疑了。但至少可以看出，真正引起绵阳领导重视的时候，的确是第三次得到报信的时候。另一说法是，因从都江堰进汶川的道路受阻，某部队的一支小分队绕道绵阳拟从北川进入，但到了北川后才发现北川情况惨重，于是立即向上级报告，外界才真正知道北川灾情的严重程度。

【记者：你当时是怎么组织行政系统开展抗震救灾的？
谭：我的一个经验是，行政体系不能打乱，不能把这个局长调到那里去。一个局长调走了，他这个局就瘫痪了。我们就是给每个局分任务，加担子，由他这个局负责去完成。】

“一个局长调走了，他这个局就瘫痪了”，在“行政体系不能打乱”的思维方式下，对机关干部的规模动员组织相对较弱那是可想而知的结果。假如绵阳的干部能像自愿者那样向灾区奔去，有规模、有组织地前往救援，即使没有大型机械，也可能会刨挖出几个幸存者。

温总理安慰鼓励北川灾区的孩子

六、养专家，不如养青蛙

北川位于地震活跃的高危地带，自1976年松潘、平武大地震后，北川人的防震意识大大提高。但是，当历史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稳定压倒一切成为主要任务，防震意识因此逐渐淡忘。在有感小震经常发生的北川，人们对地震由摇摆不惊，到习以为常。

地震前的5月6日，《绵阳晚报》刊登了《有感地震预示着未来有强震吗－市地震减灾局、人防办值守政风行风热线解难答疑》，对江油、平武群众就近期小震不断，会不会是地震活动异常，甚至是强震前兆的担心作了解答。地震减灾局专家指出，有感地震多少与强震没有直接关系，大家不必有恐慌心理。
虽然我们在报上没有看到老百姓讲述的详尽内容，但老百姓说，“小震闹（发生频率过高），大震到”。因此，我们不难猜想，老百姓肯定向专家们讲述了他们经历的种种异常现象，又表达了他们的种种担心。从这个意义上说，纳税人供养的堂堂专家，其警觉性、敏感性还不如普通老百姓，这样的专家不是一种摆设，又是什么？

我国是一个善于树立、盲目崇拜权威的国度。在老百姓看来，权威具有不可怀疑的正确性。千百年来，只有受到权力宠信的主流（在朝）学者，才有成为权威的可能，而一旦有幸被人们视为权威，那么权威的光环就会伴随到他生命的终结。即使在今天，许多被视为权威的人仍然活跃在各个领域，就连中央电视台在发布国家抗震救灾指挥部灾情通报时，也要戴上 “权威发布”的帽子（对于抗震救灾最高指挥部，它发布的通报当然是“权威”的，强调它“权威发布”，无异画蛇添足，就像说领导亲自讲话一样，属于“正宗”的脱裤子放屁）。

诚然，某学者在成为“权威”时所取得的成就，就他在做出贡献的那个“点”上，也许代表了较高水平。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学术研究就像体育比赛一样，在达到一个顶点之后，另一开始往往就是逐渐衰落，直到走入一个低谷。所以，我们对权威，既要尊重，也要挑战和超越。一个迷信权威的民族，是不可能有多大创新能力的。

“权威”心态，就是“天朝”心态的迷你版，它狂妄自大，排斥不同观点，无时不以“主流”身份自居，对自己所不喜欢的成果不仅不屑一顾，而且还会利用自己控制的资源狠毒地封杀。

2006年9月，《灾害学》发表了龙小霞、延军平、 孙虎、 王祖正《可公度方法的川滇地区地震趋势研究》一文，他们用三元、四元、五元可公度法预测计算，提出川滇地区在2008年是地震的高危年份，并建议川滇地震区在2008年要提高防震警惕。

2007年7月，美国《地壳》杂志发表了《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北川断层活跃的地质构造》一文，完成此文的多国科学家们通过仔细研究卫星图像和对四川省的地壳断层十年来的深度和活动研究之后，认为中国四川北川地区将面临一场大型地震：“断层的长度已经足以引发一次强烈的撼动地面的地震，它的潜力将成为爆发区域性地震的来源。”他们的结论是，地壳撞击的能量在北川聚积，并将以地震的形式释放出来。研究人员将活动的断层在北川的彩色地图上作了标示，那里正好是这场地震灾难的震中。

2006年，耿庆国根据旱震关系提出中期预报：近年阿坝地区将发生7级以上地震。2008年4月26日和27日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下属的“天灾预测委员会”经集体讨论,作出“在一年内（2008.5-2009.4）仍应注意兰州以南,川、甘、青交界附近可能发生6-7级地震”的预报。不仅如此，耿庆国还根据强磁暴组合，明确提出“阿坝地区7级以上地震的危险点在5月8日(前后10天以内)”

近几年来，散见于中国专业杂志的地震预测研究论文不少，尽管这些研究不完全等同于预报，但以一个外行人的视角看来，这些预测说明了一个共同问题：阿坝地震带的地震活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不得不引起警觉的活跃期。

这些研究成果之所以没有引起重视，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中间没有主流所认同的“权威”。
5·12地震发生后，地震界主流专家们一片沉默，当有人就预报提出质疑时，主流专家们又异口同声地说，地震预报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对主流专家们地震不可预报的回应，当即就有人反驳：地震不可预报，那海城和平武、松潘等多次地震预报又是怎么做出来的？显然，这样的解释难以令人信服。

5·12地震灾区的灾民们说得更为直接，既然地震无法预报，那我们养国家地震局干什么？还不如改为地震救灾局。
“养专家，不如养青蛙”，已成为灾区一句流行的口头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