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观刘东父先生遗墨

⊙ 何崝／文

　　我生长在成都，自幼喜爱书法，所以很早就知道刘东父先生的大名。少年时代，在成都的名胜古迹、旧书店、装裱店等处所，常常看到谢无量、刘孟伉与刘东父等书家的墨迹。刘孟伉特善榜书，一些名店的市招多出于其手；谢无量与刘东父则多见其对联条幅。我无家学渊源，家中无碑帖可读，三位书家的书作常令我住足观赏，流连忘返。故我的书法启蒙，实得之于这三位书家，而非来自学校。刘东父先生的书作，秀雅劲健，我十分喜爱，因而向往其人。但当时无人引见，无从请益。与刘东父先生虽然同在一个城市，终究缘悭一面，这是我至今都感到遗憾的。
　　刘东父先生生前是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其家庭和他本人对四川的传统文化作出了很多贡献。今年是刘东父先生的百年诞辰，省文史馆举行纪念活动，对他的诗词和书法艺术成就进行研讨。这是振兴四川传统文化的一件盛事。刘东父先生的哲嗣刘奇晋先生为筹备这次活动，多方搜集其先父遗墨，我忝为刘奇晋先生同列，得以先睹，如同见到旧日师长，真有春风扑面的感觉。现在能有机会观赏到为数不少的刘东父先生遗墨，可谓大饱眼福，对刘东父先生的书法艺术成就因此也就有了更多的认识。
　　刘东父先生出身于诗礼世家，其曾祖刘沉（字止唐），著名经学家；祖父刘桂文（字云坳），晚清进士；外祖父李汝南（字湘石），著名书画家；四叔刘咸忻（字鉴泉）是著名学者。他们虽然不以书法名世，但其书学都颇为湛深，现在的望江公园内薛涛井旁，还有止唐先生的诗碑，字迹醇厚温雅，令人敬爱。刘东父先生成长在传统文化氛围十分浓厚的家庭里，受到前辈的熏陶自不待言。据刘奇晋先生撰文谈到刘东父先生的学书历程，他自幼临池，以祖父云拗先生、外祖父李湘石先生和赵松雪书为范本；14岁入尚友书塾，在四叔鉴泉先生的指导下，改习颜真卿《家庙碑》和郑道昭《郑文公碑》及《论经书诗》。他24岁到重庆，白天工作，晚上则坚持临池，寒暑无间。在重庆的十年中，仍习赵松雪的行楷书和郑道昭碑，又旁涉汉隶和苏、米行书。在此期间，他的书名渐盛，34岁时回到成都，又研习王拳之书法，对《圣教序》用功最多，以悬肘放大临写，甚见成效，颇得友人称道。新中国成立后，又致力于篆书和草书，取法秦、汉篆和孙过庭《书谱》。刘东父先生几十年如一日，从事临池，很少间断，甚至有时生病也以临帖为体息的方式。（见刘奇晋：《治学谨严，重在立德》）其临池功夫之深，罕有其铸。
　　可以说，刘东父先生把自己的生命融入了书法艺术，或者说他是将书法艺术作为自己生命的一种表现形式。刘东父先生对书法艺术如此执著的追求，当我们观赏他的作品时，是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的。从这个基本感受出发，我们可以体味到刘东父先生书法的一些艺术特色。
　　首先，我深深地感到，刘东父先生的书法艺术已超乎功利之上从而具备了中和、雍容、纯正的风貌。儒家以中和为最高境界，《中庸》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刘东父先生一生甘于淡泊，不慕名利，不以书家自居，不将书法作为沽名钓誉的手段，故心态平和，志趣高尚，在下笔时能“不激不厉，从而‘风规自远’”。我们看刘东父先生任何一件作品时，都有这样的感受。反观当代书坛狂、怪、野、乱的一些时尚，与刘东父先生的书法艺术相比较，其境界之高下可以立判。当代书坛的狂、怪、野、乱，不过是一些新锐用来掩饰其浅陋的手段而已。这样的书法作品，其效果近于西方的一些现代音乐，看过之后，会使人血压升高，躁动不已。在这个意义上，刘东父先生的书法艺术是现代书坛的一剂清凉剂。
　　其次，刘东父先生的书法善于“化”，这是刘东父先生书法艺术最大的特色。一般的字书解释化字，就是变的意思，故有变化一词。但在古代典籍中，这个化字有十分丰富的内涵，远非变化一词可以涵盖。故我谈对刘东父先生书法的感受，不用"变化"一词，而用“化”字。《庄子·寓言》：“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成玄英注：“与时俱也。”同书《则阳》：“蓬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是同样的意思。《萄子·不萄》：“神则能化矣。”杨惊注：“化谓迁善也。”《管子·七法》：“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化的内涵还有许多，以上所引已能说明问题。孔子是古代圣人，蓬伯玉是古代贤人，他们生于世上，年年都与时俱进，都在“迁善”，即向好的方面演进。这个演进的过程是渐进的，顺应规律的，能够风靡于世的，是长久的，令人信服的，能让人养成习惯的。
　　刘东父先生的书法，从纵的方面看，他的书法的发展过程，就是这样一个“化”的过程。他早年习赵、颜、郑，后又习汉隶和苏、米的行书，又习秦、汉篆和孙过庭《书谱》，长年坚持临池，按照书法学习的规律，逐渐积累功力。我们现在能看到他早期的一件行书作品《书香宋诗》，已经颇具笔致，但韵味尚嫌浅露；其晚年作品的海成深厚与之相较，面貌实有很大差异。这就是“化”的结果。吴昌硕曾说过：“予学篆好临石鼓，数十载从事于此，一日有一日之境界。”（吴昌硕临石鼓文跋语）这是“化”的过程的又一例。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刘东父先生晚年作品较早期而言，面貌已有很大变化，但仍有脉络可寻，这说明“化”的过程是渐进的。而当今书坛的一些新锐为了追逐时尚，却往往一夜之间可以变换风格。
　　再从横的方面看刘东父先生的书法，即看他作品在一定时期的风貌，可以看出，刘东父先生善于熔铸各家，形成自己风格，这也是“化”的表现。他取法前人，是以碑帖并重，在刘东父先生早年时代的书坛上，这应是独树一帜的。民国时期，书法界受清代包世臣、康有为书学理论的影响，尊碑抑帖的风气极为盛行。但刘东父先生却不随波逐流，而是碑帖兼习。如刘氏先祖大多经历科举，所习书法以欧、赵为主，所作字大体上属于馆阁体。至刘咸忻（鉴泉）先生，著《弄翰馀沈》，对康有为的尊碑卑唐说多有批评。他认为，“康氏尊南北朝而卑唐，其言往往太过”，“且以变态论，唐以后人亦自有变态”；又谓“谭复堂谓‘《郑文公》为篆隶分融铸而成，《敬使君》尽有唐代之胜。’所论虽不尽确，此数碑实北碑中之特兼圆而自成异势者也”。鉴泉先生认为南北朝碑与唐碑各擅胜场，于北碑中推崇郑道昭，于唐碑中推崇颜真卿，故在指导刘东父先生时，让他取法这两家。刘东父先生幼年学赵，后遵照鉴泉先生的指导学郑、颜，进而但师其意，广取秦汉以来多种碑帖作为临池之范。他临碑帖时，于经意和不经意间，参以所临碑帖之外的笔意，为熔铸各家打下基础。试看他在1947年所临苏帖，虽已得原帖神韵，但意态与原帖已有所不同。前人评苏字“肉丰而骨劲，态浓而意淡”，刘东父先生所临，起笔多方截，笔画挺秀多姿，很自然地融入了北碑与唐碑笔意。再看他于这年所临《张迁碑》册页，于凝重之中，又觉笔势飞动，这显然是参用了行书笔法。刘东父先生晚年作品化用碑帖，熔铸各家，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例如他所作楷书，虽以唐楷为基调，却时时显示着北碑的底蕴，又参用行书笔法，整幅作品的点画，和而不同，止而欲行，令人玩味不尽。其碑书的基本面貌是《郑文公》与《张猛龙》，但无原碑平缓、峻刻之弊，这是由于融入了帖的韵致。其行书多参用草书写法，这种写法虽可追溯到王献之的破体书，但由于他融入各家笔法，故又呈现出隽永、含蓄的韵致。其草书以《公孙大娘舞剑器》和《梁武帝西洲曲》为精品，这两件作品实际上已打破了孙过庭《书谱》的局限，融入了怀素笔法，具有篆籍之气。其篆书则法度森严，甚见功力。不过他的篆书作品不太多见，其习篆的目的，大概是要将篆书笔法融入其他书体之故。刘东父先生以毕生精力追求书法艺术，在他晚年的作品中，进入了化境，这是我观赏他的遗墨时得到的最深切的感受。
　　刘东父先生的书法艺术还有一些特色，有待深入探讨，因限于篇幅，我只就以上提出的中和、雍容、纯正和善于“化”，这两大特色进行一番初步的探讨。我觉得这两大特色正是当今书坛所欠缺的，正因为如此，刘东父先生的书法成就更值得我们重视了。文章写完，四韵也就凑成，权以此佳句，纪念刘东父先生对书法艺术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纵横挥运悟机徽，林下萧然独鹤飞。
神韵浑同郑公健，丰姿稍远老坡肥。
商量规矩知甘苦，脱略哇封任是非。
胜境名区遗墨在，合教草木染光辉。

作者：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书学学会副会长。

没图片，可惜！

东父先生的曾祖叫刘沅，不叫刘沉。

刘东父先生书画、学问俱佳，尤其兰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