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

　　张国焘，1897～1979，又名特立。江西萍乡人。1916年入北京大学读书。1919年五四运动中表现积极，被推为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1920年10月，参加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局成员，分管组织工作。会后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兼《劳动周刊》主编，领导工人运动。1922年7月在中共二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上，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1924年1月出席国民党一大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5年1月在中共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局委员，并任中央工农部主任。1926年后，面对国民党右派排斥、打击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活动，他执行妥协退让政策。1926年底，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1927年7月任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曾赴南昌阻止发动南昌起义。1928年赴苏联参加中共六大，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留驻莫斯科。1931年初回国，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中共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他在鄂豫皖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并主持开展错误的“肃反”。1932年10月撤出鄂豫皖苏区后，带领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与川陕边党组织创建川陕根据地，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5年4月放弃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6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后，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10月率部南下川康，在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1936年6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同年7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随后与红二、红四方面军一起北上，10月到达陕北。1937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他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错误。为了教育和挽救他，同年9月仍派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1938年4月初，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靠国民党。4月18日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不久，加入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主持“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从事反共特务活动。1941年起任国民参政会第二、第三、第四届参政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度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1948年6月在上海创办《创进》周刊，继续进行反共宣传。同年11月去台湾。1949年转居香港。1968年移居加拿大多伦多。曾经写作《我的回忆》。1979年一个寒冬之夜，冻死于一家养老院。

作者：方以智

　　张国焘投奔国民党后，虽然在反共方面比较卖力，但国民党人对他总有防范，对他的言行也多有注意。另外，国民党内对张国焘在国民党任职后的工作表现也颇多怨言。张国焘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好决定离开台湾这个不如意的地方。

　　１９４９年冬，张国焘携带着妻子和三个儿子离开台北，来到了香港。１９５１年，青年党领导人谢澄平与程思远几经交换意见，决定组织一个定期座谈会，其成员有：罗梦册、张国焘、程思远、董时进、伍藻池、黄如今。不久，张发奎、顾孟余又拉张国焘创办《中国之声》杂志，以张国焘为社长，李微尘为主编。《中国之声》是一个反蒋的刊物。

　　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１０日，由张发奎、顾孟余积极筹备的"自由民主战斗同盟"正式宣告成立。但好景不长又发生变故。"战盟"成立不久即发生分裂，张国焘的《中国之声》社长一职也被张发奎派其亲信林伯雅接收。眼看已有的积蓄日渐减少，张国焘夫妇很是焦虑。

　　这时，朝鲜战争爆发。受其影响，国际黄金市场价格逐渐上涨。本来对"炒金"业务一窍不通的张国焘，见许多人靠"炒金"发了财，便也动了心。他将家里仅有的５０００美元作押金，到金融市场干起了买卖黄金的生意。结果连老本也赔了进去，落了个一贫如洗的结局。从此，一家人只能靠当教师的大儿子张海威不多的薪水勉强度日，每天以粗茶淡饭慰之饥腹，还要供养二子和三子读书，其困难可想而知。

　　当张国焘在生活上处处不如意的时候，新中国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却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看看自己穷困潦倒的生活，张国焘萌发了回归大陆的想法。

　　１９５３年春的一天，当时正在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新闻工作的金尧如接到一个姓陈的打来的电话。陈先生在香港出版界工作。据说是陈独秀的儿子。

　　在双方约见时，陈先生慎重而认真地说："张国焘伯伯最近几次同我谈起，说他看到中国共产党解放了祖国大地，心里也很振奋。现在他闲居在香港，实在太寂寞，也自感惭愧。他很想回北京去，重新回到党的领导下，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建设工作。我告诉他，我认识新华社的金先生，他很高兴，要我请教请教你，有没有可能回北京、向毛泽东主席反映一下他的愿望。"

　　金尧如回到分社后，向社长黄作梅如实汇报。黄作梅同意向北京反映。张国焘连夜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主席。信是开口的，以示转信人也可启看。取出信来一看，抬头写的是"毛泽东主席并刘少奇书记、周恩来总理"。信写得不长，大意是：在你们和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立新中国的胜利，我感到极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愧疚。经过这两三年的思考，我决心回到党的身边，在你们的领导下，为党和人民事业尽我一点绵薄之力，鞠躬尽瘁，以赎前愆。

　　两三个星期后，刘少奇以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名义传下话来：张国焘愿意回来是可以的，中央是欢迎的。但是，他必须首先写一个报告给中央，深刻检讨他在历史上坚持自己的错误路线，反对党中央、分裂党中央以致最后背叛党和人民的严重错误，提出改过自新的保证，以表示自己的决心。

　　金尧如当即电约陈先生，如实转告刘少奇的话。第二天，陈先生打电话给金尧如说："张伯伯这几天身体不太好，他说这件事且搁一搁，慢慢再说吧。他要我谢谢你们。"

　　１９５３年，正在贫困潦倒中的张国焘，做梦也没想到美国中央情报局会通过美国亚洲研究中心找上门来，向他了解有关中国党政领导人的情况。

　　自从张国焘脱离共产党之后，已经过去了１５年，张国焘所能提供的，只能是１５年以前的情况，按普通人的看法，这不会有多大价值。但美国人自有美国人的想法，他们希望通过了解中共党政领导人的过去，借以推测出这些人的现在和未来。从这些人籍贯、性格、爱好、交往，便可以推测出其在党和政府中的地位、关系，乃至即将奉行的内外政策。张国焘与建国后任领导职务的绝大多数高级干部都有过接触，甚至长期共事，掌握着一般人无法掌握的情况。所以，美国人决定利用张国焘。美国人并未费很多周折便取得了张国焘的配合。从１９５３年７月１５日开始，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受美国国务院委托和中央情报局指示，先后约２０次拜访张国焘，了解有关中国党政军领导人的情况。

　　１９５８年，中国大陆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在香港的张国焘再次受到鼓舞，又萌发了与中国政府建立联系的打算。当年１０月，他托人向政府表示，愿为中国政府做点事，并要求给他以生活补助。此要求作为内部情况简报，以《关于张国焘最近情况简报》的形式呈送毛泽东主席后，毛泽东在上面批道："应劝张国焘割断他同美国人的关系。如能做到这点，可考虑给以个人生活方面的补助。毛注。"但从事情发展的结果看，张国焘没有接受毛泽东的建议。

　　１９６１年前后，美国堪萨斯大学派人找到张国焘，希望他能写写回忆录。张国焘欣然应诺。从此，他积极投入回忆录的写作之中。在花费了４年时间后，终于写成了《我的回忆》共三册，约１００万字。在这４年期间，堪萨斯大学每月仅给他２０００港币作为研究费用，所得到的却是他用心血写成的著作的英文版权。这样，实际上等到张国焘交稿时，全部费用已经所剩无几。直到香港明报月刊向张国焘取得中文版权后，他才得到一笔数量可观的报酬。

　　１９６８年，中国"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并一度波及到了香港。这使张国焘甚为惊慌，为了保险起见，他决定和妻子远走高飞，去一个陌生的国度──加拿大。

　　张国焘曾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工农红军的重要领导。但由于个人野心的膨胀和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他先在长征途中公然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继而对党的批评心怀不满，屡屡拒绝挽救；最后一头扎进了国民党蒋介石的怀抱，上演了一幕幕不成功的“中共缔造者反对中共”的丑剧。不过，张国焘在弃明投暗、改换门庭后，并未踏上他所梦想的“金光大道”，反而像“丧家犬”一样，走上了一条痛苦不堪的不归路。


走狗的走狗

　　1938年4月4日，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在陕甘宁边区南面的黄帝陵举行了一场盛大祭礼。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身份，参加陪祭。陪祭完毕，张国焘没有按照毛泽东叮嘱的“祭完后马上回延安”。他早已有了离开延安的想法，而此次祭陵活动则是他选择的叛逃“天赐良机”，他岂能轻易回头！

　　4月11日，张国焘乘坐的火车到达武汉，他从此一头扎入了蒋介石的怀抱。

　　得知张国焘“弃明投暗”后，蒋介石大喜过望。他首先吩咐戴笠，为张国焘“照料一切”。戴笠不敢怠慢，立即在武昌为其找了一座漂亮的小洋楼，并委托张国焘的同乡、武昌警察局长蔡孟坚负责“保护”他，简直把他当成“宝贝”一般。

　　同时，蒋介石派陈立夫找张国焘谈话，问他愿意干些什么工作。张国焘表示想要出面创办一种“民办刊物”，从思想上“揭发共产主义不适宜于中国的种种论据”。

　　不料，蒋介石对张国焘这一自鸣得意的构想却没有同意，而是表示“另有考虑”。紧接着张国焘接到戴笠的一封电报，要他速回重庆面商要事。

　　一头雾水的张国焘在军统特务的护送下，于1938年9月抵达重庆。一会面，戴笠就转达了军统主持一个“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主办“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即训练专门对付共产党的特工人员。为了使张国焘忠心卖命，戴笠当即吩咐手下特务，给张专辟一间办公室，配备一辆专用汽车，按“最高待遇”安排住房。

　　张国焘此时才明白，蒋介石是要他参加军统，干特务工作，要他做“走狗的走狗”，这实在说不上是“抬举”和“重用”。张国焘在失落之余也被戴笠的“慷慨”感动了，因而很快拿出了一种愿意效力的奴才相，并当即提出在陕甘宁边区设立一些“策反站”的构想，并大谈“一方面要打进去，一方面要拉出来”的策略。戴笠当即表示赞同，让他尽管放手去干。

　　张国焘很快成为军统最受关注的“热门人物”，电话不断，客人不断，宴会不断，走到哪里，哪里都簇拥着一大堆人，其中不乏因好奇而欲一睹这个“共产党领袖”尊容的。


策反失败

　　可惜好景不长，这种布满鲜花与掌声的日子并未持续很久。

　　在张国焘看来，“策反”是对付中国共产党最有效的办法，因而也是他最煞费心思的工作。继上次提出在陕甘宁设立一些“策反站”的想法后，不久他又向戴笠提出“将策反工作的重点放在太行山区的一二九师上”。张国焘胸有成竹地说，一二九师主要是由红四方面军改编的，而红四方面军是“我的队伍”，故而自信对这些部属有感召力。戴笠听后深表赞同，于是张国焘立即行动起来，亲自选取了五个特务，把“工作对象”的名单交给他们，如此这般叮咛一番后，即令其奔赴太行山区。

　　一段时间后，消息来了。他派出的五个特务，两个刚到八路军防区，还未开始活动便露出马脚，被逮了起来；另外三个的运气也不好，当他们鬼鬼祟祟地找到张国焘指明的重点“工作对象”进行“策反”时，毫无例外地被当场抓获，交给了反特机关。

　　张国焘气急败坏地骂了一通，又怒又羞。更让他无地自容的是戴笠对他的冷嘲热讽和责骂羞辱，此时戴笠已没有了往日的和气与尊重，他感到张国焘太不中用，仅是徒具虚名的“绣花枕头”而已。面对戴笠的质问和冷言冷语，张国焘又提出“想在延安设立一个策反站或延安直属组”。戴笠心中对此虽颇为怀疑，但仍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答应再给他一次机会。

　　几个月后，张国焘虽用尽办法，但也仅在洛川设了一个名不符实的延安站。这与他当初答应戴笠的又差了一大截。戴笠立刻大光其火，派人叫来张国焘指着鼻子大骂一通后，当场宣布：第一，立即停止张国焘主持的“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第二，立即撤销张国焘设立的那些“赔钱、赔人却毫无成绩”的“策反站”；第三，立即撤销张国焘的一切优待，包括专用汽车。

　　训练班停了，“策反站”撤了，汽车收回了，张国焘立时变成了“霜打的茄子”，垂头丧气，备受冷落。这个被蒋介石视为“对延安的致命打击”而交给戴笠“妥善运用”的叛党分子，在连连受挫后似已变得“黔驴技穷”了，失去了可利用的价值。


无计可设的张设计员

　　张国焘在军统渐渐变成了人见人厌的“废物”，他也开始为自己的饭碗发起愁来。一天，张国焘在街上闲逛，偶然遇上了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亲信机要秘书的甘家馨。甘在大表同情心之后，便问张国焘愿不愿意到中统去，他可以从中撺掇，在朱家骅那里通通气。张国焘顿时眼前一亮，有了“天无绝人之路”的感觉。

　　果然，事情办得出人意料的顺利。中统头子朱家骅也是北大毕业，对张国焘这个校友可说仰慕已久。经甘家馨一介绍，他立即同意调张国焘到中统，并设宴招待。在宴席上，听了张国焘大讲其人生经历后，朱家骅更增崇敬之情。他当即拍板，聘张国焘为“对共斗争设计委员会”的中将设计委员兼主任秘书。张国焘顿时感激涕零。

　　不过，等他走马上任之后，却发现中统也并非福地，这里比军统还要复杂。他首先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众多特务对他这位“中将设计员”的不服气。特务们除了在暗地里骂他是叛徒、恨他到中统来抢饭碗外，甚至公开奚落他为“笨蛋”、“饭桶”，拿他在军统被戴笠责骂的经历开玩笑。在安排办公室时，张国焘这个中将只得到了一张办公桌。他实在忍不下去了，便去找朱家骅。朱家骅一听大怒，叫来经办人臭骂一顿，才使张国焘的处境略有改善。特务们不再敢公开奚落他，暗地里则对他骂得更狠、恨得更切了。

　　尤为不幸的是张国焘在“对共斗争设计”方面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主意。他所知道的共产党的情报，或者已经有人告诉了军统，或者共产党那边做了准备，根本没有了价值。几个月过去了，张设计员却一直“无计可设，无员可用，无公可办”。


尴尬的地方“大员”

　　1946年，在投靠国民党七八年中一直挂着虚衔的张国焘，一下子成了有实权的地方官。在他的同乡熊式辉的推荐下，当上了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这是一个肥缺，而且江西又是自己的桑梓之地，张国焘马上有了“衣锦还乡”的荣耀感。

　　岂料，当他踏上故土，得知江西省主席是王陵基时，心又一下子凉了。想当年，红四方面军入川时，曾在川北将在刘湘手下任师长的王陵基打得大败而逃。刘湘气急败坏，当时欲将王陵基枪毙，幸亏有人说情，王陵基才免去一死，但却被撤职，又被拘禁了几个月。这件事，成了王陵基终身引以为恨的奇耻大辱，如今仇人相见，他怎会对自己善罢甘休呢！

　　张国焘所料的确不差，就在他上任就职的当天，王陵基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那一天，张国焘被王陵基请去赴宴。宴会未开始，王陵基一帮人就拿张国焘“变节”的经历打趣他，弄得他坐立不安，只得提前告退，落荒而逃。可王陵基的报复并未到此终止。张国焘开始办公后，王时时处处掣肘，屡屡制造障碍，使其备感难堪。

　　在署长的位子上忍气吞声呆了两个月后，张国焘感到再也无法干下去了，便辞掉职务，离开江西，避居上海，他更加感到官场叵测，世态炎凉。

　　此时，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着。张国焘开始“弃官从文”，以120两黄金做资本，在上海施高德路办起了一家“创进”周刊社，出版《创进》周刊，圆了他十年前即已有之的“从思想上反共”的夙愿。

　　1949年蒋家王朝大势已去，国民党许多高官显要纷纷逃到台湾。张国焘慌忙把《创进》停刊，携带全家逃到了台北。


晚年凄凉岁月

　　张国焘携家眷逃台后，举目无亲，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了。当时正是冬天，他急于找地方将全家安顿下来，奔波数日，才终于在台北租到了一栋房子。

　　张国焘想继续为国民党效力，可一年过去了，国民党既没有给他安排“工作”，也没有过问他的生活。尽管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国民党六届中央委员”，但国民党却似已将他遗忘了。

　　不久，他居住一带的房子由行政院批示，被辟作东南行政长官公署，强行征收。他怒气冲冲地前往行政院找人理论，一番闹腾过后毫无结果。房子终究还是被人占了，潦倒的张国焘深知“小胳膊拧不过大腿”，于迁台后的第二个冬天，再次带着全家迁移了。这一次他的目的地是香港。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张国焘已在香港安顿下来。他每天没什么事，便订了几份报纸，专门研究战争的前景问题，有时也就此写点评论寄给小报，赚点零钱花。随着战争的继续，黄金价格一路飞涨。于是他以全部家当5000美金作押，在金融市场上干起了“炒黄金”的生意。

　　果然不出张国焘所料，黄金价格一直持续走高。但是突然间黄金一夜之间价格大跌，等张国焘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已是跌得惨不忍睹了。他此时才匆忙将黄金脱手，但为时已晚，原来的5000美元，仅剩二千多一点了。张国焘的发财梦未醒即灭，真是哭都哭不出声来了。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为生活奔波摔断盆骨，成了跛子。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后，张国焘注意到国内形势宽松了许多，一直寄人篱下感到日子不好过的他，遂萌生了回国的念头。他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共中央转达了自己的请求。不久，中国共产党来人了，告诉他：回去可以，但前提条件是承认错误。他虽早已料到有这样的条件，但对方真的提出来时，他又犹豫了。他考虑再三，最后拿定主意不回去了。

　　1961年，张国焘应美国肯萨斯大学之约，开始撰写回忆录，经过四年埋头写就《我的回忆》共计百万言。肯大每月付给张2000港币作为生活费用。

　　以后十余年间，张国焘多靠卖版权维生。

　　1966年，张国焘夫妻二人离开香港，到加拿大投奔大儿子海威。

　　1977年12月，张国焘刚刚过了80岁生日，突然中风，右手右脚均瘫痪，从此卧床不起。他和杨子烈一瘫一跛，都成了废人，住在儿子家很不方便。

　　根据加拿大政府规定，65岁以上的老人都可申请享受政府福利救济，杨子烈住进了官办养老院，张国焘则住进了官办老人免费病院。该病院条件很差，病人多而医生、护士却很少，夜里没有护士值班。张国焘和另一个外国老人挤在一间仅有数平方米的小屋里，终日躺在狭窄的小床上，厮混岁月。

　　1979年12月初，因连日大雪纷飞，多伦多天气异常寒冷。老人病院暖气却很不正常，时断时续。3日凌晨，终日躺在床上的张国焘一个翻身，被子和毛毯掉到了床下。他自己无法拾起，也没有别人理会。

　　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风云人物，就这样凄惨地冻死在了异国他乡。

　　摘自《人物》

　　张国焘搞分裂遭到反对便打击报复，撤了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职务，抓了大批中高级将领。这些将领密商要带队脱离张国焘寻找党中央，但被朱德制止。本文由当年刘伯承总参谋长的警卫员披露历史上未曾揭开的绑架张国焘未遂之谜。


撤换总长

　　1935年10月初的一天，总部通知刘伯承去开会，我送刘伯承来到一个大寺庙去开这个会，这是阿坝一个叫卓木碉的寺庙。还未来到会场，就见寺庙四周全副武装的岗哨神情严肃地站了好几层，各条道路口都站了不少岗哨。我预感情况有些不妙。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就听得会场内闹喳喳的，有争吵的，有起哄的，有笑的声音，总之乱哄哄的。听到这些，我紧张起来，同时本能地将右手握住挎在身上的盒子枪手柄，以防意外发生的事情。一会儿又听到寺庙内鼓掌的声音，我担心会拉几个人出来杀头示众，因为过去在遇到这类事情时，张国焘主席一般都会拉几个人出去杀头的。

　　这些天，已有部分原一方面军的同志被抓了起来，说是不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路线”的人。想到这些，我真为刘总参谋长和朱总司令的安全担心呀，于是对刘总参谋长说：“首长，你要小心哟，部队里发生了那么多抓人杀人的事件。”

　　这段时间，刘总参谋长的牢骚也特别多，动不动就会生气地骂张国焘一通，我也越来越感觉到刘总参谋长处境的艰难。总部对刘伯承总参谋长的警卫加强了，说是保卫首长的安全，同时不断有人向我打听刘伯承的情况。没过几天，刘总参谋长被张国焘撤去了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调入红军大学任校长。

　　后来，听说为此事朱总司令还据理力争过呢，张国焘就让总司令也靠边站，让他当个空头司令，不让看文件，不让参与重大事情的决策，不让做事情。张国焘还派人去下面制造事端，然后让总司令来解决，给总司令以难堪。从内心来说，朱总司令心里也是很生气的。


密谋兵谏

　　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后，原红一方面军的同志受到的打击就更大了。红四方面军中经常将红一方面军的将领抓去开批判会，进行所谓的洗脑壳，让其交代揭发“北上逃跑路线”的错误。还派人在红一方面军中大力宣传张国焘南下的好处，批判北上的错误，揭发红一方面军干部的“罪行”。弄得人心惶惶，红一方面军中的将士大有受到俘虏般对待的感觉。

　　俗话说，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左路军中原红一方面军的将领经常或亲自或派人来找朱总司令、刘伯承校长述说苦衷，交换意见。我记得李伯钊、董振堂、陈伯均等人都来找过刘伯承述说心中的不满与怨愤，纷纷要求朱总司令和刘伯承拿主意，脱离左路军，北上寻找党中央毛主席。

　　刘伯承受了打击，心中委屈是不用说的，他得知这么多人愿意北上找毛主席，自然十分赞同。

　　日子一长，一些事情就不捅自破了。尽管张国焘严密封锁曾下令解决毛周张博之事的消息，事情还是被杨尚昆派来通知李伯钊的警卫员给捅了出去。朱德、刘伯承、董振堂等将领非常吃惊，同时明白了毛主席为什么单独率领一、三军团北上的真正原因是张国焘要谋害党中央毛主席。

　　这件事使张国焘批判毛周张博的错误行为不攻自破，更激起了原一方面军中将士的反张国焘的情绪。五、九军团将士说，他张国焘敢下令武力解决中央，抓毛主席、周副主席，我们何不以牙还牙，武力解决张国焘，捉拿起来一同北上。刘伯承对张国焘恨之入骨，他早就有此考虑，并积极同五、九军团将领密谋行动方案。但刘伯承认为，这件事，一定要获得朱总司令的支持，请朱德总司令挂帅才行，他是左路军中的二号人物，他的话一言九鼎，即使是红四方面军的人也不敢反对。

　　刘伯承、董振堂等人在秘密地作了一番准备后，寻找机会同朱总司令商量。


朱德制止

　　一天下午，刘伯承来到草地上，这里是空荡荡一大片，他让我骑马去红军总司令部通知朱德交换修改红军游击战的文稿而将朱德总司令请了出来。

　　朱总司令很快就浏览了一遍文章，刘伯承抓住时机向朱总司令陈述自己的想法。朱德听罢，两腮微颤：“伯承，告诉队伍，万万不可感情行事。目前，我们一方面军仅有五军和九军，两个军加上军委纵队的人不足一万人；人家仅正规军就有10万人，还有6万后勤保卫人员。人家武器比我们强，个个都是强悍精壮，打过不少胜仗的，我们怎么斗得过人家？！本来嘛，红军是一家，你们这样做，人家肯定不会放你走的，假如你一走肯定会引起内乱来，这样的结果只能让蒋介石高兴……他老蒋趁机坐收渔利。这样的事干不得，干不得。”朱德连连摆手。

　　朱德更为严肃地说：“任何事情都不能操之过急，做事还要看时机成不成熟。抓张国焘强行北上，这样也不行，眼下四方面军还有不少人听信张国焘的，换句话说张国焘目前在红四方面军中威信最高。我们要多做他的思想工作，善于讲究策略，把四方面军将士的思想认识统一到北上路线方面来，这才是上策。”

　　紧接着朱德又询问刘伯承，假如要拉队伍走的办法和抓张国焘的办法，刘伯承一一作了回答，并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捉拿张国焘计划的实施方案，刘伯承说这是我们五、九军团将士的一致请求，请总司令过目审查。朱总司令接过方案看后笑着说：“不愧为智谋大师，但没到迫不得已时，不得这么做。毕竟我们要对红四方面军负责，红军是党的队伍，革命的军队，不是他张某人的队伍。”然后指示刘伯承立即将方案烧掉，以免张国焘抓住把柄，遭致杀害的危险。

　　最后，刘伯承完全答应了总司令的建议，先忍为妙，以利团结。他当场烧毁捉拿张国焘计划方案。

　　正是由于朱总司令从大局出发，才避免了一场红军打红军的悲剧发生，张国焘也因此避免了一次被绑架捉拿或者是被处决的危险。

摘自《大家文摘报》

⊙ 姚金果 苏杭

　　1916年，当陈独秀已是蜚声中国学坛的著名人物时，张国焘只是一个刚刚迈入北京大学校门的学子。当时陈独秀尚在上海，张国焘只是通过《新青年》才认识了陈独秀。

　　张国焘不仅崇拜陈独秀的学识，更崇拜陈独秀的风骨。那是在五四运动中，当北大被捕学生越来越多的时候，陈独秀为了营救被捕学生，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并于6月12日亲自走上街头散发。不幸被暗探跟踪，被捕入狱。

　　正在上海参加全国学联会议的张国焘得知陈独秀和北京学生联合会11位主要负责人先后被捕的消息，立即返京投入营救工作。

　　当时正值暑期，各校学生大多离校，北京学生联合会和北大学生会的成员有的被捕，有的去了外地，有的为避免被捕而不再露面。营救工作开展得很艰难。张国焘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疲倦了就在办公室的长椅上睡觉，吃饭也在办公室里。

　　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下，陈独秀和学生们被无罪释放。陈独秀出狱不久，为了避免再次被捕，在李大钊的护送下离开北京，于1920年2月到达上海。不久，张国焘也因同样的原因离京赴沪。

　　在上海，张国焘见到了陈独秀，两人开始了密切交往。张国焘于5月初曾回北京。 7月初，他带着李大钊的重托，再次到上海与陈独秀面谈建党的问题，并应邀住在陈家。

　　中共一大后，陈独秀辞掉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于9月回到上海任中央局书记。

　　不料10月4日这天，法租界巡捕房的警探们突然包围了陈独秀的家，捕去了陈独秀夫妇和正在陈家的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搜去了在陈家堆放着的《新青年》杂志及一批书籍，并在陈家四周布下暗探，使前去拜访的邵力子、褚辅成也相继被捕。陈独秀被捕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李大钊、胡适、蔡元培，甚至孙中山都为营救陈独秀而多方联系。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为营救工作四处奔走，花钱请律师、买捕保。

　　张国焘为了营救陈独秀，印了一些传单，拿到大街上散发。传单介绍了陈独秀的生平，并引用陈独秀在五四时所发表的《研究室与监狱》一文的内容，说陈独秀主张出了研究室就进牢房，出了牢房又坐研究室，希望以此来唤起人们的同情。不料，当党内同志们看到传单的内容后，便对他的这种做法提出批评，指出这样做只能暴露陈独秀的身份，反而会把事情弄得更糟。张国焘这才恍然大悟，马上把剩余的传单销毁。

　　在多方努力下，10月26日，会审公堂宣判陈独秀交100元罚款，将所有查抄到的书籍一并销毁。至此，陈独秀被捕一案了结。

　　怨中共二大在上海秘密召开时，张国焘所主持的小组集中了刚从莫斯科和法国回国的一些青年党员，因而显得朝气蓬勃，气氛活跃。

　　当时主持中共上海区委工作的陈望道，主张党应秘密不应公开。这使得一些刚回国的党员大为失望。他们本来是带着满腔热情准备大干一场的。这种情况也引起张国焘的不满，而陈独秀对此却不在意。所以在二大闭幕后，张国焘的小组仍然经常开会讨论如何开展工人运动。

　　当陈独秀得知张国焘等人经常开会的事后，非常生气，认为这是搞“小组织” 活动，是要架空他。盛怒之下，陈独秀提出辞职。这一下使问题变得严重起来，一时间，“张国焘企图推翻陈独秀的领导地位，以己代之”、“张国焘组织铁血团要暗杀陈独秀”等流言四起。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陈独秀在报告中专门对张国焘提出批评，他说：“张国焘同志无疑对党是忠诚的，但他的思想非常狭隘，所以犯了很多错误。他在党内组织小集团，是个重大的错误。”

　　中共三大上，张国焘再一次与陈独秀发生矛盾。陈独秀支持国际代表马林关于国共党内合作的主张，并强调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而张则认为从事工人运动的人不能加入国民党，否则就会失去共产党的特殊任务，即发动和组织工人运动的任务。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张败北。这一失败加上小组织问题，使得张在三大上落选，甚至连中央委员也没被选上。

　　合张国焘的落选，反而引起了陈独秀的同情。在陈独秀的支持下，张国焘在中共四大重新崛起，不仅当选为中央委员，而且再次进入政治局，担任中央工农部主任并主持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的工作。

　　这年5月，五卅运动爆发。张国焘积极配合陈独秀指导五卅运动的进行，及时提出指导性意见。

　　五卅运动后，在共产国际要求下，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军事部。9月，军事部正式宣告成立，张国焘成为中共第一任军事部部长。这再次表明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对张国焘的信任。从此，陈独秀在工作中也得到了张国焘的鼎力相助。

　　离1927年11月，张国焘因阻止八一南昌起义受到党的处分，他因而产生了脱离共产国际的领导、抛弃共产党而另组“工农党”的想法。他将这个想法告诉了陈独秀，被陈独秀否定。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新的问题。为了总结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对下一步工作作出部署，同时为了就近指导中国共产党，斯大林决定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为使陈独秀和张国焘能够参加六大，共产国际直接向他们发出邀请。但陈独秀拒绝参加。为争取陈独秀赴苏，瞿秋白亲自登门邀请，并且通过与陈独秀关系亲近的王若飞等人做工作，但都未能如愿。

　　张国焘接到邀请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同陈独秀商量一下。陈独秀虽然拒绝出席，却主张张国焘应该接受邀请，因为他预料六大会改正瞿秋白的盲动错误，如果不出席，是不妥当的。张国焘也劝陈独秀接受邀请。他说：“如果不去，你与共产国际及中央间的关系的破裂，只是时间问题。”陈独秀则认为他的处境与张国焘不同，即使出席，也难有所挽回。他表示决不出席六大，但以后还可为中央刊物写些短文，只是不愿参加中央领导工作，不为自己辩护，也不出面批评别人。

　　也就是从这时起，张国焘与陈独秀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张国焘通过参加中共六大，又在中国共产党内活动了10年；而陈独秀拒绝参加中共六大，于1929年被中共开除，后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在此后的10年内，两人几乎没有什么接触。

　　张国焘与陈独秀的再次相聚是张国焘叛离延安之后。

　　在与陈独秀的交谈中，张国焘曾向陈独秀提议另组“共产党”。但陈独秀仍像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听到张国焘建议要组织“工农党”一样，加以拒绝，他告诉张国焘，自己已没有那样的能耐。据国民党人郑学稼回忆：抗日战争时期，陈独秀的生活很困苦。这事被国民党有关人士得知后，便设法筹到一笔款子，给陈独秀汇去了支票。但没想到陈独秀将支票退了回去。后来，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朱家骅又将支票交给张国焘，托他转交给陈独秀。陈独秀接到张国焘的信和支票后，很是生气，便给郑学稼写去一信，内附支票，要郑学稼把支票立即交给张国焘，并在信中写道：“请国焘以后不要多事。”郑学稼将陈独秀的信和支票转交给张国焘。张国焘看完信后说：“仲甫先生总是这样。”

　　不久，陈独秀即隐居于四川江津，断绝了与张国焘的交往。

摘自《民国春秋》2000年第3期

　　红军长征中，在中共中央有二大人事权力纷争：

　　一是使博古总书记下台、洛甫继任一把手、毛泽东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策圈子（常委仅洛甫、周恩来、毛泽东、博古、项英等五人，但项英留在了江西打游击），并由周、毛负责全权指挥军事大计的遵义会议。

　　第二件事，就是中共中央与张国焘的斗争。

　　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与张国焘为首、陈昌浩、徐向前为副所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会师时，中央红军已由从江西出发时的八万多人，减员至一万人左右了；而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苏区突围进行长征时，仅二万余人，但长征后几个月进入并建立川陕苏区时，却反而发展为近五万人了（对外号称八万）。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这种不同的情况，使张国焘的心理产生了极大的不平衡。用现在经济活动的术语说，张认为：一、四方面军进行“资产重组”，四方面军兵力多，过去的军事方针又比中央红军正确（部队越打越多就是证明），重组后，领导四方面军的他张国焘就应该有“控股权”，至少应增加他属下的四方面军所占“股权”。

　　张还自认为有一个个人的特殊条件：他还是中共一大代表、中共的创始人之一。

　　而他认为：现居中央政治局高位的洛甫、博古、王稼祥、凯丰等人甚至还不是由中共“六大”选出来的中央委员、而是后来在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后临时补入的，而他张国焘从中共“一大”起，在中共一、二、四、六各届中央里就担任了中共中央局委员或中央委员或政治局委员。论在党内的资格，他对洛甫、博古等人很有些不屑。

　　显然，张国焘觉得他椐有这么多的大优势，尤其在这以军事实力说活的时期，他应该取洛甫博古等而代之，由他来执掌中央的牛耳。因而，在会师后，他便有了他一系列的动作。

　　当时，张国焘的这些想法也不一定没有道理与可能，问题是他能不能正确下好他那一步步政治大棋。

　　然而，张国焘在这场争夺权力的斗争中，最终是彻底失败了。

　　张国焘的落入败局，现在看来，他是在处事时犯了几个大错误：

　　（一）他过高估计了自已的力量，斗争一开始便想否定当时中央的一切。

　　他开始是以为中央大权是在洛甫、博古等莫斯科回来的那些大员手中，所以一开始他就想以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线为由，否定洛甫等人的中央领导。然而，他好一阵才明白，当时在中央实际当家的是毛泽东。在中央红军湘江之战惨败、部队巨量减员及遵义会议后的战争之际，洛甫等人对毛便已基本是言听计从了。于是张国焘错上加错，又将毛也列入了攻击目标，从而使自已与整个中央政治局为敌。

　　在遵义会议时，毛泽东都知道当时不是批评中央政治路线的时机，（后来到延安立稳了脚有大本钱时，毛泽东才以整风为名，清算了包括博古、洛甫等人在内的“王明左倾路线”）

　　而张国焘当时想否定中央路线，就使他处于了与整个中央领导班子对立的地位，特别将已实际主事中央的毛泽东也放到了对立面。以他区区一个政治局委员的力量，凭借红四方面军的本钱，就想撼动改变整个中央的地位，显然，他只能有失败一条路。

　　象中共这样有明确党纲指引、有极严格组织纪律约束的政党，毕竟不是有枪就是王的“威虎山”山大王之类乌合之众。 党内的斗争，可以不须讲理，但必须讲究合法、取得多数支持、符合组织步骤。

　　对此，毛泽东显然比他张国焘成熟得多高明得多。

　　在遵义会议时，毛泽东是只反对博古、李德的军事领导，并不反对当时中央的政治路线，而且毛泽东还与同样是来自王明那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小团体的洛甫、王稼祥结成了同盟，成功的在政治局内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用合法的手段实现了自已的意图。所以，遵义会议是毛泽东政治上的胜利转折点。

　　而一九三五年七月始的意欲争掌中央领导大权的行动，却反成了张国焘政治上、人生上的“滑铁卢”。

　　（二）在政治上是非常讲究“名正言顺”的，而张国焘显然轻视了这一点。

　　张国焘以为凭借他人多枪好军事势力大，就能为所欲为，就能指挥其他人。但他忘了，他与红四方面军毕竟都是党的属下，都是以中共名义号召和领导而起的家和壮大的，他们的一切，在理论上组织结构上，都必然要服从中共及其中央。你如果还没有握有中央大权，你最好的办法就是顺从、忍耐与等待。任何明目张胆反对中央的做法，都只会遭到大多数人的不满与反对，而不会跟你走。在这里，道理上的谁对谁错并不重要。

　　急切想执掌中央大权以再展其有过的辉煌的张国焘，却在那场争权较量中犯了“与中央作对”这个根本性策略大错误；而在红四方面军中另立第二个“中共中央”的作法，更使他显露了其不能争取多数支持的小家子气，而使人不敢死心踏地跟他走（下面的人一般都是不喜欢组织分裂的，谁来参加中共，都是希望中共越来越壮大，自已的前途才越可靠）。因而，后来，中共中央毛泽东洛甫等人发动批张国焘的运动时，原四方面军相当多的干部都不支持或不敢支持张国焘了，因为谁都不想戴一顶反对中央的铁帽子而自找麻烦，故大都转而“拥护中央”，使张真的几乎成了“孤家寡人”。

　　在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进入江西苏区前后，对毛泽东的“游击主义”也都有过严厉的批判，并于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撤去了毛泽东领导红军的大权，不让毛到前线去，而只给他安排了一个“政府主席”空头闲职。对此，参与了创建中共、又亲手创建了红军和中央苏区的毛泽东，当时当然也很气愤很悲伤。然而，从井冈山时代起，不论受了多大的委屈，毛在任何时侯却从没有犯过与整个中央对抗的错误，从没有将自已置于反对中央的处境过。相反，他采取了古老的办法：一是“忍”，二是耐心等待时机，三是同样借助合法的步骤进行斗争。

　　因此，长征途中，他终于等到了机会：博古、李德指挥军事打了大败仗。而他又成功地分化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小团体”，与其中能起举足轻重作用的、以前在江西也反对过自已的洛甫、王稼祥建立了亲密关系，因而，他很快便获得了中央政治局的多数支持，扭转了他自已的政治命运。

　　（三）意气用事，在政治上的攻击与防守都没有定准章法。

　　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军事上采取北上还是南下？这样的战略问题本可以多多商量研究，只看哪个战略方案有利于红军。但张国焘却想以是否支持自已的意见为“试金石”，并在中央政治局多数人否定他的意见时，则摆出了一付固执已见的架势，不去多多考虑其意见的正确与否，也不考虑这样做对自已在中央会留下什么影响，强行作出让他指挥的“右路军”执意南下的决定，并要“左路军”中的陈昌浩、徐向前部也南下。

　　而这擅自南下的战略，既违反了中央决定，得罪了政治局的大多数，又因国民党军在川南的强大布防，而使自已在军事上未能取得成功、反使红军蒙受了不小损失。

　　当中央机构与红军三军团，因担心内讧而突然单独北上后，张国焘在此事上本赢了几分，这也是他正好显示他的心怀宽阔、获取党心军心之际，是他向中央输诚的大好时机。然而，张国焘却没有将这件本于他有利的事件正确运用，相反，他却头脑发昏，仗其手下兵多势众，意气用事作出了不再承认原有中共中央而另立“中央”的决定，从而反导致他在党内斗争中输了理，埋下了日后受批却无法自辨的祸根。

　　一九三七年张国焘到达延安后，虽说因西路军的失败，他已没有了与中央红军会师时那阵的势力与威风了，但他凭借红四方面军余部的力量与影响，中央政治局诸位同事却还没有整死他的企图，只不过是要打打他那股想凌架于中央之上的霸气。因为，当时的中共，其势力实在还是太小太弱，而尚必须赖仍占中共军事力量半边天的原红四方面军余部，支撑党的组织。因而，张国焘仍被中央任命了一系列要职（军委副主席、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等），中央政治局会议通知参加、文件发给、安排以中央领导人身份作报告等。

　　对此，张国焘不仅没有反省检讨自已的失误、失策，却以当年做北京大学学生会领袖的批判性姿态与心理，不顾现实，拒不与中央政治局同事化解冤结、共同朝前看、重建友好合作关系，不去参加政治局会议，不与政治局同事交流，甚至在洛甫、毛泽东等人来他住地看望，以示不计前嫌，向他伸出橄榄枝时，张国焘却不能顺势而为，而仍在心底固执已见，想争个做人的高低，从而，其结果，就是自行孤立了自已，堵死了自已在中共内的政治前途。

　　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办公司之类经济活动中实际亦如此），政治家们（老板们）之间发生与存在各种大小矛盾，是必然会有的事。政治家（老板们）每每面临这样的事件发生时，首要考虑的，应是如何解决问题，是怎样做才最有利于自已的事业，而不是个人的什么面子或自尊心之类。在事业的大目标前，除了生命本身，个人的一切都可以放弃，都不值一谈（假如事业需要的话）。

　　毛泽东很懂这一点，也很会运用这一点。

　　而张国焘，虽有过指挥千军万马的经历（那也是因他以红四方面军中唯一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高级地位只去指挥别人，而从没有人可以同他平起平坐、甚至高于他的地位来同他共事，因而，他缺乏与地位同他一样、甚至高于他的人共事的丰富经验），但他在与自已的同事交往中，其经验程度，仍只不过是北大学生的水平，而远没有大政治家的本领。

　　毛泽东在江西苏区时，曾受到过项英、周恩来、博古、洛甫、顾作霖等中共中央要人的先后指责、排挤、压制，不仅将由他辛辛苦苦创立的江西苏区与红一方面军的领导权，全部夺去，还被博古等人讥笑为“根本不懂马列主义，只会抱着《三国演义》”的“土包子”，“只会打打游击”，是“农民意识”等等。

　　那一切，对毛泽东当然造成过刀割般的痛苦，博古等人在毛的心中，显然也会有过恰似“魔鬼”的形象。然而，毛泽东没有让自已的理智受那一时愤怒心理的蒙蔽与操纵，为了事业，他平心静气地做到了全然不计个人恩怨，而只求以事业需要划线，与何人亲，与何人和，对何人尊。因此，长征途中，他便能做到先后与周恩来、洛甫、王稼祥、博古、何凯丰等人的结盟，并成功地一步步取得了这些曾伤害过他的人的信任与尊敬。从而，最终，确立了毛泽东的事业。

　　（四）转而投靠国民党，是张国焘政治生涯与人生的最大败笔。

　　张国焘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只身从延安出走，转而投靠到他曾经与之艰苦斗争过十多年的国民党阵营中，是张国焘一生中的最大败笔。

　　张国焘对此为自已的辨护原因，是说他不能忍受毛泽东洛甫等中共中央要人对他的整肃。然而，实际在很大程度上，是张自已对当时现况情形分折失当。尽管毛、洛等人是不喜欢张国焘，也对张有一些排挤，但在当时中共力量尚很小之际，加之，又有亦是政治局委员的王明回国到延安做人事调合，而周恩来、朱德，甚至凯丰等人与他的关系也已很友好时，无论如何，张的处境，再坏也不至于坏到被撤去所有职务被关被杀的地步。

　　他只要还留在中共党内，如他仍有心争权，也还有他的用武天地。因政治上的同志与敌人之关系，其对象是经常会发生转变的。今天的朋友，说不定在明天竟会变成自已的死敌；而今天的敌人，也许在若干时间后，又可能成自已的盟友。别的历史不说，就是在中共党内后来发生的事情，不就也证明了这一政治斗争的道理吗？

　　清算与反对王明左倾路线时，彭德怀、刘少奇都是毛泽东亲密而坚定的战友；但到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中，彭却变成了毛的敌人，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野心家”；至文化大革命时，刘也成了最大的“走资派”被打倒。而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邓小平，本是被打倒的第二号“走资派”，但在林彪事件后，邓却又一下子变成了毛泽东的重要助手了。

　　被 赦免出了监狱的原国民党军事战犯，一个个又成为了坐在人民大会堂中议事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享受着高级干部的优厚待遇；而那些为中共打江山曾出生入死过的林彪集团的战将们，晚年却要以待罪之身度却余生。公平么？有理么？

　　这是政治，就是这么回事！在政治政策面前，个人实在很渺小的。

　　看来，当年张国焘他对此还没有认识透。否则，他就不会再次意气用事地下“出走”这着臭棋，更不会走投靠国民党那条对他这样的人来讲是最黑暗的政治与人生绝路。

　　仅仅“出走”离开中共，还只是他政治生涯的终结，回来做一个普通老百姓，也不是坏事。

　　但他再投靠国民党，就是他做人的一个重大失败。这样，他就丢失了他的人格。弄得不仅中共永远看不起他，就是国民党也视他为一条狗（国民党军统特务头目戴立、沈醉等就经常这样评价他），并没有给他多大的待 遇（一个空头无权的中将“设计委员”）。因为，当时的中共在国民党人的眼里，不是什么大的力量了，并不值得对其投过来的人给于多大的重视。而按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凡主动投降到强大的对方阵营的“叛徒”，历来就是受到人们的鄙视的。张国焘竟也扮演了这种角色，当然是他人生的一个大失败。

　　曾经以“五四”而风云神州的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张国焘，在实际从事政治的水平上，显然是不如来自韶山村的小知识分子毛泽东。尽管在中共“一大”起，张就有些看不起这位没有进过大学堂的毛同志，甚至以“怎么带来了个老头？！”为由，逼迫毛泽东在“一大”会议半途中，将毛的同乡、同是“一大”代表的何叔衡老先生哄回湖南家里。然而，历史的结局，却是毛泽东成为了新中国的第一代领袖，去世后还在偌大的天安门广场尽享风光；而张国焘则最终是以一个八十二岁的老人孤零零地不为人知的、于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凄惨地冻死在异国加拿大的一间老人院里。

　　政治家们的经历与遭遇，其实不一定就是他们个人的事，从中，也可以给其他人一些启示的。

　　1979年12月3日，一个风雪交加的冬夜，天气异常寒冷，在加拿大多伦多一家老人病院的病床上，一位老人忍受着严寒的侵袭。身边没有护士，也没有亲人。他就这样凄惨地客死异国他乡。

　　他，就是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上的一位特殊人物，中共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13位代表之一，中共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后来另立“中央”与党中央分庭抗礼，最后投向国民党怀抱进行反共的张国焘。


反共十分卖力却不得信任

　　五四运动时，张国焘是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之一。中共一大上，作为北京地区马克思主义小组的代表，他是大会的主持人。会上他和陈独秀、李达共同被选为中央局领导成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主管宣传，陈独秀任总书记。后来3次去莫斯科，受到列宁接见过。大革命失败后，张国焘先后在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工作，担任最高领导职务。长征途中，他宣布另立“中央”，与中央分庭抗礼。长征结束后，中央在陕北开始清理张国焘的路线错误，张国焘为此惴惴不安，情绪低落。1938年4月，张国焘在武汉叛逃，投向国民党反动派的怀抱。虽然张国焘在国民党内反共十分卖力，但仍得不到信任，受尽了寄人篱下的滋味，大陆解放前夕，张国焘逃往台湾，成了被人遗忘的历史人物。在台湾，张国焘受到他人的欺凌，租住的房子被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人侵占。张国焘为此很受刺激，于1949年冬携妻及3个儿子移居香港。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国际金价走俏，对炒金一无所知的张国焘，见别人靠炒金发了财，便拿出5000美元干起了买卖黄金的生意。一开始赚了不少，张国焘十分高兴，便将全部积蓄拿来炒金。谁知战争不久便结束，国际金价大跌，张国焘所赚的钱全部赔光，连老本也搭了进去，血本无归。此后一家人只能靠当教师的大儿子不多的薪水勉强度日，每天吃的是粗茶淡饭，还要供养二儿子和三儿子读书，生活极其拮据。

　　然而祸不单行，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一天上街买菜时，不幸跌倒，摔断了臀盘骨，住了半年医院，成了跛子，行动很不便。接连的打击，使张国焘处境极为困窘，想起以后的日子，张国焘禁不住潸然泪下。就在张国焘于香港陷入窘境的时候，新中国此时却蒸蒸日上。1953年春，张国焘动了回大陆的念头，于是写了一封信，托人找到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请转达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表达自己想回去的想法。黄作梅立即派人把张国焘的信送给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并转中央。3周后，刘少奇以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名义传下话来：张国焘愿意回来是可以的，中央是欢迎的。但是，他必须首先写一个报告给中央，深刻检讨他在历史上坚持自己的错误路线，反对党中央、分裂党中央以致最后背叛党和人民的严重错误，作出改过自新的保证，以表示自己的决心。听到这个答复，张国焘沉默了，不再提回大陆之事。


靠出卖中共要人情报生活

　　1953年初夏的一天，正在为生计发愁的张国焘，突然遇到了一件让他高兴不已的事。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美国亚洲研究中心找到了他，向他了解有关中国党政领导人的情况。美方希望通过了解中共党政领导人的过去、性格、爱好、交往，推测出其在党和政府中的地位、关系，以至未来的内外政策。张国焘与建国后任领导职务的绝大多数高级干部都有过接触，甚至长期共事，掌握着普通人无法了解的情况。

　　从1953年7月起，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其驻港总领事先后20余次拜访张国焘，了解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董必武、林伯渠、林彪、张闻天等中共要人的情况。对于美国人的要求，张国焘总是尽自己所知，以满足他们。通过出卖关于中共要人的情报，张国焘从美国人那里乞讨到了一些报酬，使自己经济窘迫的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1961年，美国堪萨斯大学派人找到张国焘，希望他能写回忆录。张国焘答应了，4年之后，张国焘完成了100万字的《我的回忆》。在这4年期间，堪萨斯大学每月仅付他2000港币作为研究费用，后来香港明报月刊向张国焘取得中文版权，他才得到一笔数量可观的报酬。此后的10余年中，张国焘一家主要靠这本书的版权费为生。

　　1968年，“文化大革命”一度波及到了香港。张国焘大为惊慌，作为一个共产党叛徒，他不知自己会遭到怎样的冲击。为躲避灾难，他决定远赴加拿大。

　　张国焘、杨子烈来到了加拿大华裔较多的多伦多。张的长子张海威此时正在多伦多教数学，二儿子张湘楚在纽约当医生，三儿子张渝川在多伦多当工程师。张国焘夫妇到多伦多后，与大儿子一家同住。但不久，他和杨子烈发现大儿子的收入养活一家老小有些困难，便搬出了儿子家，住进免费的养老院。


冻病交加魂丧异国

　　1976年的一天，79岁的张国焘突然中风，右半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杨子烈也已年逾七旬，腿还有残疾，无力照料张国焘。张国焘只得申请住进老人病院。中风后张国焘行动不便，说话困难，发音不清楚，耳朵也不怎么管用，每日只能坐在轮椅上在室内活动。亲人们过一段时间就来看望他，给他一些安慰。往日的友人看望他时，张国焘总是紧握着他们的手，有时还眼泪涟涟。张国焘清楚，自己的日子已不多了。

　　1979年11月26日，是张国焘的82岁生日。3个儿子将他从老人病院接到大儿子张海威的家中，天伦之乐使张国焘的心情好了起来，不愿再回到严寒难忍的老人病院，不由得脱口而出：“病院有时暖气关闭，冷得我时作呕吐。”一家人听后，心里都很不是滋味。但不回老人病院又能去哪儿呢？3个儿子都勉强度日，再加上张国焘就更拮据了，最后，他只能回到他不愿住的老人病院。当张国焘离开家时，杨子烈为他准备了几床毛毯，使他减少些严寒。

　　这年冬天的加拿大异常寒冷，大雪连绵不断。12月2日夜，病床上的张国焘翻身时把被子与毛毯弄到了地上，数次按铃叫护士却无反应。张国焘只有默默地忍受着严寒的折磨。身体已虚弱不堪的张国焘受此风寒，健康状况急转直下。3日凌晨5时，张国焘已处于弥留之际。当他想再看一眼亲人时，身边却空无一人。当亲人赶到老人病院时，张国焘已去世多时。杨子烈抚着丈夫冰冷的尸体，悲痛欲绝地哭道：“我们做共产党20年，反共40年，一生未享到半点幸福，天道真是不平呀！”

据12月2日《采风报》何立波、宋燕文

摄影:杨正保
时间:2004年10月

既是一个人的生平，也是一个社会的历史。

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