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询访谈──城市的特色在于它的历史和文化

 采访手记

　　说起来，跟林文询算是有缘。5年前笔者就曾经采访过他，后来又请他到电台做过一次节目，知道了很多关于其父林如稷的旧事。
　　今年夏天，在“时间简史”书房再次见到林文询，挤挤的人群中，他手端一杯清茶，很平易地坐在桌后，大家招呼他“林老师”，他也客气地点头回礼。开讲后，他走上台去，谈论起成都文化的骄傲，2、3个小时里，他滔滔不绝，信手拈来，随口所出，就是一篇流畅的散文，既有丰富的内涵，又有丰沛的热情，充溢着一种浪漫的情怀，感染了听众也对成都历史产生好奇，纷纷提问，场面颇为热烈。
　　最近一次见到林文询，则是9月初的一天。受《成都文化通讯》的委托，笔者按照预先的约定，来到四川出版集团新修的大楼，林文询留了半天给我们采访。走进文艺社办公室时，林文询正立在桌前泡茶。
　　遥远的市声从窗外传来，林文询坐于桌子一侧，点上一支烟，不时啜一口茶，很快沉浸到岁月深处，回忆起他与文学结缘的来路，一个个有着鲜活细节的往事逐渐展现出来，我也随着他的讲述，沉浮于人生命运的无常。接着又谈成都文化，林文询也是侃侃而谈。
　　难以相信林文询现在是退休后返聘，他似乎总是忙碌的，仍在出版社处理各种事情，身后的公文桌、文件柜上，堆着各种书籍文稿，面前的档板上，贴着许多小孩子的照片，透着生活的情趣。林文询看上去精力充沛，关于养生秘诀，他说主要是心态好，也许也与运动有关，他年轻时喜欢运动：踢足球、练武术，还学过西洋拳，现在看电视还主要是看足球，他说：“我这个人没有多少生活情趣，就这点爱好了。”现在他不坐社里的车，每天坚持骑车上下班、爬楼梯上下楼。
　　虽然也做过电视饮食节目的嘉宾，谈一些他感兴趣的与文化有关的话题，但林文询说他不是美食家，在饮食上并不太注意，一切只图简便：中午吃食堂，晚上在家吃或和朋友在外面吃，用他的话来说是：“没有追求”。
　　中午，龚明德请我在出版集团食堂吃饭，下楼时遇上了林文询，楼梯窄而陡，我的高跟鞋一路敲得砰砰响，林文询回头说：穿高跟鞋下这楼梯就不太方便了，龚明德笑道：“这是为美丽所付出的代价。”

林文询访谈──城市的特色在于它的历史和文化

 

文学之路

　　林文询应该是有文学“基因”的，他的父亲林如稷是上世纪20年代川籍作家的一个领军人物，曾发起创办了“浅草社”、“沉钟社” ，受到鲁迅先生的高度评价。林文询的成长环境是得天独厚的：在他幼时的记忆中，许多现代文学史上名字如雷贯耳的人物如李劼人、沙汀、艾芜等都常到家中聊天，对他来说，他们都和普通人一样，贴近而真实；他家里有很多书，有些是很珍贵的老版本，他也常常翻阅。一直到高中，林文询都没有意识到与文学的关联，语文成绩也不甚理想，直到有一天，语文老师白敦仁慧眼识珠，发现了他，把他的作文贴到七中的宣传栏里，评语是“文笔细腻”，老师的青睐让林文询非常感动，一下激活了他的文学梦；后来，高考填报志愿时，他受到同学的影响，觉得中文系浪漫，填报了中文系，就此走上了文学的道路。如果说，家庭对林文询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那么，后来一些看似偶然的因素，就把这些影响激活了，改变了他人生的方向。
　　虽然父亲林如稷并不鼓励儿子学文，因为知道这条路的艰难，但是当林文询选择了这条道路，他并没有反对，还给他提供了很多有益的指点。
林文询的文学之路在南充师范学院中文系开始起步，在这里，他不仅打下扎实的中文基础，也开始了最初的写作尝试，他写的几部小说，发表在《成都日报》和《少年文艺》，作品的发表给了他很大信心，他把文学看作一项神圣的事业，准备认真地做出准备，他的大学生活可以概括为两点：图书馆和足球场，他拼命读书，阅读了大量文学名著，吸收了很多营养。
　　大学毕业后，已经是文化大革命了，林文询被分配到成都郊区一所中学教书，如果说朴素的南充师院给为他奠定了较好的人生基础的话，那么在这所乡村中学，他就遇到了人生的断层，经历了一场粉身碎骨的命运大转折：他随红卫兵大串联，徒步走到毛尔盖，在当地被投入监狱，与死神擦肩而过。对于这段经历，他在长篇小说《白梦》中有详尽的描写。
　　有人有知青情结，林文询说他有文化大革命情结。文化大革命十年，风风雨雨，他在身体和精神上受到巨大冲击，但后来反思起来，他觉得：人在年轻的时候经历这些是一笔财富，是一种人格上的历练，在经历了这些之后，人的筋骨就变得比较强健了。
1980年冬，林文询在峨影厂写电影剧本，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遇见《四川文学》的编辑包川，女作家象关心小弟弟一样说：“现在可以写东西了嘛”！就象当年白敦仁老师把他朦胧中的意识激活了一样，她又把林文询断了的梦给唤醒了。
　　这一次开始的写作是林文询第一次的飞跃，他的小说《春天的绿叶》被四川文学作为头条重点发表，很快被《小说月报》选载，受到鼓励，他又写了《老乐这个人》，被《小说选刊》选登。他就这样一边教书、一边写作，刻骨的人生体验和潜藏已久的才华爆发出来，逐渐引起了社会的注意，当时有家报纸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文学新人林文询脱颖而出》。很快，四川文艺出版社的编辑金平注意到了他，请他参加全国作家笔会，并邀他担任驻社作家，1984年林文询正式在文艺社上班，这一呆就是23年。
　　进入编辑工作岗位，眼界更开阔了，林文询逐渐转向散文的创作，因为散文能抒发内心，他写了一批回忆父亲的文章，反响很好。 90年代中期，以散文随笔集《岁月忧伤》为代表，迎来了他写作的又一个高峰，再次得到社会认可。
这些年来，随着编辑事务的加重，虽然林文询也在不断写作，但都是被动写作多。他觉得：人总得调剂自己，如果没有创作的强烈冲动，可以做其他的事情，写作是可以伴随一个人的生命到永远的东西。”

对话林文询

　　成都，是林文询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他大部分的人生都与这座城市联系在一起，这座城市的骄傲也与他自幼昵近习亲的前辈文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因此，他就有特殊的视角和资源来谈论他心中的成都文化。他写过许多与成都有关的书和文章，其中《成都人》是书店的长销书，至今已是第五版。林文询说他不是一个历史学家和学者，不擅长资料工作，他更像一个印象派画家，只根据印象写来，都是自己的切身感受。

　　记  者(以下称简“记”)：作为一个“老成都”，您是如何看待这座城市的？
　　林文询(以下称简“林”)：我觉得，成都是一座比较平和、宜于居家过小日子的城市。与其他城市相比，它气魄不大，比较阴柔，是小桥流水的平原，天气温和、人的性情温柔，表面上看没有很多风骨特色，但恰好就因这种平和，加上物产的天然丰饶，使老百姓的日子可以过得很滋润。
　　成都人比较自尊，在这跟成都一段短短的历史有关,就是三国。 成都人很崇敬《三国演义》宣扬的忠义和智慧，成都人欺强而不凌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们平时很阴柔，但爆发出来不得了，我觉得，辛亥革命保路运动，它的源头就是从武侯祠来的。
　　成都有一支始终不断的文脉，成都人热爱文化艺术。一般的成都人不太追求大富大贵、大豪大奢，成都人做官的不多，而文化人和学者却很多。他们追求生活的情趣，而不是物质本身。

　　记：在您看来，最能代表成都的文化名片是什么？
　　林：武侯和草堂是我们永远不可能换掉的文化牌，一文一武，相得益彰，它们经历了千年历史风雨，在全国都是最好的，品位非常之高。我觉得，要宣传推广成都，这两张牌千万不能丢，它们涵盖的东西太多太丰富，这是上天赐予成都最好的名片、最宝贵的财富。

　　记：那即将建成的金沙遗址博物馆呢？
　　　林：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所代表的古蜀之谜，昭示了一个辉煌的上古文明，吸引了世界的目光，是最值得成都人骄傲的。三星堆发掘的时候，我去参观了现场，当时我就感觉：四川的历史要改写，我们对四川地理环境的认识要改变，当时四川一定有相当高的物质文明和生产技术，现在很多地方都比不上，很神奇，让人浮想联翩。金沙遗址的发现，印证了这样的感觉。现在大家对金沙遗址(博物馆)都有很高的期待。

　　记：“成都”是您写作的一个主题，您的《成都人》影响很大。而在网络上，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以成都为题材的作品，如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等。您是如何看待这些网络小说的？
　　林：这些小说，使关注网络的一些小青年，认识了成都的某一方面，但严格来说还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初初翻看，感觉开始的作者还是比较有文学潜质的，后来就跟风了，都是那种情调，都迷醉于写酒吧、白领，但这些这并不是成都生活的根基和主流。三毛来成都，她对这些就不感兴趣，她还是要跑到平民里巷去观察老百姓的生活，这才是成都自己的东西。一个城市的特色还是在它的历史和文化，成都是一个非常人情化的城市，它生活之闲适、人们之懂得享受生活，是很值得发掘的东西。

　　记：说起成都的闲适，人们的第一反映就是美食、茶馆、麻将……
　　　林：我虽然不打也不懂麻将，但是我可以感觉到麻将在成都人生活中的影响。从麻将在成都的几次起落，可以折射出我们时代的变化：比如它跟四川的移民潮有关：抗战移民潮中，下江人喜欢打，开始是在大户人家公馆里玩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它是遭禁的，文化大革命后就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记：这也反映了一种民俗的变迁,你怎么看成都的民俗呢?。
　　林：我没有专门研究过成都民俗，我只对生活本身感兴趣，民俗融合在生活中，也许其间就有我感兴趣的东西，比如“人日逛草堂”、成都的花会……我对花会感兴趣，因为它体现了成都人对大自然的乡村情结。我说成都是一个大乡场，原来成都很小，穿城不过9里3，人们的生活与田园融合在一起，大多数人从四乡八县的农民，逐渐转化为成都人中非常有活力的一员，我认为，乡土情结植根于老百姓的心目之中，为什么成都的农家乐发展成全国的典范？这是值得从文化上挖掘的东西。

　　记：那时下流下的超女呢？
　　林：我不是超女的“粉丝”，但我觉得，现在各种选秀活动给女孩们提供了展示自己的舞台，这很好，但全国这种活动铺天盖地，就过头了。形成热潮有多种社会因素，并不是女孩们本身的专业素养有多高，她们红得如此，是时代需要的产物，她们应运而生，但上了这个台阶后，能否长久保持、进入专业的更高境界，对她们就是严峻的考验。这么多年以来，我们见过的一时风云转瞬逝的现象太多了，这是造星运动的一个标本，不值得大惊小怪。事物有它发展的轨迹，最后总要归于平常，平常了，也就正常了。

　　记：作为一个资深编辑、出版人，您如何看待您所从事的行业的现状？
　　林：成都人凹居盆地，但是关注外面的风云变化，我们智慧高、心气高，有正义感，成都的报业很火，与这种土壤很有关系，只是我觉得，成都的报业走了一些弯路，到现在也不尽如人意：迎合市场、对庸俗文化的过分追捧、宣扬，热衷于明星隐私……这对社会是很不负责任的。作为一个文化人，对这种现状不可能满意。我们要思考如何更好地做到雅俗共赏，而不要一味地迎合，但这种状况目前还无法扭转，是长期以来的通病，这可能是时代的悲哀吧。
　　相对来说，出版界要好得多，但是现在图书市场的冲击比较大，好的东西也不容易出来，但是出版人还在努力地做。即使目前市场比较困难，我们出版社还是尽可能出版全国的好作家作品，也还是有一些市场。出版社的情况跟媒体略有不同，因为媒体是每天跟老百姓见面，要担心每天的销售和广告。
　　现在出版业很发达，不像以前出一本书很不容易，大量的书铺天盖地出来了，必然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很多书并不是很有价值。现在人的活动那么多，也分流了一部分看书的人群，但是严肃有价值的文化不可能消失，总有一部分人对这些感兴趣，作家、思想家永远是个体。

　　记：身处文化圈，您如何看待成都的文人？
　　林：说起成都的文化人，首先当然要提流沙河了，他是我非常尊敬的前辈文人。他的一些散文，真正体现了一个严谨的文章大家的气派：学识渊博，头脑灵动，体现了成都文人的机趣。我认为：睿智又不失机趣，是很难达到的境界，沙河先生堪称表率。有他在、读他的文章，都让人感到很踏实。
　　成都作家中，还值得提出来的是已逝的周克芹和贺星寒。周克芹当时能写出《许茂和我女儿》很不简单，我相信他如果活到现在，还会写出更了不得的作品来的。另外是贺星寒，贺星寒很有骨气和才气，他最有名的是散文和杂文，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大量作品，也可惜53岁就早逝了。当然老的那批人里，那一个时代，最站得住的就是李劼人，现在对他的评价还远远不够。现在活跃的这一批人：阿来、麦家、裘山山等，严格说不是成都人，而成都本土的一些年轻作家:何大草、洁尘、肖平……也都非常执着认真，他们比起现在的年轻一代，相对来说学养比较丰富，也很有灵性。

[人物链接]
林文询：中国作协第5、6、7届代表，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四川文艺出版社编审，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白梦》，中短篇小说《美丽绸》、《五彩夜》，散文随笔集《送你一束夜荆》、《寻找忧伤》、《成都人》、《岁月忧伤》等。因为写作《成都人》，再版5次，近来常被邀请于书店、电视开各种讲座，也常在报刊发表文章，宣讲成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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