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作家：张平的成长之路

张平
地点：五花海·九寨沟·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时间：2005-6-15 10:28
摄影：雷康

　　张平是山西省新绛县人，1954年生于西安一个教授家庭，父亲在西北工学院供职，1957年因被力邀“提意见”而被打成右派。后来，父亲被劳教三年，全家被遣返到祖籍山西的一个偏僻山村。
　　张平读小学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人走光了，他却意外发现图书馆里竟堆放着那么多尚未烧毁的书，那些书强烈地吸引着他，有一天他终于从封着木条的窗子爬了进去。《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烈火金刚》、《普希金中短篇小说选》、《普希金诗歌选》、《静静的顿河》……张平如饥似渴地读着，每天吃了饭就偷偷钻进去，一直到天黑看不见了才恋恋不舍地爬出来。后来他又偷偷地拿出了一些，他对记者感慨地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和农村劳动时，这些书给了我精神上极大的安慰和无穷的乐趣，仅普希金《驿站长》那本小说，就读了不下几十遍，书中富有人性和理性光芒的东西，是一种久违了的感受。”
　　不知不觉中，张平长大了。他拉二胡，吹笛子，为公社文艺宣传队写剧本，尽管当时写的剧本都是模仿之作，但由于加进了一些属于当时农村生活中所特有的新鲜素材，所以他所创作的一些剧本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他记得非常清楚的是《聚媳妇》和《新媳妇》这两部作品在在公社演出时的那种轰动，甚至在地区和省里汇演都赢得了好声誉。1978年恢复高考，张平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山西师范大学。4年的大学生活使他的羽翼开始丰满。丰厚的生活积累使他跃入文坛，显示出其非凡的才能。
　　1981年，张平第一篇小说《祭妻》发表。1984年，他的短篇小说《姐姐》再次轰动文坛，并获得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些作品是他生活积累的爆发，是他创作实力的崭露，也是他关注现实的开端。以后的创作实践证明，现实生活造就了张平，张平的创作基石深深地扎在了现实生活中。
　　张平现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山西省电影家协会主席。作品曾获全国“最佳畅销书奖”、“五个一工程”等多种奖项。长篇小说《抉择》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他是一位作家，更是一位时代进步的推动者；他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走向了一座又一座高峰……

毕四海、达达、张平合影
地点：桃坪寨·桃坪乡·理县·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时间：2005-6-12 13:02:40
摄影：雷康


　　张平没有想到，4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抉择》会在社会上引起如此强烈反响：小说还未全部发表，就已有不少单位争相将其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话剧、广播剧、评弹、连环画等多种艺术形式。
　　2006-8月25日在太原接受采访时, 张平说：“那是因为小说是在为大众代言，毫不回避社会的尖锐矛盾，在揭示腐败分子丑行的同时，对其加以无情地挞伐。”他认为，改革绝不是把痛苦和磨难留给广大的老百姓，而让那些少数投机者和颠覆者变得更加富有和为所欲为。小说《抉择》以一些触目惊心的事实，指出了腐败的本质就是权力的滥用,使人们认识“反腐倡廉”的重要。

　　影评家童道明评论张平作品时说，什么是英雄，英雄就是对一切黑暗一切苦难的不妥协，不妥协就是人民最欲宣泄的一种情感，因为人民在妥协中太久了

　　上世纪90年代初，张平遇到了一件不平凡的事：有一个基层会计为洗刷不白之冤，告了30年状，上访1500多次，直到70岁才平反昭雪。其间他曾经40次被收容，8次被拘审，光上访材料就是1米多厚。他对张平说：“我只有一个恳求，请你把我要说的话听完，这么多年了还没有一个人能听完我的诉说。”张平点点头，于是一个声泪俱下地讲述，一个义愤填膺地倾听。整整两天一夜，张平录了17盘磁带。听完后张平对这位讲述者竖起了大拇指，称他为“英雄”。1993年6月，叙述这件事情的纪实文学《天网》问世，立刻在全国引起巨大轰动。全国100多家报刊争相转载，几千封读者来信雪片似的飞来，电影、戏曲、广播剧、电视剧、连环画等纷纷改编。而当张平带着刚出版的《天网》来到那位讲述者家里时，老人已经去世了，老人没有看到因他而作的《天网》，张平哭了，哭了很久很久。老人生前把30年写下的十几本日记都给了他，老人有一次曾为给张平送几个粽子，走了整整一个晚上。困了就睡在路边的麦垛里……这一切让张平刻骨铭心。
　　著名导演谢铁骊顶着压力要将《天网》搬上银幕，当这位老艺术家在路上拥堵了三天三夜终于来到拍摄场地时，脸都灰白了。就这样，他还接到几十个恐吓电话，要叫他们吃枪子。为了安全，谢导只得动用全国人大常委的名义叫山西警察荷枪实弹保护《天网》拍摄场地。
　　听张平讲述，他写作《法撼汾西》和《天网》时曾问过作品原型县委书记刘郁瑞，这么写会不会有麻烦？刘郁瑞说：“他们敢!量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胆量,要是他们敢，我就把他们的底子一个一个兜出来,哪一个判他十年二十年都绰绰有余。”但现实却超出了张平和刘郁瑞的判断。1993年7月,山西242名干部联名上告省委省政府、中宣部、中组部,有8名原告把作家和出版社一并起诉到北京丰台区法院，状告张平侵害名誉权，并要求赔偿10万元精神损失费。一些人还扬言，我们把张平推到被告席上就能胜利。全国180多家媒体纷纷报道。从未有过官司的张平陷入困境之中，他想：人们总说我是老百姓的代言人，但此时此刻老百姓在哪里？后来的实践证明，张平为老百姓伸张正义，老百姓也时刻关怀着他：
　　山西5个农民来北京找他，把他拉到饭店，为他点了几盘过油肉，在他们眼里，过油肉是最好最好的菜。他们又拿出一大堆零钱来，总共500元，张口闭口就说：“咱们的官司怎么样了。”
　　张平在一个小饭馆吃饭，女老板端详了他半天，“你是不是那个被告的作家？”张平说“是”，然后这个女老板亲自炒了两盘菜端过来，说“你这个作家我认了，以后每天来这里吃饭，我一分钱不要。”
　　张平在北京临时住地的门卫看到电视报道后对张平说，“你多会儿打电话都行，多晚回来也行。”
　　一位老同志在公共汽车上认出他后，说“你赢了，全中国人民赢了，你输了，全世界人民都知道。”
　　还有4封上千人的联名支持信，12封500人联名支持信以及3000封读者的支持信……
　　有什么比这种支持更为可贵！事实又一次让张平深深感到，你关怀老百姓，老百姓就会关怀你，你要把作品留给下世纪，这个世纪的人就会忽略你，你只写杯水风波，咀嚼一己痛痒，那关别人什么事。一句话，作家放弃了对社会对政治的关注，就等于放弃了对人民利益的关注。而那些所谓原告在法庭上洋相百出，一位原告竟然振振有词地说：“我儿子只强奸轮奸了两三次，你怎么说八九次。你说是在我的办公室里，事实上是在我老婆的办公室里，这不是对我一家人的污蔑是什么！”
　　1995年7月，丰台区人民法院正式开庭审理，1996年7月宣判，驳回上诉。虽说可以松口气了，但张平并没有胜诉后的喜悦，却有许多悲哀与无奈。即便如此，他仍不后悔，也从未怀疑过自己的选择：“现在很多作品过多强调娱乐性，刻意回避现实矛盾，但总得有人来关心百姓疾苦，我觉得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作家都应具有这样的社会责任！”

　　张平说：“写了那么多作品，震撼的总会是老百姓”，“一个有良知的作家，首先要关心百姓疾苦，我觉得我有这样的责任。”

　　1997年，张平的另一部力作《抉择》问世，由《抉择》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和电影《生死抉择》再次在全国引起巨大轰动。电视剧在前电影在后，电视连续剧在北京热播时，受到观众的空前欢迎，收视率稳居第一，主演李雪健被评为最受观众欢迎的男演员。这时，上海电影制片厂打来电话说要拍电影，张平有些担心地问：“电视剧已播，你们有市场吗？”回答“有”。张平说，既然这样那版权费愿给多少给多少。谁也不曾想到上影以5万元买的版权，却为厂家赢得1.4亿的票房，这不能不说是奇迹。投资1000万元，片子拍出后，审查还没有通过，当时上海的有关负责人坚持认为这是一部好片子，借中央有关领导到上海视察机会给领导放映，中央领导给予了充分肯定，紧接着这部影片又被推荐到北戴河中央政治局会议期间放映，江泽民同志连续看了两遍，给予了高度评价。
　　人们都记得全国上下热播《生死抉择》时的情形，影院门口人如潮涌，加映了一场又一场。张平第三次看片时，身旁一位三八式老干部抽泣不已，当放映到剧中人说：“我宁肯毁了自己，也不能让腐败分子毁了我们的国家”时，这位老干部大声哭泣，惹得人们纷纷回眸，他对张平说：“我难受，我难受啊！”
　　张平心灵又一次震撼，他感慨万分：“没想到老百姓的反响会这么强烈！”
　　《抉择》是张平创作的第一部工业题材作品，为此他采访了数十家大型企业，很多都是国有大型企业和厂矿，既有可歌可泣的干部、工人，也发现有那么多腐败分子、腐败现象存在，有那么多的国有资产流失……
　　采访中张平对记者说：“在那些有问题和濒临倒闭的企业，采访时我们一般不同厂领导打招呼，如果打了招呼就根本接触不到实情，每天就在酒山肉海里了。为了保护我们，工人们自发组织起来，秘密用暗号联系，今天采访这家，明天采访那家，全是鲜活的东西。”
　　今年6月16日，由张平的小说《凶犯》改编而成的电影《天狗》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映式，这部影片荣获2006年度第十三届大学生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上海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
　　张平总结这部作品的体会时说：“现实主义文学绝不能仅仅只是对现实的批判，即使是批判也决不能以牺牲民族精神、民族气节和民族自豪感为代价。”张平认为“如果只有描写腐烂，描写肮脏，描写丑恶，描写黑暗的文学作品，才算是现实主义。那么请问，在这种标准下，腐恶和丑陋的世界如何体现社会正义？而拒绝崇高又如何体现现实对光明的期待和向往？在揭示深层次的社会和人的问题时，可以反省、剖析，但决不应该只有自虐自贱自嘲自残，这是文学的底线，也是一个有良知作家的底线。”
　　张平的创作实践再次证明，他站在了时代的风口浪尖，他用赤子之情维护着共和国的荣誉，他是人民的儿子，人民的代言人，人民的作家。采访结束时张平说：“我从不相信50年后还有人会看我的作品，我的作品只为当代而写，虽然有些书由于需要也许可以长销下去，但一部作品只要在时下引起人们的关注，对当时的读者起到一定积极作用就足够了。我始终认为文学作品应有时代的印记，只有这样才能对他所处的时代产生影响。”
　　“流传后世的作品是在漫长的文学之路上从千千万万部作品中脱颖而出的，在这条路上我愿做一颗铺路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