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 国军活埋1200名日本军人

　　孙立人（1900-1990），抗日名将，字仲伦，安徽庐江人。192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同年赴美留学，就读于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土木工程系，1924年毕业，获理学士学位。后又考入弗吉尼亚西点军校，攻读军事。

孙立人（1900-1990）

　　1927年毕业，应邀游历欧洲，考察英、德、法、日等国军事。1928年回国，在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任中尉队长。

　　1930年入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侍卫总队任上校副总队长。1932年调财政部税警总团任第二支队上校司令兼第4团团长。

　　孙立人将军活埋1200日本军人

　　1942年2月，中国组成远征军，下辖第5军、第6军和第66军。4月，孙立人率新38师于抵达缅甸，参加曼德勒会战。

　　4 月17日，西线英军步兵第1师及装甲第7旅被日军包围于仁安羌，粮尽弹缺，水源断绝，陷于绝境。孙立人奉史迪威之命亲率113团星夜驰援，18日凌晨向日军发起猛烈攻击，至午即攻克日军阵地，歼敌1个大队，解除了7千英军之围，并救出被日军俘虏的英军官兵、传教士和新闻记者5百余人。仁安羌之战是中国远征军入缅后第一个胜仗，孙立人以不满1千的兵力，击退数倍于己的敌人，救出近10倍于己的友军，轰动全球。之后，蒋介石给他颁发了四等云麾勋章。罗斯福授予他“丰功”勋章。英王乔治六世则授予他“帝国司令”勋章，孙立人是第一个获得这种勋章的外籍将领。

　　1942 年10月24日，新编第38师112团开始攻击前进，29日即占领新平洋。当被俘的日军被带到师长孙立人将军的面前时，孙立人厌恶地皱皱眉头，不假思索地命令参谋：“这些狗杂种！你去审一下，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就地正法。今后都这样办。”命令被迅速执行。日军第18师团曾在中国战场上犯下累累罪行，这些俘虏手上沾满中国人的鲜血，当然在劫难逃。

　　结果，缅甸会战中投降的1200名倭寇士兵以及倭寇军官，统统被孙将军以活埋的方式杀掉。唯一生还的倭寇是一个叫山田进一的下士。因为经过审讯孙将军得知他是台湾人。

　　活埋1200名倭寇的事件是二次大战中比较大的杀降事件，此事被美国报纸披露震惊了世界，美国方面大为恼火，认为这将使日军此后更加顽强的抵抗。然而其结果却是倭寇一旦闻得新一军的威名，皆望风逃窜，1945年春，新一军兵不雪刃占领仰光，缅甸全境光复！孙立人将军名震全球，成为二战中与张自忠将军齐名享有世界声誉的中国将领。

[转贴]新一军老兵广州扫墓记

[转贴]新一军老兵广州扫墓记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广州新一军印缅阵亡公墓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为恢复公墓事宜，以往，台湾的老兵曾经多次组团回国操劳，老兵们已经呼吁了20多年了；市政府把新一军公墓确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有13年了，但公墓一直没有得到恢复，老兵们心急如焚。

　　去年9月，重庆市政府和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联合召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会上，海峡两岸的新一军幸存老兵，共同商量，委托王伯惠和徐文二人起草一份给国家领导人的信，请求修复广州新一军公墓。10月下旬，国家信访局给予回信，信末写道：“向抗日英雄们致以崇高的敬意！”把新一军老战士定位为抗日英雄。这在中共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国家信访局的这一复函，也同时转到广州市委市政府手里。

　　为促成公墓的修复，祭奠袍泽英魂，台湾等海内外新一军幸存老兵组成扫墓参访团，于2006年4月2日至4月5日回国（抵穗）展开参访扫墓活动。

　　新一军是1945年“815”日本鬼子投降时，远道前来接收广州的英雄部队，他们对广州和广州人民有着特殊的感情。广州人民也没有忘记他们。4月2日晚，香港贤达曾先生，代表广州市民，设宴热烈欢迎新一军海内外抗日老兵莅穗扫墓参访团，为扫墓老兵洗尘。

　　这些散居世界各地的新一军幸存老兵，劫后余生、久别重逢，兴奋之情自是难以言表。

　　本次扫墓活动，同时得到了省市台办的积极关照。4月3日、4日两晚，政府连续宴请扫墓老兵，并派专员专车全程陪护，真是无微不至。这是空前的接待规格，可见政府对本次台湾及全世界幸存的新一军老兵抵穗扫墓活动的无比重视！
　　4月3日上午9时，海内外驻印军新一军老兵扫墓团抵达。整个祭奠仪式庄严肃穆，恭敬有加。自1949年以来，某部营区内的新一军公墓纪念塔前，还是首次允许摆放大花圈、内进扫墓。

　　祭奠仪式结束后，老兵们都依依不舍地在纪念塔前合影留念。整整57个年头了，这是第一次有人（能够）前往纪念塔，给驻印军新一军抗日阵亡将士敬献花圈。这是多么的不容易！纪念塔前的这两个大号花圈，寄托了老兵们多少怀念、多少哀思！透过大花圈，他们仿佛看见了当年牺牲在自己身旁的战友；看见了不攻下孟关不剃胡子的孙立人将军；看见了鏖战的胡康河谷和血染的伊诺瓦底江；看见了连天的炮火；看见了空投弹药粮草的各色降落伞！

　　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以及血与火的洗礼；走过二次大战的远征抗日战场，他们这些当年的大学生、高中生，翻译官，汽车兵、机枪手、火线指挥官，早已燧炼升华为“真金白银”-没有虚伪，不事造作，真情地表达，凭良心做事，努力完成孙立人将军所托付的重任，以耄耋之年，奔走呼号；拼尽微薄的薪金，不远千万里，从世界各地聚集公墓所在地广州，给阵亡将士扫墓，为修复新一军公墓操劳，以尽驻印军新一军幸存者的一份责任。此间的悲壮，此间的大义，是所有不懂得这段历史的人所无法理解的。

　　什么是“爱”？“从来都不用想起，永远都不会忘记”就是爱、真爱！对于那些阵亡的远征印缅抗日将士，对于敬爱的孙立人将军，老兵们绝对是“从来都不用想起，永远都不会忘记”的。孙将军爱他们，他们当然热爱孙将军；战友们把生的希望让给他们，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用鲜血和生命，去换取全民族的生存权，幸存的老兵们又怎能忘怀？

　　老兵对我说：“我常在梦里见到死去的战友；在梦里跟他说话。不为他们修复公墓，我们于心不忍啊！”“他们为国家牺牲了，连尸首都带不回来，成了异域孤魂，叫我们活着的人怎能安生？”“连长死得好惨啊，一块弹片飞来，就把脑袋削去一半！”“我们一起参军的一个同学，就死在我身旁，没有留下半句话！”

　　只有经过战争、只有在战争中失去过战友，才会明白什么叫“同生死，共命运”；也只有设身处地地从老兵的角度出发去考虑问题的人，才会明白为什么老兵们要在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不顾步履蹒跚，不惜花去多年的积蓄，远道千万里，到广州来，寻找当年抗战胜利之日，孙立人将军招魂追旆、建冢立墓之地的心境和深刻用意。老兵们是在寻找属于驻印军新一军的精神家园啊。正是这个精神家园，支撑着这些老兵熬过了无数的逆境。他们始终以自己有过一段远征抗战的历史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是的，陆军新编第一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就是老兵们魂牵梦萦的精神家园。这里曾经矗立着一只用印缅战场上的炮弹壳铸就的铜鹰；这里跃动着孙立人将军运筹帷幄、决战千里的身影；这里有他们那两万七千多名袍泽的英魂；这里永远都回荡着他们穿越死亡地带野人山的足音。在这里，他们仿佛能穿越时光隧道，回到了过去-飞越驼峰；在蓝伽受训；攻打孟拱河谷；迂回全歼日寇王牌师第18师团；打通中印公路；…… 这里容纳了太多太多，他们因此而要呼吁要伸张：尽快修复广州新一军公墓！

　　日本鬼子真够嚣张的，不但要在本国建立靖国神社，供奉二战的甲级战犯，还要在北缅所败之处，建立一大批公墓和纪念碑。在伊诺瓦底江对岸的佛教山上，有“菊部队”18师团的大量墓园和墓碑。1970年以来，被中国驻印军歼灭在缅甸的18万日寇的遗属，远道前往缅甸的战场故地，修筑了大量的“阵亡将士纪念碑”和坟墓。不但给每个战死的侵略者立碑，还给战死的800匹战马立碑，把每一匹战马的名字和编号都刻在纪念碑上。近年，更有一部分日寇遗属及后人，千里迢迢前来中国云南松山一带，企图建立纪念碑，以纪念他们侵略中国、与中国远征军作战的先人。相比之下，作为反侵略的正义一方的我们，在中华大地，能找到几座纪念抗日英烈的纪念碑？惭愧啊！

　　当年，孙立人将军是仗打到哪里，阵亡将士公墓就修筑到哪里的。在北缅的各战场上，建立了一批中国驻印军新一军的公墓。1960年代，由于政治原因，缅甸政府铲平了在缅甸的所有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的坟墓、纪念碑。孙立人将军得知后，十分悲愤，说：“以后，无论如何都要为他们重建！”

　　修建公墓是为纪念英烈，昭示后人，教育后代，续写历史。只有懂得珍惜和尊重自己历史的民族，才是有前途、有希望的民族。愿新一军公墓尽快修复；愿老兵们的精神家园流芳万世！

新编第一军广州扫墓活动亲历记
2006年4月13日 杨勇

　　2006年3月26日星期天下午，我在中国黄埔军校网上看到了卢洁峰老师发出的关于新一军广州扫墓活动的倡议书，言及此次将有三十余位远征军老兵从海内外各地前来广州到新一军印缅阵亡将士纪念塔前祭奠战友，因我素来爱好研究文史，深深地景仰这些曾经远赴绝域杀敌卫国的抗日英雄，也很渴望能亲眼一睹昔日国军第一王牌的风采，并且我目前的住所就在新一军公墓遗址附近，去年以来曾多次寻访查看，惟因纪念塔位于解放军某部队营区内，一直不能亲见，得知这样的消息不能不感到异常振奋，遂冒昧地写信给卢洁峰老师，恳请可以参加扫墓活动，当夜心情激荡，久久不能入睡。次日晨七时许卢洁峰老师打来电话告知准许参加，之后数日忙于收集资料，请假，考虑提问、着装、献花等各种问题，感于大义而心中惴惴竟无法安寝，每日睡眠不过五小时，虽然体乏目痛，精神恍惚亦不敢懈怠。4月2日傍晚我沿着濂泉路，先烈东路一带寻找花店，预订菊花，回家后查资料及做最后准备直到凌晨2点。

　　4月3日晨8点15分出门赶去先烈东路的花店取花，穿过濓泉路，8点45分来到广园东路白云山入口东侧的解放军某部队大门口等候，9点多一位老先生过来问我：“你是拜先人还是拜新一军的？”我说：“我是来拜新一军的。”他说：“我刚才叫了你几声你都没有听到。”这时卢老师也走了过来，带着我过去见到站在营区东门口的几位老兵，我向前辈们鞠了个躬，跟着他们一起走进里面，穿过一个篮球场，看到了夹在恒富酒店和一排2层营房之间的纪念塔，两个大花圈已经摆在了塔前，还有几位更早到来的老兵站在一边，一个解放军哨兵对我们说不准拍照，否则没收相机，卢老师据理力争了一番之后他说可以拍纪念塔但不准拍其他地方，但过了一会又走过来说所有地方都不准拍，于是大家只得暂时停止拍摄。这时候西面开进了一辆客车，又有一些老兵来到了，还有中国黄埔军校网站长王坚先生，记者辛小姐，两个解放军摄影记者，和一位州市对台办公室工作人员，卢老师和老兵团长找解放军营区的长官交涉了一下，最终获许向纪念塔方向拍照。这时候人员基本到齐，老兵团长冉启武将军把我拉出来介绍给大家，我满含羞愧地给老人家们鞠躬，随后卢老师让我把花献到纪念塔的台阶上，我毕恭毕敬地摆了上去，然后赶紧退下来去和各位老兵交谈，边向前辈们致敬边请他们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扉页上签名，正在和辛小姐一起聆听汪海涛先生讲故事的时候听到冉团长说扫墓仪式开始，大家随即列成三排，卢老师担任司仪，由冉团长首先代表海外老兵致辞，大概地阐述说明此次活动的目的和意义，随即王伯惠先生代表国内老兵致辞，由于现场没有扩音器材，我站在第三排，对于讲话的内容没太听清楚，接着由揭钧教授致辞，缅怀新一军的精神并激励大家谨记孙立人将军的教导，保持发扬新一军勤学苦练，勇往直前的光荣传统，年逾七旬的揭教授尚伏地五十以示哀悼，随后全体向纪念塔三鞠躬，默哀。仪式结束后蒋大宗教授把我拉到纪念塔前用摄影机拍照，弄得我感到更加不好意思，接着交谈了一会儿，冉团长召集大家上车去下一个行程，我本来想问下卢老师是否可以跟着去的，但却找不到她，也不见辛记者跟来，可是我非常舍不得放弃如此珍贵的文史研究机会，遂厚着脸皮跟了上去，还好没人赶我下去，我正在找座的时候，一位慈祥的女士招呼我坐在她旁边，我随即请她给我在书上签名，她写下了“潘步南”三个字，原来她是潘裕昆将军的女儿，在去黄花岗的路上我询问了一些关于潘将军和他们家庭的情况，潘女士都耐心地一一作答，车到黄花岗以后，大家下车参观，我随着潘女士一家人行进，继续各种各样的问题，在这样时刻时间过得飞快，一下就接近中午了，在门口集合时潘女士一家和王坚先生有事自行离去了，冉团长让我中午随他们去吃饭，我就得以继续跟着他们，路上我坐在汪海涛先生前面，和汪先生聊了一路，车先开回广园中路的银海港酒店，国内老兵们下车回去吃饭休息了，海外老兵们带着我到沿江路附近的一个饭店里吃了顿简单的午饭，老兵们对我非常好，一个劲地让我多吃，我也努力地把饭菜几乎全部消灭了，饭后再回到银海港酒店接上国内老兵们一起去往长洲参观黄埔军校，这次我和潘裕昆将军的外孙晏欢先生坐在一起，王坚先生在走道的另一边，我看了晏欢先生制作的关于潘裕昆将军的照片和资料集，听他说了很多关于潘将军的故事，车是从南部沿陆路进入长洲的，途经深井村和黄埔造船厂，到达黄埔军校后下车参观，路上一直在努力地听老兵们讲过去的事情，比如卢青萍先生提了一些就读中央军校西安分校时期生活非常艰苦，靠着盗取佛寺的砖瓦才盖起简陋的宿舍，在贫瘠的关中军校筹措仅够糊口的粮食就已经使群众无比愤恨以至于发生过袭杀落单学生的凄惨事件。等等，参观结束后车开往位于北京路附近的广州大厦赴广州市对台办公室设的晚宴，路上我和王坚先生聊了很多而互相得以熟悉，到广州大厦以后我再次见到了卢老师，不过她很忙没什么工夫管我，我和江今俊先生、江先生之子、梁振奋先生及夫人、景行先生、一位市台办的处长，还有今天跟车的市台办工作人员坐在靠门的一桌，宴会开始前市台办副主任致辞，我有些心不在焉，幸好卢老师提醒了我一下，后来冉团长致辞，并把海外老兵的礼物，一幅名家字画送给市台办，王伯惠先生也代表国内老兵发了言，他们的礼物是新一军在缅甸缴获的日本陆军第十八师团的关防大印复印件。宴后潘女士一家因事先行离去，其他人则一起乘车回酒店，海外老兵们先在环市中路上的广东国际酒店下车，我跟着国内老兵们还有王坚先生一起回银海港酒店，王坚先生说我要没什么事就和他一起住在酒店里这样方便明天的行动，我就留下来和他一起住在酒店，晚上我们讨论历史研究的方式方法问题等到午夜。　

　　4月4日早晨8点，我醒来并叫醒王坚，他因为夜里蚊子太多没有睡好，接着下楼去广园中路农贸市场附近买早餐，路上碰到了刚买完回来的王伯惠先生，8点45分左右我们再下楼来时，揭教授，蒋教授他们都已经在楼下大厅里坐着了，辛记者正在采访他们，9点市台办的车来到银海港酒店门口，大家上车到环市路广东国际酒店和海外老兵们所乘的另一辆车会合后去往陈家祠，路上辛记者集中询问纪录了王庭驹先生和另一位成都的老兵的经历，在陈家祠游览时主要访问了蒋大宗教授，听他说怎样被孙立人将军从西南联大选去印度，在缅甸坐着炮兵观测机在战场上飞来飞去维修电台，带队到美军医院里学习医学等等，其间我走开到门口和王坚一起听卢青萍先生讲了些他在台北随侍老总统时的一些趣事，离开陈家祠的时候辛记者上了海外老兵们的车，我和王坚随国内老兵们回到银海港酒店，在附近吃午饭，稍事休息后1点半出发去南越王墓博物馆，老兵们进去参观，我和王坚不想进去，就待在车上和江今俊先生聊天，江先生右腿行动不便所以也没有去，在车上的时候我们收到卢老师的消息说她的个人主页遭到了封锁，于是我打电话给下午没有过来的辛记者说了一下情况。随后又随车去六榕寺参观，我和王坚也没有进去，等老兵们参观完六榕寺，行程就基本完成了，全体去到广东国际酒店休息，等待完上省台办的晚宴，我因故不能参加，并且明天我要上班无法再来，于是在酒店向各位老人家告别，揭教授拉着我坐着谈了一会，勉励我努力学习，以后争取去哈佛、耶鲁深造，蒋教授也教导我要有信心，没有什么困难是不能克服的，我又陆续和冉将军、汪先生、王先生等道别，在酒店门口我看着他们的车缓缓开走，我感到深深的不舍，不知道此生能不能有机会再接受他们的教诲，步行回家后稍事休息，晚上9点多的时候我打电话给王坚先生，得知他们已经回到银海港酒店，于是过去找他，谈到11点半左右休息。

　　4月5日早上8点我赶出门去上班，在楼下的时候又看到了揭先生和另一位太原的老兵，跟他们再度道别后，走出门看着喧嚣的街道我觉得分外厌烦，难道我的青春和理想要注定就这样不知所谓地虚掷在世俗的奔波劳碌中吗？我回头眺望被恒富酒店遮挡住的新一军印缅阵亡将士纪念塔，异常恚恨自己没能早生六十年，如果能亲耳听到“十万青年十万军，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号召，奔赴烽火飘摇的异国绝域，那将是怎样的一种幸福啊！当然我也应该庆幸自己能够在六十年后亲眼见到这些传奇人物，和他们相处的两日使我感到无比的光荣，我曾经怀疑过信仰是不是真的可以永恒地坚持，理想有没有真实的意义，而在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毫不动摇的答案，没有什么困难是不能克服的，真理和正义是必须坚守的，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都不应该作任何的妥协，而他们也确实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做到了，什么样的部队可以在六十年后仍然保持强大凝聚力，组织起集体行动，什么样的军人可以在八九十岁的年纪做伏地，扛米袋，什么样的纪律可以让他们养成终身不抽烟不喝酒的良好习惯，我深深地为国军第一王牌军的风范所折服，不禁叹曰“从军殊当在王牌，求学本应向名校”。这宛若做梦般的短短二日，是我有生以来最珍贵和最难忘的一段经历。
　　
附件：驻印军新一军海内外老兵扫墓团名单（37人）
　　台湾省、加拿大、美国地区：
　　汪海涛、李纯明、黄良成、冉启武、陶琼藻、杨义富、郑锦玉、邓文宾、夏曦地、汤克俊、王奇山、黄宝凤、张先财、卢青萍、施素贞、王少洁、揭钧
　　大陆地区：
　　王伯惠、宁大年、江今俊、梁家佑、蒋大宗、梁建勋、梁振奋、陆家昌、于乃常、徐 文、王廷驹、贾毓琦、黄绍甫、潘君阳、潘君桃、潘步南、晏 欢、晏伟权、王 坚、卢洁峰　


新一军公墓目前被破坏严重
　　本报讯(记者辛灵)40多名来自国内外的抗日老战士齐聚羊城，今天将祭扫新一军公墓。该公墓位于广园东路和濂泉路一带，为纪念在反法西斯战斗中捐躯印缅的中国远征军将士而建，目前被破坏严重。

　　自3月31日开始，这批老战士陆续从加拿大及沈阳、湖南、四川、台湾等地自费赶来广州。在市台办的接待下，他们将于今天上午9点到新一军公墓凭吊祭奠，然后参观黄花岗和黄埔军校遗址。明天将与省台办见面，商讨新一军公墓的恢复事宜。

　　这些老战士都曾是原新一军战士，最大的已90多岁。抗日战争期间，新一军征战印缅，威震全球。驻防广州期间，孙立人修建新一军阵亡将士公墓，1947年9月6日落成。

　　然而，公墓现被破坏严重。自80年代以来，不断有老战士从海内外辗转前来寻找并祭奠该公墓。近年来省、市、区各级政协委员也多次呼吁恢复重修。此次除祭扫外，这些老战士将再次呼吁有关部门修复公墓。他们还希望在公墓修复后，把暂厝台湾的孙立人墓，移葬广州新一军公墓中，以了却孙将军的遗愿。

白先勇谈四平之战：林彪狼狈万分，蒋介石满盘皆输

佚名
白先勇先生有一长文《养虎遗患──父亲的憾恨》，在台湾《当代》杂志独家连载，记述其父白崇禧将军与四平之战，对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关键战役，做了详尽叙述和分析，包括战役的前因后果、起承转合、幕前幕后，均独有运思，颇得其实，亦保持理性态度，许多言外之意，显示作者对个人观点的某种控制，对重要人物褒贬亦有讽喻之旨，是一篇记史论事的好文章，也是关于中国现代战争史颇可一读之文。

这么重要一场国共大战，诚如白先勇先生所言，却极少有人研究、探讨。国民党方面，由于避讳蒋氏所犯错误，往往讳莫如深；共产党方面，则把林彪军队狼狈逃窜说成“主动撤退”，一直隐瞒实情，四九以后，较早有中共将领回忆录《红旗飘飘》系列，后来有《雪白血红》等访问性记述，还有所谓“伟大的战略决战”之类各种宣传性书籍以及毛泽东的内战电文之类，所有这些，或不同程度遮掩历史事实，或根本不知对方内情，都无法使人信服。因此，多年来，对于此战实情及其关键性意义，很少有人知晓。当年参战将领们一一离世，四平之战愈成奥秘，更使白氏此文具史学价值。

国共之间恩恩怨怨、风雨沧桑的各种较量，或明或暗，我知道不少，即使有所不知，也大抵能靠判断力，感知几分，因此并不疑惑。唯独对于三年内战时期国民党数百万大军灰飞烟灭、美式机械化部队顷刻倒塌、三大战役崩溃如山倒，心中一直大惑不解，在几百万平方公里广阔土地展开这样大兵团全面战争，这种军事行为非同寻常，决非靠一两个小手腕小阴谋就可奏效，国民党军队如此兵败，必有非寻常之因使外人不足道也。读了白氏此文，疑惑顿解。

四平一战乃国共成败之枢纽

抗战胜利后，国共展开长达三年的内战，是从一九四六年春夏东北四平街大战（国内称四平战役）拉开惨烈序幕。这个战役是国民党大胜、共产党大败，我多年前从国内若干书中，只知四平战役打得非常惨烈，却不知林彪军队败得如此狼狈。

四平之战是国共在东北战场上摆开正规的阵地战姿态、共产党以决一死战的意志与国民党正面交锋的第一场大战，对整个东北局势以及此后华北局势、华中局势乃至全国命运之深远影响，对于东北局势逆转和全局逆转产生的根本性作用，都是我以前所不知。

一九四五年，希特勒德国投降，欧洲战事结束；亚洲战场上，日本侵略者尚有七十八万关东军驻扎在中国东北做困兽犹斗。美军八月六日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敦促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斯大林则为图谋亚洲势力范围，三天后命令一百五十万苏军全线挺进东北，日本关东军不战而降，苏军取代日本侵略军而占据中国东北大城市、重要工业基地和港口。正是前门赶狼，后门进虎。

共产党势力八年养精蓄锐，立刻下山摘桃，与国民政府争受降、抢夺沦陷区。林彪受命调兵遣将、日夜兼行、全力奔赴东北。这原因显而易见──东北约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幅员辽阔，地缘独特，处中国东北边陲，形若鸡头，扼守山海关，可成独立王国；又与苏俄、外蒙、朝鲜比邻，回旋余地很大，进可图中原，退可守辽东，再退可走苏俄，成一流亡政府；东北又是当时中国、也是亚洲工业最发达地区，这是日本把它作为称霸亚洲的工业和军事基地来建设的结果（苏军从四六年三月开始陆续撤军，拆卸价值二十亿美元的工业设备和原料运回苏联发展自己的工业经济）；东北也是中国最富庶地区之一，江河水系交织，土地肥沃辽阔，农业潜力很大，森林植被资源在全国首屈一指，各种矿藏储备极为丰富。这些得天独厚条件，正是当年日本垂涎欲滴的原因。

日本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宣布投降，九月初，第一批共产党军队已到达东北第一大城沈阳以及本溪；至十一月，已有十一万人抵达东北，林彪为司令员，彭真为政治委员。这支部队从蜗居黄土高原穷困角落扑出来，抢先进入东北，胜败在此一举，必须全力以赴。他们在占领东北大城市的过程中，得到过苏军提供的帮助和便利，也获得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和装备。但是，他们的问题也很多，诸如临时拉来两手空空的大批民夫或散兵游勇，无钱少粮、骚扰民众、遭东北民众厌恶、逃兵严重（甚至达十分之一）等等。

国民政府方面没有共产党那么心急火燎，他们更多考虑行动的合法性、全盘性和对国际局势的牵动，诸如分外交、行政、军事三方面接收东北，与苏联的关系和外交谈判问题。八月三十一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常会才通过《收复东北各省处理办法纲要》，任命熊式辉为行营主任、杜聿明为保安司令；九月初立法院长戴传贤召开会议讨论东北接收办法；十月十二日熊氏等人抵长春，与苏军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开始艰难的谈判过程。此时共产党军队马不停蹄，已经有十万人开进东北，国民政府的人士们还在开会研究、外交谈判。

不过，抢先一步，并不就能占上风。国民政府方面的外交谈判和行政接收均告失败，不得不采取军事接收行动，使用飞机空运和军舰运兵方式，抵达东北，却遭到苏军以种种借口拦截和阻遏，不允许中国军队在大连、营口、葫芦岛、安东等港口登陆，只得改在秦皇岛登陆，因此再度迁延时日，难以尽快占据战略要点，形成钳形攻势。

自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至次年五月，国军进入东北的，有石觉的十三军，廖耀湘的新六军，孙立人的新一军，陈明仁的七十一军等七个军共二十八万人。这些部队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由越南、缅甸及中国西南调运东北。杜聿明坐镇秦皇岛指挥。

共产党军队赶在国军前面占据东北，必然导致双方在东北首先爆发战争。双方对此心知肚明。国军向北挺进，一路与先占地利的林彪军队激战而迅速推进，十三军全部美式装备，战斗力强大，逼迫林彪部队一路后退，很快攻占锦州；次年三月占领沈阳，随后四面开花，占领抚顺、铁岭、辽阳、鞍山、营口等重要城市。共产党军队则占领北部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等城市。这样，形成南北对峙态势。

打正规战林彪大败

四平位于沈阳和长春之间，为交通枢纽，成为国共两军攻防重镇。国军向北推进，必克四平，共产党固守长春，必守四平。另一方面，毛泽东想固守四平以拖延时间，确保北部大城市，等待调停中国内战的美国特使马歇尔由美返华，可获得更多谈判筹码。不过，林彪对毛死守四平主张最初持不同看法，他不看重固守城市，而强调消灭敌人，实际上他深知对方火力强大，不愿硬拼；在激战中，因兵力悬殊而无法守住，黄克诚电报吁求放弃四平、长春，毛置之不理。毛在战前指示，准备数万人伤亡。

双方军队在四平第一次正面大战。毛泽东一厢情愿地要求“死守四平，寸土必争”，林彪（此时已拥有三十万人）在四平和本溪各集结十万军队死守。这给一路攻势锐利、渴望大试锋芒的国军一个良机。蒋介石电文要求“一举击破共军之主力”，指示此战应集中空军全力、采用空陆联合作战模式。此次大战，空军轰炸发挥巨大威力，重创本溪林彪十万部队。参战的七个军，五个是全副美式机械化装备，其中孙立人的新一军、廖耀湘的新六军则是国军五大主力中的两支精锐，士兵训练有素，拥有强大火力。孙立人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军校，具有杰出军事才能，他的军队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部队；廖氏亦是出色军事人才。此时，国军在东北共二十八万。

这次大战，从一九四六年四月十八日打到五月十八日。国军在本溪和四平两地发动强大攻势，空军猛烈轰炸，首先力克本溪，十万林彪守军大败溃逃。国军挥师北上，援战四平，然后兵分三路，以空中优势发起立体攻势，四平十万林彪守军又溃败。五月十九日占领四平。

林彪驻守本溪、四平两地二十万军队重创溃逃。前来四平督战的白崇禧将军已被任命国防部长，他当机立断，命令杜聿明乘胜追击，一举拿下长春，然后兵分三路，向北挺进，穷追再创逃往哈尔滨方向的林彪败军，一路收复许多要地。孙立人将军指挥的新一军锋芒所向，如秋风扫落叶，至五月三十日，已越松花江，直逼离哈尔滨不到一百里的双城，实已兵临城下。

白先勇先生以双方史料揭示，林彪部队四平大败，伤亡极大，一路长途北逃哈尔滨，在国军飞机轰炸和机械化部队之汽车坦克追击下，已成惊弓之鸟，乱成一团，其状狼狈万分；官兵极为颓丧，奔逃中被俘、投降极多，有的部队丧失三分之二，已失去战斗力。四平大败，使林彪心理大受挫败，情绪反常，亦受部下奚落。他承认四平战役伤亡重大，承认美式装备厉害：“我们对全部美械装备的敌人还是估计不足……这是最大的教训。”政府军估计此役林彪军队伤亡四万人。

五年后林彪拒绝担任朝鲜战争指挥员，我想，四平大战和美式装备之威力给他的这一惨痛记忆和心理震撼应当是最重要原因之一。

四平惨败，也是毛泽东的失败。中共中央大惊，毛电告林彪“应主动地放弃四平”时，林已带败军前一天逃了。这时，毛才意识到四平兵败后果严重，严饬其余各部不可行动，勿惹国军，避免给对方在中原开战以口实。孙立人大军兵临哈尔滨城下，林彪守军不能再战，黄克诚、林彪分别于五月三十一日、六月一日电告毛泽东：无法阻止敌军占领齐哈，若退出齐哈而得停战，亦属万幸；准备游击、放弃齐哈。两天后，毛同意。这意味，十个月来，共产党在东北的军事行动彻底失败。毛泽东牺牲数万将士生命以死守四平，与火力强大、锋芒颇锐的国军展开阵地战这一决策，是大错误，导致满盘皆输。

对于共产党兵败四平的原因，白先勇先生说得很中肯：一、战略错误，共产党军队一向以游击战、运动战著称，灵活机动，但四平之战，打的却是集中主力的阵地战，并非其所长，这种正规战共产党必吃大亏；二、国军美式机械化装备，飞机、坦克、重炮，战斗力强大，且士气旺盛；又采取陆空联合作战方案，完全掌握制空权，是林彪军队从未见过的强大火力；三、共产党军队在东北还来不及建立根据地，没有群众基础，东北人民当时仍心向国民政府，对共产党有敌意，林彪军队在供给方面得不到百姓支持。

蒋介石下停战令，作现代宋襄公

此时正是国民党一举取得东北军事胜利的绝好契机。白崇禧在五月三十日随蒋介石飞抵长春，及时向蒋提出的全盘计划：乘林彪部队溃不成军、丧失战斗力之际，穷追猛打，一举拿下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满洲里等重要城市；然后组织民众编成三百万民团，保卫地方，肃清共产党残余势力；再调五个机械化师回华北消灭聂荣臻部。

当时孙立人之精锐新一军已在哈尔滨城下，这一计划若执行，可望全部或大部歼灭林彪余部，则整个东北可以安枕。那时，无论和谈，还是挥师进关，继续以立体攻势军事解决，局面将完全不同。毛泽东则不敢再轻举妄动，或全线收缩至西北地区，保持实力，或回到谈判桌上就范。

四平大胜、长春攻克，苏俄冷脸变春风，向国民政府频示友好，对中共这个被斯大林戏称为“人造黄油共产党”则视若敝屣。五月六日，斯大林邀请蒋介石访苏；长春攻克，又向国民政府表示不会支援中共。整个局面对国民政府十分有利。

可是，现在轮到蒋介石一着棋错、满盘皆输了。

在这千载一时、稍纵即逝的关键时刻，蒋介石没有采纳白崇禧计划，亦不听取杜聿明等前线将领建议，独自于六月六日（实际于六月二日已发出命令）正式向东北部队发出停战令，要求“停止攻击前进及追击，其期限为十五日。此举在使中共再得一机会，使其能确实履行其以前所签订之协定。”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宋襄公再世，亦是哀兵能胜、骄兵必败的重演。蒋氏是否真懂军事，此举已露端倪。他与共产党打了二十余年交道，竟不懂得对方是何等随机应变、死命顽强、绝处逢生之辈，亦不记取四次围剿之失败，使共产党万里奔逃延安扎根图强，更不记取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共产党幕后之阴谋操作能力使他险死于骊山华清池边。现在，大败东北林彪部三十万大军，实是重演十二年前第五次围剿、迫敌万里奔逃故事。可惜，当此历史关键时刻，蒋氏不记取历史教训，居然勒马回兵，给对方以绝处逢生的喘息机会。蒋氏最后失败，实非偶然。蒋毛之斗，毫无新意，不过为中国历史多增添一页现代版项羽刘邦逐鹿中原故事而已。

此时，中共中央极为惊恐。林彪部队慌忙准备运走物资，放弃哈齐诸城，去山野重玩打游击的老把戏。孙立人新一军气势如虹，得到停战令，大为吃惊，力争不果，只得勒马城下，口中猎物，就此放弃。此后，国军再未跨过松花江。

六月二十一日，蒋氏应周恩来请求，竟再次宣布停战令延长八日，至六月三十日。共产党在战场上占便宜时，绝不谈判；一败涂地时，则乞灵于谈判桌。

从此，国军一举获胜的良机和优势一去不返。林彪正是利用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等城市得到喘息，迅速重整军队，至一九四六年底，增至三十六万，一九四七年夏季反攻之际，增至五十万，一九四八年冬季辽沈决战之际，已成一百万大军。辽沈决战，林彪的百万大军把国民政府驻在东北的四十七万精锐军队全部消灭。于是，两千辆汽车、七十六辆坦克、一百五十多辆装甲车以及大量重炮武器这些美式装备，全部武装起林彪军队。林彪“四野”入关南下，平津不战而降。淮海战役中，国军又被消灭六十万。林彪大军节节挺进，直抵海南岛。蒋介石只有逃往台湾一途。历史从此成了另一种样子。

败在蒋之心性气质

为什么蒋介石在这个稳操胜券的关键时刻发出停战令，伤害自家士气，放对手一马？

白先勇先生讨论了蒋氏本人、国民党官方以及西方学界几种看法。一种说法是，蒋氏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宣布停战令，是美国特使马歇尔施加的压力。我以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它一直牵扯和压迫着蒋氏思维。马歇尔不懂中国国情和政治，只希望国共双方停战，以完成自己使命。他对蒋介石施加很大压力。但白氏认为 “蒋氏指挥国军进退，自有主见，不一定那么容易受马歇尔左右。”

白先生认为蒋发出停战令应该还有更深刻的原因与动机。首先，蒋认为共军经此重创，决无再起可能，对当时东北局势作了错误判断，产生自信、轻敌心理，贸然下令停战，放虎归山，使哈尔滨这个工业和经济中心成为林彪部队整顿、反攻的最大基地，这是极大错误。后来参战将领一致认为蒋氏这个停战令是导致失败的关键性错误。白先勇指出：“毛泽东命令林彪死守四平，犯了严重的军事错误，差点输掉整个东北，但蒋中正下令国军停止追击，犯下更严重的错误，把东北失去了。很可能，国共内战的胜负，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初，已经决定。”此言击中要害。

此外一个原因和动机，白先生委婉指出，那就是不让白崇禧继续督战东北。白崇禧督战四平时，不顾蒋氏命令，果断下令追击逃敌、直取长春，迅速扩大战果，而且提出全盘计划，即直取哈齐诸市，彻底消灭东北的共产党部队，并且向蒋氏提出要求，留在东北，完成此计划。蒋氏则要求白氏回南京就国防部长职位，且以马歇尔方面压力为理由。白氏表示，他留在东北彻底解决残敌，恰好可以为蒋提供向马氏辩解的理由：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然而，蒋意已决，令白氏回南京主国防部事，将东北战事全交“天子门生”杜聿明负责。白先勇未便明言者，即蒋氏对白崇禧权力、战功的忌惮。或许，东北大局定于自己门生杜聿明之手而非白崇禧，乃是蒋氏所希望的？
如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就认为，蒋发出停战令，原因在于嫉贤妒能、对白有芥蒂：“我知道蒋先生不是不想歼灭共军，而是讨厌这主意出自白崇禧，纵可打一全胜的仗，他也宁可不要。”这话虽有几分理由，却也不尽然。蒋对白之个人威望或权力的疑虑，是没有问题的，但决不至于因此宁愿打败仗。蒋氏因为渴望胜仗，才在四平大战关键之际派白氏飞抵东北督战，如果忌惮他，根本不会派他去；公平地说，是蒋氏认为大局已定，稳操胜券，才把白调回南京（对照他调白氏来督战一事）。

我以为，蒋氏下停战令，应当有这样五个基本原因和动机：一、东北战事必胜的情势和信念，因此不怕暂停战事半月二十天，与过于自信和轻敌的心智错误相连，这是最重要原因；二、发出停战令，向屡屡大发脾气的美国特使马歇尔显示自己大度和诚意，给他面子，舒缓压力，柔化与美国关系，这不是主要原因却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此念构成蒋氏心灵极大困扰，因此不能不出现停战令这种纯属作态式考虑；三、林彪部大败，似乎举手可擒，白在东北已无必要，留下除了以举手之劳得首功，已无实际意义；四、门生杜聿明从最初就在东北指挥，功不可没，其所率诸军应可势如破竹，轻松拿下北部剩余几个大城市，让他建功立业；五、宣布停战令，可把收复东北的战事，明显分为为两个阶段，即四平之战、收复长春为前一阶段，而攻克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最后消灭东北全境林彪势力，变为后一阶段。他不令孙立人新一军挺进一百里一举拿下哈尔滨和齐齐哈尔诸城，与此有关，他希望将其余大城市的攻占，让杜聿明去轻松完成。

隐藏在蒋氏这个大错误阴影里的，还有其他原因，如用人不当，对迁延战事产生消极影响。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与杜聿明意见相左，杜不免受制于熊。但是，对于这一因素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后来东北战事，白氏此文未做论述。陈诚下令解散东北三十万伪军，后来这支大军被林彪收去，势力大张，成为林彪后来反扑、获胜的主要因素之一，是一个大错误，等于为渊驱鱼。蒋氏任用的东北大员及其行政系统之庸碌无能，不能动员和组织东北人民辅助军队，确实也是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些方面，与共产党的活动能力和宣传能力对照，一目了然。不过，这些原因和错误，实际影响来得较为缓慢，都不能和蒋氏贻误战机、擅自宣布停战令这一军事上的根本大错误相比。这种军事上的大错误，实为世界军事史上一大笑谈，白白让手下一群虎将英才遗恨终生。

白崇禧一九五六年在台湾上蒋氏密函，痛陈当年在东北没有乘胜追击林彪败军而任其坐大反噬这一“养虎遗患”教训；蒋氏亦痛悔自己下停战令铸成的大错。

白先勇先生认为，东北战争的胜负，对整体内战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东北是国共主力较量的第一战场，却由胜转败，导致四十七万最精锐军队受困在此，动弹不得，消耗巨额军需费用，政府财政支出近百分之七十用于军事，而军事预算大半用于东北战事，最后寸功皆无、全军覆没。驻守华北军队力量单薄，无法抵挡林彪百万大军，平津陷落势所必然。东北精锐全军覆没，对其他非精锐部队产生的心理震动，对全国军心的挫折，是无法言传的。林彪败军一瞬间变成不可抵挡的神威之军，这种心理效果比枪弹可怕得多。

白先勇先生还指出，在四平战后有四个月双方没有大的战争，如果东北国民政府大员（指熊式辉等人）能够励精图治，以政治辅军事，组织民众，建立地方势力，最后两军决战时，国军不致那么孤立而被一一击破。这也是切中肯綮之言。他批评政府用人不当，所选之人既无政治才能又无组织才能，既乏人望声威又缺外交才能，东北党、政、军三方面彼此不合。其他有识之士则指出，军方除了孙立人将军外，多是骄兵悍将，甚至贪赃枉法。此后，陈诚取代熊氏，在一九四七年秋冬连吃败仗，不得不卸职。一九四八年二月卫立煌受命，已无法改变败局。在军事上，卫与蒋严重分歧，抗命不从。

国民政府一系列军事和政治上的错误，使他们在东北很快由军事优势转为劣势，由主动进攻变为被动挨打。一系列内政无能和军事失败终于铸成最终败局：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四日，锦州陷落，七万人被俘；廖耀湘兵团十万人覆没；第六十军叛变，长春陷落；郑洞国部六万人被俘；十一月二日，沈阳陷落。蒋介石在东北的军队全部覆没。在我看来，这些问题是蒋氏政府本身的顽症，下停战令而非追击令，实为蒋氏后半生所有错误中最大错误，作为领袖，他有很多个人优点（试与毛泽东对比），但他不是大政治家、大军事家，亦可知也。

反观四平败将林彪之举措，却能在策略和技术手段上立刻进行检讨和调整，一方面在谈判桌上通过周恩来采取妥协的低姿态，另方面在农村积极发动民众，打土豪分田地，发挥共产党独特的宣传、劝诱和组织民众的才能，既有兵源又有物源，在短短半年左右，奇迹般又是一支大军，而且越过松花江，反攻国军。这里不必探讨其政治正义性质方面问题，仅就其策略的灵活和技术手段的有效而言，是蒋氏政府那些无能官僚和悍将无法比拟的。东北胜负，只在蒋氏举手之间，甚为宿命。蒋氏与共产党斗争二十余年，至此，由他本人心性气质之局限而注定最终的失败命运。性格即命运，此之谓欤？

看了此帖，才知道白先勇是白崇禧的儿子。

对于白先勇所写的东西不敢完全苟同。

我认为是公说公有理吧

世界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哪支军队毫无败绩，中国人民解放军也是这样~败了就败了，孙子云“胜败乃兵家常事”~

　　

　　

　 文中提到的戴传贤（即戴季陶），是国民党政府的考试院长，从未当过立法院长；当时的立法院长是孙科（字哲生，孙中山先生之子）。“讨论接收东北办法”这类政务性活动，似乎是行政院的事。文章作者肯定不是大陆方面的，但对当时的政治、军事环境又不甚了了！

　 军事、政治，战略、战术，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世世代代中华儿女在这里繁衍生息。秦汉时期，香港已处于中央政府有效管辖之下。随着历代行政建制几经变迁，香港先后隶属南海郡番禺县、东莞郡宝安县、广州府东莞县和新安县。唐朝时已是中外海上交通的要冲和国际贸易的重要商埠，中央政府曾派兵在香港驻守。明清时期在香港修筑炮台，抵御外患，成为海防要地。
　　
　　一
　　
　　清朝嘉庆年间，中国国力开始衰落，而世界资本主义力量迅速发展，开始向外侵略扩张，开辟新的市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从1800年前后开始从中国大宗输入茶叶、丝绸、布匹等货物。英国商人处心积虑，勾结政府从事走私鸦片的生意。鸦片的大量输入，造成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1839年3月，林则徐奉清朝道光皇帝之命赴广州禁烟，在虎门一举销毁了收缴的英国商人的全部鸦片，这就是历史上闻名中外的虎门销烟。英国政府不甘心失败，于1840年6月派出了由48艘舰只、4000多人组成的所谓“东方远征军”，侵犯中国南疆，鸦片战争爆发。由于清政府软弱无能，侵略军先后攻陷厦门、宁波、上海等地，兵临南京城下。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在南京长江边的静海寺内被迫和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将广东省珠江口外，濒入南海的香港岛永久割让给英国。1856年10月，英国又寻衅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侵占了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的地区。1898年6月9日，英国又乘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之机，逼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俗称新界租约），强行租借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大片领土，以及附近的235个大小岛屿，租期99年。通过上述三个条约，英国共占有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总面积达1092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对于《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清朝政府被推翻后，中国历届政府从来没有承认过，但也没有力量把它们废除。如辛亥革命后，北京政府在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和1921年12月的华盛顿会议上，两次提出收回包括新界在内的租借地问题，遭到英国顽固拒绝。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鉴于联合抗日形势的需要，被迫与中国谈判“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问题”的条约。国民党政府在草拟的中英新约条款中，乘机提出归还九龙租借地的要求。但是英国坚持其殖民地的立场，拒绝同中国谈判新界和香港问题。
　　
　　二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中英两国就香港日军受降和接收权问题的争执，以英方获胜告终。英军登陆后建立了军政府，恢复了对香港的管制。
　　
　　此时，进驻广东的国民党政府军第二方面军正是原来奉命进入香港的部队，该军上下对于丧失香港日军受降权深感不满。第十三军于9月中旬开始接收广九铁路沿线，解除当地日军武装。许多官兵在深圳一带面对分界线另一方的英军岗哨，怒火中烧。某日，有数名日军俘虏和汉奸分子逃入英界，中方一个连前去追捕，被英方军警拦阻，双方冲突中一名英军被打伤。中方排长带领土兵高呼“收回港九”，并鸣枪示威后撤回。这类摩擦事件曾多次发生。
　　
　　问题不仅出自国民党部队下级官兵，当时的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也经常流露出对香港英国当局的对抗情绪。这位在北伐时期率领“铁军”征战，高呼“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将领，对于未能挥军进入香港一直耿耿于怀。不久，第二方面军建制改为“行营”，张发奎就任广州，行使军权。此后，粤港军方在多方面仍时有摩擦和纠纷。
　　
　　事有凑巧。张发奎突然接到蒋介石由战时“陪都”重庆发来的密令，从10月开始，陆续将其部队主力经香港北运。背景是当时中共原抗日部队已有十万之众进入东北，并创建根据地；而国民党的精锐之师还远在西南、华南，鞭长莫及。虽然国共双方正进行和平谈判，但内战即将开始。国民党政府要求英国允许其部队由广东经香港船运北上，美国提供运输支持，前去抢占东北地盘。于是，广东军方与港英之间的一幕对手戏出台了。
　　
　　三 　　
　　
　　1945年10月初的一天，驻守新界边境的港英哨兵被突如其来的情境吓得目瞪口呆：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部队跨越边界线，浩浩荡荡进入新界，向九龙进发。事缘于广州行营接到重庆军委命令：“即以第十三军开入九龙候船北运。”张发奎认为，外交事务中央负责，我们只执行命令，于是在未征得港方同意的情况下，就将第十三军一个师强行开入九龙，进驻九龙塘。这支部队在九龙塘驻地占用民房和公共场所，封锁交通、设立警戒线，使用“国币”购物，一时造成了紧张气氛。

　 急坏了的港英政府再三要求与广东军方进行协商。10月下旬，广州行营参谋处长李汉冲到香港，代表张发奎与英方谈判。
　　
　　英方代表菲士廷陆军少将要求双方共同规定过境部队每次人数、停留天数、行动范围、纪律维持等细则，经反复争议后达成原则协议：
　　
　　一、中方国民党部队每一次（批）过境人数不超过5000人，但如美国运输船增多则不受此限，增加人数通报英方。
　　
　　二、过境部队每次（批）在港停留不超过72小时，但如受天气及船期影响则例外。
　　
　　三、过境官兵候船期间，可在九龙地区自由活动，但不能去港岛，而经部队批准有特殊需要者不受此限。
　　
　　四、双方共组纪律执行队，广州行营和驻港英军各派一个宪兵连参与，过境部队的师级单位再派一个营协助。
　　
　　五、过境部队在规定活动范围之外行动时，军官可携自卫枪械，士兵一律不得佩带武器。
　　
　　六、过境部队军官在港九任何地区行动，不受港英军警的盘查，仅由纪律执行队约束；过境部队官兵在港九境内发生涉及法律的事件，均由中国军方处理，英方无法律管辖权。
　　
　　这些协议由双方制订命令，付诸实行。
　　
　　从以上协议内容来看，双方都做了让步。广州行营方面，张发奎为首的高级将领预先内定了几条原则：一、应考虑国家主权问题，而不局限于部队过境一事，争取在港九地区，至少在九龙有长期驻军权；二、维护中国军队的尊严和地位，必须坚持独立的军事法权，不受港英法律的任何约束；三、关于部队纪律的维持，应以中方为主，不能任由英军插手。这些原则反映出国民党广州军方领导人对港英的强硬立场，而这个立场又得到广东省参议会以“民意代表”名义的支持。当时，争取长期驻军权的要求是不现实的，英方也是绝对不会答应的，重庆国民政府从外交角度亦不会支持这个主张，蒋介石就曾批评过张发奎的一些有关“收回香港”的言论，并责令他“约束部属”。至于独立军事法权和“以我为主”维持部队纪律的原则，显然是英方被迫让步的结果。
　　
　　港英方面虽然由陆军代表出面谈判，似乎完全是两军之间事务性的操作问题，其实幕后的决策者是伦敦的外相。英国人将这件事的处理原则服从于他们的亚洲以至全球利益。首先，不允许有任何影响英国在香港的管治权的协议；其次，不涉及管治权的临时性事项，可以灵活处置。英国人明白，国民党部队过境是暂时的事件，尽快将他们送走便是。即使双方发生摩擦，也应息事宁人。一位国民政府驻港外交官对李汉冲透露，英国人目前处事非常小心。据说，太平洋美军统帅麦克阿瑟曾提出，九龙可以由中美两国驻军。伦敦方面十分烦恼，他们担心，一旦与国民党官兵的冲突引发，美国借口调停，派兵进驻香港，那就后患无穷了。为此，驻港英军司令菲士廷曾赴广州拜会张发奎，以示修好，并暗示某些国民党过境部队有不良行为，也属于“区区小事”，不必惊动将军。由此看来，英方在协议中做些让步，完全是符合其整体利益的策略。但允许广州行营宪兵连驻港维持军队纪律一项，后来发现“上了当”，这会成为变相驻军，于是要求广州方面将宪兵连撤走。
　　
　　当时粤港之间没有出入境管制，居民可自由来往，军人以个人身份也有此权利。1946年2月，英方要求广州行营限制军装人员赴港，并规定，中校以下军官必须持有特殊证明，才能携带武器进入香港。于是，广州方面一切变相驻军香港的意图都落空。
　　
　　四
　　
　　广九铁路恢复通车之后，一列列满载兵员、大炮、卡车的专列，不分昼夜从广州、东莞等地开往九龙。从1945年10月至1946年6月，总共10多万国民党部队经香港北运，其番号包括十三军、第一军、第八军、第五十四军、第九十三军以及驻日占领军第六十七师，大部分是去东北的。
　　
　　当军运列车隆隆越过罗湖桥进入新界时，铁路两旁的英军哨兵默默注视着。车厢内有人向英军挥手，也有人做鬼脸。“Hello！”一名曾在缅甸与英军一起打日本人的军官大声叫喊。
　　
　　九龙街头尤其是太子道、弥敦道一带，顿时出现了一道风景线。美国小吉普、中吉普、十轮卡车疾驰而过，车身多为BIA或13A等标记。曾有人目睹一辆中吉普在弥敦道闹市行走，突然停下阻塞了交通，车上下来两名军官进入商店购物，许久才出来将车开走，站在路旁的港英警察不敢干涉。闻说某天有个新一军士兵驾车，撞倒两名行人后扬长而去。也发生过英警与他们互相殴打的事件。

　　某日傍晚，两名广州行营派出的宪兵在油麻地上海街巡逻，碰巧英国警察驱赶小贩，一老妇被推倒在地，英警抢走了她的货品。这两名中国宪兵见状，上前向英警挥动拳头，并喝令：“不许欺侮中国人！”周围小贩拍手叫好。另一个深夜，旺角一家酒吧里，一个英国军官被一个新一军军官骂道：“你这洋小子神气什么？在缅甸见到日本鬼就逃命，全靠老子拼命才救了你们！”酒后吐真言，这个军官的话语勾出了一段刚刚过去的历史。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攻缅甸，根据中英协议，中国组成远征军入缅援英抗日。新一军的前身就是当年远征军中的新三十八师，许多官兵都有与英军合作的经历，也积聚了满胸怨气。
　　
　　这些国民党部队中，心怀强烈民族情感的青年不是少数。但他们却要由美国军舰运送去投入内战的战场，历史的悲剧竟是如此。
　　
　　在香港候船北上的这些士兵，临行前是知道要去打内战的，不同的人似乎有不同的感受。一个九十三军的云南籍士兵对前来采访的记者流露心声：“我们刚从越南受降回到南宁，就奉命经梧州、广州来到香港。打了八年日本鬼子，胜利了，大家都想回老家过太平日子，想不到……唉！”而另一个相貌堂堂的新一军军官则表达了一种“骄兵”的心态：“我们去东北打*，很快就可以结束战事。论战斗经验和武器装备，共军都不是对手。我这次去，可能连枪炮声还没有听见，仗就打完了。”究竟他们离开香港以后的命运如何呢？
　　
　　当年美国协助运送去东北的国民党部队约23万人，其中半数经香港海路北上。由于苏联军队控制了大连港和营口港，他们无法进入，就改在美军陆战队进占的秦皇岛登陆。这些全副美国装备的“精锐之师”登陆之初，以其绝对的军力优势，向中共东北民主联军（东北人民解放军前身）控制地区，发动全面攻势。许多重要城市和交通线迅速落入国军手中，中共则采取“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经过激烈较量，至1948年底，这些北上的国民党部队，被解放军基本上消灭掉了。
　　
　　最早进入九龙的第十三军，也是最早在秦皇岛登陆的先遣部队。该部于1945年11月登陆后，随即攻占山海关、锦州等地，进而控制热河（现承德及周围区域）。后来，随着战区变化从东北向华北转移，在河北密云地区被歼一个师，再调入北平（现北京）。最终，于1949年1月31日，随国民党华北军事统帅傅作义麾下20万官兵在北平放下武器，接受中共和平条件，改编为解放军。军长石觉逃走。
　　
　　新一军于1946年3月在秦皇岛登陆后，沿铁路线推进，经锦州到沈阳、长春，曾参加著名的四平街争夺战。这个军是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蒋介石曾发出手令：“新一军为国军命脉，必须慎重使用。”而东北民主联军则有句谚语：“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一军。”因抗战时期它在缅甸作战表现出色，美军顾问团也对其在东北的战果寄予希望。可是，一年之内，这块“白菜心”就被吃掉三分之一。最后于1948年10月底，在辽西锦州战役中被全部消灭。原新一军的新三十八师被编入新七军后，参加守卫长春，当解放军兵临城下之时，在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率领下投降。
　　
　　新一军的三名军长有着不同的命运，副军长文小山在锦州战场被俘；首任军长孙立人于1947年离任，1950年在台湾出任陆军总司令，1954年被密告“图谋兵变”，遭蒋介石幽禁；继任军长潘裕昆在东北战败后出走香港，于1949年8月参加“香港起义”，与44名国民党军政要员联名脱离蒋介石政权，支持*。
　　
　　第九十三军这支云南部队与中央军素有矛盾，蒋介石对其已不信任，于辽沈战役向解放军投降。该军的营团级军官被释放回家乡，其中许多人又被编入重建的九十三军。他们于1949年12月在云南省主席卢汉率领下宣布起义，促成云南和平解放。
　　
　　第六十四军于1946年冬登陆青岛，后因东北危急调驻葫芦岛。1948年锦州战役时，撤到华东。经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最后退到台湾。
　　
　　它们后来没有一支再是“胜利之师”，但其中不少士兵被俘或起义之后，加入了解放军，掉转枪口，从东北南下，以胜利者的姿态又回到广东。如果再追踪下去，还有些人又随所在部队再上东北，参加抗美援朝作战。

资料很好，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谢谢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