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自然 存养人性──国学泰斗杜道生

　　前几天去拜访我们川师大的“国宝”、被誉为“国学泰斗”的著名文字学、语言学、音韵学和古文学家，九十五岁高龄的杜道生老教授，言谈中，老人给了我他的很多文稿，请我把它传播给更多的人。今天先把老人在2001年做的一首长诗发上来。

保护自然 存养人性──国学泰斗杜道生

保护自然存养人性

阅读美国纽约（9.11）时间报道之后而感赋

四川师范大学汉语研究所杜道生初稿2001年10月

人为万物灵，灵在能创造。
牺皇立卦象，天地人三爻。
人与天地参，化工尽微妙。
顺应大自然，及时得所好。
创制资吾用，生活益提高。
物材何处取，地上出原料。
取之自植物，竹木棕藤草。
取之自动物，皮筋骨角毛。
山岩加开伐，金玉铜铁窖。
翦辟自他山，磐基固屋劳。
鱼盐蜇备蛤，江海可打捞。
年年自繁衍，岁岁有新苗。
各随其所宜，采集供需要。
人工施技艺，编织纯缘绕。
凉爆蒸煮炼，切磋琢磨雕。
加工随物性，敦朴易平调。
利用以厚生，正德居首要。
美观由本真，不多加揉矫。
利器以善事，并不重机巧。
器用几十年，敝帚犹自保。
纵使成废物，亦不轻抛掉。
家有黄土炉，投入供燃烧。
草木骨皮灰，可以做肥浇。
土壤不枯瘠，庄稼长的好。
欢呼大有年，人人得温饱。
机事一不出，机心自然消。
孝弟立家风，忠恕建社交。
民俗褒淳厚，江山存古貌。
鹰击出长空，鱼游乐在藻。
春风颺绿柳，细雨润红桃。
碧空鸿雁北，屋栋紫燕巢。
鲲鹏任其徙，（虫周）鸠听其笑。
各乐其性天，斯谓得其道。
中华有孔孟，万世之师表。
相传大人学，纲三目八条。
无为无不为，清虚以为教。
教旨法自然，学宗庄列老。
泱泱大中华，两个传家宝。
唤起雄霸权，虚心学人道。
（史实本如此，请君作比较。
热爱古神州，何妨一参考）

 

杜老近影

2006年4月空林戒子摄于杜老书室，先生时年九十晋五

下文是2005年成都晚报记者参访先生的报道。

 他今年94岁，依然挚爱着一生的事业。他把以文字为基础的传统文化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怀着薪火相传的信念，为古老的中国延续精神的火种。

　　采访手记

　　94岁的杜道生先生一个人独自住在四川师范大学一间不足30平方米的房间里。推开房门，屋内坐着三人。杜先生双手抱着一个电热暖手器，坐在一张破旧的藤椅上。他说，电热器是学生为他祝寿时送给他的。杜先生的对面坐着两个青年，其中一位曾经是四川师范大学的学生，因为当年自愿“承包”为杜先生打开水，有了一段交往，此次是和同样心怀仰慕的朋友一起来看望杜先生。

　　我打量着这个小屋，窄小的房间里堆满了书，还杂乱地堆放着各种生活用具。进门处的小桌子上放着几个搪瓷盅和碗筷，右侧的一张旧床上各种书刊堆积如山，床下也塞得满满的，床脚叠放着两个塑料盆，盆里放着肥皂之类的杂物。盆子旁边有几个瓶子，其中一个陶瓶上标明了是酒。房间太小，我在里面很难转身，也不易找到坐下的位子。杜先生起身要为我找一个凳子，我才发现进门处的左侧有一个小门，我弓着腰刚好可以进入，里面是一间更加逼仄的屋子，堪堪放下一张小床。床上挂的蚊帐已经又黄又破，时至深冬，床上铺的仍是一张草席。这就是杜先生休息的地方。据说，杜先生惟一的儿子也年逾古稀，而学校要请人照顾他，被他拒绝了，他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

　　时间已经接近中午，我们决定一起用餐后再接着采访。杜先生拄着拐杖和我们一起下楼并没有什么困难，看来身体很健康。吃饭的时候，我们从他房间里带下来的那陶瓶酒，杜先生用小盅喝了三杯后便不再饮。他说这是他多年的习惯。他的饭量和食欲都不错，吃完后他还用小搪瓷盅将剩菜打了包，说今晚可以不用到食堂买菜了。

　　回到楼上房间，杜先生的谈兴渐浓。我们谈到了他的求学经历，谈到了中国文字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也谈到了他的老师胡适、钱穆以及闻一多等。但贯穿始终的，是杜先生对中国文字的挚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忠诚。谈话中，他把钱穆的《近三百年学术史》从身后的书架上找出来，要我念扉页上他的题注。原来在战乱中，杜先生的藏书散失殆尽，当他后来在旧书摊上觅得此书，心情激动，恍若重回北大校园。将杜先生对学术传统的拳拳之心与眼前狭窄的小屋以及杂乱的陈设相较，中国文人安贫乐道的精神分外彰显。

　　乐山杜家：一家出了三个秀才一个进士

　　本报记者(以下简称“记”)：很想知道杜老的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因为从中我们可以知道您为什么会走上古文字研究这一条路。

　　杜道生先生(以下简称“杜”)：这说来就话长了。我父亲在旧社会没有取得功名，就在乐山经营了一个米铺。人们都说我父亲福气好，有六儿两女。虽然父亲没有取得功名，没有考取秀才，但他还是读过私塾，算是有些文化，当地人很尊敬他，推选他做团正，而他也很称职，办事很公正。他很看重教育，所以我的大哥、二哥都得到很好的学习机会。大哥是四川法政学院经济本科第一期毕业生，二哥是四川高等学堂二类七班毕业。大哥学的是经济、政治和法律。二哥学的是数理化。毕业后，大哥做过自流井(现在的自贡)和宜宾等地区的法官、检察官。二哥在乐山的中学里教书，1913年成为嘉定府官立学堂的教师，主要教英语、代数和几何。我的大哥、二哥和郭沫若初小、高小都是同学。不仅如此，我家与郭沫若一家还是亲戚。郭沫若的母亲就姓杜，郭沫若的外公杜琢璋是我家本房亲戚，咸丰四年中的进士。他曾经做到贵州黄平州的知州。太平天国举事期间，黄平被围，他出城迎敌，结果战死，后来被朝廷追封为五品云骑尉。他的一儿一女被送回乐山。其中他的女儿长大后嫁入了郭家，她就是郭沫若的母亲。

　　这就是我家庭的大概情况。由于我父亲的子女多，除了大哥、二哥，后面所生的孩子就无力供养他们读书了，所以我的三哥、四哥、五哥都选择了经商这条路。三哥在钱庄做职员，四哥经营米铺，五哥过继给了亲戚，后来经营一间酱园。我是1912年──辛亥革命之后出生的。我出生的时候，我的父亲母亲都已经四十多岁了。由于老来得子，父母对我特别疼爱。

　　杜姓一家在乐山很受人羡慕。你想，一家中出了三个秀才和一个进士。我13岁的时候，我的舅爷开有一个私塾，我就去那里读书。我的一个伯父是乐山很有名的中医，我的父亲本意是想我读点私塾，好去跟我伯父学中医。他没想到我14岁的时候自己跑去考了乐山县立高小，不仅考上了，而且考的是第二名。我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嘴巴一撇，说：“对嘛，你去读嘛。”(笑)那时候读高小，一年的学杂费和伙食费、住宿费要十二三个银圆，对我的父亲来说也是不小的一笔开支。在学校读了一年，我的二哥当上了乐山县的教育局长，开办了县初中，我就以同等学历去考，结果考了第一名。我父亲听到这个消息，还是没办法，嘴一撇，说：“又读嘛。”(笑)就这样，我在乐山县初中毕业。在我毕业的时候，乐山还没有高中，于是我就到成都读了高中。

　 成都-北京：考上了4所大学，读了3所

　　记：于是就这样您就离开了乐山，来到了成都。

　　杜：是的。我就读于四川大学附中。附中刚开办第一届高中，我就考上了。杨尚昆、郭沫若都读过这个学校。

　　记：您那时候多大了？

　　杜：我读书晚。到成都读高中的时候我已经18岁了。高中毕业我22岁。那一年我考上了四川大学中文系。刚读了一年，四川时局发生变化，闹得人心惶惶。这时候我的一个表姑丈要我去北京读书，他愿意照顾我的生活。他是一个举人，辛亥革命后在河南做生意，后来到了北京定居。就这样我北上来到北京。哪里知道我到北京时，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招生日期都过了。当时北京有5所比较重要的大学，除了北大、清华以及北师大外，还有两所私立大学。一所是辅仁大学，它是一所天主教教会办的学校，另一所是燕京大学，它是基督教新教办的教会学校。我就去考辅仁大学，新生考试过了，我又参加了插班考试，结果也通过了，于是我一去就读二年级。在辅仁大学有两位先生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一个是沈兼士先生，一位是余嘉锡先生。沈兼士先生是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余嘉锡先生是中文系主任。他们见我不仅能写诗，而且能填词，《大学》、《论语》、《中庸》、《孟子》、《诗经》、《左传》等经典我差不多都能背诵，(至今好多篇章我还能背诵)所以对我很看重。在辅仁大学读到三年级，我向学校提出转学。学校老师提醒我，你办了转学手续以后就没有机会回到辅仁大学了。我不在乎，我想考清华，考北大。当时我高中的同学，文理科加起来有13个人在北京。我们一起去考清华、北大。照样的，我们还是先得通过新生入学考试。通过这个考试以后才能参加插班考试。我们13个人去看清华发榜，一看，大家说：“老杜，幸好你考取了，不然我们是全军覆没啊。”(笑)两轮考试我都顺利通过，可以就读清华大学的三年级。同时我又报考了北京大学。北大的两轮考试我也顺利通过。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之间，我面临着选择。当时胡适先生是北京大学的文学院院长，蒋梦麟先生是教务长，我冲着他们的名字选择了北京大学。

　　记：您是考上了4所大学，就读了3所，杜老的求学经历很有意思。

　　杜：在北大是1935年到1937年。最后我的学历就成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文字专业毕业。

　　记：在您的求学经历中，您觉得最大的收获是哪位先生给您的？

　　杜：应该是沈兼士先生。是他告诉我，中国的文字学研究要以《说文解字》为基础。

　　记：除了沈兼士先生，您在大学就读时，哪些先生给您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

　　杜：沈兼士先生教我文字学；余嘉锡先生教我目录学和经学。他们的学识都非常好，我受益匪浅。还有钱穆先生。他一生清高，不为名利所动，孤身前往香港创办新亚学院，培养了像余英时这样的著名学者。钱先生的人品我是非常钦佩的，他治学也非常谨严。在北大的时候我听宾四先生(钱穆字宾四)讲《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通史》，他的课讲得也非常好。抗战开始，我们这些学生匆匆逃离母校，书籍大多散失，钱先生的《近三百年学术史》也在其中，真是惋惜。1958年，我在一家旧书店发现了这本书，就买了下来。你看，我还在上面题了些字，算是对钱先生的怀念。前不久我还在读他写的《新亚遗铎》，感慨很多。

　　记：杜老的老师中还有不少名家，比如闻一多先生。

　　杜：闻先生教我们《楚辞》。他是湖北人，《楚辞》四川人读来不押韵的地方，闻先生用湖北话来念就押韵了。比如“书”我们念“shu”，湖北话读做“xu”。他给我们讲《离骚》，讲得非常精彩。

　　记：杜老您说当时选择北大是因为胡适和蒋梦麟。胡适先生主要讲哪些课？

　　杜：当时胡适先生要批儒，他对儒的考据是很准确的。他说儒最初是给人家办丧事的，这一点没什么疑问。但是他对儒家对后世的影响重视不够，中文系和历史系的很多老师都批评他。不过他给我们讲课的时候还是强调要学好古文。他说，中国的书面语言来自于齐鲁之地的语法词汇，孔子、孟子、曾子等大儒都是山东人，我们不学好这些古文，就不可能搞好文字研究。他说，你看我们现在口中常常出现的“学习”、“孝悌”、“巧言令色”等等都是来自其中。所以他要求我们还是要学习四书五经。现在有些人断章取义，说胡适之搞的是反对儒家、全盘西化，那是胡说。

　　汉字：人类心灵的几何学

　　记：当时在北大中文系，你们一个班有多少学生？

　　杜：我们这个年级一共才19个学生。其中14个人选了文学组，他们学习文学、新闻采访、写作；另一个组是语言文字组，这个组没有几个人有兴趣，主要学习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修辞学还有考据等等。我是这个组的。我们这个组，一共才5个人。

　　记：看来语言文字研究一直以来就是一个比较寂寞的专业。

　　杜：对。学文字学，首先要从《说文解字》开始。像茅公鼎、大禹鼎等都讲过。茅公鼎上大概有497个字，郭沫若说它相当于《尚书》里的《文侯之命》。但无论如何，文字学研究都是以《说文解字》为基础的。

　　记：为什么说《说文解字》是文字学研究的基础呢？

　　杜：《说文解字》大概有9343个字，而它的注解大概有50万字左右，可见《说文解字》是何等博大精深。

　　中国的文字，其中“文”是单体。所谓“文”就是图案和符号通过象形和指示的方法造出来的，充其量不过400多个字。而文字中的复体，我们就称为“字”。人旁边加个“二”，就是仁义的“仁”。《说文解字》是上承甲骨文、钟鼎文，下接隶、楷的桥梁。1982年我曾经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汉字：人类心灵的几何学》的文章，就谈到了这方面的问题。我们身处的这个宇宙啊，是一个物质的宇宙。凡是物质，我们都可以用形体来表达。这个宇宙也是一个运动的宇宙。我们的先人看见太阳东升西落，就画了一个圆圈，中间加一点来表示太阳。我们的文字就这么产生了。

　　记：当时为什么想到要发表这篇文章呢？

　　杜：那是1982年，中国内地开始又一轮的文字改革。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觉得有必要再次强调中国文字的意义。当时在内地不好发表，我就只好发表在香港的报纸上。汉字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大众掌握，但是文字改革不能脱离传统，必须要保存传统文化，不能走拼音化的道路。中国家民族因汉字而有统一之标志，我历史文化因汉字而得万世之流传。这就是我的信念。

　　记：大学毕业后杜先生还是从事文字研究吗？

　　杜：毕业后就留校做研究生了。我和另外一个同学留校做研究生。另外两个同学做助教，他们比我们的津贴多20元。我们研究生每月津贴30元，他们50元。(笑)哪里知道，6月26日中文系刚刚欢送了我们，“七七事变”爆发了。当时我们还没有离开北京，仍然留守大学，但是很快的，上海战事爆发，全面抗战开始了。学校送给我们每个人5块银圆，让我们南下到南京教育部报到，以便给我们委派工作。于是我们这些流亡学生一起南下。当年我已经25岁了。由于事先得到电报通知，我记得沿途都有教育部的干事给我们照应。北大当时三院十三系，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不过几百人。等我们到达南京时，南京已经戒严了，晚上不敢开灯，白天天天都有空袭警报。江阴到南京，飞机只需飞行十几分钟。只要日本人的飞机一过江阴，南京就会响起空袭警报。

　　我们南下时经过山东的时候，我就给乐山家里写了信，到了南京我又发了电报，家里就来电报催我回乐山，说家里的米铺生意虽然不算好，但是维持生计还是可以的，叫我不要贪图那里的工作了，赶快回家。1937年10月底我就回到了四川，赋闲一年。第二年我就开始了我的教师生活。先是在乐山教中学，后来做中学的校长，再后来，到1952年开始在大学教书。

　　记：您的很多同学都选择了与您不同的道路，有的从政，有的留洋，有的参加了革命，像杜老这样安心教学的人很少。

　　杜：我们家有个传统，那就是“书可读，官不可做”。(笑)

　　记：教学与学术研究哪一个您更看重？

　　杜：我觉得是教学。教惯了书的人总是喜欢教书。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要传达给大家，也比个人埋首学术更重要。

四川师范大学杜道生先生其人其事之点滴

　　作者为杜老早年学生李镇西先生
　　
那一天下着小雨。
　　我乘坐77路公共汽车从大石西路到红瓦寺，快下车时，我突然发现在我前面拥挤的乘客中有一位白发苍苍衣着朴素的老人的背影，这背影随着汽车的行进而摇摇欲坠却又相当顽强地屹立着。我不由得对这背影产生怜悯同时更充满敬意：这么大的年纪了还来挤公共汽车！
　　红瓦寺站到了，我拼命向车门挤过去，这时我看到老人在我前面朝车门方向挤去，然后颤巍巍地下了车。刚下车的老人似乎是在寻找进一步前行的方向，就在他转过头的那一刻，我惊喜地发现：原来他是我大学时代我的所有同学都非常敬重的杜道生先生！“杜老师！”我忍不住叫了起来！
　　杜老师听到我的招呼立即认出了我：“是李镇西！”他的脸上顿时露出了慈祥而纯真的笑容！他当时是去四川大学看望他儿子的。我搀着杜老师走了一段路，并且和他聊着。我问他为什么还来挤公共汽车，他说其实他随时可以叫学校派车，但他不愿给学校添麻烦，而且挤车也是一种身体锻炼。我问杜老师：“您现在还是一个人生活吗？”他说他还是一个人独自生活。我说起码应该有一个人在身边照顾照顾呀，他说不需要：“如果有人照顾我，说不定我就变懒了，会有依赖性，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身体反而会差。”当他听说我现在还在读书，专业是教育哲学时，马上对我说：“给你推荐一本书，《中国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你最好去找来读读。”我把杜老师送到他儿子的宿舍大门前，离别时，杜老师笑眯眯地对我说：“欢迎你回川师我的宿舍玩，我还住在老地方。我住了40多年了，哪儿也不愿搬了！”
　　和杜老师的不期而遇，使我感慨万千。不仅仅是感慨于92岁高龄的杜老师那健朗的身体、惊人的记忆力，更感慨于杜老师那高尚的人品、渊博的学识、淡泊的生活态度，还有他对学生真诚的爱……可以这样说，在当今社会，像杜老师这样的“怪人”已经不多了。
　　1978年3月，我考入四川师范大学时，杜老师已经是67岁高龄。他担任古代汉语教学，主讲古汉字。说实话，就专业知识而言，他所讲授的这一门课几乎没有学生喜欢，因为那些难写难读的古汉字不啻是又一门外语，再加上他满口的乐山方言开始让许多同学听不太懂──比如，他会把“一个人”说成“一块人”，但几堂课下来，这别样的方言给他的课平添了别样的情趣，同学们渐渐喜欢听杜老师的课了。
　　当然，喜欢杜老师的课绝不仅仅是他的“一块人”有趣。这一门很遥远而且很专业的课程，并未妨碍杜老师挥洒他渊博的知识和宽广的见闻。比如，他会时不时在“之乎者也”中突然冷不丁冒一两句英语，将古汉语语法与英语做比较；或者讲到什么地方需要图示时便信手在黑板上画一个圆，让我们惊讶他比几何老师还“专业”；有时还结合国际风云说说萨达特遇刺朴正熙饮弹……于是我们公认：杜老师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问家，或者干脆说他本人就是一本百科全书！
　　然而这部“百科全书”也有漏掉的“知识”──中文系一位老师曾给我讲了杜老师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次经历。在红卫兵“考教授”的时候，杜老师因没有答上八个样板戏的名称以及其中一部样板戏主角的名字而受到更加严厉的批判。不过，这些红卫兵小将万万没有料到，说不出样板戏名称的杜老师却正在向《新华字典》“发难”。在审查其间，杜老师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但豁达乐观的杜老师却有办法自寻其乐。他每日都捧着一本《新华字典》，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如此反复研读，不仅达到能倒背如流的程度，而且发现了这本建国以来普及率最高的工具书竟然有许多错误，并向有关机构去函一一指出。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他又开始研读台湾出版的《中华大字典》，又指出了其中的100多处错误，使台湾同行大为叹服！再后来，他成了《汉语大字典》的编委之一。
　　但是，当你在校园里碰上杜老师，你很难把他的形象同“教授”二字联系在一起，相反，看他的穿着你会认为他不过是一个烧锅炉甚至清扫校园的老头：黑色或灰色的中式对襟褂子，不但陈旧而且有些脏；如遇下雨，他便戴着一顶破旧的草帽，草帽的帽檐因陈旧而疲软，低低地耷拉着遮住了他的脸。但是，只要我们招呼他：“杜老师！”那帽檐下的脸就会浮现出慈祥甚至有些天真的笑容。如果我们再请教他一些问题，他便不加思索站在路边与我们滔滔不绝地谈起来──无论什么问他的问题，他总能这样不假思索立刻作答，仿佛他头脑里的那本大书随时都正翻到我们要请教的那一页。而此时，他的眼睛里便闪烁出只有真正的学问家才会有的那种睿智的光芒。
　　我曾和同学一起去他寓所请教。到了他那里，我们才懂得了什么叫“陋室”。他住在一栋50年代的红砖楼的三楼上，一间最多20来平方米的房间昏暗而令人憋闷。除了一张书桌、两把木椅和一张床，便是满屋的书──而且有许多是发黄的线装书──看似凌乱实则有序地摆放在书架上、桌上、床上、地上。靠门边有一个小煤油炉。杜老师生活之俭朴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早晨自己去食堂买一个馒头，拿回来后就着豆腐乳和稀饭慢慢咀嚼；中午和晚上也是自己去食堂打饭，永远只是简单的一样蔬菜，加上早晨剩下的豆腐乳，便是杜老师心目中的美味佳肴了。有时食堂的米饭有些硬，杜老师便冲上开水放在小煤油炉子上煮一煮……
　　多年来，杜老师一直独自一人生活，身边没有老伴也没有儿女。他的家庭生活我们当学生的不便多问，但听说他是结过婚的，夫妻还十分恩爱，到了1975年共产党大赦国民党战犯，杜老师妻子的前夫也在大赦之列，杜老师为了让妻子同前夫破镜重圆，主动与妻子离了婚。这只是传闻，我无法证实其真实性。但我知道的是，杜老师至今独居。
　　在学生眼中，杜老师的生活相当凄苦。而在我看来，本来杜老师是可以不这么凄苦的，因为年轻时的杜老师其实曾经有过很值得夸耀的革命经历：1935年冬天，还在北大读研究生的他曾行进在“12·9运动”的游行队伍中，面对国民党政府的警棍和高压水龙头为民族危亡而振臂呐喊。如果杜老师的人生沿着这条“政治”的道路走下来，很可能他现在已经享受“38年以前参加革命”的“离休干部”待遇了。然而，“12·9运动”第二年，杜老师从北大研究生毕业后便回到了家乡乐山办学，曾任好几所中学的校长，一直到50年代中期，才由中学调入四川师大。因此，杜老师一辈子都是标准的书生，尽管他有着光荣的历史，但到了晚年却如此凄凉。
　　据说杜老师有一个儿子，是川大的教授，但没有和杜老师住在一起。我曾问他为什么不和儿子住在一起，他说他一直习惯自己一个住。我又问他为什么不请保姆照顾自己，他感到不解：“为啥子要别人照顾呢？我自己就可以照顾自己了嘛！”杜老师看出了我为他的生活状态而感到不平，他却笑眯眯地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他脱口而背《论语》这几句时那摇头晃脑有滋有味的神态，我真是永远都忘不了。
　　是的，杜老师这种境界是我等俗人难以理解更难以达到的。
　　快毕业时，我和班上几位同学编撰了一本名叫《霜叶》的毕业纪念册。我去请杜老师为这本册子题词。杜老师集录了几句司空图《诗品》中的话赠给我们：“碧桃满树红杏出林，犹春于绿如矿出金。”离开学校的前夕，我去向杜老师告别，当时，我专门带了一个崭新的笔记本，我请老师在上面写下珍贵的教诲。杜道生老师用孔夫子的话勉励我：“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这本笔记本我至今珍藏。
毕业后，我分配到乐山一中当了一名中学语文教师，心里却不时惦记着杜老师。每逢节日我便给杜老师去一封贺卡，而他总是要回复我。他常常给我寄一些他自己整理的古籍资料，什么《论语》新注呀等等。这些资料都是他自己一笔一划用毛笔抄写而成，然后自己掏钱印刷再寄给朋友们。
　　1987年秋天，学校举行建校80周年校庆，杜老师被邀请来了。这是我毕业五年半后第一次见到杜老师。杜老师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镇西，我记得你今年该满29岁了吧！”尽管我早就领教过杜老师惊人的记忆力，但他这句话，仍然让我惊诧不已，在场的人更是目瞪口呆。
　　几年后，我调到成都，便不时去看望杜老师。杜老师仍住在那小房间里，走进去便像走进了破旧书报的收购站。但就在这狭窄阴暗的空间里，依然健朗的杜老师兴致勃勃地与我说今论古。
　　记得是1997年，在杜老师的宿舍里，杜老师和我聊起了汉文化：“汉文化真是渊源流长生生不息啊！”然后，他从夏商周谈起，一直说到清王朝，最后的结论是：“汉文化的生命力是无与伦比的。你看，历史上，有那么多次外族入侵，但没一次征服过汉文化。清朝统治中国200多年，最后还是被我们的‘文’把他给‘化’了。那天我问一位满族朋友：‘你们满族统治中国那么久，现在的文化还剩下什么？’他想了半天，说：‘萨其玛。’” 杜老师话锋一转：“当然，汉文化在发展中也不断吸取其他民族文化中的精华，形成了今天所说的中华文化。如果中华文化不创新，也就得不到继续发展。而今天的发展，就还要向世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学习……”听着杜老师这些话，我很难相信，在这狭小阴暗的空间里，杜老师的心中竟然有着一片无比宽阔而晴朗的天地。
　　那次我请杜老师与我合张影，我扶着走出房间来到校园。杜老师突然用手中的拐杖重重地戳着脚下的水泥地，说：“这下面可都是肥得流油的土壤呀！如果再不保护耕地，我们中国也要变成北朝鲜了！”
　　常常听有人或善意或鄙夷地把杜老师叫做“怪人”。是的，在今天这个日益物质化功利化的时代，杜老师确实如出土文物般既令人惊叹又令人不可思议。每次和杜老师在一起面对面聊天的时候，我都感到一种人格的魅力扑面而来。我不知道杜老师是不是共产党员，但我感到他的高尚品格，他的学术追求，他的人生境界，作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绝对是绰绰有余的，至少他的淡泊名利的生活态度就会让许多“共产党员”无地自容。我曾感慨，杜老师这样的人可能是中国最后一批真正能够令我肃然起敬的古典学人。但愿时代的发展会证明我这个评价过于悲观。
　　杜老师今年整整92岁了，可他的身体依然那么健朗，他的思维依然那么活跃，他的生活依然那么俭朴，他的胸襟依然那么豁达，他的心态依然是那么青春。我忽然想到几年前，杜老师曾用毛笔工工整整抄给我一段美国在任总统克林顿的一段座右铭──
　　青春不是人生的一个时期，而是一种心态。
　　青春的本质，不是粉面桃腮，不是朱唇红颜，也不是灵活的关节，而是坚定的意志，丰富的想象，饱满的情绪，也是荡漾在生命甘泉中的一丝清凉。
　　青春的内涵，是战胜怯懦的勇气，是敢于冒险的精神，而不是好逸恶劳。许多60岁的人，反比20岁的人更具上述品质。年岁虽增，但并不催老；衰老的原因，是放弃了对理想的追求！
　　岁月褶皱肌肤，暮气却能褶皱灵魂。烦恼，恐惧，乃至自疑，均可摧跨精神，伤害元气。
　　人人心中，都有一部无线电台。只要能从他人和造物主那里收到美好、希望、欢畅、勇敢和力量的信息，我们便拥有青春。
　　一旦天线跨塌，精神便会遭到愤世和悲观的冰霜的镇压。此时，即使20岁的人，也会觉得老了，然而，只要树立天线，不断接收乐观向上的电波，那么，即使你年过80岁，也会觉得年轻。
　　可以说，杜老师便是这段话最好的注释。
　　 　 　 　 　 　 　 　 　 　 　2002年９月１２日
　　这是我几年前写的文章，今年杜老师已经九十五岁了。同学们学了我这篇文章都被杜老师的人格感动了，纷纷要求去看望杜老师，我说好吧，明年春天我带大家去看杜老师！

好题材，谢谢楼主的介绍

此乃真正的文人雅士!在川师，每每见之，都心存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