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我在悉尼一个书店买到一本让我惊喜的新闻摄影画册:《上海·1949年,一个时代的终结》(《Shanghai,1949,The End of an Era》,B.T.Batsford Ltd,London,1989)。摄影者塞姆·塔塔(Sam Tata),1911年生于上海。拍摄这批照片的前一年,他在孟买结识了同行大师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后者的影响可见诸这本画册内的作品。63幅照片拍摄于从1949年5月初至同年8月,正好跨越5月24日这个对上海人来说天翻地覆的日子。十多年后的今日,我再度惊喜:在悉尼另一家书店里我遇到了完全堪称与之为姐妹篇的另一本新闻摄影画册,它的书名叫:《出差上海,革命前夕的照片》(《Assignment Shanghai,Photographs on the Eve of Revolution》,Universityof California Press,2003)。作者贾克·伯恩斯(Jack Birns)于中国内战之际由美国《生活》杂志派来作摄影报道。画册内一百多幅照片拍摄自1948年5月至1949年5月之间,内中有一小部分照片摄自南京、东北等地,大部分摄自上海。这两本画册,一本在伦敦出版,一本在美国加州大学出版,前后相隔十多年,却竟都在悉尼与我相遇,不能不说是命运的安排。因为在西方,这类非畅销书的印量有限,卖完即不复再见了。
让我惊喜的原因是:我于1948年9月出生于上海。这两本画册恰好记录下我在娘胎时直至一周岁之前的上海世相──这些景象均曾是我对人世的第一印象,却不可能留下真正的记忆。我还记得两岁时空袭的恐慌,却没有具体的图象印在脑中,便更不必说一岁之前的所见所闻了。
这两本画册的内容之前后衔接几达默契的地步:塔塔的大部分照片拍于5月24日之后,而伯恩斯似乎随国军仓皇离开了:他的照片全部拍于5月24日之前。少数在日期上重合部分,更有互补的意外。比如他们都在同一个现场记录下一批囚犯的处决过程,但在时序上恰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