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院的千载氤氲

1．山野风光　　宋代，中国书院的峥嵘岁月。一时间，云蒸霞蔚，素有“天下四大书院”之说；但各书记载，略有所异。吕祖谦在《鹿洞书院记》认为是：白鹿洞、嵩阳、岳麓和睢阳书院(应天府)为天下四书院；王应麟的《玉海》同意此说；然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却以为：白鹿洞、石鼓、应天府和岳麓为天下四大书院，理由为嵩阳书院“后来无闻”。后世学者或采用吕、王之说，或用马说，尚无定论。其实这也无关紧要。事实上，不管变迁如何，宋初著名书院至少有以下六座：白鹿洞书院，江西星子县北（今江西九江市）庐山五老峰下；岳麓书院，湖南善化县（今长沙市）西岳麓山抱黄洞下；应天府书院，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嵩阳书院，河南登封县太室山（嵩山）南麓；石鼓书院，湖南衡阳县（今衡阳市）北石鼓山。茅山书院，江苏江宁府（今江苏金坛县境内）茅山。从地理区位上看，这些书院多据山林名胜，为自然风光陡增人文风景！中国书院的种子，多萌生于山野之间，如此多娇。乍看奇怪，端详自然。其实萌芽于山林的书院，深受佛教禅林影响。佛教至西汉末东汉初传入中国，魏晋时期日益兴盛。至唐朝，佛教重要派别禅宗流行，禅宗把禅定作为修养的重要途径之一。所谓“禅定”就是“安静而止息杂虑”的意思。认为只要静坐敛心，专注一境，久之达到身心“轻安”、观照“明净”的状态。即禅定。佛教徒往往在山林名胜之处建立禅林精舍，从事于坐禅和讲授佛经，以为依傍山林胜地便于清静潜修。书院大多也设立于名胜之处，显然是受禅林的影响。晨钟暮鼓，青灯黄巻。读书的日子，虽然相当清苦，然而不时有山野清新罡风劲吹，使莘莘学子，心旷神贻，心胸开阔，宁静致远，奋然潜修。一般来说地处名山胜水的书院有“三大事业”：教学、藏书和供祀。2．美丽景观且不说上面的四大书院，仅以地处西南的四川蒲江的鹤山书院为例，就可以看到书院的校园园林景观。关于宋代四川蒲江鹤山书院建筑，魏了翁在《书鹤山书院始末》中描述：“前后各为一堂二内，廊庑门墉以次毕具，旁为小室曰‘玄斋’，永嘉叶公为之铭介。二堂曰‘书舫’，舫之左右为南北窗。堂之后为阁，家故有书，某又得秘书之副而传录焉，与访寻于公私所板行者，凡得十万卷，以附益而尊阁之，取《六经阁记》中语榜以‘尊经’，则阳安刘公为之记。阁之下又为一堂二内，堂曰‘事心’，取邵子语。阁之阴辟小圃，凿池筑室，艺卉木为游息之所。圃之后凭高瞰虚，一川风物之秀，皆在目中。又为亭其上，于以仰观俯察鸟兽草木之宜，又若有以荡开灵襟，助发神观者。”鹤山书院颇具自然风景园林特色，为师友生徒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教学与学习环境。并且整个鹤山书院的大环境蒲江县一处“衡广二百尺，纵数里”的丘陵平坡地上：“先庐枕山与古白鹤冈阜属连，山之颠则修竹缘坡，循坡而上，草木胶葛。”“盖居一县之最高峰，故县人亦罕至其地。”青山绿水，风景如画；凭高瞰虚，学习游息。人选择了环境，设计了建筑；反过来环境和建筑又规范着人。书院的环境与建筑不仅为后来的校园园林景观开了先河，也可以说是一种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绝佳体现。孔子在言及人生至乐时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书院选择的环境与建筑的景观，也是儒家至乐境界的理想体现。这样的景观也是可以淡化世俗社会对莘莘学子的种种诱惑，同时让处于青春开放与锁闭期的学子内心的焦灼得到一定程度的缓释。精神的家园建筑在美丽的景观之中，这该为人间怎样的风光？！书院的这种亲近自然的作法，演进至今便是美丽校园，或是园林化的校园景观。3．萌生乱世“书院”一词最早见于唐代。唐玄宗开元（公元713－741年）中置丽正殿书院、集贤殿书院。直至清光绪（公元1875－1908年）末年书院制度废止，作为教育组织的书院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近千年以上。在唐朝，当时有两种场所被称为书院：一是由中央政府设立的主要用作收藏、校勘和整理图书的机构，例如丽正修书院和集贤殿书院。另一种是由民间设立的主要供个人读书治学的地方。这类书院或以个人名字称呼，或以所在地命名。如《全唐诗》的诗题中以书院称呼的有李秘书院、杜中丞书院、李宽中秀才书院、沈彬进士书院等；见于地方史志记载，注明为唐代设立的书院有：皇寮书院（吉水）、松州书院（漳州）、义门书院（德安）、梧桐书院（奉新）等。在私人设立的书院中，自然而然地出现授徒讲学的活动。从事授徒讲学的活动的书院于唐末萌芽，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官学衰落，士人失学。唐朝自“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相互讨伐，兵燹四起，严重危害了教育事业，造成官学日趋衰败，士子大量失学。于是，一些好学之士便在山林名胜僻静安全之处，建屋藏书，读书求学，进而聚徒讲学。　　朱熹在《衡山石鼓书院记》中说：“前代痒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这说明社会动乱，官学衰败，催生书院萌芽的直接原因。其二，中国有源远流长的私人讲学传统。私学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早在春秋战国就出现了。“学在四夷”，孔子就是创办私学的代表之一。至秦朝虽禁私学，但禁而不止。汉朝以后，私学一直与封建官学并行发展。当社会动乱，官学无法维持之时，私学往往能以顽强的生命力生存下来，甚至于还会有一定程度发展。作为素有文化教育立国传统的中国，书院兴起可以说是私学对官学的反动，不管后来书院怎样沦为民办官助，其间的动力仍旧来自民间推动。甚至于可以这样说，在漫长的中国文化教育的学海中，私学与官学始终为中国教育之舟的双楫，虽然此消彼长，江湖庙堂；民间官方，流年暗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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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中

中国书院的千载氤氲

中国书院的千载氤氲

中国书院的千载氤氲

中国书院的千载氤氲

苏州可园──正谊书院。创建于清嘉庆十年（1805年）。由两江总督铁保、江苏巡抚汪志伊所建。院址在府学东沧浪亭北，以白云精舍和可园为基地建造。铁保在《正谊书院记》里说：建造正谊书院的原因在于“虑士风之不古”，故“以培养士气，正人心”，“使多士束身名教，争自濯磨，从此文治蒸蒸日上，士风古而民风与之俱古”。为改变当时士风，取书院之名为“正谊”，认为“谊者义也，官正其谊则治；士正其谊，则志在立身”。正谊书院创建初期，即规定每年拨给三千金，一切供给照紫阳书院办理。道光二年（1822年），布政使廉敬率捐银1万两生息，充实该院经费。道光十二年（1832年），道光帝又以“正谊明道“四字匾额赐给书院。咸丰年间，该院一度为兵事所毁。后巡抚李鸿章购得中由吉巷民房改建，并筹银1万两作为学生的津贴费用。同治十年（1871年），巡抚张之万又拨给藩库银4000两生息，补贴学生，并增住院生五人。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该院改为府中学堂，民国成立后，学生并入县立一中。正谊书院的掌院人选都名流鸿儒。其中吴廷琛为状元，冯桂芬为榜眼。可园，又乐园。位于苏州市人民路南隅，与沧浪亭相邻。占地面积0.23公顷。五代末，曾是中吴军节度使孙承祐的池馆别墅。宋代为沧浪亭一部分。清雍正六年（1728年）为尹继善的江苏巡抚署。干隆四十六年（1781年），取孔子“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之句意而得名乐园。道光七年（1827年），布政使梁章钜重加修茸，为书院园林，易名“可园”。咸丰十年（1860年）均毁于兵燹。光绪十四年（1888年）江苏省布政使黄彭年改建学古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为存古学堂，增建书楼，储书8万余卷。可园为书院园林。园以水为主，水岸聚而不分，池岸迭石玲珑。园门南向，与沧浪亭园门相对。入门小屋，临池月洞之上有砖额“小西湖”，为蒋吟秋题书。池北为临水而建的“挹清堂”；池东是小轩“濯缨处”。堂北山阜逶迤，花木扶疏，其巅方亭名“浩歌”。实乃：不是山林，近似山林。、现为苏州医学院使用，已列入苏州市古典园林修复项目。

中国书院的千载氤氲(中)4．阳光学术山野空气清新，雨露滋润。从课程的设置来看，在南宋的书院主要学习“四书”、“五经”及理学家的“讲义”、“语录”等。这样的课程设置，应当说也是十分枯燥的。然而，书院自成系统的研修制度却十分阳光。并形成一套“自学”和“讲会”的制度。当时的书院既然是从唐代的藏书、校书和私人读书、治学发展成宋代的讲学机构，当然也就形成了学术研究和教学相结合的传统。况且当时的书院的主持人，多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开创了学者治校的先例，有学校自治的雏形。因此，书院的讲学都是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而教育教学活动的展开，又有利于学术研究成果的传播和深入发展，如南宋著名的四大书院，就同朱熹的宣扬理学、吕祖谦的讲“事功”之学和陆九渊讲心学相关联。书院建立的“讲会”制，体现出一定的“争鸣”精神，与今天的学术报告会有点相似。最为著名的学术之争发生在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地点在江西铅山县鹅湖山下的鹅湖书院。史称“鹅湖之会”。会讲的主持人是吕祖谦。朱熹和陆九渊虽然都是研究心性之学的理学家，但分属于不同的学派。两家在治学方法上已经发生了一番争论。朱熹主张“道学问”和“即物而穷其理”，即从博览群书和对外物的观察来启发内心的知识；陆九渊主张“尊德性”和“发明本心”，认为“心即理也”，不必多做读书穷理功夫。朱熹讥笑陆九渊为“禅学”，陆九渊讥笑朱熹为“支篱”，互相质难。这是主、客观唯心主义之间的争论，自然无法得出统一的结论。然而，“鹅湖之会”学术自由与平等，显示了书院的作为农耕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的魅力。在那场争鸣下来后朱熹写道：“前日末送伯恭至鹅湖，陆子寿来会，讲论之间深觉有益。此月八日方分手而归也。”（《朱熹文集》卷四九《答王子合》）学术上的唇枪舌箭，电闪雷鸣并不妨碍彼此在学问上相互尊敬与倾慕。时隔六年后，朱熹邀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并请陆九章把所讲的内容写成讲义，刻在石碑上，而且自己还认真地写了跋语。这种为不同学派提供讲坛并立碑的精神，在学术史上传为佳话。同时，也为不同学派在同一书院讲学树立了典范，有利于活跃学术空气，体现“争鸣”精神，扩大了学术交流。“鹅湖之会”的佳话令人联想到近现代北大校长蔡元培疾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大学精神。而陆九渊当时实际上做了一位受人尊敬的访问学者。5．润物有声书院实行教学“开放”，听讲者不受地域和学派的限制，并允许学生中途易师。这相当于现在的公开课与选修课。如果书院有著名学者讲学，其它书院的师生或远地慕名前来的学生，都可以听讲求教，而受到热烈欢迎。这种开明的教学模式居然出现在积弱积贫的南宋时期。教育的如此畸形发达，简直令人吃惊！如朱熹的学生黄翰，原曾投在刘清之的门下，后奉刘之命改师朱熹。他曾在白鹿洞书院讲干坤二卦，山南山北的学生都来听。徐侨原是吕祖谦门人的叶邽的学生，后来又转游朱熹之门。另外，对外来的听讲者，书院还设有专人专款负责接待。这比一般关门教学和门户之见，大有进步。佛教禅林中，高僧讲经说法通常所采用的升堂讲说、质疑问难等方式，以及徒众把讲经说法的内容记录下来称为《语录》、《章句》、《讲义》等做法，也对书院的教学活动产生过影响。书院在教学中还注重问难论辩，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独立研究问题的习惯。这种方式堪与今天的大学教育方式相媲美。当时的书院，一般以学生个人读书钻研为主，重在自己理解。教师只对学生的疑难作解答或分别指导。并鼓励学生问难辩论。这是以学生学为中心，而不是以老师教为中心的教学方式。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就经常同学生质疑问难。他认为读书须有疑，“疑者足以研其微”，“疑渐解，以致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晦翁学案》）怀疑批判的精神是现代学习的精神。而在南宋得以提倡。朱熹不愧为大教育家。另一位南宋的教育家吕祖谦在丽泽书院讲学时，提出求学贵在创造。要自己独立研究，另辟门径，超出习俗的见解而有所发明。他说：“今之为学，自初至长，多随所习熟为之，皆不出于窠臼外。唯出窠臼外，然后有功”（朱熹《丽泽讲义》）这种针对学生疑难进行讲解鼓励学生自找门径创新的教学设想和实践，是值得重视的。以上的现象说明中国学人一旦获得学校自治的权力后，所迸发出来的创造力是超时代的。白鹿洞书院如此，丽泽书院如此。后来的北大、清华也如此。书院中师生关系比较融洽，师生之间的情谊深厚，以致终身不衰。在中国的私学中，历来有尊师爱生的良好传统。书院的主持人大多是热心教育的名师，学生也都以慕名而来求教。对尊师爱生的传统也就体现得更为突出。南宋时，由于官学腐败，只管课试和发膏火，而不注重真才实学的教育，所以，“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朱文公文集》卷69）在书院中，情况就完全不同.朱熹平日教人,既严格要求学生,又循循善诱,孜孜不倦,一日不讲学就终日不愉快,对学生充满深厚感情。陆九渊在象山讲学五年，四方问难听者逾千人。秘诀就在于教学时能“条析其政”和“言中其情”。南宋诸大师，都受门人尊敬，不仅在书院时执礼甚恭，离院后，有所成就的或身居高位，仍对老师执弟子礼终身不衰。改师朱熹的徐侨，后来很有声誉和成就，但对早年的老师叶邽执弟子礼终身不衰。朱熹、陆九渊去世后，赶来会葬的弟子都逾千人，同时，在书院中还有老师亲临弟子之葬的事例。这说明是书院开了中国学校教育导师制的先河。6．黄钟毁弃东林书院在江苏无锡城东南，原为北宋杨时（1053－1135年）讲学之所，后即在该地建书院。杨时人称龟山先生，故东林书院亦称龟山书院。元朝至正年间，废为僧庐。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无锡人顾宪成（1550—1612年）与其弟顾允成，在当时常州知府、无锡知县等地方官的支持下，重新修复，邀约同志讲学其中，形成著名的“东林学派”。顾宪成辞世后，高攀龙（1562－1626年）、叶茂才相继主其事。柳贻征曾在《江苏书院志初稿》中说：“合宋元明清四代江苏书院衡之，盖无有过于东林书院者矣。”这说明在江苏历朝众多书院中，名声之大，影响之广者，莫过于东林书院。东林书院之的所以著名，它是当时江南一个重要学术中心，形成了一套完备的讲会制度。书院的讲会活动源于南宋，至明朝逐渐制度化，而东林书院则是典范。高攀龙亲订《东林会约》，约定东林书院的讲会定期举行，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各三日，推选一人为主持；讲会之日，必举行隆重的仪式；讲学内容主要为《四书》，讲授时，与会者“各虚怀以听”，讲授结束，相互讨论，会间还相互歌诗唱和。此外，关于讲会组织的其它一些方面，如通知、稽察、茶点、午餐等，也都作了具体规定。一切尽将书生的理想中读书模式化为实践而美仑美奂。如：“会日，久坐之后，宜歌诗一、二章，以为荡涤凝滞，开发性灵之助。须互相倡和，反复涵咏，每章至数遍，庶几心口融洽，神明自通，有深长之味也。” 动静交养，其乐融融。又如：“各郡各县同志临会，午饭四位一席，二荤二素；晚饭荤素共六色，酒数行。第三日之吃，每席加果四色，汤点一道，攒盒一具，亦四位一席，酒不拘，意泱而止。”荤素相间，连饭菜都如此清雅。再如：“同志会集，宜省繁文，以求实益，故揖止班揖，会散亦不交拜。惟主会者，遇远客至，即以一公帖迎谒。客至会所，亦止共受一帖。其同会中有从未相识，欲拜者，止于会所，各以单帖通名，庶不至疲敝精神，反生厌苦。其有不可已者，俟会毕行之。”繁褥之礼，素令人生厌，一般儒者尤甚。而东林书院的作出如此可操作性的《东林会约》，让人不由啧啧称赞！东林党人这种清雅学风为世人称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是明代著名东林书院里的对联，作者顾复初。然而，这副对联让东林书院名震天下！东林书院最著名处是在学术上主张切中时弊，讽议朝廷，裁量人物。这在今天可以看作：此是中国士子以公众知识分子的身份对社会问题的直接介入。不幸的是这种介入时空为专制时代地点在中国，因而这样的介入结果最终是溅血的。在今天看来，这种密切关注社会政治，自觉将讲学活动与政治关联在一起做法是典型社会公众知识分子作派──令人喟叹不已的是：在400年前他们就这样的做了。对联的撰写者顾宪成以为：“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明史，顾宪成传》）强调讲学不能脱离“世道”。因此，东林书院的在讲习之余，抨击权贵，以舆论力量给予朝廷施加压力。对于东林书院的声音“庙堂亦有畏忌”（《明儒学案。东林学案》）。因而东林学院的清议活动，在当时是有巨大社会号召力的，使许多有识之士慕名而来。《明史，顾宪成传》：“当是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向附，学舍至不能容”。甚至一部分在职官员，如吏部尚书赵南星等人，也与他们“遥相应和”。天启五年，终于遭到魏忠贤为首的阉党的迫害，书院被禁毁，许多东林党人，如高攀龙、杨涟、左光斗、魏中大、周顺昌、黄尊素、李应升等横遭迫害致死。这些属于黄钟大吕的名字在当时激荡整个朝野。在今天看来应当属于公共知识分子的优秀之列。他们以指拨眦，目光如炬；疾风劲草，脊梁中国！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的精神和原创能力。他必须为追求观念而追求观念。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这是对知识分子的现代界定。回顾东林党人的言行，可以算作他们那一时代的社会良心所在。直面世道，大义凛然，刚毅坚强，奋不顾身。为中国学人士子之千古楷模。后来清代桐城派领袖方苞的那篇《左忠毅公逸事》便是明证。东林书院既是当时一个重要的文化学术中心，同时又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中心，无论在明朝，还是在中国古代书院发史上，都具有特殊的地位。“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幅对联至今仍刻在书院旧址的石柱上。

知识分子更需要悲剧。”如下逝者的命运，都是朱学勤先生这句话最好的注脚。“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他们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受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时代需要悲剧，知识分子更需要悲剧。”如下逝者的命运，都是朱学勤先生这句话最好的注脚。但知识分子的悲剧不是无益的，这个世界在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受苦中一天天好转，后来者应该向先驱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但知识分子的悲剧不是无益的，这个世界在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受苦中一天天好转，后来者应该向先驱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中国书院的千载氤氲(下)7．御赐匾额对于学人士子扎堆的书院，在专制统治者眼里应是一块炉边的山芋头，烫手。因此，历代历朝廷对书院的态度时而扶持，时而打压，时而利用，时而毁弃。这是统治者的怯弱，他们太神经过敏了。其实，书院的教育体系从它创立之初就存在官学化的倾向。在南宋时，由于学校的有名无实，生徒“视痒序如传舍，目师儒如路人；季考月书，尽成文具”。同时，理学日趋成熟，学派勃兴。朱熹的闽学、张栻的湖湘学、陆九渊的心学、陈亮的永康之学、吕祖谦的婺学等。加之皇室的倡导，或赐院额，或赐御书。上下一体，书院极盛。这一切与朱熹主持修复白鹿洞书院与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有密切关系。《白鹿洞书院揭示》（亦称《白鹿洞书院学规》、《白鹿洞书院教条》）这是中国书院发展史上的一个纲领性学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别如左：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别如左：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右修身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右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右接物之要。”正如朱熹为集儒学之大成者的理学家，在这个学规中提出的修身、处事、接物的基本思想准则《周易》、《论语》、《孟子》、《礼记》早已有之。而作为中国统治思想主流的儒学正是统治者所赞许的。这才有天下书院多半悬挂朝廷对书院赐院额。8．书院软肋书院设立的山长（或称院长、洞主），是书院的学术带头人、主讲者和行政首长。或由地方官礼聘，也有的由地方公众聘请。任此职者必是有较高学识和较好德行的人，即“经明行修，堪为多士模范者”担当。一般来说，等级愈高声愈大的书院，对山长要求愈高。或是在全国全省知名的学者中聘请。负责书院的组织管理和教育工作。山长之下的管理人员，分别为监院、襄校、都讲、斋长等职。这说明在山长的人选方面，要求有相当高的学术权威性。这样就让书院在社会上的产生一定的号召力。近代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曾有一句名言：“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书院山长资格的礼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有这样的作用。书院祭祀没有官学那套统一拜祀孔子的礼仪规定。或是祭祀孔子，或是供祀理学先贤名家，或是学派的，或是本地区的。“学以景行，祀以志思”以达到德育教化与社会宣传的目的。比如在清代的四川书院还普遍供祀文昌帝君，许多书院都建有奎星阁或魁星楼。据顾汝修《锦江书院奎星阁记》记载：该书院于干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重建的奎星阁“高三十余尺”。无论从书院山长人选的资格，还是从祭祀独立性看来，与官学相比，书院带有很大的学术研究与学术自由性，在行政上也有一定的自治性。然而，从根本上说书院不仅在治学准则上，而且在办学的表现形式上，书院也要受制于朝廷的，而被纳于官学体系。这是书院的软肋，其倾向在宋朝就明显表现出来，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私人将所建的书院斋舍，所购置的藏书及其田产等设施，捐赠给官府，以谋得一定官职，即所谓“以学舍入官”。朝廷对书院或赐院额，或赐书，或赐田等，并任命书院学官。这类书院已经改变私学性质，变成官府办理。有的直接改为地方官学，如应天府书院等。另一种是州郡长官直接利用地方官府财力兴建，嗣后或由朝廷赐院额，或赐书，或赐学田等，成为地方官学，如石鼓书院等。在专制社会中，一切组织都是极权的对象，否则是无法的生存下去的。这种官学化的倾向有两种效应：一是这些书院因朝廷赐院额褒奖而名闻天下，同时激活书院的发展；二是书院受控于朝廷，书院被纳入官学体系，有的干脆成为科举的预科的场所。这是书院对朝廷的嗳昧，朝廷待书院的青睐。因此，书院自出现的起，就从来没有享有过真正意义的教育自治。9．末代余响 中国最后一座书院是清末民初江南名士唐文治创办的无锡国专。这所“书院式的学校”，创建于1920年，初名无锡国学专修馆，1927年改为无锡国学专门学院。励精图治十年，终于于1928年通过考核调查，被批准立案；1930年得教育部令，更名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北大学者陈平原称唐文治“作为一名别有幽怀的理学家，由‘振兴实业’转为‘修道立教’，或者说由‘救民命’转向‘正人心’，自是本色行当。在参照朱熹《白鹿书院揭示》、高攀龙《东林会约》等而制订的《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中，唐文治强调‘吾馆为振起国学，修道立教而设”，特别看重的是‘检束身心，砥砺品行’。学者陈平原在其专著《中国大学十讲》评说：“民国年间的大学校长，颇有一言九鼎，决定整所大学的风格与走向的，如国立大学的蔡元培、梅贻琦、私立大学的张伯苓、教会大学的司徒雷登等。但就亲密程度来说皆不如唐文治，他乃这无锡国专的灵魂！”余响究竟为余响。唐文治的书院旧梦昙花，流水无奈。然而，中国书院的氤氲却是可以云起千载的。主要参考书目：胡昭曦著《四川书院史》，巴蜀书社，2002年2月1版　方彦寿著《朱熹书院与门人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1版　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3月1版《中国教育史简编》编写组《中国教育史简编》，江苏教育出版社地，1986年5月1版　　

收集了很好的资料，谢谢楼主，古书院之风可谓真学术沙龙，不过现在这样的书院风在哪里找？

问初雪好，太费汝的眼了，谢谢！

如今真谓古风难寻。。。。。

那时读书是不花钱的。。。。。每一位书生由书院供养。。。。

文化在天边绿着，眼前一片荒芜

以下是引用何晓在2005-10-2 20:55:45的发言：

文化在天边绿着，眼前一片荒芜

版主说得极是，套用一句俗语：“还是古代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