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唯一一处红军自己修建的烈士陵园

时间:2005.09.05
地点:通江县
文/图:杨正保

全国唯一一处红军自己修建的烈士陵园

红四方面军烈士陵园，是全国最大的红军烈士陵园,始建于1934年。红四方面军烈士陵园座落在通江县城东沙溪镇王坪村，距县城60公里，背靠大城寨，前临沙溪河，原名王坪烈士墓，占地100余亩，这里安葬着一万三千多名红军将士的忠骨，其中军、师、团职将领4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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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方面军烈士陵园墓区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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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方面军是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1931年成立于红安七里坪。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1932年6月，国民党军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两万多人离开鄂豫皖。12月转战到川陕，18日红四方面军抵达通江县河口场，建立了川陕边界第一个工农革命政权──赤北乡苏维埃政府。此后，在川陕两省党组织和王维舟等率领的川东游击队配合下，开始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1932年12月下旬，红军经过浴血奋战占领了通江、南江、巴中三座县城及大部分地区，并在这些地区层层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赤江（通江）、红江（涪阳）、南江、清江（巴中）县和巴中特别市等苏维埃政府成立，为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站稳脚跟打开了局面。1933年2月，中共川陕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和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相继召开，组建了中共川陕省委，并按照《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的原则，起草和通过了《川陕省苏维埃临时组织法》，成立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宣告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一个重要根据地。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全苏会议上讲话时称川陕根据地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徐向前、王树声、陈昌浩、李先念、张琴秋、魏传统、廖承志、许世友、王维舟一大批老红军以通江为中心，率领广大工农红军，经过两年半的戎马疆场浴血奋战，进行了数百次战斗，溃敌数万巩固和发展了川陕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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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方面军烈士陵园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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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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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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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5月，王维舟、余洪远率中共中央访问团赴通江县访问，在此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首次为烈士扫墓。1980年7月列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载入《中国名生词典》。后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四川省人民政府决定将其扩建为“红四方面军王坪烈士陵园”。1989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为全国烈士纪念建筑重点保护单位，并进行维修。2002年报经国务院批准更名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现为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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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4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为红军烈士墓亲笔题词：“学习革命先烈的不怕艰苦困难献身革命的精神，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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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12.18载入史册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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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2年12月18日红军从通江县两河口入川开始，在通江先后打响了5次重大战役和大小战斗数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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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张琴秋亲自设计、题词、撰稿、书画的“红四方面军英勇烈士之墓”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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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碑由文溪口著名石工罗吉祥等20余人镌刻，墓碑石材系质地细密的青绵石。主碑高3.87米，由帽、柱、座三部分组成，帽高0.87米，呈塔状，顶部嵌一大一小球形帽，四角微翘；碑柱高2.02米，宽0.6米，厚0.69米，主碑正面上方刻镰刀、斧头图案。图内横刻“万世光荣”四字，正中坚刻“红四方面军英勇烈士之墓”。两边刻联：“为工农而牺牲，是革命的先驱”。主碑左右两侧，分别镌有红军用过的长短枪支图案。墓碑基座高1.05米，宽1.62米，厚1.24米，正面刻有五星花纹，碑前有青石砌成的正方形小坝，坝中上方放有一长方形的石供桌，左右两侧架有两门直径0.3米，长1.7米的石迫击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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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方面军撤离王坪后，地主武装还乡，强迫农民打碎烈士碑，农民深夜埋藏此碑于屋后。建国后重竖原碑于墓前。新中国成立后，国务院曾派出慰问团专程前来祭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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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烈士集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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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烈士集墓安葬了7800多名红军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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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寨山崖上醒目的“红军精神”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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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师、团职将领烈士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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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肃反被错杀的红十师参谋长吴展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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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烈士陵园步行大约5里，就是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总部旧址群所在地，沿途堆放很多石头准备修建道路，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总部旧址座落在一处地势低洼处，周围环境树木完全包围，看不出有房屋。1985年被列为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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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3月，红四方面军将总医院迁到王坪，主要担负收治红四方面军伤病员的繁重任务。红四方面军总医院设政治部、医务处、总务处三大机关，总部周围占地8.3平方公里，院部机关干部达150余人，红军医务人员420人左右。伤病员太多，管理使用部队建制，有20多个病号连，分为重伤连，轻伤连，担架营等等，病床3000多架，住院人数先后多达26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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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医院总部旧址目前居住有村民，房屋门上已经贴有“张琴秋卧室”“张琴秋办公室”字样。陵园管理处的同志正组织木工师傅搞房屋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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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医院总部旧址外面堆放很多维修用的木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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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陵园管理处的杜红军（右一）同志介绍说，房屋下面是马棚，房屋右边200米处住有警卫营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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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室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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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室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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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室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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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室旧址房屋下面有水井，至今还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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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架营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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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通江县老红军、西路红军、红军失散人员健在的还有1600多人，红军失散人员每月150元生活补助费。

当年5个通江人中就有1个加入红军。今天的通江人多多少少都与红军有着亲缘关系。通江离不开通江人的革命激情和红色精神的代代传承。巴中人民宁愿苦干、不肯苦熬的巴中精神，就是继承发扬红军精神，继续发扬艰苦奋斗、苦干实干的老区精神。

附：《血泊中的红五星》何福圣口述 罗学蓬整理川北根据地就算是换成李国焘，王国涛，同样会搞大肃反，因为，“左倾”路线统治着中国所有的红色根据地的每一个角落……在洪口关帝庙的后院里，我亲眼目睹邝继勋被吊死……张国焘巧设鸿门宴，将红三十三军指挥员一网打尽……不久前深入虎穴击毙杨仙长的大英雄任俊卿也被杀害。 1、严峻的敌情 红军连战连捷，队伍迅速发展壮大，根据地不断扩大巩固。但是，正当红军羽翼丰满之际，张国焘又在川北开展了一场较之鄂豫皖更大规模的肃反运动。解放后的许多党史文章，千篇一律地把张国焘搞的川北大肃反全盘否定掉了。认为这场大肃反肃掉的的全都是好人，纯粹是张国焘借肃反为名，翦除异己，而且肃反和张国焘的个人品质有直接的关系。我认为这样的说法是值得商椎的，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不妥当的。我作为川北大肃反的一个亲历者，再加上半个世纪的时光巳经使历史多少显露出一些曾经被人为的掩饰掉的东西，所以有理由认为，中国红色根据地的大肃反与领袖人物的个人品质并无多少直接的关系，这股滥捕滥杀之风的源头远得很，它在莫斯科，在斯大林身上。一个最简单不过的事实就可以使人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张国焘并没有在瑞金，可是，中央苏区同样搞了大肃反，湘鄂西没有张国焘，可他们在大肃反中杀掉的红军官兵绝对不比川北根据地少，连贺龙这样的人物，不是差一点也被夏曦肃掉了么？所以，结论只能是，川北根据地就算是换成李国焘，王国涛，同样会搞大肃反，因为， “左倾”路线统治着中国所有的红色根据地的每一个角落！ 在那样一个时代，指导中国革命的政治路线并不是由中国人制定的，它的制定者是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不过是共产国际领导之下的一个“支部”而巳。而共产国际惟谁的马首是瞻？那就是斯大林。那时候的斯大林，正在苏联大搞肃反，杀得党内军内苏维埃内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上行下效，共产国际领导之下的各国共产党，无一遗漏地都搞起了大肃反运动。另一方面，在当时阶级斗争激烈到你死我活的情况下，张国焘他不搞肃反行吗？那时候严峻的现实是，在川北苏维埃各级地方政权和根据地区域内的确有一些公开的或秘密的反革命分子在猖狂的活动，反动豪绅组织的“盖天党”、“白扇会”，更是利用封建迷信，公然进行反革命武装活动。 　我随便举几个例子，你就知道这些活动在我们根据地区域内的敌人有多么猖狂。赤北县解放不久，县苏维埃的干部们正在城中心的土台子上举行宣传活动，动员老百姓踊跃参加疏通江口到苦草坝的河道，支援红军后勤运输。突然间枪声大作，混在老百姓中间的“盖天党”分子掏出枪来，向着台上的县苏干部猛烈射击。与此同时，另一彪人马冲进了保卫局赤北县监狱，与犯人里应外合，将县保卫局长与十三名守卫斩尽杀绝，救出了被关牢里的犯人。 一九三三年八月，在新成立的红二十九军内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与外敌勾结，发动了震惊全根据地的“马儿崖事变”，将军长周其均、政委胡甫庸等将领几乎斩尽杀绝后率部投敌。在这次事变中，军级干部死里逃生的仅有一人，即当时的二十九军副军长、当今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刘延东之父刘瑞龙。还有我前面提到的德汉城我军后勤军火基地被杨永生的神兵彻底破坏的重大事件。 面对如此猖獗的反革命活动，采取严厉的手段予以镇压是完全必要的。问题并不在于张国焘该不该大搞肃反，而在于这次肃反仍和以前一样搞得来漫无边际，不少坚贞的革命者仅因被无端猜疑，就被送上了断头台。更为荒唐的是，有的保卫干部竟以识字多少、手上有无茧巴、皮肤是黑是白，来判断好人坏人，吓得读过书的人装着不识字，皮肤白的拿土往脸上抹。而且，张国焘本人刚愎自用，完全容不得半点不同的意见，凡在重大问题上稍与他相逆，便被视为异己，而大肃反便成了他翦除“异己”的良机。像曾中生、邝继勋、余笃三、张琴秋等就是他的眼中钉，因为他们都曾公开反对过张国焘。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在小河口，张国焘强咽下了一口气。可是，红军进入川北站稳脚跟后不久，他便开始对反对派下手了。曾中生、余笃三被投进了监狱，邝继勋先被夺去兵权，将其调往赤江县任空头的指挥长，不久又派保卫局的一队士兵赶到赤江，以“通敌罪”将这位红四方面军的创建人之一的英勇战将逮捕，五花大绑押送到通江洪口乡关帝庙关押起来。 2、目睹邝继勋蒙难 　 而所谓的邝继勋“通敌”的内幕，我是完全清楚的。就在我作为张国焘的信使到鹰哥咀面见敌师长罗泽洲之后不久，张国焘也亲临邝继勋师视察。在离开师部张国焘准备上马时，他对邝说：“看来我给田颂尧写的信不起作用，你过去在川军中当过旅长，军营中袍泽故交多，你是不是也给他们写封信？即使不能动员他们倒戈，能争取他们保持中立也是好的。”邝继勋想了想说： “谢德堪过去在成都时与我拜过把子（结拜弟兄），这次也带兵来了，我可以给他写封信试试。”可是，这样一封写给川军旅长谢德堪的信件，却莫名其妙地落到了张国焘的手上，成了邝继勋通敌的“铁证”。依然是黄超监斩，依然是我们警卫排的人跟随。我们吃过晚饭后从通江骑马出发，赶到洪口乡巳经是九点来钟，天巳经黑透了。作为政治保卫局关押重要犯人的监狱关帝庙，孤零零地立在场头。监狱的负责人简单地汇报了解决邝继勋的手段，便带领我们和早巳准备好待命的执行队员，来到了东厢房。在昏黄的马灯下，我一眼便看见了在木栅栏里关着的邝继勋。他没戴军帽，头发又长又乱，像一蓬荒草，一件破旧的没有领章的深蓝色军团装，空空荡荡地笼在他那瘦削不高的身子上。邝继勋一眼看到黄超深夜里带着一队荷枪实弹的红军来到牢房里，便明白大限巳到。他身子震了一下，赶紧站起来，向墙边的一张破桌子前走去。执行队长打一牢门，大声喝道：“邝继勋，张主席叫你去一下。”邝继勋回过头来，满面怒气地说：“同志们，我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看在我过去为革命出生入死的份上，请给我一点时间，我留下几个字再走。” 执行队长不耐烦了，催促道：“不要罗索，出来！”站在木门外的黄超开口了：“等一下，他要写什么，让他写。” 邝继勋得到许可后，在破桌前坐下来，铺开一张给他写交待的纸，拿起毛笔，想了想，挥笔写道：“中生、琴秋同志，我先走一步了。请你们多加保重，如活到胜利，请向党中央报告，邝继勋是革命的，是含冤而死的……”写到这里，他把笔在墨碗里蘸了蘸，似有很多话要写，可是，他没有写下去，愣了片刻，他毅然将笔一丢，起身说道：“走吧。”几个执行队员一拥而上，把邝继勋的双手反捆上，推到了关帝庙后面的院子里。这里栽有许多高大的树木。处决进行得干净利落，两个执行队员上前，用绳子套住邝继勋的脖子，将绳头抛过树桠，另外的执行队员抓住绳子使劲一拉，邝就被高高地吊起在空中。他的身子挣扎着、抽搐着，一只鞋子掉在了地上。不一会儿，便一动不动了…… 黄超没有把邝继勋留下的纸条带回去，当邝继勋被带出去时，我进屋去把他留下的遗书拿出来，交给了黄超。黄超看了看没有任何表情，马上将其撕碎，扔进了墙角的尿桶里。我当时并不知道，以“右派集团头子”、“托陈取消派”等罪名被张国焘下令抓起来关在保卫局监狱（今通江中学）中的曾中生、余笃三此时也被转押到了这里。而余笃三只比邝继勋多活了五天。 　　大约一年后，我奉张国焘的命令，到那座庙里去找负责人取曾中生写的书稿。书稿是用毛笔写在“金壳纸”（一种土制的草纸）上的厚厚的一摞，题目是《与‘剿赤军’作战要诀》。不久，这部书稿就印刷成册，发给全军排以上的干部学习。书的第一页上有张国焘写的一段话：“本书甚有价值，红军干部应人手一册再三探讨之，并提出书中需要讨论之点来讨论。”不久，曾中生又写出了另一本《游击战争要诀》。张国焘依然如法炮制。正因为曾中生有利用价值，所以直到一九三五年九月在卓克基时，张国焘才下令将他处死。 3、张国焘巧设鸿门宴 至此，小河口联名上书的反对者巳几乎被张国焘一网打尽。张琴秋大难不死，则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她得知坚持留在鄂豫皖斗争的丈夫沈泽明牺牲的消息后，巳经快和张国焘最信任的陈昌浩结婚了，这多少有点让张国焘感到了投鼠忌器。而更主要的原因则是，书生气十足的张琴秋在小河口参加秘密会议后对陈昌浩说，部队上下对张国焘很有意见，希望陈昌浩劝一劝张国焘，改变一下领导作风，团结全军同志，使队伍能迅速地走出困境。显然她对陈昌浩谈到的会议的情绪、议论、发言，远远地超过了与会者联名给张国焘的《意见书》的内容──她的愿望是良好的，遗憾的是她对陈昌浩的这一番谈话却酿成了张琴秋本人后来的悲剧，并且像传染病一样，很快地漫延到了众多参会指挥员的头上…… 但即便如此，张琴秋在红四方面军中的地位也是一落千丈，由方面军政治部主任贬到王坪总医院当政委，再后来创建妇女独立团时，又将她调去任独立团政委。十一月绥定道党代表大会在宣汉双河场召开，保卫局以“审查代表成份”的名义，将由川东游击军上月刚改编成红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政委杨克明）的军、师、团级干部黎时中、龚堪庸、龚堪彦、王秀毓、王云树、牟永烙等七十余人逮捕，一部分当场处死，余下的押到巴中活埋。王维舟在此之前因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刚被撤职，没有资格来开会，捡得了一条性命。杨克明、魏传统到得稍迟，还未到会场，因得当地老百姓密报，假借屙尿扭头便走，然后跃上座骑，策马扬鞭飞奔而去，才幸免于难。 　　接着，张国焘又下令将红三十三军中的知识分子党员干部以学习为名集中关押，邓廷壁、高继升等六十余人陆续被处决。连任职不到一月的九十一师师长冉南轩、九十八师师长蒋群林，也被诱捕后活埋，红三十三军三个师长只有九十三师师长王波一人活了下来──红四方面军翻越大巴山入川之际，王波最先率人前往迎接，获得了张国焘的好感──致使红三十三军损失惨重。死得最惨的，当数红军独立师师长任炜章。四个月以前，任炜章还是围剿红军的川军杨森部的旅长。该旅是杨的精锐，有两千多人，火力配置很强，有不少手提式机关枪、迫击炮。当时和任炜章在战场上对峙作战的是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率领的红七十三师，其装备远远不及任炜章旅，力量尤为悬殊。可就在南江城外，任炜章经张逸民策动，毅然反戈一击，投向了革命阵营。喜得王树声紧握着任的双手不住声地说：“革命不分先后，过来就好，过来就好！”任炜章旅被改编为红军独立师，他任师长，张逸民任参谋长，从鄂豫皖过来的刘杞（“ 二·七”大罢工的工人领袖之一，此前任第十二师政委）任政治委员。不久，田颂尧卷土重来，任炜章率独立师在空山坝迎战，给了田重重一击。任炜章也因此受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的通电嘉奖。但是，张国焘骨子里从未相信过起义、投诚过来的的部队，尤其是军官。他固执地认为，这些军官今天可以把人马带过来，明天难免又随时可能把人马带过去。他对他们时时心存戒备。他在与亲信们的谈话中，多次强调过对起义、投诚部队，要枪、要兵，不要官。六月下旬的一天，几十匹战马抖鬃扬蹄，卷起一路灰尘，向着南江县木门镇奔去。那是川北党和红军的最高统帅带着他的参谋和警卫人员，赶到木门镇去主持召开一次“军事会议”。“广华寺”，一座在当地小有名气的古刹座落在一片同样小有名气的山林里。寺庙内外，古木森森，枝叶繁茂，蝉儿在枝头吟唱，此起彼落，悠扬清亮。倘若在太平年间，朝山的香客会络绎不绝地到这里来焚香化纸，顶礼膜拜。眼下由于战乱，由于土匪出没无常，这块圣地早巳被人们冷落了。上午九时左右，张国焘的马队到后不久，各军师级以上的指挥员也先先后后地陆续赶到了。他们满以为是奉张国焘之命来这里参加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而绝对没有人会想到，他们或衷心敬爱或心存敬畏的最高统帅会煞费苦心地在这座古刹里设下了一个“鸿门宴”，正等待着他们风尘仆仆地从前线赶来自投罗网。而我却知道，肃清红军中高级军官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计划早巳在通江便制订好，张国焘亲自赶往南江，不过是具体地实施这一计划罢了。而且我还知道，张国焘路经南江县城时，住在他尤为信任的一位爱将的指挥部里，并且叫这位爱将派出一个营的兵力，提前赶往“广华寺”，将这座古刹四周的山头、要道全都控制了起来。我们这个精锐的警卫排更是高度警惕，严阵以待，对一切可能出现的危险都预先作好了防范措施。指挥员们在古刹前下得马来，一下就感觉到了气氛非同寻常，四周不仅设立了岗哨，还有荷枪实弹的巡逻队走来走去。庙门处、庭院里、通往后面禅院的廊道上，肃立着武装的警卫。充作会议室的大雄宝殿里一片寂静。高踞宝座之上的如来佛惊讶地注视着聚集在他的宝座之下却对他视而不见的人们。是的，红军的指挥员们无暇顾及如来佛，因为在他们的心中、眼中，他们的统帅远比如来佛高大、具体得多。“真命天子”的传说让具有迷信思想的人对张国焘顶礼膜拜，这在红军指挥员中同样为数不少。而真正的惟物论者对张国焘也没有理由不肃然起敬。张国焘抬起头来，逐一审视着各位与会者。当他的目光透过薄薄的镜片射到任炜章脸上时，分明还露出了一丝赞许的微笑。可是，笑意转瞬即逝，统帅用威严的目光逼视着指挥员们，声音不高却透着雷霆之力。“我把大家从前线叫来，是因为我必须向你们中的某些人强调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过去由于我们没有深入地发动群众与反革命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只是号召反革命分子主动自首，没有解释号召反革命自首，仅仅是我们对付反革命的多种策略中的一种，似乎也就引起了一些暗藏在红军中的反革命分子的幻想，这是非常错误的。”他突地站了起来，声音也倏地响亮了许多。 “有的地方肃反不坚决，不彻底，有的人参加红军之前是反动派的爪牙，当了红军依然去抢地主老财家的钱财，还把地主老财家的女人都强奸了，结果怎么样呢？口头承认一下错误，叫家里人给部队抬两口猪来，就算是自首了。有的部队，混进的地主富农分子不少，甚至还担任了不低的职务。我要问某些领导同志，这样的队伍，到底算是人民的军队，还是巳经演变成了地主富农的武装……”　 任炜章心中猛一揪扯，一丝淡淡的愁绪，凝聚在他的眉宇间……的确，他领导的这支部队成分复杂，改编为红军独立师后的这三四个月时间里，虽然在战场上表现还不错，可抢劫民财，私分战利品，甚至奸污妇女的事情也偶有发生。对于这种种劣行，他和刘杞、张逸民毫不手软，都按照红军的纪律作了严厉的处置，还把强奸地主家大小老婆和女儿的三个为首分子枪毙了。张主席此刻说的，想必就是这件事情了……还有更令他紧张的是，独立师前几天出现了一些异动。川军进攻时，他手下一个叫杨西如的营长带着人在火线上哗变了。当天晚上，张逸民就被保卫局的人抓走了，至今还不知道他的一点消息。

张国焘的声音还在大殿里回荡着。 “第一，必须在红军中继续清查阶级成分，经常注意考察，要考察得周到、迅速，特别要加强对投降士兵和新兵的考察，要坚决彻底地把一切坏分子和地主富农分子淘汰出革命队伍。第二，反革命老早就有混进地方武装中来的计划，各级政治部及军区指挥部，必须大力清洗地方武装，特别是地方武装中的领导分子。第三，必须加紧改造苏维埃，将暗藏在苏维埃内部的坏分子，一律清洗出去……”张国焘说到这里，把拳头重重往桌上一击，犹如睛空一声霹雳炸响。绝大多数与会者面面相觑，愣了一会儿，才附合着那巳经响起的热烈的掌声。心事重重的任炜章猛然回过神来，也赶紧鼓掌。掌声中，张国焘突然沉下脸，猛地一声怒吼： “把混进红军中的反革命分子任炜章给我抓起来！”任炜章一惊，没等他张口申辩，早就站在他身后的两位保卫局的战士立即将他的胳膊反扭到背后，抖开棕绳把他捆绑起来。任炜章万万没有想到，厄运和死神这样迅疾地紧紧地攥住了他。他头上的军帽被揭掉了，露出一头猪鬃样的短发。他的个头很高大，黑红的脸膛上被阴云复盖，喉咙发痒，想叫……他挣扎着抬起头凝视着一脸杀气的张国焘，一时又不知道说啥好……还有什么可说的？谁叫你在军阀部队里担任地高官？谁叫你不管束好你的部下？　他被拖了出去，立即，身后响起一阵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就在这次会上，张国焘宣布了一长串“反革命分子”名单，念一个名字抓一个，捆一个，第一名就是任炜章……黑夜降临了，狂悖的夜风敲打着牢房的牛肋巴窗子，弄出一片恐怖的声响。半夜，一个南江口音上了年纪的士兵当班，他隔着破门，看了看坐在一堆乱草上，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嘴角还淌着鲜血的任炜章，突然压低嗓子说道：“任师长，我是晓得你的呀，你和张参谋长都死得冤，可我……没办法救你出去。” “张逸民……他死了？” “三天前，他就被处决了。”得到这样的消息，他的心反而平静了一些，既然生的希望巳经破灭，他只渴求死得壮烈一些。士兵说： “任师长，哪个会想到，你会走到这一步哟！” “我不后悔，我选择的路是对的，我只是觉得我还年轻，还能为革命做点事……我的兄弟们都是真心实意过来的，杀我就行了，不要再连累他们，他们还年轻，很多小兄弟还没有成家。” “任师长，你说那些，我咋做得到？你有啥话留下，我想办法给你屋头的人带去。这个，我做得到。” “有话，不要把我的死讯告诉我娘和堂客耳朵里。”任炜章的声音异常平静，“还有，把我和张逸民埋在一个坑里……啊，有烟么，我想再抽一支。”任炜章被抓后，红军独立师里连级以上的干部也全部被关进大牢。他们成为犯人后经受的第一个考验，便是用石头砸他们敬爱的师长。任炜章被推进一个坑里，随着一声令下，犯人们排起长队，每人手中抱起一砣石头，依次上前往坑里砸。二团长邱正和与任炜章是拜把兄弟，磕过头喝过血酒的，拒绝动手，当即也被反捆双手，推进坑里。这是川北大肃反时常用的一种处决“反革命分子”的方式，实践证明，这种方式是卓有成效的，既能检验参予者是否与“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又能激发参予者强烈的阶级感情，而且还可以借此发现暗藏的阶级敌人。石头像冰雹、手榴弹一样往坑里飞去，没有一个人敢哭出声，可是，一张张脸膛上，早巳是泪飞如雨。巳经变得像血人一般的任炜章不忍部下跟他一样受难，仰头大叫： “弟兄们，砸呀……快砸！”鲜血喷起来老高，邱正和倒下了，任炜章还在摇晃着──猛然间，他像受伤的雄狮一样咆哮起来： “弟兄们，没啥！二十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又戴红星帽！”终于，那些跟随任炜章征战多年又一起投向光明的军官们，怀着万分的痛苦和不尽的迷惘，硬起心肠把他们的师长砸成了一团肉酱。任炜章临死前的遗言没有能够实现，不仅二十年后未能重新成为一条好汉，没有能重新戴上红星帽。相反，在他死后长达五十年的时间里，就因为他在被大军阀杨森招编之前与一帮绿林好汉穷苦兄弟曾啸聚山林，一顶“土匪头子”的黑帽，压着他的英灵，更压得他的家属、亲戚，连同他战友的家属、亲戚抬不起头来。直到改革开放之初，任炜章才得以落实政策，平反昭雪，被认定为革命烈士。历史，不仅染着斑斑血痕，还浸透着太多苦涩的泪水。徐向前元帅在他的回忆录里回顾了那场旷古未闻的大灾难： “张国焘亲自审问。开始还让我参加会议，因为我提了些不同意见，以后干脆把我甩到一边，连会也不让我参加，甚至暗地里审查我。’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还是被俘的，不论有无反革命行动，要审查；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要审查；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天书的，也要审查。重则杀头，轻则清洗。为防止部队发生异动，张国焘等分局领导人还决定以营为单位拆散混编。分局组成巡视团，派到各师监督‘肃反’，弄得人人自危，熟人见了面都不敢说话，生怕说成是‘秘密组织’、‘反革命活动’。” 王维舟则在一九五0年与余洪远率领中央慰问团重返川北时，在通江王坪红军公墓前向肃立墓前的生者以及死去的英烈悲愤地说道： “最不幸和最令我痛心疾首的，是经过党多年培养出来的三百多名青年干部，遭到了无辜地杀害。这些同志几年来与我风雨同舟，在地下极为艰苦的环境中与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创建壮大了川东游击军，未遭反动派杀害，却在和自己人胜利会师以后，在张国焘左倾路线的毒手下牺牲了?4、“红军之家”的毁灭红三十三军中的各级指挥员被张国焘一锅端，而身任军部特务营营长、三个月前还是名贯苏区的大英雄的任俊卿，自然也就难逃一死了。任俊卿不仅是英雄，而且还是当时川北根据地著名的“红军之家”中的一个成员在这个家庭中，有王心敏、王心正两兄弟，王心诗、、王心国、王心兰三姐妹，和入赘到王家的任俊卿六人参加了红军。任俊卿的妻子是王家的老四王心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是如今健在的女将军王心兰（肖华将军的夫人，到延安后改名为新兰）。王心兰参加红军时，只有九岁。　有人或许会表示怀疑，九岁的小娃娃，还尿床哩，红军正规部队又不是儿童团，怎么会收她？
但事实上，清溪乡的王心兰就破例当上了红军。为啥破例？原因有二，一者她当的是文艺兵，一入伍，就成了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前进剧团里最小的演员，用现在的话来说，就叫住“特招入伍的童星”吧；二者，她家里满门忠烈，如此可树典型，为扩红起到很好的影响。不知是什么原因，这王家的姐妹，一个个都长得乖俊可爱，身段儿柳秀，皮肤也好，像大巴山上刚成熟的白花桃，雪白里透着一点儿红润水灵。特别是王心国，在前进剧团里是众口公认的大美人，脸蛋、肤色、眉眼、身段，叫人怎么看怎么好，再挑剔的人也很难找出一点点毛病来。她是前进剧团里当之无愧的“头牌红星”，她唱的巴山民歌，清甜亮丽，悦耳动听，是每场演出中最受战士欢迎的节目。战士们喜欢姐姐心国，也厚爱妹妹心兰，一见这一对姐妹登台，就高兴得乱吼。那时候不时兴鼓掌，红军战士们高兴了就跺脚，就大声吼。　　王家满门参加红军，当时在川北苏区传为佳话。可是，这六口人中的四人成为革命烈士的原因，却让后人感慨万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牺牲在战场上，全是被自己人杀掉的。 仅剩下心诗、心兰两姐妹，一个在北京当高干，一个在大巴山上当农民。 “红军之家”第一个被杀掉的，就是王心兰的四姐夫任俊卿。红三十三军的干部遭到大清洗，任俊卿也被抓起来关进了牢中。一九三三年深秋的一个傍晚，巳经被毒打折磨了几天的任俊卿被反捆双手，押上了落叶潇潇的峰城山。他身上的灰军装褴褛不堪，糊满干涸的血斑，脸色腊黄，行走困难。他的红五星、红领章早巳被摘去了。几名红军战士把他推到一个土坑前，坑很大，里面裸露着骷髅、白骨、被狼和野狗撕碎的灰色布条，以及许多新鲜残缺的尸体。他心里非常清楚，马上，自己也会被杀死后扔进坑里，尸体一样地会被狼撕狗啃。他并不怕死，所以并无畏惧感，那么多老战友都被杀掉了，到了眼前这步田地，他倒真地希望能痛快地死去，人一死，精神与肉体都再也不会遭受折磨了……壅塞在胸中的是迷惑与难以言说的巨大痛苦。他感到很冤，他实在不明白他到底犯了什么罪？他出生入死地为共产党打天下，共产党的大领袖张国焘却要杀他，杀死他们红三十三军中的那么多指挥员？　站在他身后的几名红军战士兵手里都提着雪亮的大片刀，但他们却不动手杀他。他们推出一个犯人，要犯人当刽子手。这个犯人不愿意，哀求着拼命往后退缩。于是，红军战士就用刀背砍他，有个当官的还很威严地喝斥他： “这是给你个机会，看你能不能够和你的反革命姐夫划清界限，能不能接受革命的考验！”应该指出，担任行刑任务的红军官兵的行为无可指责，他们这么做，也真地是出于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出于对反革命他子的深仇大恨。而悲剧在于，他们完全不可能理解，这些一批批被他们砍掉脑袋推进坑里的“反革命分子”，其实是和他们一样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　　那一刻，任俊卿闻声猛地回过头去。他看清楚了，被强迫着当刽子手的，竟然是王心敏，他妻子王心雪的亲弟弟！　目睹红军战士毒打威逼心敏，要他来杀自己，愤怒、悲痛、同情多种感情交织在一起，强烈地封住了他的嗓门，使他目瞪口呆，一时说不出话来。半晌后，任俊卿怆然喊道： “来吧，心敏，你不砍我，他们也会动手的，哥不会怨你。”这是奇迹，即将被杀的人居然给杀自己的人打气壮胆。王心敏被推到了他的姐夫身边。他双手握着大片刀，满眼流露着惊恐。在战场上与敌人肉搏时从不知道畏怯的英勇壮汉，此时此刻竟然瑟缩颤抖得像狂风中的一棵小草。任俊卿也哭了，大滴大滴的泪珠滚下地，说道： “心敏，好兄弟！我死后，你姐……还有你的两个侄子，都拜托给你们了。来吧，莫怕，动作麻利点。”说罢，他猛地扭过头去。王心敏脸上，泪水汹涌。 “任哥……任哥，我下手啦！”心敏大吼一声，紧跟着，刀，劈了下去。可是，他心中的障碍妨碍了他的力量的爆发。那刀，仅在任俊卿的脖子上划开了一条像小娃娃嘴巴大的口子，人头并未落地，亮旺旺的血，“咕嘟咕嘟”地从口子里喷涌而出。任俊卿陡然伸长脖子，举目向天，痛苦地狂叫道； “狗日的心敏，展劲砍！老子……痛得恼火！王心敏这才明白”手下留情“是多么的愚蠢。他用力甩开膀子，大刀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耀眼的弧线，带着亲人的至爱真情有力地劈向了任俊卿的脖子……任俊卿死后仅一个月，同为九十三师战士的王心敏王心正兄弟俩也要被保卫局处决了。临刑前，他俩提出，要和师长王波见一面，告个别。师长和士兵站在了一起。师长爱他的士兵，士兵也爱他们的师长，可在这最后分手的时刻，却只能无言对无言，青山向青山。士兵眼中，泪花滚滚，他们无权在被子处死之前申辩，却有权流泪。而师长的眼泪，却只能往心底里流淌……王波后来在一次老同志聚会时发言说：“五十年过去了，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两双泪汪汪的眼睛，像灯一样，一直在我脑海里亮着。”王波还说，解放后，他碰到王心雪，从不谈任俊卿被杀的事，也从不谈他和心敏、心正最后分手时的情景。北京的王心兰则对通江去看望她的人说： “其实，任俊卿刚死，我四姐就知道了，在峰城山杀任俊卿那天，有个认识他的农民看见了，马上跑到清溪给我四姐报了信。四姐赶拢巳经是半夜了，她摸着黑从死人堆里认出了丈夫，把他背回长田湾，悄悄挖个坑埋了，还请石匠打了块碑，立在坟头上。后来红军撤走后，还乡团把坟挖了，把碑也砸了。”长得最漂亮的王心国则是在炉霍被处死的。那时前进剧团和中央党校、红军大学都住在炉霍城里的一座大寺庙里。一天深夜，王心兰和姐姐心国睡在一起。白天外出打粮太辛苦了，一躺下，姐妹俩就睡得像死人一样。不知啥时候，心兰被惊醒了。她睁眼一看，姐姐巳经被几名战士拖了起来，正在用绳子反捆双臂。　姐姐惊慌地嚷： “哎呀，我干啥了？你们为啥要抓我呀？”战士们不解释，捆好，就推着她往外走。王心兰一下子扑上去，双手死死抱住姐姐的腰杆，拼命哭喊： “我姐姐是好人，你们不要抓紧她呀！”心兰那时虽然才十二岁，可一看这肃杀的气氛，就明白大祸临头了。心兰眼睁睁地看着姐姐被带进沉沉的黑夜里，再也没有回来……对心国的死，心兰一直挂在心里，许多年后，她才通过丈夫肖华，从当年负责肃反的一位领导口中得知，杀王心国的原因是：她长得太漂亮了，白皮嫩肉的，一看就是个地主资产阶级家庭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千金小姐，不肃掉，不放心。心兰的五姐王心诗，是妇女独立团的战士，长征时背着个奶娃娃跟不上队伍，在夹金山脚下被组织上动员离开部队。她一路乞讨，才回到了故乡清溪，从此一辈子在大巴山上当农民。这样一个“红军之家”，就被曾经在党内占有统治地位的极左思潮给毁灭掉了。而在这样一场屠杀中，王心兰却无法认定真正的凶手是谁。执行的士兵当然不是，他们全都是对党绝对忠诚的战士。甚至连下令杀人的张国焘、陈昌浩，在肃反运动中具体执行杀人命令，杀了许许多多红军官兵、苏维埃干部、赤色群众的周纯全、袁克服、曾传六等等也不是凶手。因为，王心兰不能否认，换谁谁也会那样做……主观上，他们同样是为了“纯结革命队伍”、是为了“把红军的事情搞好”。而这浸透着血与泪的悲剧，无疑是这个革命家庭献给后人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