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老作家克非

　　您研究《红楼梦》的脂砚斋版本，中国古典文学根基深厚，请谈谈小时受古典文化熏陶的情况。
　　克非：“我小时侯读过两年私塾，读过《幼学琼林》、《古文观止》等，印象很深，使我对中国的文言文有了比较多的了解，我11、2岁的时候，听老师讲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后来这本书对我影响非常大，因为除了它的文学意味、除了它的创作里面非常独特的东西，它是用文言文写的，我在看的时候就熟悉了文言文。后来又读了《史记》，这样就把除了先秦文学较难懂的部分以外的一般文言文都熟悉了，到现在为止，我都能用文言文写文章，我对文言文的爱好不亚于白话文。中国的文言文历史很悠久，它有很多表现手法，比较简练，表现很深刻，我现在读一般的文言文没有什么困难，而且很喜欢这种文字，但是现在写小说不可能用文言文。我研究《红楼梦》是因为《红楼梦》是用清代的的白话文写的，不涉及文言文，但是，要研究《红楼梦》，必然涉及到清代的许多典籍文献，那些都是文言文写的，在研究的时候，我又进一步熟悉了文言文这种形式，它对我的白话文创作也有影响，因为文字是继承性的，没有文言文就没有白话文，一些漂亮的文章难免要用到文言文里的东西。”

克非
地点：游仙区·绵阳市
时间：2007-4-18 18:20:27

读书及发表第一部作品
　　克非：“我从1955年在《西南文学》发表第一篇作品《阴谋》，开始了我的小说创作，这部小说有2万字。解放后，我长时间在农村工作，很忙的时候，没有时间读书，逢年过节，农民晚上休息的时候，我就读书，我从小就喜欢读书，特别是小说，50年代我读过很多苏联小说、俄国小说和法国小说，还读了一些美国小说。中国的小说如：《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是我十几岁就读过的，后来又拿来读。读书读久了，受了很多启发，特别是沙汀的小说，当时我在安县农村工作，沙汀也是安县人，我读了他几乎全部的小说，后来我也提笔写小说。当时写小说，叫做“不务正业”，我虽然十分喜欢，但是不敢叫同志们知道，特别是让领导们知道，怕受批评，悄悄地写，也没有什么稿纸，有时空下来了，就写几笔，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后来写好以后，又过了几个月，不敢拿出去投稿，也不知道向哪里投，后来偶然知道重庆有个《西南文艺》，就把小说抄下来寄给他们。好几个月都没有发表，我自己也不敢去问，后来偶然地知道这个小说发表了，当然也不敢对别人说。周围有同志来问，最初就否认，说不是我写的，我的本名叫刘绍祥，不叫克非，人家也不知道。后来大家知道了，领导不但没有批评我，还表扬了我，同志们也觉得，这个同志还不错嘛！这对我是很大的鼓舞。这个小说在当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新观察》杂志很快就转载了，还有其他出版社，如作家出版社、新文艺出版社、都把它拿来出版单行本，这对我的影响很大。后来我一直坚持业余写作，从没断过，只是文化大革命就不敢写了，那时我已经是牛鬼蛇神了，再写就罪加一等，除了文化大革命中断未写，到1972年，我又重新修改出版《春潮急》，《春潮急》是我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打了底稿的。我一直在写，写小说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好象不写小说，生活就无所适从，不写小说每天就觉得寂寞得很，有时，一坐在电脑面前，我心里就高兴。我写的主要是农村题材，因为我长期生活在农村，几十年。我很喜欢农民，愿意反映他们的生活，对城市，我就比较陌生，我在城里的生活是很短的。”

对于农村的感情
　　克非的作品以农村题材见长，1985年的时候，他离开了城市，举家搬到绵阳的清义镇居住，他说从小生长于农村，对于农村、大自然有很深的感情。克非：“我从小生长于农村，我的家在眉山东馆镇的乡下，直到快20岁才离开了我的家乡，离开农村参加工作，先是在一个区委，后来分到安县县委宣传部，但50年代的机关工作是很少的，因此我当时主要的工作都基本是在农村，开始是搞农村的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搞土地改革，后来搞互助合作，我一直是在乡下，有时是在乡下蹲点，有时是带个工作组、工作队。后来我调到绵阳地委，主要也还是在农村工作，对农村我很熟悉，对那种环境、那种文化、那种人文环境、农民，我都非常熟悉，非常喜欢，在我住过的地方，农民也都非常喜欢我，比如我在丰谷镇住过两年多，后来我离开那里，40年后，那里的农民还跑来看我，他们的后代我不认识，知道我还来拜访我，去年都还有几个来看我。我喜欢农村，那种空气、那种阳光、那种土地的气息，那种庄稼的风光和气息我都很喜欢。对于城市，当然我也很喜欢，但是相对来说比较陌生，我在城里住者不习惯，只要住上一个礼拜，我都觉得毫无生气，象要生病的样子，当然，对于一个现代化的人来说，这是一个缺点，但就我来说，我愿意住在农村。1985年，我已经是专业作家了，就把全家搬到了绵阳清义镇，在蒲江边上，我住在那里已经十多年了，但是我每天觉得很舒服，因为那里空气新鲜，干扰少，朋友要去拜访我都要事先打电话联系，不然我就不在。除了农民和我聊天、吹牛，我那里非常清静，这对我写作是受益匪浅。在乡下这十多年，我还是写了好几本书了，感觉收获非常大，我这辈子已经不准备离开那里了，曾经有好多同志劝我搬回成都，说那里医疗不方便，但我觉得，一个人，有得必有失，必须放弃一些东西才有所得，从搬到乡下到现在的十多年中，我觉得还是得的多，失的少，所以我还是愿意呆在乡下。在乡下，对我小说的写作，对我一直保持创作的激情都有极大的好处，在那里，你每天见到的生活都是鲜活的，不是二手得来的，对于农民的欢乐痛苦、收获损失，都是亲眼看到的。许多农民的基层干部，相处久了，他也愿意向你诉说，特别是有些东西，你太熟悉了，只要看到一点就可以知道全部。我和农民都成了朋友，息息相关，我对他们很了解，他们对我也很关心，每天我都觉得总有写不完的题材，好象每天走出去看到的每件事都值得写成小说或者文章。”

生活状况
　　克非：“最近几年来，我没有写过长篇小说，只写了短篇小说，写过《红楼梦》的研究文章，还有就是写了几十篇散文和杂文，这些散文和杂文几乎都是我每天看到的事情的有感而发，发表在一些报纸上。我现在已经有7、8个长篇小说的构思了，都是有关现实生活，短篇小说也有几十篇，也构思好了，就是感觉自己的手太慢，写不出来，因为这几年我都是写论文，所以一方面感觉自己行动慢，一方面也感觉很惭愧，等我把论文写完，还是要写小说，先写几个短篇，然后把构思好的几个长篇写出来。身体方面，我感觉在乡下住着比城里好，我的好多作家朋友到我那里都很羡慕我，有些想搬到乡下住还苦于许多现实问题，比如小孩读书之类的。而我呢，小孩已经成人，各自有了他们自己的家庭，不存在这个问题。乡下空气新鲜，不吵闹，到晚上几乎没有噪音，吃的蔬菜都很新鲜，我吃的菜要么自己种一点，要么农民收获的送我一些，而且，在那里没有人拉你去唱歌，或者到娱乐场所，消耗的精力不多，经常都保持了比较充沛的精力，所以每天只要坐在电脑面前，我就觉得到了一个最快乐的世界了。”

在病痛中开始研究《红楼梦》
　　克非：“《红楼梦》这部小说是我国一部伟大的小说，它产生的年代在清朝干隆年间，（十八世纪），全世界很多地方的人都读过它。在我国，这部小说是前无古人，是不是后无来者，估计也没有，因为它是顶峰，它是中国了不起的书，家喻户晓，很多人都喜欢它，鲁迅、郭沫若、茅盾、胡适都喜欢它，几乎所有的文化人都喜欢它，研究它的人很多，民国初年的大学者王国维就写过很多文章研究它。我与〈红楼梦〉的缘分，说起来有很多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我是在初中后期偶然读到它，当时还无法理解，只是把它当作一种三角恋爱小说来读，它里面当然不是只有这个意义，但以那时的理解，就很喜欢它，后来又多次读它，前后读过7、8遍，它对我艺术、思想上的影响很大，每次读《红楼梦》，不管篇幅翻到哪里，我都可以读下去，读的次数多了，这一页还没读完，就知道下一页写的是什么，但还是喜欢。有时我生病了，觉得不舒服，就坐在椅上，慢慢读小说，身体就可以得到调整，有烦恼的时候，我一般化解的方法就是坐下来，慢慢读《红楼梦》，多数时候，读着读着，心情就转换了。对我来说，这是一本对我艺术创作、身心健康都非常有用的书。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研究这本书，而且我认为，我的功力是无论如何不配去研究这本书的，后来真正开始研究是在1992年，因为我有痛风，躺在床上，不能动，又痛又烦躁，那是让人无法忍受的痛，这时我就用我常用的方法来转移，我通常对付病痛的方法就是读两种书：一种是非常难懂的国外的、古代的、哲学的书，或者是读中国的先秦文学，甚至四书五经，因为这些书很难懂，你只有高度集中精神，慢慢读，才能读到一点东西，这时你的思想就转移了，疼痛就会减轻；还有一种是读非常容易、最喜欢读的书，一读起来就能接受它的艺术影响，常常要么是读鲁迅的文章，要么就读《红楼梦》，或者另外几部中国小说，象《儒林外史》之类的书，有段时间我读了几本非常难懂的书也不能减轻疼痛，就读《红楼梦》，疼痛稍微减轻了一些，但《红楼梦》毕竟我读过很多次了，这时就想到了红学研究。红学研究方面的书我以前也读过，但都是一知半解，这时我就把那些书找来读，这方面的书可以说是浩如烟海，在我国，可以不夸张地说，有几千个红学家，红学专著也有几百部，车载斗量，当然我没有那么多，我也不过是搜集了几十百把种，我就把它们翻出来慢慢看。《红楼梦》中有叫《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三个版本，那是手抄本，现在的是影印本，里面涉及到《红楼梦》研究的文章，涉及到以前评红楼梦的主要的人物。“脂砚斋”这个名字，肯定是化名，但究竟是什么人，谁也弄不清楚，看他在三个脂本上的批语，说得活灵活现，好象他是曹家的人，是曹雪芹的亲属，甚至还帮助过《红楼梦》的写作，比如说提供生活上的帮助、曹雪芹写得不恰当的还纠正，当我在读的时候，越来越觉得不对，我觉得脂砚斋说的话是前后矛盾的。再看红学家的研究呢，也是齐说不一，单是脂砚斋的身份就有几十种，这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就去探索，把每一个小点都排列出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把各种资料都拿出来参考，对照脂砚斋和其他人的说法，一个问题有时多到有十几、二十种说法，这样反复研究之后，我得到了一个收获：我发现，这些说法都不对，我认为脂砚斋是一个骗子，他制造的30回是在曹雪芹死后若干年才有的，不可能是与曹同时代的人，也不可能是曹的亲戚，再把曹的朋友关于曹的记载拿来对照，也可看出很多问题。这样研究后，我心里就有主见了，一方面感到气愤，另一方面也想把自己的观点写文章表达一下，同时也批评一些红学家的说法，后来，经过几次反复，我就写成了《红楼雾瘴》。当然写的过程也有许多困难，我一般是用电脑写的，因为痛得不能动，不能用电脑，只有把那个比较厚的稿签纸卷成圆筒，仰躺在床上，用圆珠笔举在空中来写，写得潦草不堪，后来好一些的时候，我就把它输进电脑，但是很多时候写得太潦草，我自己都认不得。这样就写了这部作品，但是我毕竟不是研究《红楼梦》的，只感到很有激情，也很有兴趣，但研究得对不对呢？我自己认为还是对的，但是还没有把握要别人也承认，也不敢拿出去发表，后来一个大型杂志的主编来看我，希望我拿小说稿子给他们，我说‘我没有，要么就只有这本，你们看一下’。他拿回去看，觉得可以，一周之内就拍板，说他们要连载，后来就有了这本书。刚出版的时候，我心里还是沾沾自喜的，那时毕竟还缺乏见识，有些同志称赞我的观点，有的则是批评，特别是惹恼了一些红学家，说要‘围剿我’。”

小说创作构思
　　克非：“小说已经构思得差不多了，不论长的还是短的，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其中我想写我的家乡川西南在近百年来生活的变迁、人事的代谢，反映整个时代，这个小说写起来就比较长了，不是几十万字写得完的，得有一百多万字吧；还有我想写城乡接壤部分的发展，这一部分正在变成城市，就象波浪一样，潮水似的，把周围的农村给吞并了，有一部分正在变又没有变的接壤地带，这几年我住在清义，离这个接壤地带非常近，这个地带非常复杂，有些农民要进城做事，在城里找不到住的地方，就只有在这些地方找个小屋来住，很多外地、农村来的，把它当作跳板进入大城市，还有些犯罪分子，犯了罪没处跑，那些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很多也躲在那里继续干坏事，还有些人到城里做小生意，做事垮下来没有成功，也退到这些地方。这些接壤地带正在改变，从农村变为城市，非常复杂，也充满了生气，鱼龙混杂。那些地方的农民已经不是农民了，他基本上不再种地，他个人剩下来的土地只有几厘，甚至于基本没有，他也不单纯就住在那里，修个房子就收租，这里的人都在剧烈变化，恋爱、婚姻也非常复杂。我想以这个地带选一个主人公来写一部长篇小说，这部长篇小说在中国过去几乎没有，在世界上写这个题材的我也没读到过，我想这是很有意义的，这是中国变化的一个缩影，当然我不知道我能否写好。这些人的道德观念是非常复杂的，无论哪种人的观念都在变化中，好人坏人很难分清，你说他好吗，他又坏，你说他坏，他又好，除了少数的黑团伙的人，大多数是又好又坏，我想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不曾有过的，只有现在才能产生这种人，我已经思考了很久，要写成长篇小说，另外还有三部长篇小说都已经构思得差不多了。真正要写呢，我现在还是摇摆不定，是不是把写作手法改变一下？象我前几年写的《无言的圣莽山》，《牛魔王的后代》，都是用新手法写的，但是最近几年我觉得，有些新手法和读者的审美观念衔接不上，手法新反而没有读者；要是回到原来的写法呢？传统的写法的表现力总是有限的，它无法容纳更多的东西，所以我自己犹豫不决，我打算写完《红楼梦》的研究的有关文章后，至少拿半年时间来读书，什么都不做，一方面总结一下以前的写法，再看看别的作家怎么写，到那时再来决定怎么写。”

沙汀的影响
　　克非：“《淘金记》是沙汀的一部重要作品。沙汀一生写了许多短篇小说，长篇只写了三部：《淘金记》、《困兽记》、《还乡记》。《淘金记》是沙汀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于四十年代中期，这个作品是反映的安县小镇上的生活，写得非常好，尽管主人公都是当时小镇上的反动统治者，但是从揭露中，我们可以看出，沙汀的生活面还是非常广阔的，思想性非常强。沙汀除了在上海、重庆、成都生活过一段时间，长期生活在安县，特别是后来白色恐怖时，国民党要抓他，他住在很偏僻的地方──雎水区，小说就是在那里写的。当时非常困难，一方面是国民党，当时国民党的省党部、省政府、特务机构都想方设法抓他，那时国民党的高级机关下了命令：如果抓到他，是就地处决，审都不审，抓住就枪毙。沙汀作为一个革命者、革命作家，他的斗志还是非常旺盛的，当时，他害着严重的胃病，不断吐血，完全靠他的妻子──一个小学教师的工作来维持，还有他的舅父给他少量接济，他治病都没有钱。当时，巴金、金易等作家从上海弄来些药来救济他，他住在一个农民的家里，把农民装粮食的柜子当桌子来写，非常艰苦。《淘金记》这部小说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高，我曾经读过好几遍，一直到去年我还重新翻出来读，获益菲浅。它写人物、写生活，只需寥寥数笔就可以把人勾画得活灵活现，我从沙汀作品中学到了怎样去理解人物、理解生活、理解后怎样表现，对一个人物几笔就要表现出来，写得太多反而淹没了。沙汀是我的老师，1956年，我刚加入作家协会重庆分会成为作家时，才25岁，就成了他的学生，他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宣布我是学生的，后来，他对我的创作、思想、生活都非常关心，多次帮助我，所以我读他的作品有种特殊的亲切感，再加上我在安县生活了很长的时间，前后有7、8年，沙汀的小说，除了少数几篇是写的城市，大多数是写的农村，又主要写的是川西北的农村，我在那里工作、生活了有50多年，所以读起来很亲切。如果没有沙汀和他的小说，我不会走上作家的道路，正是因为沙汀的小说，我又生活在他的小说中的人物生活的环境中，我就产生了写小说表现的意愿，而且写小说的欲望越来越强烈。”

希望通过争论，来把真理明确起来

　　“新红学研究只不过是沙上建塔，业已走向末路。”

　　这震惊世人的观点，是克非在新著《红学末路》中提出的。

　　原本为了转移病痛而深研红楼，克非的学术研究犹如一段传奇。而他的学术成果更是奇中之奇，有评论家称，此书无异于宣告，自胡适以来的80年红学界，遭遇了一次最强地震。

　　作家阿来说，克非着力解开红学迷林中的诸多疑案、悬案，堪称红学领域的福尔摩斯。

　　谈到《红学末路》，克非说：他的文章的目的主要是揭露脂砚斋──新红学的基础，他认为脂本、脂批是后人造的假，是楼外红学，即不是去研究《红楼梦》本身，而是把它任意地解释成曹雪芹的自传，把新红学建立在证明脂砚斋这个人的基础之上。

　　克非说：“书是去年出版的，第一版印了5千册，接着印了5千册，现在已经1万册了，它出版以后，北京有关方面都报道了有关消息，四川有几家报纸：川报、《成都晚报》、绵阳的报纸都报道了它的消息，有好几个人都写了它的文章，反映都是正面的、肯定的，只有一个同志写了文章提出反对意见，登在《光明日报》上，但是由于它没有说在点子上，回避了很多问题，所以我就暂时没有回应。四川原定2月28日要开讨论会，但是我恰恰那时遇到了车祸，所以会暂时没有开成，后来说6月中旬要开，这时他又住进了医院，现在初步确定今年秋天开讨论会。”

　　车祸发生时，克非老人坐的小车撞到大车上，他被车子撞伤，昏迷了几天，住在医院2个多月，后来又引发其他病症，直到现在身体仍然很差，就一直在家里休养，所以他说对《光明日报》的那篇文章也没有认真去对待。

　　克非对自己书中所发表的观点深信不疑，他说，现在全国很多家报刊、电台、网站都纷纷发表或转载相关文章，准备展开大讨论，贵州的《红学杂志》、北京的《图书评论》、《读书》杂志、还有一些报纸，最近都发了一些文章，是表达的是正面的意见。

　　克非说：“我就等着大家多来发表反对的文章，我希望通过争论，来把真理明确起来。四川秋天要开讨论会，通过大家的讨论，到时候我再发言，来表达我更深的意见。

延伸阅读：

　　克非，中国作协会员，四川省作协名誉副主席。

　　1930年生于眉山，4岁私塾发蒙。

　　1950年省立眉山高中毕业，旋入“西南革大”成都分校受训，后分到绵阳安县工作。

　　1955年在《西南文艺》发表小说《阴谋》，被《新观察》转载，被吸收为中国作协西南分会会员。

　　1957年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春潮急》，其间运动不断，阻碍重重，及至1974年才得以出版。

　　新时期开始，先后发表出版了短篇《人在奈何天》(系列)、《火星闪闪到天明》、《花蜘蛛》，中篇《头儿》、《牛魔王的后代》，长篇《野草闲花》、《山河颂》、《满目青山》、《无言的圣莽山》、《鸦片王国沉浮记》等近200万字的作品。

　　1994年起，在大型文学杂志《峨眉》上连载发表“红学”研究专著《红楼雾瘴》，后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2004年，“红学”研究专著《红学末路》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楼主真是个有心人，写了如此多的名人。令我好生敬佩！

想请你来当这个「人物」版的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