犍为文庙

抗战电影（四川）纪事
杨泽平／文

一、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中国电影诞辰一百周年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国共再度合作，中央电影摄影场（简称“中电”），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西北电影制片厂（简称“西北”）等单位迁往重庆、成都同时，陆续吸收大批从上海等地撤退到内地的进步的编导演技人员，四川地区掀起摄制抗战电影热潮。
　　“中电”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领导，1938年2月迁重庆南岸玄坛庙友于里。场长罗学濂（以下凡参加影片创作及演出人员在本节中均不列名），编导有周克、陈鲤庭、吴永刚，演员有杨露茜（路曦）、白云等；并组成中电剧团。
　　1938年4月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成立，郭沫若任厅长，阳翰笙任主任秘书。三厅领导下的“中制”于1938年9月由汉口迁重庆市纯阳洞。厂长郑用之，四川自贡市人，他司职“中制”后热心电影摄制，技术上依靠罗静予、创作上依靠阳翰笙，团结一批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影剧人才，连出佳作。1940年9月国民党右翼势力撤销第三厅，并逼迫郑用之对厂内进步影剧人采取措施，他消极应付（1941年中，郑还在由田汉等一批进步人士发给苏联戏剧电影友人的公开信上签名）终被撤职。阳翰笙为编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委员有马彦祥，特约委员为章泯、陈白尘等。编剧有陈征鸿、宋之的、田汉、洪深等。导演有孙师毅、葛一虹、王为一、于伶等。舞美音乐摄影录音有吴晓邦、戴爱莲、叶浅予、丁聪、胡然、光未然等。演员先后有罗军、崔超、朱铭仙、李纬、张翼、陈波儿等；并组成怒潮剧社（后称中国万岁剧团）。迁来重庆的制片单位还有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中华农业教育电影制片厂，国际宣传处摄影科，电影教育画片社。
　　“西北”为第二战区司令部创办，1938年5月迁至成都市灯笼街92号，梁延武任经理，温松康任厂长。摄录美有陈晨、程默、杨霁明、姚俊之、姜祖麟等。演员还有耿震、杨琼等；并组成现实剧团。金陵大学理学院电影播音专修科1937年迁来成都华西大学。
　　众多影人在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感召下，云集在成渝的制片单位，以电影和话剧为武器，为促进抗战的胜利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已故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夏衍于1985年在重庆题写了“抗战电影回顾”的书名，可认为是对“抗战电影（四川）”的正式确认（以下“抗战电影”即指四川部份）。

二、“中制”制片简况
　　1、蔡楚生、夏衍、司徒慧敏作品
　　“中制”迁渝同时，在香港开办“大地影业公司”，先后拍摄以上海沦陷后爱国青年与汉奸特务斗争为主题的《孤岛天堂》（1939年出品，演员：李景、黎莉莉、李景波、蓝马。）以华侨青年投奔祖国参加抗日为主题的《白云故乡》（1940年出品，演员：卢敦、凤子、江村、黎灼灼。）1939年大地影业公司被国民政府撤销，郑用之支持蔡楚生等续办“新生电影公司”拍摄以香港工人、贫民支持祖国抗日为主题的《前程万里》（1940年出品，演员：李景、李景波、容小意、严硕。）《孤岛天堂》、《前程万里》两片编导为蔡楚生，广东潮阳人，他上世纪卅年代执导《渔光曲》影片获1935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荣誉奖（由安峨作词、任光作曲的《渔光曲》插曲响彻大江南北。）抗战胜利后与郑君里共同执导《一江春水向东流》等著名影片。建国后任全国人大代表等职，1956年加入共产党。“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于1968年逝世后平反。《孤岛天堂》主题歌是抗战时期流行歌曲。
　　《白云故乡》编剧夏衍，浙江杭州人，他是上世纪卅年代上海左翼电影的秘密小组组长，共产党员。抗战时担任中共南方局重庆办事处文化组组长。建国后改编《祝福》等名著为电影。“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电影黑线祖师爷”，平反后担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等职，1995年逝世。本片导演是司徒慧敏，广东开平县人，共产党员，曾为《风云儿女》、《桃李劫》等多部影片录音；“义勇军进行曲”通过他的艺术加工使那雄浑激昂的歌声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建国后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等职务，是新中国电影技术的开拓者，1987年逝世。

　　2、田汉、史东山作品
　　以1939年长沙会战为背景，军民抗击日寇为主题的《胜利进行曲》（1940年出品，演员：孙坚白、罗军、杨薇、田琛、郭寿定、张立德、陶金）。编剧田汉，长沙人，我国早期进步电影、戏剧、音乐的先驱者，共产党员，1940年到重庆后，任张治中为主任、郭沫若为副主任的戏剧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等不朽歌曲便是他作词。建国后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等职。“文化大革命”中被诬为“四条汉子”于1968年在关押中去世，后平反。导演史东山，杭州人，参加左翼电影运动是中国电影文化协会执行委员。抗战胜利后与郑君里执导《八千里路云和月》。建国后执导《新儿女英雄传》获1951年第6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荣誉奖中的导演奖，1955年逝世。
　　史东山在1939年和1945年还分别编导了动员农民参加抗战为主题的《好丈夫》（演员：舒绣文、陈天国、王珏、刘犁、沈若男等）。和以敌后人民奋起抗敌为主题的《还我故乡》（演员：陶金、钱千里、张翼、赵抒音、宗由、井淼等）。电影、话剧演员舒绣文，抗战爆发后参加进步话剧的演出，被誉为雾重庆戏剧运动的“四大名旦”之一（其余三人是白杨、张瑞芳、秦怡）。抗战胜利后在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中成功塑造了“抗战夫人”这一形象，建国后任全国人大代表。1958年参加共产党。“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于1969年去世后平反。

　　3、阳翰笙、应云卫等作品
　　《塞上风云》、《青年中国》、《日本间谍》编剧均为阳翰笙，四川高县人，共产党人。建国后担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全国人大代表。“文化大革命”中被关押九年，平反后任全国文联主席。
　　以汉、蒙民族团结抗日为主题的《塞上风云》（1940年出品，演员：黎莉莉、舒绣文、周伯勋等。）执导应云卫，浙江慈溪人，曾导《桃李劫》（毕业歌为该片主题歌）等进步影片。“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7年去世后平反。
　　《塞上风云》摄制组1940年初去塞北出外景时，周恩来曾嘱托应云卫务必动员摄制组人员全部返重庆，不给国民党右翼势力以任何口实。出发前“中制”举行晚会相送，郭沫若赋诗二首相赠。摄制组返渝途中抵达延安，受到延安文化界欢迎。9月8日朱总司令设宴招待。吴茵、黎莉莉、周峰等人于1984年在回忆文章中说当年毛主席在延安设宴招待他们并作团结、进步、抗战、反对分裂、倒退、投降的演说，并以此题词。
　　以抗日宣传队与农民共同抗击日寇为主题的《青年中国》（1941年出品，演员：白杨、陶金、魏鹤龄、钱千里、吴茵、章曼萍、项堃）。执导苏怡，湖南麻阳人，他是上世纪卅年代左翼电影的编导。建国后任中华电影艺术工作者协会委员。演员白杨，湖南湘阴县人，抗战胜利后在著名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饰演主角。建国后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共产党员，“文化大革命”中被关押后平反，1996年逝世。
　　以意大利人范斯伯揭露日寇在东北的罪行，赞扬抗日义勇军的亲身经历为主题的《日本间谍》（1943年出品，演员：罗军、李青来、江村、秦怡、陶金、刘犁。导演袁丛美，四川人，抗战胜利后受“中制”派遣返上海接收，后去台湾。演员秦怡，上海市人、抗战初期到“中制”当实习演员；建国后主演《铁道游击队》多部著名影片和电视剧，“文化大革命”中被揪斗，后任中国影协理事等职务。
　　《日本间谍》影片于1943年4月在重庆放映，阳翰笙4月29日日记曾说“……观众购票的拥挤，比争买平价米还要热闹……可见我们这几年的心血没有白花。”在放映高潮时，此片经蒋介石调看通知停映；并派蒋纬国到“中制”督令删剪修改后，才得复映。

　　4、孙喻作品
　　以一个叛逆分子的觉醒，颂扬大后方工人、群众爱国热情为主题的《火的洗礼》（1940年出品，吴蔚云摄影，演员：魏鹤龄、张瑞芳、钱千里、项堃、黄田、戴浩等）。编导孙喻，重庆人，上世纪卅年代编导电影《大路》中的大路歌曾感染过那个时代的青年。建国后导演《武训传》（1951年以后受到不公正批判；1985年9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陶行知研究会和基金会上讲话中对以上批判予以否定）等影片。演员张瑞芳，到重庆加入共产党，建国后参加《南征北战》、《李双双》等著名影片的演出，“文化大革命”中曾被关押后平反。

　　5、何非光作品
　　以反抗日寇侵略，保卫家乡为主题的《保家乡》（1939年出品，演员：英茵、于飞、罗军、王珏）；以侵略日军战俘觉醒为主题的《东亚之光》（1940年出品，演员有日本反战士兵、何非光、郑君里、张瑞芳、江村）。郑君里，广东中山县人，抗战胜利后参与执导《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电影。建国后导演《林则徐》、《聂耳》（1961年获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传记片奖）等名片。“文化大革命”中被投入监狱于1969年去世后平反。以揭露日寇入侵缅甸暴行，华侨青年觉醒参加远征军为主题的《气壮山河》、（1944年出品，演员：黎莉莉、王豪、王珏、钱千里。）以揭露日寇侵略带给中国和日本人民灾难为主题的《血溅樱花》（1944年出品，演员：黎莉莉、舒绣文、白云、陈天国、李建）。以上各片均为何非光编导，上世纪卅年代他曾在《百姓之光》等进步影片中演出，抗战胜利后去“中电”二厂。

　　6、寇嘉弼、汤晓丹作品
　　根据李士珍《大同之路》原著改编，以歌颂国民政府警察与日伪特务斗争为主题的《警魂歌》（1945年出品，演员：王豪、宗由、康健、王珏、田琛）。编剧寇嘉弼，西安市人，到重庆后组织出版进步书刊的“明天出版社”为“委座侍从室”及图书杂志审查处所不容密令监视。建国后协助孙瑜拍摄《武训传》；导演译制片《列宁在一九一八》等国外著名故事片四十余部，后调峨眉电影制片厂，“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1985年加入共产党，先后导演了《风流千古》等影片，1996年逝世。导演汤晓丹，福建华安人，1938年到香港拍摄抗日题材的《民族的吼声》等影片，1942年香港沦陷后日寇强令他拍片被汤拒绝潜回重庆；建国后拍摄《渡江侦察记》、《红日》等优秀影片。

三、“中电”摄制简况
　　以抗战初期爱国官兵固守宝山城为主题的《孤城喋血》（1939年出品，演员：柏森、包时、白云）。编导徐苏灵，天津人，建国后导演《飞刀华》、《秦香莲》等片。
　　以各阶层人士参加抗战为主题的《中华儿女》（1939年出品，演员：赵丹、白杨、魏鹤龄、顾而已、施超）。编导沈西苓，浙江德清县人，上世纪曾编导著名的《十字街头》等多部影片。拍完本片后，病逝重庆。演员赵丹，山东肥城县人，上世纪卅年代，在《十字街头》等多部进步影片中担任主角。1940年在新疆为军阀盛世才关押五年。建国后，在《聂耳》多部优秀影片中塑造了不同的艺术典型。1957年加入共产党，曾任全国人大代表等职。“文化大革命”被关押后平反，1980年逝世。
　　以爱国空军青年英勇抗敌为主题的由孙瑜编导的《长空万里》（1941年出品，演员：白杨、高占非、王人美、金焰、施超等）。

四、“西北”摄制简况
　　以太行山工农联合抗日为主题的《风雪太行山》（1939年出品。演员：谢添、欧阳红樱）。编导贺孟斧，江苏武进人，抗战前从事进步电影戏剧工作，1945年病逝。
　　以抗日根据地村民与日寇的殊死斗争为主题的《老百姓万岁》（阎锡山在晋西进攻抗日决死队，并于1942年撤销“西北”，影片大部分完成被迫停机，演员：吴雪、金淑芝）。编导沈浮，天津人，“西北”解散后，去重庆编导多部话剧，1959年参加共产党，导演《老兵新传》（1959年获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技术银质奖）等影片，1994年逝世。

五、成渝两地新闻纪录片等片简况
　　“中制”来重庆后，由郑君里、罗静予（成都人，“中制”副厂长，建国后任北京电影制片厂总工程师，“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去世后平反。）、汪中熙、副厂长王瑞麟等摄制和编辑《抗日特辑》第六集，记录重庆大轰炸等内容的《电影新闻》九本，记录片《中国之抗战》一部，各族人民支援抗战的《民族万岁》一部（九本），《抗战标语卡通》一集，《抗战歌集》三本；还拍摄军事纪录片。“中电”由徐苏灵、余仲英、潘子农等编辑《抗战实录》11本，《西藏巡礼》等纪录片13本及《中国新闻》等。在重庆的国际宣传处摄影科拍摄了《人民的悲惨》等三部纪录片。中华教育制片厂曾摄制《新四川》、《太极拳》等23集短片。电影教育画片社曾摄制《生生不息》等短片。
　　在成都“西北”由瞿白音（江苏嘉定人，上世纪卅年代参加左翼戏剧运动。“西北”解散后去桂林等地参加戏剧活动。建国后改编电影《红日》等著名影片；并致力电影评论，所写《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尤为著名，1957年曾遭受不公正批判，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纠正。）编辑纪录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华北是我们的》6本。金陵大学电影播音专修科曾摄制《四川水利》等三集短片。

六、摄制条件差、影人待遇低、政治环境劣
　　抗战电影摄制条件极为简陋。随着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胶片进口断绝，抗战后几年“中制”、“中电”制片量下降。从影人员生活待遇就很低，1942年9月26日重庆商务日报报道“明星”月薪的消息（按法币计）说最高为黎莉莉是340元，秦怡最低为60元，泰怡一月的工薪买不到半斤白糖。参加话剧演出，报酬也低得可怜，白杨在1941年第1期《中国电影》中为文曾坦率地说她处于一种吃不饱饿不死的境地，平时演出结束后，饥肠辘辘只能吃点霉米稀饭或炒米糖开水聊以充饥。女演员们还要时刻防止豪门劣绅的欺凌。秦怡在1981年的回忆文章中说：“抗战时期的重庆，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到处是陷阱……。”影剧人屡遭迫害，发生于194（}年以共产党嫌疑为名对在綦江县公演《李秀成之死》话剧的忠诚剧团中的青年进行抓捕、屠杀而震惊重庆的“綦江惨案”即为一例。但她（他）们为了抗战正气凛然、挺过了这不平常的八年。

七、影（剧）人悲惨遭遇
　　著名影剧导演沈西芩贫病交加英年早逝于1940年12月17日，经同事孟君谋、潘孑农全力相助，葬于重庆南岸沙罐窑，年仅36岁。为抗战文艺辛劳奔走的著名影剧人沈硕甫于1943年4月3日倒毙于重庆街道；著名影剧导演贺孟斧于1945年5月10日积劳成疾，病死重庆，年仅36岁，幸重庆作家刘盛亚于1941年春返渝任职群益出版社后捐助南岸瓦窑湾墓地埋葬上述三人。“中制”编剧洪深，江苏武进县人，皖南事变后的1941年2月5日，洪深写的遗书称：“一切都无办法，政治、事业、家庭、衣食住种种如此艰难，不如且归去……”全家三口服毒，幸经郭沫若带医生及时抢救脱离险境。建国后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1955年病逝。
　　抗战时活跃于成渝影坛，剧场著名演员江村（诗人），周恩来十分关切，在重庆遭监视被迫离渝去蓉，因贫病交加于1944年5月23日不治去世。施超在《屈原》中成功塑造了一个“千古谗人”的艺术形象，郭沫若以《施超饰演靳尚》一诗相送。1943年在成都演出当场咯血倒地，于1944年10月26日去世，幸成都老报人（作家）车辐慷慨相助捐出祖上莹地，江村、施超方得下葬。他们包括沈、贺等平时得到帮助、去世后能够安息，是巴蜀乡亲父老与旅居成渝影坛子弟血肉之情相依的体现。以上影人除洪深抢救及时外，其余诸君为了抗争旧世界和追求民族的解放毕其一生贡献给了进步的抗战电影、话剧事业。

八、抗战电影精神
　　“中电”、“中制”、“西北”的摄制队伍中不少是共产党人和进步影人。国民党右翼势力力图控制和压迫这支队伍按照他们的方针去拍摄电影。中共南方局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出发希望拍摄电影应以抗战为主题，因而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特殊较量，抗战初期周恩来就多次强调要团结，争取一切可以团结、争取的人士，把摄制工作引入正轨，因而这样几支摄制队伍用国民政府的摄影机拍出了以抗战为主线的故事片、新闻片，并获得各界人士和国际好评。后来国民党右翼势力“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面貌逐步暴露，对舆论包括电影设置重重障碍，在周恩来亲自关怀下，通过三厅的指导和共产党员的影响，争取一些亲国民党电影人员的支持，抗战影片的摄制方得以继续进行。1940年国民党右翼势力掀起反共浪潮，阳翰笙被撤消了“中制”编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中共领导人在延安通过接见“塞上风云”摄制组传达给成渝电影战线的“坚持团结、进步、抗战，反对分裂、倒退、投降”的精神，极大鼓舞了成渝影剧界。后来三厅被撤销，周恩来向国民党开明将领张治中说，他们（指郭沫若等一大批在三厅工作和影剧界的进步人士）为抗战而来，现在搞到他们头上了，你们不要我们要。年底国民政府被迫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会”），郭沫若为主任，阳翰笙、田汉等进步人士仍在其中供职，巩固了电影界、包括文化、戏剧界人士的信心。“文工会”特在“中制”内景场地举行晚会，周恩来、叶剑英出席，影响很大。1941年发生反共的“皖南事变”，“西北”被撤消，一时电影、戏剧界人心动荡，周恩来及时通过“文工会”向影剧界人士指出反共高潮一定被击退，坚持原则，坚持抗战，不演反共戏，不唱反共歌……的精神，打消了一些人的顾虑。张瑞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篇回忆文章中说“……有了总理（周恩来），大家觉得有了后台，有了依靠，我们后面还有一大堆人，我们没有孤独感”，从而又稳定了影（剧）界人心。但有些进步影（剧）人仍想奔向解放区，周恩来说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国统区也要有人做抗日救亡工作，通过多渠道说服他们留下来。后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借口胶片缺乏，取消《中国万岁》（史东山编导）等多部抗战电影的拍摄。除在制的影片外，“中制”“中电”拍摄几乎限于停顿。周恩来、郭沫若指出电影既陷停顿，应拖一批影人上话剧舞台，1941年10月11日由应云卫、陈白尘、陈鲤庭等出面发起成立“中华剧艺社”，与其他戏剧团体发动雾季重庆话剧运动高潮。周恩来几次设家宴与郑君里、白杨等影剧人士聚会，阐明形势，鼓舞士气。
　　1941年底发生太平洋战争后，日伪对国民党施加压力促其投降反共，国民党右翼势力再次把矛头指向重庆文化界，悍然撤销“中国万岁剧团”艺委会，借以打击进步力量。郑君里等一批影人被迫退出“中制”、“中电”，有的去了成都。“中电”力图动员“影后”胡蝶领衔拍摄“建国之路”、“三女性”等电影，仍困难重重不能完成。“中制”继任厂长吴树勋、蔡劲军等力图改变“抗战电影”这一正确方向。留在“中制”的进步影人，根据周恩来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精神，对弱化抗战的个别影片作出有分寸的让步，尽量减少抗战后期少数影片摄制中的消极因素。史东山编导的坚持以抗战为主线的《还我故乡》在抗战胜利前夕与观众见面了。重庆进步电影工作者（包括成都）在政治上给国民党右翼势力的专制有力一击，于1945年2月2日参加在《新华日报》等报发表的《向时局进言》上签名，坚持斗争迎来了抗战胜利。抗战八年中“抗战”这根红线贯穿在所有影片中。对“抗战电影”存在的问题，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去分析在当时那样复杂的条件下完成这二十部故事片和几十集新闻记录片难免不存在缺陷。就总体而言，抗战电影对鼓舞大后方人民群众抗日救亡起了历史性的作用。司徒慧敏于1985年曾说：“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国人民的苦难与胜利的纪录，也是当时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死纪录。这些纪录，电影显示了它的重要作用。”这一历史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许多电影工作者英勇而勤奋地创作出一大批抗战电影，无论从思想性或艺术性都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些优秀抗战电影的产生是来之不易的，有的同志在艰苦环境中流血流汗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巴山蜀水的博大胸怀哺育了成渝抗战电影的成长。团结、进步、奋斗为内涵的抗战电影精神永放光芒。
照片系车辐先生提供

坚持国共合作抗战的陈离将军
马宣伟／文

　　陈离，号静珊，四川安岳县人，在川军中任排、连、营、团、旅、师长及副军长等职。大革命时期他坚持国共合作，在抗日战争中更加突出。“七七”事件后，陈离率部出川，先在山西抗击日军，后奉命转战山东。
　　1935年3月14日，日军濑谷支队趁拂晓之机从两下店附近发起进攻。13日傍晚到达山东省滕县附近。陈离率部队在南沙河防守。3月16日拂晓，日军一万余人向第45军守卫界河一带主阵地进攻，在滕县外围南沙河一线，战斗激烈，师长陈离赶到前沿阵地督战。当日军猛烈攻进阵地时，枪弹打穿了陈离的大腿，他仍沉着，坚持指挥官兵抵抗，由于敌强我弱，第45军的界河纵深防御阵地逐次被日军攻破，第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见川军守滕县伤亡重大，阻击日军的任务已经完成，下令川军转移，这样陈离才被送到武汉住院治疗。
　　当十八集团军朱德总司令惊闻陈离负伤的消息后，特驰电慰问：“静珊兄，鲁喋血，率挽危局，捷报传来，惊闻裹伤督战，几陷重围，弥深怀念。”陈离住院期间，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的代表董必武、吴玉章等，到汉口协和医院慰问，陈离深受感动，董必武分析了抗战形势后，陈离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只靠国民党抗战是没有前途的”，董必武鼓励他说：“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坚持抗战还是有前途的”。叶剑英、彭雪枫等都到医院来看望陈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百忙中也到医院看望陈离。这使陈离大为感动，他一再表示：“出院后就赶赴前线，坚持团结、坚持抗战！”不久，陈离出院，返回第五战区任第22集团军第45军副军长兼127师师长。
　　陈离率部移驻老河口，所部与驻鄂边区大洪山的李先念部为友邻，陈离请李先念司令员到师部住了六天。李先念指着墙上挂着的地图说，“我们就缺少这个”！陈离取下地图赠李先念，两人又仔细地商谈两军今后团结抗战的工作。李先念临走时，陈离又送了一部电台。
　　陈离部队还与新四军彭雪枫支队连界，为了与友军取得联系，他叫中共党员张晓峰带了四支德国造的二十响手枪和一箱子弹送去，并安排中共党员胡春甫、易野源在川军第45军政治部工作，经常与新四军保持联络。
　　在第五战区经李宗仁同意组建抗日组织，很快成立了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各县成立抚敌自卫队。“抗委会”推举孙耀华任应城县县长，兼应城抗敌自卫队游击司令。1939年元月，孙耀华到随县向“抗委会”汇报游击队枪弹装备困难，向驻高城的陈离求援。陈知道孙的来意后，表示一定支持，陈离为实现曾在山西洪同县时对朱德总司令许下的诺言：支持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当即送给孙部一批德造快慢机手枪、军用地图、电台，子弹和手榴弹等。陈离送走孙耀华时，又解下身上的手枪送给他作为纪念。
　　4月，日军第3师团、第13师团，并附有大炮百门、战车百辆，沿襄花公路、京钟公路西犯，企图先对大洪山，桐板山进行扫荡，进而占领随枣、南阳。川军第22集团军为实现其战备意图，令所属两军撤至襄花路和郧水西南地区防守。陈离奉命率127师守怀潭、龚家棚、廖家寨等第一线阵地，陈离要以一个师的兵力对付日军机械化的大部攻击，实感困难。这时，李威领导的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从豫南挺进鄂东与许金彪的湖北抗日游击大队会师后，在应山、安陆地区建立了根据地。李威请求陈离部帮助培训译电员。陈离答应了这个要求，派军需处长杨月湘向李威求援，希望能在敌后牵制日军，以配合川军在正面作战。李威得报后，亲率部队向安陆县赵家棚挺进，威胁安陆据点的日军。同时，陶铸和孙耀华率中共游击队第一、二支队，直袭日伪军的据点云梦县县城，全歼日伪军，放火焚烧了城内日军营和弹药库，迫使正在随枣会战的日军，匆忙撤回原据点。
　　国共两党及其所属武装部队，团结合作，共同抗日，这本是于国家，于民族有利的大好事，但是，国民党顽固派千方百计破坏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局面。对此，陈离深感苦闷。一天，郑岩平来看陈离，陈离报怨地说：“现在老蒋要‘限共’、‘防共’，要搞分裂”，‘限共’的小册子到处流传，特务活动无孔不入。又说，“毛泽东先生写的《论持久战》这本书很好。现在的抗战形势，确实处在相持阶段”。边说边拿出《论持久战》一书翻着。郑岩平说：“静珊兄，还在研究毛泽东著作，不怕人家说你通共产党？”陈离笑道：“我这本书，不是来自共产党人手里，是来自老蒋之手。他发给我们每个师长一本，我看老蒋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要以这本书，找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道理来！”
　　1939年9月中旬，驻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的中共中央中原局，派黄宇齐为特派员到襄樊地区川军22集团开展工作。中原局代理书记朱理治向黄宇齐交待任务说：一、同第45军副军长兼127师师长陈离联系，住在他的部队里，在政治上帮助他，向他宣传我党的政治纲领及政策，军事路线和对当前时局的看法，要求掌握好部队，推动川军将领在政治上走向开明和进步，将第五战区司令部对待我党我军的各种动态，及时告诉我们，在可能条件下，在经济物质上支援我军。二、领导该集团军中的中共党员，要他们绝对隐蔽，争取带兵和扩大带兵权，团结进步军官，慎重发展党员。
　　9月下旬，黄宇齐带着介绍信去找陈离师的军法处长杨殿如（杨尚昆之弟），通过他约定陈离与黄宇齐秘密见面。黄将中原局的介绍信交陈离，并谈了党对陈离的希望和要求。陈离同意黄宇齐留在师部：他考虑得很好很细，要黄宇齐写一封江津同乡川军师长甘德明介绍黄宇齐来找陈离“谋职”的信，交师部存档备查。然后，陈离委黄宇齐为师部副官处，“编外”中尉副官。
　　陈离向黄宇齐介绍第22集团军高级军官的政治态度，一切国民党发给军、师级的机密文件都及时给黄宇齐看，如国民党防止或处置“异党”的措施、办法等，第五战区关于中共新四军在鄂豫皖地区活动的情况通报和采取的措施，第22集团军内国民党系统“调查小组”的机构人员名单等。黄宇齐及时向中原局作了报告。
　　1939年10下旬，陈离师奉调到随县北西浏河的殷家座驻防，师部驻双沟。这时，中原局代书记朱理治等因遭受数千日伪军的袭击，转移到鄂中新四军李先念部。陈离在浏河与黄宇齐商议，以部队作战为名，掩护黄宇齐从安阳，应山边界进入鄂中游击区汇报工作，临行时，陈离交电台一部和两千元送新四军。黄宇齐顺利地见到李先念司令员，又在京县八字门向朱理治作了汇报。冬天来了，陈离考虑到李先念部队缺棉衣过冬，又以部队转移为名，从老河口到唐县，将1000套棉衣让新四军运走。11月，李威司令员派人来找陈离，说部队官兵衣着单薄，过冬困难。陈离找军需处长杨月湘商议。杨月湘提出：去年发下的棉衣官兵只穿了一年，修补一下还可以再穿一年，这样可以拿出今年做棉衣的钱，给新四军游击队解决五千件棉背心。陈离同意。冬衣做好后，陈离一再叮嘱事关重大，要谨慎行事。杨月湘与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商定起运路线和接应地点后，将棉衣装上木船。陈离令370团李团长带一个连护送，从老河口起运，沿汉水车下至宜城雅口上坡，改为陆运至枣南。由中共随枣地委派余益庵带一个连将冬衣及一部电台和军用地图等接走。
　　黄宇齐从中原局汇报回来后，陈离对他说：“部队即将撤回襄樊整编训练，现有旧枪四五百支，可送给新四军，希望派人来接收。”同时，陈离庄严地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宇齐又第二次进入鄂中汇报，朱理治与李先念，陈少敏等认真地讨论后，认为：这么大数量的枪支运送很难保密，消息走漏，陈离将受害，这对革命不利。目前，几百支枪不是重要问题，重要的是保护陈离的长期安全和地位的巩固。陈离入党问题，朱理治说：“陈离是党的最忠诚的朋友，政治坚定不移，完全够入党条件，但是，由于他的地位重要，作用大，为了他的安全隐蔽，长期为我党作秘密工作，以不入党不是党员为好。”黄宇齐将以上意见回复了陈离，他表示接受，愿努力加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
　　在蒋介石于皖南制造消灭新四军“事变”的同时，1940年12月下旬，日军正以三个步骑兵队向鄂中的中共李先念部队进行“扫荡”。蒋介石令中央军第19兵团陈大庆部伸入鄂中，令川军45军陈书农为后卫，向李先念部大举进攻，第45军副军长陈离见到蒋介石的命令后，立即返回师部。在1941年1月2日，陈离派张尧峰化装连夜潜入鄂中，将紧急情况及时向李先念报告。李部和鄂中地方都迅速采取了对应措施和充分准备，当国民党军队陈大庆部进攻时才未受到重大损失。
　　1941年秋，陈离被叛徒项迺光出卖，他给黄宇齐路费和通行证，叫他立即逃走。蒋介石仅以“通共”的罪名，调陈离回中央军训团受训，免去45军副军长兼127师师长职。受训期满回到成都，老长官邓锡侯委陈离为四川防空副司令，后为成都市市长、泸州专员等职，陈离坚持为党工作，直到迎来新中国的诞生及四川的解放。

图片说明
　　①陈离在滕县负伤后转汉口医院治疗时留影，中立者为杨尚仑同志，时任陈部军法处处长
　　②陈离题

吴一峰在抗战时期的社会艺术活动
吴嘉陵／文

　　“吴一峰蜀游画展”于1937年7月2日至8日，在上海南京路大新公司四楼展厅举行，参展作品80幅，开幕这天盛况空前，上海诸位师友及各界朋友光临画展。刘海粟、郑午昌、张大千、张善子、黄葆戌、谢公展等纷纷为吴一峰的画题跋祝贺。老师郑午昌在上海美专时一直很关注家乡学生吴一峰的成长，曾将他著的、由黄宾虹作序的《中国画学全史》送给吴一峰。这次又看到吴一峰入蜀后的新作，非常高兴，便对吴一峰说：“画题材新颖，将蜀中的风景名胜全面的、以中国画的形式面示沪上各位，在中国近代绘画史上你是第一人也！”接着又说：“一峰，蜀中之行不只万里啊！所得取之于自然，你的画风突变，足以振起画苑！”画展顺利进行，参观者络绎不绝。蜀中雄、奇、险、秀、幽都披于诸画中，使参观者欣赏到天府之国美景，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获得一致好评。上海中国画会主编，将诸师友题跋与绘画作品编辑出版了《吴一峰蜀游画集》，青山农题写书名。画展近尾声，7月7日突然爆发了泸沟桥事变。
　　抗日战争爆发，上海的日本浪人到处寻事，吴一峰匆忙结束展览，赶往南京他父亲处。吴一峰在南京巧遇张善子，他去张善子住的中央饭店，探询抗战形势并向他请教画艺。不久日机开始轰炸南京，看到日军继续扩大战火，吴一峰热血沸腾，义愤填膺，想参军为国家效力，奔走几天，请缨无门，才告别他的父亲，乘民生公司轮船直达重庆，然后乘汽车回到成都。
　　吴一峰原拟上海画展后，往云贵追寻徐霞客足迹，写生作画为《徐霞客游记》作图补，实现他多年的夙愿。抗战爆发，山河破碎，民心不定，暂时不能远行，吴一峰受聘在西南美专、南虹艺专教授中国画外，以画笔投入到抗日宣传中。
　　顺应抗战需要，1937年12月21日，四川省动员委员会成立，其职能为动员人力、物力、财力支持抗战，下设兵役、宣传、救济、物资四个组织。宣传内设有国画课，吴一峰聘任为干事，动员学生及知识分子宣传抗日、义卖救济抗日前线。这时，吴一峰与四川美术界同仁谢趣生、刘既明等交往甚密，积极参加成都“义卖协进会”组织的书画义卖活动，义卖献金支援抗战。当时美术界以其年龄大小有刘大哥、谢二哥、吴三哥之称。次年3月19日，吴一峰在少城（今人民）公园通俗教育馆首次举办个人金石书画展览，将售画所得完全捐济东北难民，支援抗战。当时在成都艺术界引起注意和好评。
　　1938年2月25日，存放在重庆的700余箱故宫古物，因堆放楼房受力过重被压垮，古物损坏很多，震惊各界。吴一峰于26日在《新新新闻》报上发表“保护战时的艺术品”的文章，痛心疾首，呼吁保护民族遗产不要被失散、丢掉和损坏。
　　刘湘病逝后，王缵绪代任四川省主席、邓锡侯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吴一峰被聘为四川省政府咨议和川康绥靖公署参事，常参加一些政府和民众组织的抗日活动。1938年6月13日，四川省政府举行迎接抗日前线壮烈牺牲的上将王铭章烈士灵柩活动，吴一峰应邀参加。这天清晨，省府各界赴牛市口车站恭迎，八时举行迎灵典礼，省政府代主席王缵绪主祭，各界参加人员陪祭，旋即由潘文华副主任主持举行启灵礼，礼毕后迎灵人员整队入城。由邓锡侯主任领导执纬人员及王铭章家属护灵随行。迎柩人员约十余万人，铭旌前导、马队、战利品、仪仗队及参加各界人士，行列长十余里。吴一峰骑着一匹高头白马走在迎柩队伍中，由牛市口起灵经春熙路、祠堂行一带随同队伍，于下午二时，灵柩被迎入省党部，由邓锡侯主持安灵。沿途争相路祭、争观盛典，鞭炮声震耳欲聋，全市下半旗，停止娱乐宴会致哀，悲壮热烈。
　　抗战时期，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中心西移，艺术界名流荟萃成渝两地，围绕着抗日宣传，文化艺术交流也十分活跃。四川美术协会成立，吴一峰担任交际组组长，负责联络省内外画家，协助美协开展活动。1938年10月，吴一峰得知老朋友张大千从北平逃出日军监视，辗转来成都举家住青城山上清宫，便专程上山去看望并询问沦陷区情况。不久，张大千回到成都先后住严谷声、尹昌衡宅和昭觉寺等处，吴一峰常去会晤，同时还会见谢稚柳、叶浅予、黄君璧诸位画友。1940年底，吴一峰的斋堂“一峰草堂”落成后，成为蜀中文艺界朋友聚会的地方，常来的有谢无量、刘既明、谢趣生、施孝长、陈子庄、张采芹、伍瘦梅、周子奇等。1939年4月21日，吴一峰与黄梦元、屈义林、谢趣生等发起组织四川美术研究会。抗战疏散入川的美术界朋友陆俨少、朱屺瞻、钱瘦铁、关山月等都曾下榻于“一峰草堂”，大家相聚在一起相互交流画艺，关心抗日大事。吴一峰联络了省内外艺术家们，对促进东西绘画艺术交流起了带头作用。同时，吴一峰以他的绘画、篆刻艺术与四川军政界的交往，成为当时国画界与当局联络的桥梁。这时期，吴一峰在成渝及各县多次举办个展，尤其是于1942年初在重庆举办的“吴一峰四川名胜国画写生展”轰动陪都。画展前由任秋石（郭沫若秘书）引荐会见郭沫若，在座的有李可染，他们相谈投机。郭沫若为吴一峰的工笔重彩《剑门行旅》咏诗题款。画展中李可染、黄君璧、陆俨少等前来参观，流寓在重庆的江浙同乡、同学都来参观画展，并给予极高评价。他面向自然来自生活的题材和“大走”的精神（吴一峰自号“大走客”），受到艺术界同仁们的赞扬。这种“大走”的精神，对当时四川艺术界深入生活起着先导和冲击作用。画展当中，应国际妇女会邀请，吴一峰在重庆康宁路5号讲演《国画之价值》。画展结束，他专程拜会同乡、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黄炎培，并约集在渝的浙江嘉兴、平湖同乡、同学宴请沈钧儒，大家谈论时局，表示坚决抗战到底，决不当亡国奴。嗣后，吴一峰专程到上清寺国府拜会教育部长陈立夫，陈的夫人孙绿卿在座，她是吴一峰上海美专的同班同学。吴一峰表示只有抗战到底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抗日战争进入激烈阶段，成渝两地遭日机狂轰滥炸，日军近逼湖北三斗坪。吴一峰满怀爱国热情，挥毫创作《夔门风雨》水墨画，画的下方，三艘木船上的船工们正齐心协力，搏击在长江瞿圹峡口风雨之中，峡口石屏“滟滪堆”突现水面，横卧峡口处，虎视眈眈，紧锁夔门。船工们不畏艰险团结一致，在风雨飘摇中奋力拼搏，木船正将顺利通过险滩。该画表现了作者抗战的决心，寓意唤起民众团结抗日，冲过险滩，必定胜利。恰逢英国驻重庆大使馆新闻处，在成渝两地征集中国画送往伦敦展出，吴一峰的三幅作品被选中，其中的《夔门风雨》被伦敦大英博物馆珍藏，并刊于China&Britain英文版书中。
　　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普天同庆。艺术家们满怀爱国热情，投入到他们的创作中。只有国泰民安，才能有艺术创作的空间。这时，流寓在成渝的艺术界朋友们都纷纷往东返回，吴一峰却忙着西行滇、黔，追寻徐霞客足迹，实现他的夙愿。

吴雪与抗敌演出队
金青禾／文

　　抗日战争时期，有一个文艺团体曾轰动成渝，享誉巴蜀，很受民众拥戴，它就是原文化部副部长、著名戏剧艺术表演家吴雪领导的“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出队”。
　　1914年出生于岳池县余家场的吴雪，从小受家乡川剧“泰洪班”的影响及艺术熏陶，酷爱戏剧。13岁考入岳池高等小学堂时，表演川剧《打渔杀家》，获得好评。其剧照放大挂于东街茶馆门口，名声远播。1936年，受抗日爱国思想影响，毅然放弃家庭的富裕环境和在广安中学读书的学习生活，去成都投入救亡活动，参加剧人协社举办的业余募捐演出。为了发挥戏剧爱好特长，次年初又只身到上海，一边打工，一边学习戏剧，从事抗日救亡工作。“七七事变”后，得到刘湘副官王炎资助，在武汉发起并组织成立了“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出队”。1938年初赶排阳翰笙的话剧《塞上风云》，首场在重庆国泰大剧院演出成功。
　　抗敌演出队打响之后，特务、汉奸千方百计进行破坏，进行政治瓦解和经济收买。利诱不成，转而威协，当时吴雪已由中共成都市委书记杜桴生介绍加入共产党，并担任了四川第一个戏剧党支部的组织委员（戴碧湘为书记，陈戈为宣传委员）。经请示地下党同意，整顿了演出队，并从城市转入农村宣传抗日。他们先后到过眉山、乐山、宜宾、重庆、合川、武胜、岳池等地演出。抗敌演出队人员穿草鞋，走山道，到生活条件极差的农村乡场宣传。这时王炎早已断绝了对他们的资助，不但费用自找，又要为抗日募捐义演，除了极简单的开支外，全部作了捐献。虽然条件极差，但大家能吃苦，与人民关系特别密切。所演戏剧，用的四川方言，乡土味很浓，演出效果好，很受群众欢迎。
　　川南一个乡场的逢场天，赶场人正围在场头的空坝中，观看被男人扭着的妇女。只见她声泪俱下地哭诉：“我的男人在外当兵，与日本人作战受伤残疾了。他来信要—件棉衣穿。为了给丈夫缝棉衣，我想了许多办法，仍没有实现自己的计划，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只好不顾脸面来偷，谁知刚出手就被他抓着……”她向抓她的男人求情，又向观众磕头不止，显得十分可怜。人们纷纷解囊相助，铜钱纸币直往地上的小盆丢去。这个“女扒手”揭去头上的假发向大家致谢时，众人才知“她”是个男人，原来是在演戏。这位女扒手就是吴雪扮演的。由于演得逼真，感情真挚，道白又是方言，《女扒手》这幕戏，深深打动了乡民的心。此外，由吴雪执笔创作并上演四川方言讽刺剧《抓壮丁》，由于吴雪与陈戈等人演得惟妙惟肖，令人叫绝。
　　1939年底，演出队从乡下返回成都时，受到各界爱国人士的热烈欢迎，特务再次对他们进行分化瓦解和威胁暗害，迫使他们无法立足。中共成都市地下党组织指令他们转移。1940年1月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出队，辗转到了延安。5月，延安青年艺术剧院成立，吴雪担任副院长，主持工作，原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出队的成员，也转入了青年艺术剧院。
　　1941年，吴雪和他的青年艺术剧院成员参加整风，进一步明确了文艺工作者的方向。1943年“五一”劳动节前夕，联防军政治部主任肖向荣对吴雪说：五一节快到了，搞个节目让大家乐一乐。吴雪接受任务后，马上把戴碧湘、陈戈等人找去商量。建议将《抓壮丁》修改后排演，大家一致推举吴雪执笔修改并担任导演。在八路军礼堂演出后，收到很好效果。于是，肖向荣决定把《抓壮丁》送到杨家岭去为中央领导演出。吴雪再次对剧本作了修改，在杨家岭演出三次，吴雪与陈戈等人以精湛的演技和娴熟的念白，出色地塑造出地主李老栓和王保长等艺术形象，一时誉满边区，轰动延安。毛泽东主席三次观看，笑得前仰后合。朱德、周恩来、刘伯承、邓小平、杨尚昆等领导同志赞扬《抓壮丁》是一出好戏。《抓壮丁》一时誉满陕北，被称作是继《雷雨》、《升官图》、《塞上风云》之后的又一名剧。
　　日本投降后，吴雪和原演出队的成员被派去东北，参加土地改革，他导演了《土地还家》、《白毛女》等。吴雪在扮演《白毛女》中的杨白劳时，躺在零下十几度的地上，身穿单衣，却出了热汗，塑造出一个典型的农民形象。
　　解放后，吴雪和他的演出队多数成员，进入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为戏剧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二十世纪东西方艺术高峰会议
陈旭／文

　　二十世纪，是个人才辈出的世纪。二十世纪的东西方画坛，更是群英荟萃。毕加索与张大千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西方立体画派的代表人物──毕加索与东方“画坛皇帝”张大千的会面，是东、西方两大艺术体系的一个伟大盛会；是两大截然不同的绘画艺术文化的碰撞。他们会面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其本人的“私人”性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次“中西方艺术界的高峰会议”。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也因这两位东、西方画坛巨子的相遇而变得如此之不同，这是一个非凡的年代，也是“中西艺术史上值得纪念的年代”。

一、张大千与毕加索的“高峰会议”
　　1956年，张大千在法国巴黎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石窟壁画展览”。因缘际会，与西方艺术大师毕加索相遇，并应邀前往毕加索的别墅做客。在毕加索的别墅中，他们不仅交流了双方对中西艺术的看法，还合影留念、互赠作品。
　　西方媒体称这是中西方“艺术界的高峰会议”“中西艺术史上值得纪念的年代”。
　　此时的毕加索早已不是“为经济所迫，不得不同那些水果蔬菜商贩类似的小画铺共事”的年代。也不是开个以写实为主的画展，只是为了向世人证明自己“会”画的时期了。他已成为西方艺术“百年变革”的代表人物。是第一个活着看到自己的画藏入卢浮宫的画家。他的绘画风格代表着西方艺术的一个高峰。法国总统蓬皮杜把他比作一座艺术的火山。毕加索是西方艺术中一个时代的一座无法逾越的艺术高峰，他改变了20世纪视觉艺术的体系。他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大师，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他是西方艺术中，一个时代的代表，更是西方艺术文化的一个象征。而此时，张大千的画别说在中国，就是在世界画坛中都有着很高的声誉，其地位至今无人可动摇。其“广游巨川名岳，撷取精英；……师古不泥，化之为我，自卓然成一家之体”。两赴敦煌考察，追源溯流，从中吸取传统文化之精髓，为我所用。五十年代又广游各国，在传播中国艺术的同时，也积极地吸取西洋艺术之精华，“洋为中用”、“中西合璧”带动了中国画艺术的革新。张大千的绘画艺术是中国绘画艺术的一个新的高峰，是中国绘画艺术的一个代表人物。徐悲鸿曾赞其为“五百年来第一人”。他在巴黎举办的《张大千临摹敦煌石窟壁画展览》更被西方评论家们称为“唯有毕加索堪与比拟”。

二、毕加索眼中的张大千
　　毕加索是一个唯我独尊，蛮横霸道的人。他蔑视同时代的艺术家，他喜欢挑战，也乐于挑战的个性，使他始终高高在上，不向任何人、事、物低头。但是张大千的到来，他却给予了前所未有的礼遇。他邀请张大千到他的别墅做客，还拿出自己的作品向张大千请教。当张夫人提出合影留念的请求时，向来不喜欢别人为他拍照的毕加索，欣然接受。并拿出道具帮张大千化妆，拍了张“化妆照”。而对当时在场的另一位西方画家所提出同样的请求，却予以拒绝。还是在张夫人的求情下，才同那位画家拍了一张照。一个对他人的感受不屑一顾的人，竟然会为一位东方艺术家一再改变自己的习惯与决定。可见毕加索对张大千的敬重之深。毕加索对张大千的敬重还表现在他少有的慷慨上。毕加索从某种角度讲，他是位吝啬的人。他很少把自己的作品送给别人，甚至离婚的妻子、分手的情人也是休想拿到一幅他的画。但他对张大千却破了例。临走时，毕加索亲笔题款将一幅《西班牙牧神像》赠给张氏夫妇。在事隔六年后的1962年，张大千再一次收到了毕加索为他个人画的像，竟有27幅之多，可见毕加索对张大千的“另眼相看”之深。
　　如毕加索这样一位喜欢高高在上，对他人总是不屑一顾的人，为何独独对张大千例外呢？不仅赠画、合影，还拿出自己的作品向张大千请教。对于像毕加索这样一个自傲的人，竟做出如此谦逊的举动，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但是，从他的一句话，一切就都有了解答。
　　“谈到艺术，第一是你们中国的艺术，其次是日本的艺术……”。“……白种人都没有艺术。”这就是原因，毕加索是为艺术而存在的，他的一切举动都是为了艺术。他认为艺术首先在中国，对于来自中国的张大千，他给予了最高的礼遇也就不奇怪了。
　　而当他看到张大千晚年的作品时，再一次发出了“艺术在东方”的感叹。这不由让我们想起另一件事；也就在同年，我国邀请毕加索来华参观访问，这位艺术大师说了一句出人意料的话：“不敢去啊，那儿坐着一位了不起的齐白石！”
　　由此可见，张大千在毕加索眼中是继齐白石之后又一位令他感佩的中国艺术家。

三、张大千眼中的毕加索
　　相对于毕加索的感叹，张大千对毕加索又是如何评价呢？
　　1962年当张大千收到毕加索为他画的27幅画的时候，张大千的女秘书林慰君曾问及有关作品的问题。张大千对毕加索把他画得越来越难看的原因解释为“年轻时画得那么好，却卖不出去……到后来他出名了，于是就故意乱画，也是表示玩世不恭的意思”。
　　看来张大千对毕加索的评价很有点与众不同。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张大千对毕加索的变化并不是很赞同，张大千是一位艺术大师，但他也是一个平凡人，他也有他时代的局限性。早年临摹过近百位中国画名家作品，出国游学，去的也是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中日文化一脉相传，都是以含蓄为美，讲的是“和谐统一、天人合一”，追求的是超俗的“意境”。显然毕加索的作品与此是完全不符的。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张大千对毕氏的画法不赞同，也是很正常的事了。
　　就连对毕加索推崇倍至的法国人，在他们的骂人大全《你阿妈》一书中就有这么一句：你阿妈真丑，一边照镜子，一边说“哇，一张毕加索的画”。更何况是来自遥远中国的张大千呢。
　　从另一角度也说明了，张大千不受外界干扰的个性。1962年的毕加索，早已是名满天下，说他的画不好就好像是贬低自己的欣赏水平，但张大千仍然是坚持己见，从另一侧面说明张大千对艺术的“真”，不含一点“假”的个性，决不人云亦云。
　　在这次会面中，毕加索拿出了5大本习作请张大千指点，让张大千大为吃惊。此后毕加索又讲到：“……艺术，第一是你们中国的艺术，其次是日本的艺术，……第三是非洲的黑种人有艺术。”“整个的西方，白种人都没有艺术！”的一番言论更使张大千为之惊异。也使张大千感觉到毕加索的真诚与坦荡。“毕氏豪迈率真，所言发诸肺腑，闻之令人感奋！……”
　　在这次会面后张大千特地画了《双竹图》回赠，以此象征他们之间的君子之交。

四、“中西会晤”带来的“中西合璧”
　　这次会面后的张大千与毕加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毕加索用张大千赠送的毛笔学习中国画，探寻中国画的特点与精髓，应用于自己的作品中，丰富作品的语言。他还用这些毛笔绘出了大量的以飞禽走兽、神话故事和骑士传奇为题材的佳作。而张大千也积极吸收西方艺术中的色彩理念将之与中国画的技法相结合，创出了“泼彩泼墨”画法。
　　张大千对艺术的追求是坚定而执著。他说：“一个画家要形成自己的风格，必须要师今人，师古人，更要师造化，兼效百家”。尽管张大千说自己对西方艺术“不甚了了”，但在张大千的心中，艺术是不分中西的，他曾经对弟子丁翰源说：“绘画是人类文化的体现，中西画应无鸿沟之分。……在不失自己本色的基础上，互相交流，共同进步，世界才永远有丰富多彩的绘画”。从这里我们可看到张大千的伟大之处，他有着博大的胸襟，超前的意识。正是这博大与超前成就了张大千。张大千的伟大就在于他能够大胆突破传统。中国画中的色彩变化是极其有限的，讲的是“墨分五色”；追求的是笔墨趣味。但从张大千开始，中国画有了“泼彩泼墨”画法；大胆运用西方的色彩理念，东方的泼墨技巧，将中西艺术完美地结合“西画的长处溶化到中国画里面来，要看起来完全是中国画的神韵，不留丝毫西画的外观”。这就是张大千所追求的。张大千是一位伟大的画家，他为探索艺术之中西合璧迈出了成功的一步，为中国画艺术开辟了新纪元。张大千是时代的代表，他使中国画艺术达到了新的高峰。从没有一个画家像他这样将中西艺术结合得如此“天衣无缝”。他是中国画成功的探索者，一位伟大的革新者。

迟来者的谢意
　　──写在戏剧文集《左右开弓》出版之际
鄢然／文

　　不能不说，是命运的使然，让我走进了戏剧这片未知的天地。
　　之前，尽管莎士比亚、肖伯纳、契诃夫、布莱希特、贝克特、汤显祖、关汉卿、王实甫、老舍、曹禺等中外戏剧大师那闪耀着人类智慧、人间良知、人世透视、人生启迪、人文精神之光的作品曾经震动过我年轻的心灵，然而戏剧这个可以展示“舞台大天地、天地小舞台”的艺术世界于我依然还是那样遥远和陌生，戏剧人日常生活的境遇，他们的内心情感、喜怒哀乐……以及当今戏剧的生存状态等，更于我是一片空白。要不是命运之舟载着我搁在了戏剧的海滩，我依然是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干着出版社编辑的工作，闲暇时写作，写作与戏剧无多大干系的小说等文字。
　　当一个小说家，而不是剧作家，是我在出版社编辑工作之外的人生追求，这是我的兴趣和乐趣。
　　但是有一天，一切都变了，在我本命年的时候，出版社突然被撤销，我再也不能安安静静地工作和写作了。为了生存，我受聘到报社当记者、编辑，虽然收入不菲，可是忙忙碌碌，东奔西跑，除了忙于采编新闻，难得有写作新闻之外的文字的时间，这使我感到惶惑不安。因此，当命运趋使我从报社进入《四川戏剧》有了一份虽很清贫但比较稳定的工作时，自然而然，我将找回我人生的乐趣。
　　我所在的杂志背景──四川省文化厅所统属的四川省川剧艺术研究院，注定了我将与包括川剧在内的戏剧艺术结下不解之缘，使我有时间有机会近距离接触戏剧人的工作生活。如果说研讨近现代那些给人以兴奋和难忘印记的戏剧变革发展现象是我所属研究院的份内工作，那么探究和反映戏剧人尤其是当今剧团的生存拼搏情状就是我所在的杂志义不容辞的事了。后者，在我看来于今日戏剧受经济及文化的全球化、市场化、多元化消费娱乐形式冲击处于低谷的阶段，更有一种围绕现实联系实际的启示和振奋的意义。如此，很是感谢在人生变故中那段奔波的报社记者生涯给了我一个新闻工作者应有的敏感和责任心，去记录展现剧团，触摸戏剧人的甜酸苦辣，在耳濡目染之中、专访对话之余，走火入魔，到评论、研究，再到剧本创作，不知不觉，竟有了不仅要当一个小说家，而且想当一名剧作家的“野心”，像契诃夫、毛姆、老舍先生那样左右开弓。
　　这本集子就是“偶然”中的“必然”结果。
　　很兴奋的是，当我回头搜寻自己被命运之舟载到曾经于我陌生的这片天地的踪迹时，《左右开弓》的出版问世，至少可以证明我这个内心不完全属于戏剧的戏剧人，像众多的戏剧人一样，没有被命运的无情风暴吹倒，而是在猛烈的风雨中站直了身子，昂首挺胸向前走去，可以在意外中获得惊喜。我这个人心直口快，性子硬，一生虽坎坷颇多，却从不向命运低头，只要认准了的事，就一定要做下去，绝不轻易后退。我很高兴我的这种坚毅的性格，伴随着我在人生和事业上朝前迈步，才会有今天的收获。
　　当然，这部戏剧文集的出版，也是我对自己短暂的戏剧生涯的回顾与省察。文集中分“剧论文论、剧坛叙事、剧团纪实、剧人评说、剧本创作、剧外走笔”几个部分，内容繁多，研究、议论、评说、记叙述、创作，长长短短，深浅不一，总之，我把它们都看着是近几年来我的戏剧思维积聚与放电时所散落的火花，星星点点，惟愿发出虽不耀眼却可刺眼的一丝短暂的光亮。而有兴趣的读者，也不难在这本书中读出四川乃至全国戏剧界人士在世纪之交风云激荡的社会变革中，所发出的一种声音，所显露的一种风骚，所留下的一道道艰难的创新印迹。
　　在戏剧领域的探索中，我喜欢用率真的笔触去反映戏团和剧人在当今高科技迅猛发展的信息时代所面临的危机感，而不喜欢在戏剧的史籍资料中去爬梳整理，这是各人的爱好。我以为，直面剧团、剧人的生存现状，探究戏剧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很有现实意义，也更具有实用价值。当下的人很难有耐心去读一种枯燥乏味的“小众”的文字，我相信多用直观的表述形式去诉说，无论对读者还是戏剧界都可能产生亲切感和近距离的作用，不至于让人昏昏欲睡。事实上，像这样略带叙事的表述方法在《读书》杂志等这样于国内国外学界中享有极高声誉的学术期刊上都有学者经常使用。所以，我更钟情于近似于田野考察等“原生态”的直观形式或对话方式去表述。于是有了如《催长生命树》《嫘祖故居的艺术绿茵地》《剧团体改：实话实说实录》《省人艺英式排练法引出的话题》《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一次具有震荡力的川剧“转基因实验”》等一系列记录剧人的生存情状及剧团体改的文章，希望这些文章能够为当今的文化主管部门在政策思路上提供某些参考，也能为剧团的发展提供某种比照。
　　这些年来，社会和人心是那样地浮躁。在戏剧编辑工作之余，小说创作之外，我能够涉足戏剧方面的写作，思考戏剧历史和当下的生存状态，为戏剧人“鼓与呼”，并且还能沉下心来写剧本，这当然要得益于前面所提到的莎士比亚、老舍等中外戏剧大师们的作品曾经震动过我的心灵，特别是王尔德的唯美主义代表作《沙乐美》、皮兰德娄的《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萨特和加缪的存在主义戏剧《苍蝇》《死无葬身之地》《肮脏的手》《鼠疫》、尤奈斯库的荒诞剧《秃头歌女》以及在俄罗斯戏剧史上争议最大却又吸引了许多大导演要去不断排演和反复诠释的前苏联以写“多余人”见长的万比洛夫剧作如《打野鸭》等作品，当然还有现当代我国戏曲名家名作如《拉郎配》《春草闯堂》《夕照祁山》《金龙与蜉蝣》等，更是大大地给予我视野的开启和思想的震撼。至于那些中外戏剧理论书籍，如《现代戏剧理论与实践》、《东方戏剧美学》、《中国当代先锋戏剧》等，更能指点我在戏剧创作和戏剧艺术理论上的迷津，让我获益非浅。当然，我的写作主要是从事小说创作，在戏剧艺术浩瀚而深沉的海洋中遨游，难免浮在水面而不能下潜，不过开卷有益，茫茫昏昏然囫囵吞枣中也有醍醐灌顶之时，能令我在戏剧观念及思维方式上豁然开朗，渐渐地，在我思想认识的感性和理性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戏剧精神的熏染和滋养。如果说这些年我没有给戏剧交白卷，那么作为一个戏剧的迟来者，现在我内心则充满了真挚的谢意。

陆游嘉州诗歌总论
何玉兰／文

　　南宋大诗人陆游曾先后四次到嘉州（即游事嘉州、摄事嘉州、知荣州取道嘉州、东归取道嘉州）。陆游在嘉州留下了一百二十多首诗歌，他承袭了南郑时期的诗歌风格：心系恢复，志在报国，气慨雄浑，境界宏大；但也有独特的色彩：首先是悲愤情调浓郁，其次是诗歌风格呈现多元化趋向。试分述之：

一、游赏古迹，借景抒怀
　　在嘉州城，隔江相望是岷江对岸的凌云山，上有凌云寺，古人曰：“天下山水之胜在蜀，蜀之胜在嘉州，嘉州之胜在凌云寺”。这里峭壁临江，大佛稳坐，自古就是文人墨客游赏登览的绝妙佳处。岑参有诗曰“寺出飞鸟外，青峰戴朱楼。始知宇宙阔，下看三江流。……”，司空曙有诗云：“春山古寺绕苍波，石磴盘空鸟道过。百丈金身开翠壁，万龛灯焰隔烟萝。……”陆游也时时游凌云、谒大佛，有时还在凌云寺喝酒直到烂醉才归。如《凌云醉归作》：
　　峨眉月入平羌水，叹息吾行俄至此。谪仙一去五百年，至今醉魂呼不起。玻璃春满琉璃钟，宦情苦薄酒兴浓。
　　诗人以李白自比，斗酒亦能诗百篇，然而回首十来年的仕途坎坷，杀敌无望，只能借酒浇愁。诗人的悲哀痛苦满溢于字里行间。
　　嘉州城西的诸个僧院，也是陆游时时光顾的地方，对西林寺院尤为喜爱，西林寺院与大佛寺隔江对峙，额为“唐裴彻手书”，遒美可爱。陆游作诗曰：“一邦尽对江边像，试比西林总不如”（《西林院》）“不尽长江来画玉，半空飞阁对凌云”（《雨中至西林寺》，甚至希望自己“安得弃官长住此，一杯香饭荐珍蔬”，（《西林院》）。
　　此外，嘉州城的“能仁院”、“荔枝楼”、“万景楼、“大悲院”等古迹名胜处处都留下了陆游的足迹和题咏。大凡名胜古迹经时代的变迁往往积泻着相关故事与传说，联系着一种文化，而僧侣寺院更是佛教文化的重要标证。佛教自东渐以来，经魏晋六朝的普及与世俗化，再经有唐一代的不断与儒道的融合渗透，南宗的出现，使得佛学日益成为士大夫阶层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士大夫在人生挫折中寻求解脱的重要良方。古往今来凡涉及游赏登览之作，绝无单纯地为写景而写景，古迹名胜往往是触动诗人兴会琳漓的触媒，是诗人对时代的关注，对人生的体验，对生活的追求，对自然的热爱等等复杂感情喷发的契机，诗人或融情于景，或借景抒情，或情随景化，总之都是诗人们真实心情的自然流露。对于陆游此时期的游赏之作也当作如是观。
　　当然陆游的这些作品反过来又为古嘉州添加了浓郁的文人气息与文化色彩。比如陆游有《重九会饮万景楼》诗“灿灿黄花手自持，登高聊答此佳时。纤云不作看山崇，斗酒聊宽去国思。落日楼台频徒倚，西风鼓笛倍凄悲。彭城戏马平生意，强为巴歌一解颐。”（自注：是日作竹枝歌舞）后来范成大来到这里，再一次题咏，有诗曰“诗无杰语惭风物，赖有丹青传小笔。若为唤得涪翁起，题作西南第一楼。”“万景楼”遂成为嘉州一重要人文景观。

二、关心民瘼，留心政事
　　虽然陆游知道在南宋那样的政治背景下来嘉州主持公务，不会有什么作为，尤其是离自己一生渴望杀敌立功志在恢复的理想相去甚远，但他仍然时时关心人民的疾苦，与人民同悲同乐。是年四川地区大旱少雨，只有嘉州得雨，丰年有望，诗人写下了“画帘鸣雨早秋天，不喜新凉喜有年。眼里香稻三万顷，寄声父老共欣然。”的诗句表达了自己的欣喜之情。
　　陆游知嘉州，时间虽短，仅仅半年多，但他为当地百姓办了不少实事和好事。在城区与凌云寺之间，为了方便交通，陆游主持在岷江上修建了浮桥：并作诗记之。
　　“阴风吹雨白昼昏，谁扫云雾升朝暾。三江水缩献洲渚，九顶秀色欲塞门。西山下竹十万箇，江面便可驰车辕。巷无居人亦何怪，释耒来看空山村。……寒灯夜永照耿耿，卧赋长句招羁魂。”这件事受到当地百姓的热爱，以至于桥成之日全城空巷前往观赡。
　　嘉州地处大渡河与岷江的交汇处，在夏天多雨季节，江水暴涨，很容易冲击城门，危及城中百姓。在城东二江交合处，原筑有吕公堤以防水。吕公堤是北宋宣和年间知嘉州州事吕由诚所修，郡人感激他的德政，故称为“吕公堤”。陆游来嘉州后，见该堤年久失修，江水肆虐，易出危险，便乘着冬水枯退和农闲季节，组织人们重修此堤。并有《十二月十一日视筑堤》一诗记载此事。陆游此次维修吕公堤，有如白居易之白堤、苏轼之苏堤，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三、借题发挥，心系恢复
　　陆游不仅仅是一个诗人，更是一个力主抗金的斗士。早在少年时代，就有“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雄心大志，在入仕后也曾因主战派占上风而得“力说张浚用兵”，尤其是到南郑入王炎幕府的一段经历，更是诗人以为自豪的战斗生活，他置身于忠勇的官兵中间，感受到广大军民对国家的忠诚，激发了他的壮心奇志，也丰富了他的创作内容。而古嘉州，地处偏僻，壤接戎僰，民朴政简，诗人只能终日以诗酒为伴。表面看来陆游已是心灰意冷，“身似野僧犹有发，门如村舍强名官”，可是他内心深处那昂扬的斗志，炽热的爱国情怀，何尝一日忘却？只好借着记梦、读书、宫怨等题材借题发挥，曲折抒发自己的情怀。如《九月十六日夜梦驻军河外遣使招降诸城觉而作》：
　　杀气昏昏横塞上，东并黄河开玉帐。昼飞羽檄下列城，夜脱貂裘抚降将，将军枥上汗血马，猛士腰间虎文韔。阶前白刃明如霜，门外长戟森相向。朔风卷地吹急雪，转盼玉花深一丈，谁言铁衣冷彻骨，感义怀恩如挟纩。腥臊窟穴一洗空，太行北岳元无恙。更呼斗酒作长歌，要遣天山健儿唱。
　　记梦的诗歌，在陆游的诗集中比比皆是。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中的场景正好是对诗人现实缺撼的补偿，是他精神世界的变形表现，他常常梦到北伐中原的胜利，梦到失地的收复。此诗为读者描写了中原大捷后招降诸城的场面：你看，南宋军队势如破竹，连收诸城；我方将士威武雄壮，伸大义，施重恩，让敌人一个个感义怀恩，纷纷投降；敌人窟穴一洗而空，北方大片土地重回我手，胜利的美酒千杯不醉，将士们还将乘胜追击，直捣敌人“天山”老巢。一个多么令人鼓舞的胜利场面啊！这正是诗人企盼胜利、追切要求早日收复失地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再如《长门怨》、《长信宫词》、《铜雀妓》等，这是传统的宫怨题目，诗人用比兴手法借美女失宠来抒发自己的悲愤，兹引《长门怨》以说明：
　　寒风号有声，寒日惨无晖。空房不敢恨，但怀岁暮悲。今年选后宫，边娟千蛾眉。早知获谴速，悔不承恩迟。声当彻九天，泪当达九泉。死犹复见思，生当长弃捐。
　　历来宫怨题材均别有寄托，自比被弃的后妃，也是中国古典作家中的常套。陆游此类诗有着深刻的思想意义。绍兴三十一年到隆兴二年（1161～1163）间，宋孝宗即位，锐意恢复，召张浚为江淮宣抚使，追复岳飞官，主战派占了上风，陆游迁枢密院编修官，兼编类圣政所检讨官，修《高宗圣政》及《实录》，诗人也因此而被召见，赐进士出身。虽然这只是一个不甚重要的小官，但是他慷慨激昂，陈说恢复之议，请求北伐，曾经得到政府的重视，还曾帮助张浚起草机要文书。干道八年（1172）他在南郑，参加了抗金前线的战斗，也准备为国家做出一番事业，可是现在却偏偏来到这僻远的后方，建功立业的机会全无，内心痛苦能与谁说，只能借着诗歌以发之，“声彻九天”、“泪达九泉”，这是何等的痛苦与悲哀！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咏节序、吟物态、记友情之作。兹不赘述。
　　研究陆游诗歌的学者普遍认为，诗人入蜀之后是他诗歌风格自成面貌、长足变革发展的时期。正如程千帆在《两宋文学史》中所说：“陆游学诗，和当时多数人一样，是从江西派入手。……但其富于浪漫情趣的性格却使他只能为江西派的清新而不能为其瘦硬，只能为江西派的绚烂而不能为其生涩。……特别是入蜀以后的壮游和南郑的军旅生活，更助长了诗人在这一方面的发展，这是他变革诗风的关键时期。”诚哉斯言。我们从他在嘉州的诗歌中也能明显感受到这种诗风的变化。虽然嘉州时期诗人的忠爱激情不及南郑时那么激烈，豪迈气概不及南郑时那么张扬奋厉，但总的精神却是一脉相承的，如《金错刀行》“黄金错刀白玉装，夜穿窗扉出光芒。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京华结交尽奇士，意气相期共生死，千年史策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尔来从军天汉滨，南山晓雪玉嶙峋。呜呼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诗中气魄之雄浑，情绪之炽热，境界之宏大，是他早年诗歌无法比拟的。再如《宝剑吟》“幽人抚宝剑，殷殷夜有声。人言剑化龙，直恐兴风霆。不然愤狂虏，慨然思遐征。取酒起酹剑，至宝当潜形。岂无知君者，时来自施行。一匣有余地，胡为鸣不平。”等都不失慷慨豪迈的个性，报国建功的激情。
　　总之嘉州诗作是陆游一生创作的重要部分，是后代读者认识陆游其人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有深入探讨之必要。

秦汉古蜀邮传考
宋明章／文

　　我国邮驿史研究中，由于文献史料的缺失，秦汉邮传仍算得上难度较大的研究课题之一。新中国建立以后，大量秦汉简牍、封泥和碑刻等的发现，极大地促进了该课题研究的深入。目前，关于秦汉邮传机构、管理制度、邮书传递方式、邮传的地位和作用等，学术界已有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成果多针对中原地区，古蜀之地的邮传研究几乎无人问津。本文试图结合邮驿文物、遗迹及考古中的最新发现，对秦汉时期的古蜀邮传作一考析。
　　秦王朝统一中国，也统一了全国邮传组织，并迅速发展和逐渐完备了各司其职的邮、传、亭、驿等通信机构。秦王朝时期，邮书传递按所用交通工具分类，可分步递、马递、车递和船递四种，以前三种最普遍。按传递方式的不同，则分“以邮行”、“以次行”、“以亭行”、“亭次行”、“隧次行”、“马驰行”和“轻足行"等类。“以邮行”，即通过“邮人”居间的邮传机构传递文书，官府不必另外派人。以邮行者多为远距离传递，如边郡烽燧间的文书往来；“以次行”或“以次传”即是依次传递之意，按道里之远近又可分为“以县次传”和“以隧次传”两种，前者以县为文书交换地逐县依此传递，后者按驿道两旁烽隧逐一传递。以次行的传递者可能是官府专门派出的人员；“以亭行”、“亭次行”同“以邮行”相似，是通过邮亭机构逐亭传递；“驰行”则是指用车快速传递；“吏马驰行”是指派专吏乘快马传递，多用于边郡紧急文书；“轻足行”即是用善于行走者步行传递，只适用于传递近距离文书。
　　上述特征的秦代邮传通信在古蜀是怎样进行的呢？1975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发掘出了破解秦代古蜀邮传之谜的钥匙。这年12月，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第11号秦墓出土了1155枚秦简，《封诊式》是其中之一。《封诊式》中的“式”是秦代一种重要的法的形式。“式”记载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国家机关办事程序、原则的规定。《封珍式》则是关于案件调查、勘验、审讯等程序的规定及法律文书程式的规定。《封诊式》竹简共98枚，出土于墓主头部右侧。简文内容共分25节，每节第一枚简在简首写有小标题。以《（迁）子》为题的简文是25节中的一节，它记录的这一案例与古蜀邮传有关。原文如下：
　　（迁）子
　　爰书：某里士五（伍）甲告曰：“谒鋈亲子同里士五（伍）丙足，（迁）蜀边县，令终身毋得去（迁）所，敢告。”告法（废）丘主：士五（伍）咸阳才（在）某里曰丙，坐父甲谒鋈其足，（迁）蜀边县，令终身毋得去（迁）所论之，（迁）丙如甲告，以律包。今鋈丙足，令吏徒将传及恒书一封诣令史，可受代吏徒，以县次传诣成都，成都上恒书太守处，以律食。法（废）丘已传，为报，敢告主。
　　这一案例记载的是分家后还居于同里的父亲甲与其子丙发生纠纷，父亲请求官府将其子断足流放的事。爰书中没有具体说明丙受到“（迁）蜀边县，令终身毋得去（迁）所”之惩罚的原因，却记载了官府确定的具体执行措施：“令吏徒将传及恒书一封诣令史，可受代吏徒，以县次传诣成都”。文中大意是：要求负责解送犯人的“吏徒”，将传车凭证与押解犯人的恒书送到“令史”处，可以由令史代吏徒采用“以县次传”的方式（即沿着规定路线，一县一县依次换乘传车），将犯人送到成都。
　　以上简文证明秦代国中传车已经通到了成都。而且，蜀边县还是政府遣送安置罪犯及进行大批移民的地方。据史书记载：秦始皇十九年（公元前228年）秦灭赵，迁赵人入蜀；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灭楚，徙楚王族于严道（今四川荥经县）。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央政府一直未停止将大批“山东迁虏”（即六国的俘虏）迁往蜀地。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开发古蜀邮传理应是秦王朝中央政府的题中应有之义。
　　汉承秦制。西汉初，刘邦处理梁王彭越谋反案、文帝处理淮南王刘长谋反案均仿照了秦始皇“徙楚王族于严道”的做法。《史记·魏豹彭越列传》记载：高帝十年秋（公元前204年），梁王彭越因谋反罪被刘邦“传处蜀青衣”（用传车将彭越充军到蜀地）。文中“青衣”既为地名，又指羌人的一支（史称青衣羌），生活于今四川雅安一带。这“传处蜀青衣”乃是史籍上可见到的蜀道通邮的最早的记载。《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还有记载：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淮南王刘长亦因谋反罪，被丞相张苍等“请处蜀郡严道邛邮"（请求将淮南王充军蜀郡的“严道”）。《淮南衡山列传·索隐注》说：严道，“蜀郡之县也”，治今四川荥经县西，“严道有邛莱（崃）山，有邮置，故曰‘严道邛邮”。于是，文帝“乃遣长，载以辎车，令县次传”（《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这里，不仅又一次明确表述出了严道“有邮置"的史实，更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县次传”的记述与《封诊式·迁子》的记载是完全一致的。因而，我们更加确信秦汉古蜀“置传”的状况同中原各国基本上是同步的。
　　秦汉古蜀“置传”的史实还可以从四川本土发掘出来的珍贵文物──汉代置车画像石及画像砖中找到佐证。汉代置车画像石出土于四川渠县赵家坪西无名阙。画像石高28．5厘米，宽43．5厘米，画面为有盖有箱的“置车”，一驿卒正挽马待发（原物存四川渠县博物馆）。具有代表性的“驿传”画像砖为1953年成都青杠坡汉墓出土的“传车过桥画像砖”及四川彭县汉墓出土的“寺门击鼓画像砖”（画面为门前置鼓的“邮亭"）。上述画像石及画像砖说明，“驿置”及“邮亭’’这类邮驿机构在西汉时期已遍设于巴蜀。遗憾的是，我们还不清楚秦代及西汉前期古蜀邮传机构的设置规模及其运作详情。
　　西汉中期，汉武帝为开西南夷，于建元六年（前135年）命唐蒙率巴蜀军队携带财物通夜郎（今贵州西部）。唐蒙从巴郡符关（今四川合江境内）出发，沿五尺道进抵夜郎国，招降夜郎王及附近的些部落，设“犍为郡”。元光五年（前130年），唐蒙发巴蜀民修“南夷道”，自僰道（今四川宜宾西南安边场）至牂牁江。翌年（前129年），朝廷在开通的南夷道上，沿永宁（今四川叙永县）、毕节、水城、郎岱（今贵州六枝）、镇宁、贞丰、册亨一线设置邮亭8处。于是，《史记》方有“南夷始置邮亭”的记载。
　　唐蒙修“南夷道”耗费民力过甚，后来造成民怨沸腾。为安抚巴蜀民众，顺利实施朝廷“通西南夷”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汉武帝乃任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出使“西夷"。司马相如一行“驰四乘之传”至蜀。说明汉武帝时期，通往成都的驿道已能方便地通行“四乘之传”。司马相如到达成都后，于元光八年（前127年）主持开凿灵关道（灵关，今四川芦山县属，为古蜀的西南门户），将驿路一直修到邛都（西昌），该驿道对发展蜀中驿传，促进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
　　说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邮驿通信，值得一提“缮治邮亭”的故事。
　　1983年和1988年，四川凉山州昭觉县先后出土了汉光和四年（公元181年）及初平三年（公元192年）的汉代石表。石表上刻有“缮治邮亭”的铭文。据史料记载：汉宣帝时期，著名将领赵充国领兵前往河湟地区平定羌乱，由于实行以抚为主的政策，羌乱不战自平。但一路上的邮亭多被羌人破坏，于是赵充国派士兵入山“以闲暇时下所伐材，缮治邮亭”，此事成为值得标榜的政绩被刻于石表之上。这一文物证实，汉代的巴蜀“驿置”与“邮亭”已经通到了四川凉山一带。耐人寻味的是，四川凉山州的越西、冕宁、西昌、会理、昭觉、美姑等县都有汉墓发现。而且，这些汉墓均以相隔30华里左右的距高，分布在交通主干道沿线。考古工作者们认为，这实际上反映了汉代移民在官府严密组织下沿交通主干道定居的分布特点，这种以30华里左右的间距形成的聚落，应当是汉代“邮亭”制度使然。
　　西汉后期，汉王朝为了改善蜀中交通，于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批准修建“子午道”，道起杜陵（今西安市东南）越秦岭迳至汉中。“子午道”开通后，巴蜀与京师间的驿递更为方便了。著名的《华阳国志》记载说：“蜀自汉兴，至于哀平，皇德隆熙，牧守仁明。宣德立教，风雅英伟之士，命世挺生，感于帝思。于是玺书交弛于斜谷之南，玉帛践乎梁益之乡”我们从这段描述中依稀可见哀帝（公元前6年～前1年）、平帝（公元1～5年）时期，西汉蜀道驿运繁忙的情景，它间接地反映了当时蜀地驿运的大致水平。
　　将历史资料与考古成果结合起来分析研究，我们对秦汉古蜀设置邮驿一事已可得出毋庸置疑的结论，但是要弄清秦汉古蜀邮驿的设置水平及运作详情，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注：
　　①见《睡虎地秦墓竹简》，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文物出版社1978年11月出版。
　　②北京图书馆藏有与此画像石类似的山东福山县汉驿使画像拓片。画像为一驿吏骑马，后一马驾一驿使传车，其上方有隶书两行，行两字，分别为“驿使”、“置车”。此拓片原为清代四川最后一任总督端方所藏。
　　③南夷，汉代对居住在今贵州大部、广西西北部和云南东部地区少数民族的总称。

陈宛溪与四川早期现代化
张莉红／文

　　在四川早期现代化潮流中，三台县客家移民后裔陈宛溪是一位有着卓越贡献的人物。19世纪下半叶，陈宛溪目睹列强环视、主权日削、国弱民贫的现状，毅然放弃仕途生涯，悉心研究种桑饲蚕新法，在家乡建立了最早的蚕桑基地；后又改进缫丝技艺，发明脚踏丝车；最终引进意大利缫丝机车，创办了新式企业──裨农丝厂，成为近代四川著名企业家。陈宛溪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功，正是他顺应四川早期现代化的潮流、与时俱进的必然结果。要进一步认识陈宛溪不朽业绩的历史意义，必须了解四川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一、四川早期现代化进程之一：工场手工业向近代工业转化
　　在研究四川早期近代化进程的时候，有两个基本事实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一是外国资本主义对四川的经济侵略实际上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加剧于90年代，晚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大约30年；二是由于四川对外交通运输的极端困难，洋货入川和土货出川都历尽艰险，运费高昂，客观上限制了洋货在长江上游的畅行。因此，尽管棉纱、棉布等廉价洋货对四川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及与此相关的手工业经济有不同程度的冲击，但在洋货未能取代土货的那些领域或土货在对外出口贸易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的那些部门，原有资本主义萌芽不仅未遭到扼杀而且得到进一步发展。
　　四川蚕丝生产在19世纪下半叶已相当普遍，缫丝作坊（应包括手工工场）超过2000家，成都、嘉定、顺庆、重庆缫丝工艺水平较高，已能生产各具特色的生丝。劳动过程扩大了它的规模，其中分化出缫制、洗涤、漂白等专门工序。川丝成为本省和南北各地丝织业的重要原料而畅销于国内市场。丝商资本已进入生产领域，通过定期收购生丝和借贷“丝黄钱”控制生产。资本主义因素获得了明显的增长。19世纪70年代以后，蚕丝进入国际市场，1871年四川出口生丝6000包；1880年四川年产生丝6000担，居当时全国各省厂家第三位和产量的第五位（《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卷2，页91、100）。1883年，经由重庆输出的川丝即达428万两（尹良莹《四川蚕业改进史》，页346），以此为契机，蚕丝生产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市场的需求，四川开始出现了蚕丝生产技术改革的热潮，如改进缫丝方法，造成优质丝品；建立蚕桑基地，扩大蚕桑种植面积，引进优良桑苗、蚕种等。
　　19世纪70年代初，四川缫丝业为了在沿海省份和外国市场与浙江生丝竞争，就开始吸取沿海地区先进的缫丝技艺，“很快地改变了缫车”，在蚕丝生产技艺进一步改革的浪潮中，四川缫丝业在产品质量、生产规模、投资、经营方式方面，均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缫车革新的著名推进者为三台县秀才陈宛溪，他于清光绪中叶倡办小车缫细丝，初为脚踏，继为扬返，所用之缫丝工具，仍限于木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种桑、养蚕、缫丝技艺普遍精良，缫丝业成为维护利权，振兴实业的一个热门行业。四川蚕丝质量显著提高，蚕丝销售市场日益扩大。
　　十九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虽然外国资本主义开始向四川输出商品和输出资本，但其效果远不及东南沿海地区。尚未失去自己原料和产品市场的井盐业、缫丝业、制糖业和造纸业并没有被扼杀，受国内外市场经济的影响，还出现了继续增长的势头。主要表现在，原有的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无论资本总额、雇工人数、还是产品数量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此基础上，改革生产技术，积极引进资本主义生产技术，使原来的手工业获得了勃勃生机；投资经营方式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原来在很大程度上“以生产资料集中在一个资本家手里这件事作为前提”的经济结构，已在向由许多互相独立的商品生产者集股合资经营企业方向发展。总之，这些旧有的手工业工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具资本主义趋向是比较明显的。

二、四川早期现代化进程之二：国际资本主义的微弱影响
　　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外国资本主义对四川的经济侵略始终是以输出商品和掠夺原料为主要内容，生产资料和技术设备等方面的资本输出极少。即使在输出商品和掠夺原料方面，受川江水道的限制，其进出口贸易量也为数不多。20世纪初，四川对外贸易在全国对外贸易总额中，只占4．22％。迄止20世纪30、40年代，也未能达到5％，无法与沿海地区相比。外国资本主义对四川封建经济的解体作用和给四川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也就相当薄弱。
　　重庆开埠，特别是《马关条约》签定后，资本主义开始向四川输出资本，四川爱国绅商为之痛心疾首，为抵制洋货，挽回利权，四川维新派人士提出“急兴商务”，“设立商务局”以维护民族资本利益；鼓励绅商投资实业。清政府为维护自己的利益，也制订了不少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工商章程、法规，包括奖励科学文化贡献、工艺发明、保护工商投资、维护企业权益等。这些新政策的实施，无疑对四川民族资本主义的增长，特别是大机器工业的兴起，产生了有益的作用。在外国资本主义直接作用和影响下，出现了一批新式工业：如棉织业适应廉价洋纱的大量进口，形成大量的棉布加工业；猪鬃、制革等业，则适应资本主义市场对猪鬃、皮革、五金矿产的需要而形成新式加工企业。而火柴、电灯等制造业，则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而兴办起来。
　　这一时期，四川出现投资新式企业热潮的同时，也出现了制造工艺的革新热潮，主要涉及井盐、缫丝、造纸、印刷、棉织、机械、采矿、化工等工矿企业。四川近代大机器工业并没有首先出现在受外国资本主义作用影响下兴办的新式企业，而是发生在四川原有的资本主义手工业工场。其中，蚕丝业就是向机器工业转化的行业之一。
　　从19世纪晚期，到辛亥革命前后，涌现了30多家脱胎于旧式缫丝工场、作坊的新式缫丝企业，如三台县裨农丝厂、三台县永靖祥丝厂等等，这些企业都采用新式缫丝技艺，仿制日本、意大利等国缫丝新车，着意训练熟练劳动者，因此能缫制出高质量的生丝。这些企业以振兴实业、开拓生丝市场、特别是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为生产目的，它们生产的生丝，开始具备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获得前所未有的注意。

三、四川早期现代化进程之三：改良主义的局部奏效
　　十九世纪末叶，中国遭逢甲午海战的惨败，民族危机空前深重，朝野维新派人士以改良主义为旗帜，呼吁变法维新。川籍官员宋育仁提出“保地产，占码头，抵制洋货，挽回利权”的号召。四川舆论也认为：商务以挽利权为宗旨，必以广制造为要着”广大绅商爱国热诚高涨，纷纷要求集资“购买机器”、“设立公司”、“绅督商办”。光绪帝顺应商民意愿，谕令川督鹿传霖，“于洋人未经开埠之先，迅速兴办”，并“咨取苏、浙、江西各省商务章程，以备参酌”（《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八十七）。自1898年开始，清廷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工商实业的章程、法规和奖励办法，进一步激发了四川绅商的投资热诚。在世纪之交的投资热潮中，四川绅商以各种的方式兴办四川实业。一部分四川手工业工场和大作坊如井盐业、缫丝业、制糖业、造纸业等开始向新式企业转化，在转化的一过程中，其经营者逐步演化为工业资本家。如商人兼灶户欧阳显荣在汉阳周恒顺五金厂订购了第一台蒸气采卤机车，在自贡盐场的井上试车成功后，随后投资白银二万余两，组织华兴公司，经营机车采卤业务。成都“二酉山房”书商樊孔周，在世纪之交，一改旧书业经营机制，大量印行中外新书报，宣传改良主义思潮，又集资兴建劝业场（后改称商业场）。内江制糖业酝酿改良制糖生产、委托糖商子弟、留日学生喻培伦考察日本机器制糖，准备筹资订购机器，因筹资困难未果。夹江、梁山、彭县、广安、绵竹等传统手工纸产区，也有纸商、槽户购置机器，转向机器造纸业。他们投资的领域集中在原来的手工业，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改革生产技术，成为早期工业资本家。
　　20世纪初，全省18家缫丝厂，已有五家采用机器缫丝。1903年，陈宛溪倾其积蓄，仿效日本模式，在本县建一占地34亩，有5幢厂房、6个车间、240个车位的缫丝厂，1905年竣工投产，取名“裨农丝厂”，乃裨益农民之意。1906年，他购进意大利式铁缫车140部，先后两次安装蒸汽铁机，为川丝采用世界先进生产技术开了先河。先是，建厂之初，“由直缫义（意）大利式木机丝车十二部肇始；（光绪）二十九年新修厂房增添六十部（丝车）；三十一年新建蚕室四间，并添新车四十部；宣统元年添修茧库及缫丝工厂，添车一百四十部。”（尹良莹《四川蚕业改进史》第346页）裨农丝厂劳动力来源于破产失业群众，“招徒缫丝，而贫家子弟收为工徒”。“佣男女以数百人”。陈宛溪管理丝厂，极为认真，“每日必进车间巡查，遇有不合之处，当场停车，召集职工，临时训话”。平时督促亦严，“一、三、五日对职工训话，二、四、八日对理绪工训话，三、六、九日对缫丝工训话，故该厂出品，声誉特著”（民国《三台县志》卷八）。
　　投资新式工业的绅商，是以实业救国身体力行的知识分子。他们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竭尽全力开办工矿企业，成为新式工业的投资者。例如，陈宛溪“知天下大利在农，因佃地种桑，又时时研究育蚕新法”，并著有《裨农撮要》、《蚕桑浅说》二书，以资推广（《乐山县志》卷9《人物》）。最初，他佃富家大业，种桑饲蚕。既获大利，于三台县万安寺建设裨农丝厂。森昌火柴厂和宝华煤矿的投资者是奉节县绅商邓徽绩父子；星火火柴厂的投资者是留日学生喻培伦、吴玉章等；成都启明电灯公司的主要投资者是优贡生陈嘉爵（养天）；彭县大宝山铜矿的创办人是商人魏子书；合川复缫经纬丝厂的创办人是举人张森楷；重庆鹿嵩玻璃厂的创办人是留日学生何鹿嵩；重庆裕源布厂（裕济公司）的创办人是富顺举人、泸州学正孙荣；重庆昌华（振华）毛葛巾公司是渝商世合公商号掌柜白汉周考察日本制造业以后，选择的投资项目。重庆绅商为维护利权，早在1894年就筹资30万两，购买日本机器开办矿业；1898年举人文国恩集资白银11400两开采真武、老君二山煤矿。1908年，在发起收回英商侵占江北厅矿权的斗争中，重庆商民集资四万两所组“江合矿务公司”起了关键作用。
　　由四川兴办实业浪潮中脱颖而出的早期企业家，是晚清改良主义路线的产物，是立宪派的社会基础。这些绅商既是新式工业的投资者，又是川汉铁路公司商股和租股的持股人，在省城以至各府州县谘议局、宪政研究会、商会和川汉铁路公司中，他们占据着主要席位。他们对宪政、自治运动参与热情很高。1904年重庆总商会成立时，公推“西南首富”、山西票号“天顺祥”李耀庭（正荣）为总理（《四川官报》乙巳第一册，公牍八）。1905年9月，成都总商会成立时，由会董公推盐商、成都举人、候选知府舒钜祥为总理，山西籍宝龙银号老板、补用知府齐世杰为协理；1908年，著名书商樊孔周续任成都商会协理，积极推行新政，鼓吹自治运动。他们认定：“今世纪，经济竞争之世纪也。今之国家，经济生命之国家也。”“吾国数千年来，高谈治理，鄙夷经济，不屑称述，人民生计日益迫促，各方面观察无一非穷困窘迫之家。顾念将来，恐国土无恙，而人民生存之资先已丧失，不亦大可危耶！”（思群《为川汉铁路当先修成渝，谨告全蜀父老》《四川》第二号）
　　当时进步的四川工业资本家把“兴工致富”作为自己救国的“远大之道”，但是，他们的美好愿望在现实生活中却没有实现的可能性。虽然如此，脚踏实地的蚕桑实业家陈宛溪继续为实业救国奔走呼号。辛亥以后，他在向乡民们散发的《劝桑说》中写道：“况当师旅频临，饥谨交迫，盗贼蹂躏，征税烦难，今吾蜀救贫之计，孰有如整顿旧有之蚕桑乎！”他向他们传授栽桑养蚕技艺，鼓励他们广植桑株，共襄蚕事。在他的倡导下，绵阳、阆中、乐山、犍为和川东各县纷纷效尤，出现全川蚕桑生产盛况。1915年，陈宛溪出任三台县蚕桑局长，旋在全县28乡普遍推行蚕桑实业，并亲赴江浙考察改良生丝的最新技术，延揽蚕桑人才。同时又在乐山兴办华新丝厂。他办厂讲求实效，十分重视企业管理。每日必到车间巡视，发现不周之处，立即召集职工训诫，当场纠正。为了让职工自觉遵守厂规、厂纪，他编写了《丝厂俗歌》、《妇女缫丝歌》，使其牢记不忘。裨农丝厂生产的生丝，坚持质量第一，一丝不苟。试缫出口生丝时，用清塘茧5～6颗，煮8分熟，做成三五丝（细丝）。缫丝用水，严格化验，温度达到50℃才能使用，违者要承担经济责任。在日本大地震时，每担裨农厂丝最高卖价银1600余两，达到一两生丝换一两白银的价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裨农丝厂生丝质量优于日本而首次进入美国市场，打开了川丝外销的障碍。20世纪20年代，是裨农丝厂的全盛时期，所产金质双鹿牌三五丝，在国际市场上连挫日、意两国生丝，两次获奖，为川丝争得了国际声誉。
　　1926年8月，桑蚕实业家陈宛溪在嘉州逝世，享年71岁。他和所有开创四川早期现代化之路的前辈实业家的名字必将彪炳史册，因为他们用自己的光辉业绩为今天的现代化和明天的小康社会奠定了历史基础，子孙后代不会忘记他们。

毛泽东填《蝶恋花》之始末
　　──忆四十余年前访李淑一
杨鸿儒／文

一
　　1958年，国内外报刊公开发表了毛泽东主席举世传闻的《蝶恋花·赠李淑一》词：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毛泽东当时为什么要填写这首《蝶恋花》？为什么要赠送李淑一呢？人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更不知与此相关联的，尚有《菩萨蛮》与《虞美人》两词。
　　为了知悉毛泽东主席填写《蝶恋花·赠李淑一》词的始末，当时在天津南开大学代课的我专门写信给李淑一先生，请她指教。李先生于1959年11月6日和1960年3月16日，先后回了我两封信，但我尚不满足，遂和她约定当面聆教。
　　记得是在1960年5月一个阳光明媚，春风和煦的上午，我从天津专程前往北京复兴门外三里河拜访李淑一先生。她当时看上去50岁左右，修长身材，体态健康，戴一副近视眼镜，慈祥可亲。她向我细谈了一年多前海内外公开发表毛泽东《蝶恋花·赠李淑一》词前前后后的情况。

二
　　柳直荀与李淑一是1924年10月在长沙结婚的。柳直荀是毛泽东的老同学、老战友。早年曾留学日本。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湖南省政府委员，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柳直荀与李淑一的认识，相亲相爱，是杨开慧介绍的。
　　1915年，柳直荀在长沙广益中学读书时，杨开慧的父亲杨怀中（即杨昌济）与柳直荀的父亲柳午亭，李淑一的父亲李孝聃都是至交、挚友。李淑一是杨开慧的同学和挚友，经常到杨家玩。杨怀中任教于长沙省立一师，该校的一些学生如毛泽东、蔡和森、张昆弟、何叔衡、郭亮等不时到杨府请教；而柳午亭时任长沙市师范学校校长，杨开慧和李淑一又是该校的学生。基于这些关系，这批进步青年彼此相当熟悉，时常聚到一起研究、讨论相互感兴趣的一些人生、社会问题。
　　1932年9月，柳直荀在洪湖战役中牺牲于湖北监利县周老咀。当时，李淑一不知道。然而，亲人之间似乎是有心灵间的感应。柳直荀牺牲后的一段时间里，李淑一心绪一直不宁，神思恍惚。道路传闻，噩耗飞播，李淑一将信将疑，烦恼、凄楚、痛苦极了。1933年的一个仲夏之夜，李淑一忽然梦见柳直荀前来与她诀别，于是大哭而醒，噙着晶莹的泪花填写了一阕感人至深的《菩萨蛮》：

　　兰闺索寞翻身早，
　　夜来触动离愁了。
　　底事太难堪，
　　惊侬晓梦残！
　　
　　征人何处觅？
　　六载无消息。
　　醒忆别伊时，
　　满衫清泪滋！

　　全国解放后，李淑一才从谢觉哉同志那里打听到柳直荀牺牲的确切情况。因为谢与柳当时在一起工作，谢任中共湘鄂西省委政治秘书长，柳任湘鄂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
　　1950年1月底，李淑一在湖南长沙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拜年信。3月15日，毛主席从苏联回来，见信后于4月18日给李淑一回了一封信。信中有“直荀牺牲，抚孤成立，艰苦备尝，极为佩慰”之句。
　　1957年2月，毛泽东诗词十八首在全国公开发表。李淑一读后，感慨良多，于是写信向毛主席贺春节，并附上这阕《菩萨蛮》求教。信中说：“1933年夏，道路传言，直荀牺牲。我结念成梦，大哭而醒，和泪填了《菩萨蛮》一首。”并要求毛主席把昔年写给杨开慧的一首词抄给她。是年5月11日，毛主席在回李淑一信中说：“大作读毕，感慨系之。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吧。有《游仙》一首为赠。这种游仙，作者自己不在内，别于左之游仙诗。但词里有之，如咏七夕之类。”毛主席信中所说的《游仙》，就是1958年公开发表的《蝶恋花·赠李淑一》。该词原题《赠李淑一》，以后作者改为《答李淑一》。这一字之改，更能说明作者填词的动因。

三
　　李淑一要求毛主席重抄写给杨开慧的那首词是指《虞美人·枕上》，大约填写于1921年，在毛主席逝世前一直没有公开发表，鲜为人知。其词曰：

　　堆来枕上愁何状？
　　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总难明，
　　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烬，
　　剩有离人影。
　　一钩残月向西流，
　　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当时杨开慧与李淑一是同窗密友。无话不谈。杨曾向李谈到青年毛泽东如何潇洒倜傥，才智过人，以及赠送她的这首《虞美人·枕上》词的一些情况。
　　毛泽东在5月11日的信中，曾嘱托过李淑一到板仓代他祭扫杨开慧烈士。李淑一便于1957年7月，亲自撰文祭扫了杨墓，并将有关情况汇报了毛主席。1959年夏，李淑一在长沙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毛主席向当时在座的湖南省党政领导人介绍说：“她就是李淑一，开慧的好朋友。她前年把悼念柳直荀的词寄给我看，我就和了她这首《蝶恋花》词。”
　　李淑一本来想要的是一首旧词《虞美人》，却得到了一首新词《蝶恋花》，感到异常快乐、兴奋，而且又于1959年6月27日见到毛主席，更觉无尚光荣。因而，在湖南省委容园宴后，她浮想联翩，又吟下一首七律：

　　忆昔长沙识伟姿，
　　重逢已是盛明时。
　　十年事业惊寰宇，
　　四海人民仰导师。
　　话到“忠魂”弥恳挚，
　　暖如朝阳更温慈。
　　九宵杨柳春常在，
　　附骥深惭蝶恋词。

　　这首七律是李淑一老人于1960年3月16日在北京寄给笔者的。粉碎“四人帮”后，老人为了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重温长沙容园幸福的会见，改动了个别字句，将其发表在1977年10月号的《诗刊》上。

四
　　李淑一多次与毛泽东主席通讯。出于对领袖的热爱，她在向毛主席贺春节的信中写道：“好久未写信向您请安。”毛主席在其回信中语重心长地指出：“惠书收到，过于谦让了。我们是一辈的人，不是前辈与后辈关系，你所取的态度不适当，要改。”想起这事，李淑一颇为激动地说：“毛主席如此谦逊和亲切，怎不令人感动呢！”
　　李淑一原是湖南省长沙市第十中学语文教员，后任中央文史馆馆员，寓居北京西郊。
　　韶华不再，日月其除。1997年4月19日，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淑一老人在北京离我们而去。回忆四十多年前访问老人的情景。老人对我的亲切教泽，历历在目，记忆犹新。老人的书法，秀丽端庄，淡雅流畅，请看老人的墨宝。（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