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知青克格勃辨认林彪尸体

一个女知青克格勃辨认林彪尸体作者:唐民安德烈大校对傅索安说：“给你安排一个新的岗位──去谍报学校当教官。”钟秀翔这样的特工在克格勃属于车载船装的小角色，克格勃并未为他的落网而安排力量去探查下文，也就是不管她的生死了。因此，对于傅索安来说，钟秀翔的生死一直是个谜。也许钟秀翔是傅索安叛逃苏联以来所碰到的第一个中国女性，且又是特维尔谍报学校同学的缘故，傅索安自得知钟秀翔的消息后，一直心神不宁，关心着钟秀翔的消息。她多次去找玛莎，并通过玛莎和特维尔谍报学校的几位分配在对外谍报局的苏联男女同学取得联系，委托他们打听钟秀翔的消息，均未遂愿。傅索安通过一个谍报学校毕业后分配在克格勃技术管理局担任内勤的苏联同学，请无线电通讯专家特制了一个肥皂盒大小的半导体收音机。这个收音机具有特强的灵敏度，并且能自动排除干扰杂音，还有增音装置，在莫斯科能收听到东京、北京、香港、曼谷等地的广播电台播出的节目。傅索安用这个收音机每天数次收听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想得到钟秀翔的消息，但该台始终没有播出。克格勃对其内部人员也有一套监视措施，傅索安的行为当然逃不过他们的耳目。对外谍报局的头头起初对傅索安的举动抱容忍态度，因为第一这并未违反颁布的内部纪律。第二傅索安是经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特批而进入克格勃的角色。第三她在从谍报学校毕业后所从事的活动中表现比较出色。但是，后来见傅索安似乎有不肯停下来的意思，这就引起了头头的重视。1971年3月下旬的一个上午，对外谍报局特别监察处把傅索安召去，由一名中校军官跟她作了一次谈话。对方告诉傅索安，他在莫斯科所有的活动都始终处于监视之下，这不是单单针对她的，而是每一个从国外活动后返回的特工在一段时间内都会受到秘密监视，即使是将军也不例外。傅索安此时已经今非昔比，她已经站稳了脚跟，不怕苏联人把她怎样怎样，这样，深埋在她身上的桀骜不驯的本性便略有显露，她虽然没开口，但从眼睛里透出的神色却是表露出不以为然的意思。中校看在眼里，也不吭声，从桌上的一个活页里拿出一张纸，微笑着递给傅索安。傅索安接过来一看，惊奇得像是亲眼见到电视屏幕上的人物蹦出来在她的面前：纸上打印着她从台湾返回莫斯科后的每次外出，和每个人接触的时间、地点，对方的姓名、身份！中校笑吟吟地加以说明：“这些材料都是输入了计算机的，将被永久保存。”傅索安这下真正领教克格勃的厉害了，她不敢再生抵触之心，老老实实坐在那里，显出一副俯首听令的样子。中校和她谈了许多“马列主义”、“苏维埃革命”、“热爱苏联”之类的大道理，最后说：“我们认为，在最近几年克格勃招募外国特工中，你是一个优秀分子，你身上具有一个优秀特工人员的天赋，因此，我们很想把你培养成为一个特工专家。我们代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向你提出殷切希望，愿你时时处处以特工事业为重，以保苏联的国家安全为己任，屏弃那些不必要的杂念。傅，你能做到吗？”傅索安点头：“是的，我应当做到！”中校站起来跟她握手：“我们期待着你更多的实际行动。”这次谈话后的第二天，傅索安感冒了。她没当回事，仍旧独自外出去附近公园散步，中午还在公园的餐厅里喝了不少酒。但是，可能是受了寒气的原因。当天晚上她就咳嗽了，次日吃了药，仍不见效，并且开始发烧。她下榻的是克格勃对外谍报局的内部招待所，只有克格勃成员才能入住，服务员显然不清楚她具体是什么角色，但是“自己人”这一点是不容质疑的，发现她生病后立刻向所长报告。招待所所长是个体重百余公斤的胖女人，难为她还穿着一套克格勃的校官服，配着少校衔章，闻报后像头大笨熊似的走进了傅索安的房间，问长问短一番后，让服务员给傅索安量了体温，然后说：“你必须去医院！”招待所长给不知什么地方打了个电话，只隔得十余分钟，一辆救护车就已经呼啸而来，停在楼下。傅索安被送往位于马特洛索夫大街的克格勃医院，经诊断是患了大叶性肺，立刻住院治疗。傅索安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星期，疾病到没有给她带来多大痛苦，难熬的是寂寞和空虚。她原以为玛莎以及在莫斯科的那几位苏联同学获悉她患病住院后（上救护车时她关照招待所长给他们打电话的），会来医院看望她并且陪她聊天，她一直等到出院也没有这些人的影子。后来知道，那些和傅索安接触的同学都被克格勃有关部门找去谈过话，警告他们不准搞小集团，所以这些人吓得一个也不敢来医院看望傅索安。傅索安独自躺在病榻上，医院规定不能阅读书报，也不能看电视听广播，当然更不能喝酒，这样，她只有静思默想。好几次，傅索安想到父母、弟妹，想到家乡，寻思今生再也难以见到，不由得一次次潸然泪下，抽泣不已。傅索安入院后的第十五天，招待所派来两名服务员，驾着一辆轿车来接她出院。胖胖的招待所长在招待所门口迎接傅索安，见她下车，迎上来和她握手，并送上一束鲜花：“亲爱的傅，祝贺你这么快就恢复了健康!”傅索安还是住在原先的那个房间,她进去后无不惊奇地发现里面多了个金属书架,上面放满了俄文版.英文版以及台湾印的中文版的《情报学》、《情报理论研究》、《情报心理学》、《情报特工实践》、《我的情报特工生涯》等关于情报学的书籍。傅索安一个楞怔后，问道：“这是谁布置的？”招待所长说：“这是昨天局部派人送来的，说给你阅读。”傅索安没再说什么，招待所长离开后，她开始琢磨此举的用意。起初，傅索安以为又要派她去哪个国家搞情报了，心里隐约有些忐忑。但是，后来想想又觉得不对头：如果是搞情报，是不必看这类书的。自己已经是一个称职的、有过实践的特工，毋须研究这些纸上谈兵的玩意儿了．那么，上面可能是另有用意了．什么用意？会不会让她写一篇情报方面的文章，刊登在克格勃内部的工作杂志上？傅索安想到这里，头就痛了：她的俄语口语现在算是过关了，可以说得和苏联人一模一样，连土话骂人话都精通．但是，对文字却没有把握，阅读还可以，写文章却是万万不行的．如果让她写一篇文章，那简直要从头学起，费时间耗精神，如今她已提不起劲儿来鼓捣这套玩意儿了．但是，克格勃纪律规定必须服从上级命令，她又不得不这样做．这天晚上，傅索安是带动着极端厌烦但又无可奈何的心情进入睡眠状态的．她没有想到，克格勃让她接触这些读物的用意，并非是要她写文章，而是委以别用．次日，傅索安以为克格勃会来人找她谈写文章的事，但却无人前来．她百无聊赖之中，就从书架上选了一本书，坐在沙发上看起来．看到晚上八点钟，一本书已经翻完了，于是她又拿了一本书．第三天上午，傅索安正在看书时，传来了轻轻的叩门声，她以为是服务员，说了声＂请进＂，头也没抬，继续看书．傅索安听见门被轻轻地推开了，却没有脚步声，而是飘进来一阵烟草味，她抬眼一看，不由自主地扔下书本站了起来，愣住了──门口站着一个五十多岁、身材高大的苏联老头，穿着一套烫得笔挺的克格勃呢军官服，佩着大校衔章．他，就是１９６８年７月１７日找傅索安谈话并让她填写参加克格勃的表格的安德烈上校！傅索安愣过之后，朝门口走去，边走边笑．安德烈走进房间，开口道：＂是你吗？傅—索－安！＂傅索安如两年多前一样，冲安德烈深深鞠了一躬：“您好！尊敬的首长。＂安德烈拥抱了傅索安，并且吻了她的额头，说：＂我的孩子，两年多不见，长得比过去更漂亮了！＂安德烈松开傅索安的时候，她看见仍是上次见到过的两个便衣卫士站在门外，便问道：首长，请您的卫士进来坐坐吗？＂安德烈说：＂不！把门关上．＂尽管傅索安对当克格勃特工已有厌烦情绪,但她对给自己指引这条路的安德烈始终怀有感激之情,也许是当初和他的见面意味着从叛逃以来的苦海到脱离苦海的分界线的缘故.她象招待自己亲人那样,脸上浮着真诚的笑容,给安德烈端咖啡、沏茶、削水果，然后，又倒了两杯葡萄酒，一杯捧给对方，一杯高高擎起：“首长，祝贺您晋升为大校！我们下次见面，您一定已经是将军了！”安德烈喝了酒，笑道：“我的孩子，你的俄语已经说得和苏联人没什么两样了。告诉我，这两年多时间，你过得好吗？傅索安知道安德烈是克格勃人事管理局的高级官员，估计他不会不清楚自己这些日子里干了些什么，这也纯粹是一种作为正式谈话前的过渡性话题，所以，她用短短几句话便概括了全部内容。安德烈点点头：“傅，你干得不错！长此以往，你将会作出更大的成绩，取得更大的荣誉！”傅索安微笑着问道：“首长，您的到来，是不是象征着要给我安排新的工作了？”“哦！多聪明的孩子啊！”安德烈发出慨叹，“你说得不错，是准备给你安排一个新的岗位，一个你可能意想不到的岗位。”“什么岗位？”“派你去谍报学校当教官。”傅索安大吃一惊，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什么？叫我去当教官？首长，我怎么能当教官呢？我自己才从特维尔谍报学校毕业一年才出头哩！”安德烈像是没听见这番话，继续说他的：“你去那里教授‘情报心理与情报实践’课，这是我们经过慎重研究的。当然，你还需要学习，所以我通知对外谍报局给你送来了这些书籍。另外，我们还要安排你到克格勃的高级特工学校去进修六个月，主要是学习一些情报理论知识。”傅索安还想分辨说明自己难以胜任，但刚说开了个头就被安德烈神情严肃地阻止了：“傅，这里不是菜市场，可以讨价还价！”傅索安见状不对，只得点头：“我服从安排！”笑容又回到了安德烈脸上：“傅，你记住，对于你来说，最难渡过的阶段已经渡过了，接下去，不管几时，都没有能挡住你前进步伐的障碍了。”他点燃了已经熄灭的烟斗，深吸了一口，吐出一团浓浓的烟雾，“现在，我可以给你说一下你去执教的那所谍报学校的情况。”傅索安从安德烈军属的叙述中，终于明白了克格勃调她去当教官的原因──1969年“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联敌视中国的程度愈来愈深。苏共中央政治局在1969年冬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讨论决定了责成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加强对中国开展谍报工作克格勃内针对中国的特工，都集中在寻外谍报局第六部。该部的职能是针对中国、越南、朝鲜开展谍报活动，原先特工人数在对外谍报局同类的十个部中虽说是最多的但现在为了加强对中国的谍报工作，理应大大增加特工。为此，克格勃在进行紧张的可行性研究后决定新设一所特务学校。这所学校设在苏联、蒙古边境的贝加尔湖附近，位于伊尔库茨克以南约三十公里，名叫“契他伊斯卡雅”。在俄语中，“中国”的读法是“契他伊”，“契他伊斯卡雅”的意思，就是“专为中国而设”。契他伊斯卡雅“只招收亚洲籍特务学员，尤其注重招募中国人。苏联中央政治局审议批准了这个计划，指定于1970年初开始筹建。至1971年春，”契他伊斯卡雅“的建筑物已经耸立，开始进行设施施工。与此同时，克格勃开始物色教官和制订招募特务学员的计划。按照克格勃高层核心的构想，”契他伊斯卡雅“创设伊始是短期训练一批特工，迅速充实对外谍报局第六部的力量，为今后成立专门针对中国的对外谍报局特别第六部打下基础。这样，该校招募的特务学员应以中国人为主，其对象是：判逃投苏的知识青年及其他成分的人员，苏联及亚洲各国的华侨。可以想象，这些人中绝大部分是不懂俄语的，这个问题在他们的学期内难以解决。因此，就只能在教官上动脑筋，挑选一些精通汉语的克格勃特工去充任教官。克格勃人事管理部根据这个构想， 物色教官时，马上想起傅索安，认为她不但具备其他条件，还因其原先的红卫兵身份易与特务学员中的知识青年取得沟通。这样，傅索安便被列进“契他伊斯卡雅”的首批教官名单，指定她执教“情报心理与情报实践”。傅索安了解情况后，寻思这样也好，至少她可以不再被派往国外执行任务，与提心吊胆的日子告别了。这样想着，她的情绪变得好起来了，请安德烈和他的卫士吃了一顿饭，饭后还兴高采烈地跳了舞。一星期后，傅索安被送往位于喀山的克格勃第四高级特工学校，让她进修情报学。克格勃第四高级特工学校的规矩比特维尔谍报学校还严，但傅索安这次是以教官的身份去进修的，所以学校管不到她，教官对她也很客气，她在里面算得是一个比较自由自在的人。这样的日子过得很快，不知不觉中半年将要过去了。就在傅索安扳着指头计算日子准备举行告别筵席款待教官时，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任务降临到她头上来了！

傅索安亲眼目睹了历史性的一幕：在温都尔汗三叉戟飞机坠毁地，克格勃专家割下了林彪和叶群的头颅，放进沸水中煮。1971年月日10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傅索安在喀山克格勃第四高级特工学校的餐厅吃过晚饭，回到寝室，刚准备洗个澡后看电视时，电话铃突然发出一阵刺耳的响声。她迟迟疑疑地望着电话机，不肯伸手去取耳机。那是因为她入校将近半年，极少有人在晚上给她打过电话，她有点怀疑是不是拨错了号码。铃声执拗地响着，她在无可奈何中终于拿起了耳机。电话是学校政治委员打来的，只有一句话：“傅，请你马上到我这里来！”就不由分说地桂断了。傅索安一边穿外套，一边思忖：政委亲自打电话，声音又这么急，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傅索安在克格勃已经待了三年多，凭她的聪明，知道克格勃不是一个讲道理的地方，不少特工都平白无故地受到了无端的怀疑，从而被软禁、关押甚至判刑、流放、枪决。这类事情在对外谍报局发生最多，因为该局的特工一大半都出国执行过任务，构成被无端怀疑的根源。现在，以学校政治委员出面夜晚急召她，莫非厄运也降到她头上来了？傅索安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了校部，一踏进政治委员办公室，那个有着克格勃少将军衔的中年秃顶男子便把一纸电传递给她：“傅，你看一下，五分钟以前，从莫斯科发过来的。”傅索安定睛一看，电传内容是让她阅到这个命令后，立刻去喀山澳托尔军用机场，当晚22时45分左右，将有一驾伊尔运输机从莫斯科飞来，她即登上该机，具体任务由也在这架飞机上的伊凡诺夫上校向她交代。政治委员问道：“看完了吗？”“是的。”“那么，你马上坐我的车去奥托尔机场吧。”“奔驰”轿车把傅索安送到奥托尔军用机场，机场方面已经接到通知，一个少校军官客气地把傅索安引领到休息室，告诉她从莫斯科飞来的那架收音机将在五十分钟后到期达，问她是否需要喝点什么，或者小憩一会。傅索安摇摇头：“我什么都不需要，就在这里坐等吧。”五十分钟后，伊尔运输机准时飞抵机场。飞机上的人没有下来，通过无线电向机场联系，让把傅索安送过去。少校驾着一辆吉普车把傅索安送到飞机前。傅索安登上飞机，见机舱里坐着十三个苏联男子，都穿着便装。她站在过道里，眼光迅速在那些人的脸上扫视，问道：“请问，哪位是伊凡诺夫上校？”坐在第四排的一个中年金发男子点点头:”这里来!”傅索安走过去,行了个礼：“上校同志，我是傅索安，奉总部命令向您报到！”伊凡诺夫上校往里侧挪了个位置，让傅索安坐在他原先的那个座位上。傅索安刚系上安全带，飞机就起飞了。她以为伊凡诺夫会向她交代任务内容，便侧脸望着他，但上校已经闭上眼睛在打盹了，她便也闭目养神。三个多小时后，伊尔运输机降低了高度，傅索安从舷窗朝外望去，只见地面上闪烁着点点灯火，连绵逶迤一大片，估计是一个大城市。不一会，收音机便在一个军用机场降落了，飞机停稳后，伊凡诺夫第一个站起来：“到新西伯利亚市了，下去吧！”傅索安这才知道这是新西伯利亚，但不清楚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她随伊凡诺夫一行下去，地面上已停着三辆轿车，一辆巨型加油车正往飞机这边靠，几个穿工作服、戴军帽的士兵在拉皮管子，准备给这架飞机加油。轿车把他们送往机场招待所。傅索安由此而判断这仅是短暂停留，几小时后还要飞。这下子，她陷入了纳闷：收音机从莫斯科起飞时无疑加足了油，到喀山后未加油而要飞到新西伯利亚市来加油，这说明还要作不会少于莫斯科到新西伯利亚之间距离的长途飞行，这样，这架飞机的目的地是哪里呢？机场招待所给他们一行安排了八个房间，伊凡诺夫上校和傅索安单独一间，其他人都是两人一间。他们先去餐厅吃夜宵，菜很丰盛，还有酒，但气氛却不大热烈，大家都是各吃各的，很少交谈。傅索安窥察下来，恍然大悟：这些人互相之间并不熟悉，是和她一样，临时从什么地方抽来的。这个思维结果延伸了先前那个问题的进度：把十几个人凑拢来，搞了一架飞机飞来飞去，究竟是搞什么明堂？夜宵结束后，伊凡诺夫上校说：“请大家好好休息，我们明天──不，应该是今天了──还要作一次空中旅行。上午10点起床，11点登机。”众人往外面走的时候，伊凡诺夫对傅索安说：“傅，你要提前一小时起床，9点半。我将去你那里。”傅索安点头：“明白！上校同志。”当晚一宿无话。傅索安睡到8点1刻就醒了，起来漱洗后在花园里散了一会儿步。9点半，伊凡诺夫上校准时登门，手里提着一个包，鼓鼓囊囊不知装着什么东西。坐下来后，他问道：“傅，你听说过乌兰巴托这个城市吗？”“那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对！我们这次空中旅行的目的地就是乌兰巴托。”傅索安一征：“唔！去蒙古干什么？”伊凡诺夫拿出一份地图，摊在桌上，边指点边向傅索安作了叙述，也就是交代任务：一个多月前，即1971年9月13日凌晨，大约2时左右，蒙古温都尔汗附近的牧民被一阵难听的“嗡嗡”声惊醒。有人爬起来观察，发现声音是从空中传来的，这地方不是航线，平时没有飞机经过，顿时，这越来越响的声音把羊群惊散，随后是马嘶狗吠。这时，牧民发现从西南向北飞来一架飞机，飞得很低。这架飞机在扎森山谷向西南方向飞行，声音越来越大。片刻，这架飞机在山谷尽头的苏布尔盆地坠毁，声响不怎么大，随后燃起了连天大火。傅索安听得如坠云里雾中，不得要领，却又不敢发问。这时，伊凡诺夫上校说：“这架在温都尔汗坠毁的飞机，是英国制造的三叉戟运输机，是中国二号人物林彪元帅的座机。”“啊？！”傅索安大吃一惊，林彪的座机怎么飞出了国境线，又怎么坠毁了？她再也忍不住急煎煎问道：“上面坐着谁？”“据来自中国的情报，那架飞机上有九名乘员，全部遇难，其中有林彪，林的夫人叶群，林的儿子林立果。”啊！简直石破天惊，傅索安一下子呆如木鸡。稍停，讷讷地问道“这──这是真的吗？──唔，上校同志，请原谅，我不是针对您──”。伊凡诺夫说：“这个情报的真假，有待于我们此行所作的努力。政治局责成安德罗波夫主席主持查明坠机事件中的九名死者中究竟是否有林彪元帅，因此，国家安全委员会抽调了克格勃的医学专家、痕迹专家、化学专家、摄影专家等，组成了这个调查小组，专门前往坠机现场作调查，至于你，虽然不是专家，但你来自中国，曾是狂热的红卫兵，亲眼见过林彪元帅和他的夫人叶群，并且有一段时期生活在睁眼就可看见林彪元帅的照片、电影、电视的环境中，头脑中对林彪元帅的形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决定让你一起去坠机现场，辨认遗体，作为鉴别依据之一。”傅索安一边听一边点头，表示明白这层意思了。但她觉得头脑里像是打翻了一盆浆糊，昏昏糊糊不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关于林彪判逃坠机而亡的“九一三事件”，傅索安直到两年后两次被派遣到国外去执行间谍任务时，才在外面详细获悉。伊凡诺夫打开那个包包，从里面取出一个金色假发头套，一副大墨镜，放在傅索安面前：“这两样东西供你化装用，你应当以苏联女郎的模样出现在蒙古人面前，明白吗？”傅索安点点头：“是的。”她戴上头套、墨镜，对着镜子一照，乍看还像个苏联姑娘。伊凡诺夫点头：“好！可以了！记住，从现在起，你叫卡娅。”11点钟，傅索安混迹于由清一色苏联人组成的：九一三事件尸体调查组“中登上了伊尔运输机。飞机腾空而起，经过四个多小时的飞行，抵达了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一行十四人坐车去了乌兰巴托市内，下榻于一家设施很好的饭店。伊凡诺夫上校关照众人：未经许可，不能离开饭店。次日上午9点钟，动身去温都尔汗。次日，这个调查组乘坐一辆由两个蒙古人轮流驾驶的客车，离开了乌兰巴托，前往温都尔汗。上午9点开车，下午5点钟过后方才抵达。温都尔汗是蒙古肯特省的省会，面积八点二万平方公里，人口大约有7万多，市里并不繁华，也没有超过五六层的高楼大厦。傅索安一行下榻于市内最好的一家饭店，但设施远不及克格勃的招待所。当晚，人人都喝了不少烈性酒，大吃了一顿由牛羊肉做成的各种菜肴。第三天上午，傅索安一行仍坐那辆客车，离开温都尔汗，向东北方向的苏尔古盆地行驶。大约开了一个多小时，汽车在呼和山下的西北草地上停下来，开车的蒙古人说着生硬的俄语：“就是这里，到了。”调查组众人跳下车，呈现在大家眼前的，是一块宽约二十米，长约三十米的黑褐色的焦土，与周围绿茵茵的草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是林彪座机坠毁时引起的大火形成的，时隔五周，现场空气中仍有明显的焦烟气味。摄影专家打开摄像机对现场开始拍摄，其他人也就开始步入焦土。傅索安对这类勘查纯属外行，也没有这个使命，但她不愿意放弃这个目睹历史事件现场的机会，便也在焦土中走来走去，东张西望。焦土范围内满目都是已烧毁的钢铁、各种电器零件、烧成一团团块状的铝合金、被烧毁的精密仪器碎片，两个长长的翅膀和四个硕大的发动机散落其中。傅索安发现了一些瓷器碎片，捡起来一看，上面还能看到清晰的中国文字“唐山裕丰瓷厂”，她拿了一个瓷杯底部，放进了衣袋。傅索安忽然感到涉足于焦土间很是枯燥，便走了出来。她在草地上跺脚抖去皮靴上的焦灰时，一个蒙古人过来用手势比划着告诉她：前面还有东西。傅索安照他所指的方向向前走了一百多米，果然见草丛里有一堆飞机残骸，都是些轮架、圆形钢板之类。克格勃专家们在这块焦土里一直折腾到中午，这才回到车上。吃过带来的午餐后，开始进行此行的第二项工作，也是主要工作──辨认尸体。“九一三事件”发生的当天早晨，当地牧民赶到林彪座机坠毁现场，大火已经熄灭，地上一片狼藉，犹自冒着袅袅青烟。飞机残骸中乱七八糟地躺着九具尸体，其中一具是女尸。牧民们拿手来白布，把尸体一一蒙上，一面自发地保护现场，一面往肯特省和附近贝尔赫矿区打电话报告，但始终没人接。后来，由一个名叫达木林的蒙古人骑了自行车去肯特省报告了第二天，来了一批军人。封锁现场，拍照、摄像、勘查的折腾了好一阵，然后让牧民把尸体埋葬。傅索安一行来到了埋葬尸体的地方，那是苏尔古盆地西北坡的一个名叫扎森的小山。墓地位于小小南坡，距失事现场大约四公里。整个墓地呈圆形，在十米长、二十米宽的空间里，设立了三座坟墓，每座坟墓前都立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相同的文字：“中国遇难者之墓”。埋葬时，谁也不清楚死者的身份，只知道他们是中国人。墓地上有四个蒙古牧民等着，他们是当时参加埋葬尸体的，现在被召来替克格勃挖掘坟墓。伊凡诺夫上校客气地和他们每个人握手，送给每人一包苏联香烟，用流利的蒙古语向他们询问了当时埋葬尸体的情况，然后下令把三座坟墓全部挖开。上校强调：“牧民弟兄们，请千万手下留情，不要损坏了尸体，以免影响我们的鉴别。”说完后又用俄语嘀咕了一句：“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摄像机又打开了，拍摄了挖掘尸体的全过程。坟墓的土层很浅，不一会九具尸体便全部挖了出来。尸体外面裹着的白布沿未破损，只是已被尸体腐烂时分泌的尸液和泥土弄得肮脏不堪。当尸体人武部暴露出来时，克格勃的医学专家立刻用喷雾器对墓穴进行细致的消毒。消毒后，伊凡诺夫下令开始检查，尸体外面的白布很快就被刀子割开了。专家对尸体直接喷洒了消毒液后，伊凡诺夫对傅索安说：“傅，现在，你去辨认，看这九具尸体中哪具比较像林彪元帅。”傅索安其实早在观察了，尸体入土已经五个星期，9月中旬气温不算很低，而且墓地低凹，出现渗水现象，因此每具尸体的脸部都已经腐烂得难以辨认了.她走到尸体近前一一看下来，叶群那具是长头发,自然马上认出来。傅索安接着认出了右侧墓穴中的林彪尸体：“我想，这是林彪吧。”这个结果，与牧民叙述当时埋葬尸体时“年龄最大的一个”所埋葬的位置相吻合。傅索安后来对判逃女知青胡国瑛说起这件事时说，她记得林彪的尸体并未与叶群埋在一个墓穴，而是与一个大个子尸体及另一个中等个子的尸体埋在一起，大个子可能是个飞机驾驶员，中个子是否是林彪 的儿子林立果，那就不得而知了。至于叶群，与另外两具男尸埋在中间那个墓穴；叶群毛发浓密，由于毛发不易腐烂，所以在已开始腐烂的一堆尸体中显得特别醒目。伊凡诺夫在和医学专家低声交换意见后，让用外科医疗器具切割下了林彪和叶群的头颅，放在随车带来的一口铁锅里，用沸水煮了一阵，消除了全部皮肉及软组织，只剩下两个骷髅，然后带走。这次带回苏联 ，还有一个林彪座机上的发动机。克格勃根据发动机上的钢印号码很快就查明那架失事的三叉戟确是中国从英国进口的运输机。但最后确认死者确是林彪，则是在一个多月后的事：克格勃收集了大量林彪生前的照片，予以研究，进行：“头骨鉴定 ”。在精密仪器下，专家发现有几张照片上林彪头部的右上角有一个伤疤。头部皮肉极薄，形成如此明显的伤疤的伤口当时肯定会在骨头上留下永难消失的痕迹，专家据此认为：如果从温都尔汗搞回来的头骨是林彪的，那么在相应的位置应当找得到受伤的痕迹。经验查，果然发现头骨上有受伤痕迹。这样，克格勃便向苏共中央政治局作了“林彪死于‘九一三事件’”的汇报。那时，傅索安已经去了“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了。

(续完）

是真是假？

本帖来源于小说文学──纪实文学《狂花凋落──一个女知青的克格勃生涯》第十章。此话题本身就是在炒冷饭,时隔三十年,历史已盖棺论定,就象希特勒之死一样,在上个世纪炒了几十年的冷饭,还炒出个《希特勒日记》这种假贷。这个“林彪之死”不知道还会炒出个什么东西？我们不妨听听当时的当事人和一些做了一些实际探寻的人氏是怎么说的吧。

作者：孙一先 近一两年，国内兴起一阵关于林彪出逃、坠机原因和飞机残骸的报道热。究其由来，可能是“九一三”事件虽经历史判定，但还存在一些未解之谜。众多作者尤其是那些当年曾身历其境的人们，从各自角度描述亲历的过程，寻找最后的答案。本文作者系当年“九一三”事件期间我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官员。 西方世界的新闻媒体，对新中国一直存在着固执的偏见，他们散布大量怀疑论调，不相信我国作者揭露的历史真相。 林彪究竟是怎么死的，死在北京还是蒙古的草原上？对于最后澄清这个历史真相做出贡献的，是澳大利亚一位年轻记者彼德·汉纳姆。 在北京出版的《作家文摘》第８０期１９９４年７月８日摘登了李安定写的《林彪之死真相查访记》，详细报道了彼德·汉纳姆的整个采访活动。该文称从１９９３年５月开始，彼德·汉纳姆用了半年的时间，锲而不舍地奔走于蒙古、俄罗斯、美国及台湾、香港地区，往返数万公里，写出了第一手调查材料，发表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上。此事立即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关注，许多国家的报刊对他的文章予以转载和评述。 汉纳姆起初是自己出钱进行这次采访旅行的。首先他来到改变了社会制度走向自由化的蒙古，自己雇车到达林彪座机坠毁现场。原来保护现场的铁丝网已被拆除，附近居民哄抢了飞机残骸，一些较大的部件，由贝尔赫矿区派人运走，卖给了中国商人。汉纳姆在现场只拣到１２块飞机残片。现场附近的居民向他讲述了所见飞机坠地燃烧及尸体情况，但许多人不知道林彪是谁，更无法证实林彪在这架飞机上。 汉纳姆找到了当年参与苏联专家检验遇难者尸体工作的蒙古病理专家莫尤按：此人是中国大使及其随员视察坠机现场时，蒙方随行的卫生组法医。这个人向他描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情节：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中国喷气飞机坠毁的当天，苏联人就赶到现场。这批苏联人是由军人和航空专家组成的调查组，他们负责了解飞机坠毁的原因，但他们对九具尸体不屑一顾，而对这架英国制造的三叉戟飞机更感兴趣，把三台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制造的斯佩式发动机中尚完好的一台拆运回苏联。 苏联当局根据其驻华使馆的情报，认为应该对这架飞机上乘坐的究竟是什么人弄弄清楚，于是在飞机坠毁五周之后按：后来俄罗斯报纸又称为９月下旬，派克格勃的调查组来到坠机现场。他们把墓地的棺材全部挖了出来，逐个检验因天寒地冻而未完全腐烂的尸体，在蒙古专家的帮助下，首先肯定了尸体的所有伤痕都是因飞机坠毁造成的，排除了乘客是在坠机前死亡的可能性，但烧焦的尸体已面目全非，比照资料难以判定。于是，他们割下了那个女人和那个岁数最大的男人的头颅，放在大锅里架起柴火煮，目的是将毛发、皮肉剥离干净。最后，苏联人把两个煮干净的头颅装箱带回苏联。 汉纳姆听了蒙古专家的讲述以后，认为揭开谜底必须到莫斯科去。但是，到那里找谁呢？他在乌兰巴托苦苦追索中，得到一张当时苏联调查组人员和蒙古官员聚餐的照片，有人向他指出其中一位是来自莫斯科第三医院的托米林──调查组的主要病理学家。 汉纳姆用自己的稿费买了机票，想到莫斯科来个顺藤摸瓜，弄清真相。但在一个国际大都市中，凭一张照片、一个名字来寻找一个人，实如大海捞针。当他得知莫斯科第三医院已经撤销的时候，没有死心，拿着照片几乎找遍了莫斯科的大小病理实验室，终于有人认出了托米林，给了他一个电话号码。 托米林友好地接待了汉纳姆，但他拒绝回答有关问题，强调他同克格勃有协议，不得泄露调查结果，尽管克格勃不存在了，仍然要经过克格勃的后继机构的批准，他才能把秘密公开。 汉纳姆费了很大周折，弄清了取代克格勃的新机构，递去了采访申请。当时正值盛夏，俄国官员许多都到郊外度假去了，汉纳姆一趟趟跑，也找不到要找的人。签证眼看到期，钱也花得差不多了。幸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知道了他的采访计划，愿意给予部分资助。于是，他利用等待莫斯科官方批准的时间，到美国去从另一个角度进行调查。 在美国，汉纳姆访问了外交界、情报界、新闻界许多人士、收获甚微。一个华人餐馆的老板介绍并安排他同在纽约的张宁见了面。张宁向汉纳姆诉说了自己的遭遇，讲了叶群、林立果和林彪出逃的情况，她肯定林彪乘上“三叉戟２５６号”飞机飞走。 汉纳姆重返莫斯科，惊喜地获悉托米林得到批准向他讲明当年的事实真相。１９９３年１０月，托米林在他的办公室会见了汉纳姆，在座的还有当年飞机坠毁事件调查组的负责人、原克格勃的将军扎格沃兹丁。“林彪和他的夫人叶群在这架飞机上，他们是因为这架飞机坠毁而丧生。”扎格沃兹丁断然地说。“你们如何证实这个结论呢？”汉纳姆问。托米林拿出一包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和资料，其中有一张从正面和左右侧面三个角度拍摄的头骨照片。托米林指着照片说“这正是林彪的头骨”，并解释说林彪的头部在战争中受过伤，其位置正好与头骨伤痕相吻合，而且苏联保有林彪１９３８年～１９４１年在莫斯科治病的详细病历，有关林彪牙科记录也与实际情况丝毫不差。 扎格沃兹丁补充说：“我们另一个鉴定方法，是用头骨对照了林彪生前的照片。克格勃的资料里有一张俯拍的免冠照片，清楚显示了林彪头的伤痕。我们还把头骨照片和林彪过去的一些照片叠放，看到两者的轮廓完全重合。” 托米林还说，人们的耳廓如同指纹，一个人一个样，没有重复的，因而是鉴定身份的重要依据。当年从现场割下了那具女尸的一只耳朵，与叶群的有关资料对照，得出了相应的结论。 为了使鉴定头骨和耳廓的结论万无一失，克格勃的这个调查组，根据林彪病历中患过肺结核的记载，重返蒙古检验尸体。托米林记得那天正好是１１月７日十月革命节，北风怒号，天寒地冻，他们挖出了林彪尸体，在其右肺确实发现钙化的硬块，与病历中的Ｘ光片一致。 托米林回忆说：“当时已是１１月，天气寒冷，我们每过５分钟就得把手伸进温水中暖一暖。结核病灶很快便找到了。临走时，我又收集了那两具尸体的几块骨骸和所有牙齿。回国后，我对那几块骨骼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死者的身高和年龄同林彪及其妻子叶群的身高和年龄完全相符。 ” 托米林怕万一有失，决定用拉特涅基氏液由酒精、醋酸和漂白物质组成的混合物，可以大体恢复半腐败器官的形状和大小，甚至恢复肌肉弹性来检验在飞机失事现场割下的林彪和叶群的耳朵。实验结果再次证实了前面的结论。最后，在向安德罗波夫汇报鉴定结果之前，托米林找到了能根据人的头骨构造恢复其面貌的专家，复制出林彪的头像，结果同照片分毫不差。 调查组的工作，使苏联最高领导非常满意，他们得到了嘉奖和晋升，扎格沃兹丁擢升为将军，托米林则获得领导国防部所有病理实验室的特权。扎格沃兹丁对汉纳姆说：“２２年来，全世界只有四个人知道这个事件的结果──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当时的克格勃主席、托米林和我。今天，我们把这个调查结果透露给你。” 汉纳姆当然心满意足，他半年来艰苦的奔波采访，终于找到了一个历史悬案的谜底。最后他问了一下这架飞机有没有黑匣子，扎格沃兹丁说黑匣子找到了，但克格勃鉴定时没有发现录音里有飞机和地面的通话。 汉纳姆的采访报道，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披露之后，许多国家的报刊予以登载，其影响相当广泛，使得在海外出版的某书所散布“林彪是在北京被毛泽东搞掉的，没有在那架坠毁的飞机上”的谣言及其造谣者，消弭得无声无息。（摘自《在大漠那边──亲历林彪坠机事件和中蒙关系波折》，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１月出版，定价：１９元。社址：北京东四１２条２１号，邮编：１００７０８）

作者：孙一先。第一章：引子。 第二章：穿越大漠赴蒙古 第三章：新大使被紧急约见 第四章：中国飞机在蒙坠毁 第五章：克服通讯障碍，迅报国内 第六章：北京收到使馆电报前后 第七章：“机毁人亡，绝妙的下场” 第八章：毛主席签发特急电报第九章：国内要大使亲察坠机现场 第十章：蒙对中方视察现场从催到拖第十一章：飞往温都尔汗 第十二章：飞机上的随想第十三章：驰往坠机现场 第十四章：现场初勘第十五章：三叉戟飞机机尾 第十六章：失事飞机粉身碎骨第十七章：机翼上的大洞 第十八章：双方协议土葬死难者第十九章：惨不忍睹 第二十章：第一堆死难者第二十一章：令人诧异的５号尸体 第二十二章：惟一的女性第二十三章：无名无姓，按号下葬 第二十四章：进行测量和补充拍照第二十五章：最后的告别 第二十六章：双方第一、二轮会谈第二十七章：蒙方提出《现场调查纪要》稿子 第二十八章：研究会谈对策第二十九章：第三轮会谈，我方提出修改意见 第三十章：开始第四轮会谈第三十一章：蒙方态度僵硬 第三十二章：许大使耐心说服对方第三十三章：举行第五轮会谈 第三十四章：双方争论激烈第三十五章：争论焦点转为是否有非军事人员 第三十六章：会谈不欢而散第三十七章：悻然遄返乌兰巴托 第三十八章：领受任务回国汇报第三十九章：驻蒙苏军进入战备 第四十章：回到祖国第四十一章：到北京接受约法三章 第四十二章：深夜，被接到人民大会堂第四十三章：坐在周总理身边 第四十四章：向周总理汇报第四十五章：总理的关注 第四十六章：给驻蒙古使馆发指示电报第四十七章：初步判断“自行坠毁” 第四十八章：在被“隔离”状态下工作第四十九章：“隔离”逐步宽松 第五十章：去西郊机场看飞机第五十一章：揭开“机翼大洞”之谜 第五十二章：听《５７号文件》感到的震惊

第五十三章：由衷的感叹 第五十四章：返回驻蒙古使馆第五十五章：索要遗体遗物的交涉 第五十六章：索要遗体没有成功第五十七章：蒙方通过媒介发布消息 第五十八章：外电的传闻第五十九章：成立空军专家组 第六十章：专家组对坠机原因的分析第六十一章：研究报告做出结论 第六十二章：没有发现机上搏斗的迹象第六十三章：三个机械师 第六十四章：机长潘景寅第六十五章：对尸体位置的分析 第六十六章：必然性寓于偶然性之中第六十七章：林彪旧居 第六十八章：林彪的“怪”第六十九章：叶群的会客室与卧室 第七十章：“老虎”的秘屋第七十一章：埋葬了一段历史 第七十二章：林彪杭州行宫第七十三章：工毕人亡 第七十四章：一代名将，谁人评说第七十五章：《军事大百科全书》的释文 第七十六章：对林彪的评述第七十七章：黄克诚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思想第七十八章：于南教授的剖析第七十九章：诬陷忠良，排除异己 第八十章：存在决定意识第八十一章：一本书污染了半个地球 第八十二章：无中生有“赵研极”第八十三章：编造坠毁飞机的故事 第八十四章：撰文揭示历史真相第八十五章：结识于南教授 第八十六章：澳洲记者寻根究底第八十七章：顺藤摸瓜 第八十八章：汉纳姆收获颇丰第八十九章：托米林的回忆 第九十章：蒙古副外长云登的旁证第九十一章：决疑的答案在哪儿 第九十二章：关于林彪出逃“被劫持”说第九十三章：李文普细说当时情景 第九十四章：李文普的愤怒第九十五章：李文普的反诘 第九十六章：关于飞机起飞后“空中盘旋”问题第九十七章：第二副驾驶如是说 第九十八章：否定了“空中盘旋”第九十九章：关于飞机“被导弹击伤”说 第一百章：“被导弹击伤”说不能成立第一百零一章：关于《“五七一工程”纪要》 第一百零二章：关于“手令”第一百零三章：中国记者首次前往坠机现场 第一百零四章：拉哈玛大娘的回忆第一百零五章：邬经理将剩余残骸运回国内 第一百零六章：邬经理的眼光（全部转摘自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_net)）

1971年的初秋季节，记得是9月上旬，空军召开了一个院校工作会议，研究院校训练工作。会议结束后，9月12日，我按照原定计划带了几个同志去天津杨村机场下部队了解情况。第二天，也就是9月13日，吃完早饭，突然接到空军司令部通知，要我立即赶回北京开会，司令部还派了一辆车来杨村接我。二话没说，我马上往回赶。通知是9时开会。 　　司令部的一位副参谋长在会上口头传达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9月13日凌晨，林彪等人乘三叉戟飞机从北戴河叛逃出国到蒙古摔下来了。会议很简短，传达完就散会了。会场里静静的，没有人说话。这有点儿像大暴风雨前短暂的寂静，又有点儿像是一个晴天霹雳，把人震蒙了。但从人们强作平静的表情上可以看出，每个人心头都掀起了一股冲天巨澜。 我立即联想起，在杨村机场时，部队的一位同志曾告诉我，9月12日夜，他们在雷达上观测到，有一架飞机从北戴河起飞，朝蒙古方向飞去，并越过了边境，在蒙古温都尔汗一带从屏幕上消失了。显然，他们看到的就是林彪那架飞机。看来，这件事确凿无疑。 　　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十几天以后，在吴法宪被隔离审查前几天，有一天晚上，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见面后他对我说，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给了他一些照片，叫他在空军组织一些专家，根据这些照片分析一下，林彪的飞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是被外部炮火击落的呢，还是发生过机内搏斗？究竟是什么原因坠落的？ 　　照片有好几十张，在他的办公桌上摊了一大堆。我正在看照片，来了一个电话，电话是周总理打来的。话筒声音很大，吴法宪接电话，我站在旁边也听到了周总理的声音。周总理问吴法宪空军的情况。吴法宪说，现在文件已经传达了，但是有的人不相信，我们这儿就有个气象局副局长不相信，王海冲动了，打了人家两个耳光。 　　事过很久以后，我见到海军政委李耀文，他曾当过外交部副部长，负责亚洲事务，交谈起来，才搞清了当年这件事情的原委。李耀文告诉我，当时，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找吴法宪谈话，他也在场。周总理要吴法宪汇报一下256号三叉戟飞机失事的情况。吴法宪心中害怕，吞吞吐吐，讲不出个究竟，就推说不知道。周总理严厉批评了吴法宪，说，你到现在和党还不是一条心。随后，周总理交给吴法宪一些照片，交待他到空军找一些真正懂技术的人，对飞机失事原因进行仔细的研究。于是，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由我牵头组织了一个专家班子，承担这项任务。这个空军专家组的成员还有当时的空司机务部副部长何培元、空政组织部副部长陆德荣。空司军训部副处长王季南、王涛和空司机务部参谋赵汉立、金华。后来，公安部的几位同志也参加了这项工作。 由于256号三叉戟飞机坠毁地点是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事发后赴现场勘查已不可能，因此，专家组的工作主要是在国内对照片和实物反复进行对比辨别、分析研究。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掌握的这一批照片非常逼真地展现了飞机失事现场的情况。提供这批照片的，是当时我国驻蒙古大使馆的一位武官，名叫孙一仙。温都尔汗是一片人烟稀少的戈壁。256号三叉戟坠落后有一段时间无人知晓，因此失事现场保存了原样，基本没有受到人为破坏。孙一仙在得知消息后较早赶到了现场，通过他的照相机镜头给历史留下了这批极其重要的资料。 当时，与256号三叉戟飞机同型号的飞机，我们空军还有十几架，在进行失事原因查勘时，这些飞机成为可资对比鉴别的重要实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这个专家组频繁往来于空军司令部与西郊机场之间，对每一个细节都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比照、核实与分析。 　　根据大量有效的证据和各方面情况的综合分析，256号三叉戟飞机坠毁的情景在我们眼前逐渐变得清晰起来。首先，我们排除了一些外间广为流传的说法。其一，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该飞机不是在空中爆炸的。我们在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失事现场，有一道相当长且清晰的轨迹，这显然是飞机在地面高速滑行时留下的；飞机的残骸散布呈带状，比较集中，根据测算，如果飞机在空中爆炸，残骸碎片抛落地面，其散布面会很广，甚至可以抛落到十几公里乃至几十公里的范围内：机上人员的尸体也散布在一小片面积内，而且形状清晰可辨，如果从高空坠落，不可能呈现此种状态；另外，飞机若是在空中起火，机上燃料很快会在空中散掉，不会像我们在照片上看到的那样形成地面大面积燃烧的痕迹。其二，飞机被击落的可能性可以排除。除上述根据外，大量证据显示，飞机接地时是完整的，机身上引起种种猜测的大洞，是飞机上油箱里的油同时向外燃烧爆炸时形成的。其三，飞机坠毁前机内没有发生过搏斗。机上三个机械师没有带枪的可能，他们知道飞机是未经批准强行起飞，但并不知道飞机要去哪里，不可能知道此行是林彪叛党叛国，因此不会允许他们携带武器：驾驶员潘景寅当时也不可能进行了搏斗，这一点可从他当时的政治和现实思想情况及飞机起飞前后的情况判断出来。9月12日深夜，林彪一伙是仓皇出逃的，登机时没有正常舷梯，是从工作梯爬进机舱的。这些情况驾驶员当然清楚。林彪一伙登机后，驾驶员没有得到航管部门的指令就匆匆开车，飞机先滑入草地，以后转入滑行道，然后强行起飞，由于操作慌乱，256号飞机的机翼航行灯撞到了加油车的加油口上。这有事后在山海关机场捡到的256号飞机航行灯玻璃碎片为证。这一切都是驾驶员自觉所为，他当然也就不可能随后在飞机上进行搏斗。 　　那么，9月13日凌晨256号三叉戟飞机实际上发生了什么情况呢？我们根据大量证据认定：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野外降落（也就是迫降）没有成功，造成破碎烧毁的。作出这种判断的主要依据有这样几点：其一，失事发生的场地是经过有意选择的。在温都尔汗附近这片戈壁滩上，这块地点地势是比较平坦的，飞机着陆的方向也刻意进行了选择，这些情况不可能完全是偶然的。其二，飞行员实施了野外迫降动作。他在飞机接地前主动打开了前开缝翼，这是着陆前必须进行的动作，前开缝翼只有人工操纵才有可能打开。其三，起落架轮毂完整，没有撞击和磨损的破坏痕迹，主轮胎良好，仍有气压，这说明在迫降时飞行员没有放下起落架。其四，飞机是在有操纵的情况下尾部先接地的。这一切都表明，256号飞机当时是在飞行员有效控制之下，而且是主动作出了使飞机迫降的选择。 　　根据各种情况判断，256号飞机当时之所以没有成功地实施迫降，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飞行员着陆动作不确切，没有做全，着陆速度过大，而减速板却未打开；其二，三叉戟是下单翼飞机，它的机翼、机腹部有油箱，在高速接地时，极易造成油箱破裂、机翼折断，引起燃烧爆炸；其三，当时飞机仓促起飞，机上没有副驾驶和领航员，飞机迫降时正是夜间，又处在完全陌生的区域，一个飞行员难以应付种种特殊情况。 　　我们认为，当时256号飞机之所以要在温都尔汗实施野外迫降，主要原因是因为该机油料不够。这架飞机是仓促起飞，准备工作不充分，没有加满油料；在外逃时该机又长期在2500~6500米高度飞行，低中空飞行耗油量大，到失事地点前后油料已感不足，因此被迫进行野外降落。另外，因为机上没有领航员，地面又没有导航，当日恰逢暗夜，飞行员在空中不可能掌握精确位置，飞机是在这种情况下盲目降落。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我们终于根据有限的资料，搞清了三叉戟飞机坠毁的真实原因，完成了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1972年5月19日，我们专家组根据查看和分析图片所得出的结论，向中央提交了报告。摘自(冰山论市-老陆看市)

2004年7月13日 12:41三十多年前，蒙古国温都尔汗荒漠上的一声巨响，宣告了林彪叛国出逃计划的彻底失败，但也给世人留下了若干难解之谜。近日，曾任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外交官的孙一先同志著书披露了亲历坠机现场勘察、与蒙方谈判交涉、回国向周总理汇报以及与军方共同分析坠机原因等诸多内情。1971年9月14日，蒙古外交部紧急约见中国驻蒙大使许文益，通报9月13日凌晨2时许，一架中国军用飞机在蒙境内坠毁，乘员九人全部遇难，蒙方对此事提出口头抗议，希望中国政府对此作出正式解释。许大使和我以及两位译员第二天飞赴温都尔汗坠机现场考察。气温较高，经中方同意，蒙方士兵将尸体就地埋葬。我向总理汇报。机翼根部那个大洞口铝刺并不规则，所以难下结论。当时中蒙关系刚刚解冻，坠机事件事关重大，许大使果断决定启用已尘封两年的外交长途专线电话，用了3个多小时才把这条重要消息传到中国外交部。按照国内指示，许大使和我以及两位译员第二天飞赴温都尔汗坠机现场考察。现场狼藉一片，九具尸体基本上是有头有脚的完整躯体，尤其是那具女尸，简直就是仰卧在那里熟睡的一个人，只不过脱光了衣服。我们将尸体以及散落在四周的手枪、文件等一一拍照。地上有一个嵌在塑料夹中的临时出入证，是空军大院正门和后门的，编号0002，没有贴照片，只写着：林立果，男，24岁，干部。我当时并不知道林立果是何许人也，匆匆拍照了事。后来得知，三叉戟256号的黑匣子连同中间的发动机都被苏联人拆走了。当时气温较高，经中方同意，蒙方士兵将尸体就地埋葬。随后，中蒙双方就飞机是军用还是民用、是侵入还是误入展开了长达五轮的激烈谈判。遵照国内的指示，9月21日下午我乘国际列车回到北京，下车后便被直接送到大会堂福建厅汇报工作。我一进门，蓦然间眼前一亮，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容，这不是周总理吗？我顿时感到心脏急促跳动，胸闷得有些出不来气。我首先汇报蒙方对中国飞机失事事件的态度和双方会谈的经过。我讲到机翼根部那个大洞，怀疑是防空导弹打的，但是洞口朝上，下面没有穿透，而且洞口铝刺并不规则，所以难下结论。当我讲到死难者尸体时，已接近22日凌晨2点钟，总理精神异常贯注，看不到一点疲劳的影子。最后，汇报死难者的遗物情况。总理全神贯注地听着。我讲到有个写得乱七八糟的白纸本，总理问写的什么内容，我说看不懂。整个汇报结束时，已经是22日凌晨3点多钟。总理听了我的汇报，马上要杨德中主持研究飞机坠毁原因。外交部几位领导从福建厅出来，坐在走廊尽头一张方桌旁，韩念龙副部长亲自执笔起草给驻蒙古使馆的指示电。电报中，出现了“自行坠毁”四个字，使我感到相当意外。事后我听说，总理并不是凭个人的分析作出这个判断的，而是在听了我的汇报后，马上要杨德中主持研究飞机究竟是怎样坠毁的，初步确定飞机可能是因燃料将要耗尽，被迫做紧急着陆的准备，驾驶员不清楚着陆区域的地面情况，最好的选择是找一块平坦的地方，冒险以飞机肚皮擦地降落。看来，飞机着陆后，由于失去平衡，右翼向下倾斜，触及地面，肚皮与沙土冲磨，骤然间升温引起油箱着火，从而导致整机爆炸。从当时特殊情况看，驾驶员技术很好，选择了惟一的处理办法。虽然不能排除机件失灵，或被地面防空武器击伤而紧急着陆，但这些可能性较小。在场的同志一致认为这种分析有道理。从大会堂汇报之后，我被“隔离”到外交部招待所。10月1日凌晨两点半，我随同空军的几位首长来到西郊机场，进一步分析坠机原因。几经核实判断，大家一致认为：256号右翼根的洞是油箱向下冲炸开的，所以翼面没有穿透，洞口铝刺也不规则。如果是导弹打的，不可能不穿透机翼，而铝刺也都应该通通往里翻。林彪叛逃之后，我国在军事上做了充分准备。9月下旬以后，国际上的各种传闻和揣测沸沸扬扬。空军专家组的结论认为，机上人员是从飞机上摔出来后被烧死的。1971年国庆节为了增产节约，中央决定不搞天安门前统一的检阅和游行。10月3日，我到外交部礼堂听了《中共中央(1971)第57号文件》，才知道在256号上殒命的九人中包括副统帅林彪，震惊之情可想而知。11月中旬我重返驻蒙古使馆。有时闲聊，大家假设林彪真要活着到了乌兰巴托那可真是灾难。苏联领导人把中国的内情透彻了解之后，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呢？据了解，周总理和军方领导人一起，在林彪叛逃之后确确实实做了必要的军事部署。总理当时下令在军事上做充分的准备，决不是无的放矢。当时任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的库里克后来说：“我们感到最为庆幸的，是林彪没有真的飞到苏联来。”不言而喻，如果林彪真的到了莫斯科，中苏之间的麻烦就大了，也许不仅仅是一场边境冲突了。11月中旬，驻蒙古使馆从一位蒙古朋友处得知，有个汽车司机去贝尔赫矿区，从苏布拉嘎盆地旁边经过，看到失事飞机的中国人的坟已被挖开，有些坑已经空了。据某国外交官称，苏联当局已把九人尸体挖出，进行了详细的生物化验，证明其中一具尸体的特征与林彪一样，并且与林1956年留医莫斯科的病情记录对照，发现尸体上腭少了三颗牙齿，也与病历相符。1972年1月，英国《新观察家》驻莫斯科记者听苏联人讲，苏联专家已把烧焦的林彪尸体整理出来，发现尸体上中了九颗子弹，呈蜂窝形。这家报纸的意思是想证明，飞机上发生了搏斗，有人向林彪开枪，导致飞机坠毁。事实情况到底如何呢？我空军专家组分析，飞机起飞以后，如果发生搏斗，有人开枪，既不可能是叶群、林立果及其死党，也不可能是一无所知的专车司机杨振刚和正在操纵飞机的驾驶员潘景寅，而最有可能的是三个机械师(或者是其中一人)，一旦知道是叛国外逃，铤而走险，来个鱼死网破。但是，对三个机械师李平、张延奎、邰起良的审查表明，他们完全没有可能开枪。9月13日半夜2点左右，潘景寅突然叫醒他们三人去给飞机加油。正在他们准备加油时，林彪乘车仓皇逃到机场，三人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上了飞机。据查证，他们过去没有佩带过枪支，这次执行任务也没有发给他们武器。排除了外电关于飞机上发生搏斗的谣传，那么机上人员是什么原因致死的？空军专家组的结论认为，都是由于摔撞和被烧而死的。从尸体上的伤痕看，多是皮肉挫伤，骨骼折断，肢体变形等摔撞伤，这些伤是飞机着陆毁坏过程中造成的。从林彪、林立果、张延奎等面部流血方向看，是在尸体摔于地上仰卧状态下流出来的。从压在尸体下面的草、衣服和皮肤未烧着的部分看，这些人是从飞机上摔出来以后被烧的，这在叶群、邰起良的尸体照片上，反映最为明显。1971年10月，埃塞俄比亚元首来华访问，周总理陪同他到上海参观。在上海，周总理抽出时间接见了上海及华东的党政军负责人，讲话中谈到“九一三”事件的经过，周总理阐述了林彪之死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相结合的道理。总理说，就他们所作所为来讲，一家三口摔死是必不可免的，是天造地合。(摘自《在大漠那边──亲历林彪坠机事件和中蒙关系波折》，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来源:人民网 作者:孙一先

作者：佚名 转贴自：周星多媒体工作室1971年9月13日凌晨2时许，林彪叛逃时乘的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草原坠毁，林彪和其老婆、儿子等9人全部摔死。这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我国外交史上的一个历史案件。外电称这是“中国的政治之谜”。　　当时，中蒙关系正在改善，双方重新互派大使，许文益同志出任驻蒙大使刚刚20多天。然而，历史却使他有幸成为林彪机毁人亡的见证人。　　蒙古副外长紧急约见　　1971年8月20日，我乘坐北京��莫斯科国际列车抵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9月14日上午8时，蒙古外交部突然打来电话通知：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要求8时30分会见大使。我尚未拜会这位副部长，事先也无预约，时间又这么仓促，显然有紧急事情。我稍加思索，即找来使馆的几位负责干部商量，大家都觉得可能发生了意外事件。时间匆匆，我只好抱着先听对方谈，然后相机行事的态度前往，在翻译刘振鲁同志的陪同下，驱车直奔蒙古外交部。　　额尔敦比列格副部长已在他宽敞明亮的办公室等候。额寒暄几句，对尚未正式会晤就仓促约见表示歉意，接着便话题一转。他说，我今天受政府委托，通知如下事情：13日凌晨2时左右，在我国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10公里处，有一架喷气飞机失事。此事我们有关部门当天上午才知道，派人去出事地点了解了情况，多方证据表明，那架飞机是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飞机，乘员共9人，其中有一名妇女，不幸全部遇难。他紧接着说：对中国军用飞机深入我国领土，我代表我国政府提出口头抗议。希望大使能转告中国政府，并希望你们在最近期内就中国军用飞机深入我国领土的原因作出正式解释。　　额的发言一结束，我立即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感谢他通知这件事情。我说：“正当中蒙两国关系刚刚处于正常化的时候，我国飞机由于某种原因在蒙古领土上失事，这当然是很遗憾的。”接着我以提问的口气说：“出于友好的考虑，请蒙古方面帮助了解，我国飞机因为什么原因误入蒙古境内的？”并表示：“对于副部长提出的口头抗议，在我未全部弄清楚和了解事实真相之前不能接受。但我可以把此事转告我国政府。”紧接着我提出：“我们可以派人去出事地点看看吗？” 　　额作了一些解释后表示：“我们可以满足你们的要求。对于中国飞机进入我国领土的原因，相信大使会作出努力，使中国政府能在近期作出解答的。” 　　在我告辞的时候，额说：“希望使馆尽快通知派什么人去，何时动身。” 　　当机立断启用专线电话　　回到使馆已是9点半钟。我立即召集使馆的领导干部开会，介绍约见情况。大家听后都感到事态突然，有些迷惘。我指出当务之急是向国内报告情况。听取国内指示，同时要注意搜集情况和各方反应。会后大家分头去办理有关事项。　　不一会儿，负责机要工作的同志神色不安地报告说：蒙古电报局称，由于线路情况不好，电报不能及时发出，最快也得4个小时以后。当时使馆未设电台，发电报只能经蒙古电报局。这样紧急的事，怎能耽搁？大家心如火燎，都瞪着眼睛盯着我。这时我忽然想起使馆有一部直通北京的专线电话，已封闭两年多，如能启用，岂不可解燃眉之急？这种专线电话是50年代中苏关系密切友好时，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架设的，是一种可以直通的高频电话。北京和乌兰巴托之间也顺便安装了这种电话。后来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专线电话也随之停用。当时我也想到，启用这种专线电话是要承担风险的。但事不宜迟，需当机立断。我决定开封启用。大概花了半个小时，北京电话台才叫通，但北京台却托词外交部的机器坏了，不给转接。我极力保持镇静，毅然决定先打国际长途电话，通知外交部有重要情况报告，要求使用专线电话，经部同意，专线电话终于接通，于当日中午12时20分报回了飞机失事事件。　　后来听说，14日上午，在外交部的会议室里，姬鹏飞代理外长正在主持一个气氛非常严峻的会议，讨论如何落实周总理的指示，研究林彪叛逃后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并提出应采取的外交对策。会议一直开到中午12时尚未结束。这时，一位值班秘书手持特急报告，连门也忘记敲便直奔姬鹏飞同志。姬鹏飞读完报告后，向大家说了这样一句精辟的话：“机毁人亡，绝妙的下场！”特急报告火速送到中南海。　　毛主席、周总理在林彪叛逃后彻夜未眠。机毁人亡的消息传来，他们悬浮在心头的沉重石块终于落了地。周总理对驻蒙使馆在不明事情真相的条件下，断然启用封闭已久的专线电话，把我飞机失事的紧急情况以最快的速度传到国内，表示满意。　　国内指示大使亲赴现场　　14日中午12时左右，正当我们紧张地同国内进行联络的时候，蒙古外交部又来电话，称飞机已经准备好了，催问使馆人员何时动身去现场察看。在蒙方催问时，我考虑去现场事情重大，在未得到国内指示以前，不能冒昧行动。于是便以尚未准备好为由，请求推迟飞机起飞时间。　　下午6时许，终于盼来了国内指示，要大使偕随员亲赴现场视察。我顿感事情比我预想的还要严重。此时蒙古外交部已下班，我决定打破常规，紧急约见额尔敦比列格副处长。额当晚有外事活动，会见安排在晚8时半，地点仍在他的办公室。我表示奉政府之命通知蒙方：13日凌晨2时许失事的那架飞机，可能是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对此，我们表示遗憾。对蒙古政府原意提供飞机并指派领事司长陪同我们去现场视察，表示感谢。我将亲自率领有关人员前往现场，请蒙方予以帮助。　　额听完后要我澄清：中国方面关于飞机可能是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的解释，是否可以认为是“正式答复”。我回答可以这样认为。他又追问是否是“最后答复”。对方紧追不舍的态度使我警觉起来。我思索了一下说：这是我国政府在得到使馆的第一次报告后给我的指示，是正式答复，但我理解不是最后答复。他又追问失事飞机是从哪里起飞的？往哪里飞？我坦率地告诉他，这个问题目前我无法答复，并反问他，蒙古方面是否有飞机失事的进一步材料可提供使馆。他回答暂时没有，但以后会有进一步的通知。 　　额对使馆未能及时派人赴现场有点抱怨。称飞机失事已有50多个小时，等你们赶赴现场大概要60多个小时了，如果尸体变化太大，我想你们不会就此提出更多的问题。看来蒙方急于处理尸体。　　我回到使馆后即把约见情况报告国内，并请示如果尸体不能火化，可否就地埋葬，待将来适当时候再把遗骸送回国内。翌日凌晨国内指示：尸体尽量争取火化，将骨灰带回；如火化确有困难，可拍照作证，就地深埋，竖立标志，以便以后将遗骸送回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