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逝世

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赵紫阳同志长期患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多种疾病，多次住院治疗，近日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于1月1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5岁。 最佳效果请看主站：http://www.phoer.net/people/z/zhaoziyang.htm

相对来说，喜欢紫阳。

默哀！

沉痛哀悼!!!

“文化大革命”过后，百业凋零，粮食紧张，赵紫阳同志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工作很有建树，曾有“要吃粮，找紫阳”的说法在全国流传。在89年的政治风波中，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同志被定为犯了分裂党的错误。惊闻赵紫阳同志因病逝世，致以深切的哀悼！

沉痛悼念赵紫阳同志。

[赵紫阳](1919—2005)河南滑县人。193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起先后任中共滑县工委书记、县委书记，豫北地委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1940年6月后任中共冀鲁豫边区第二地委(后改称第六地委)书记，1943年改任中共冀鲁豫边区第四地委宣传部部长。1945年8月起，任地委副书记、书记兼军分区副政委、政委。1947年秋率地方干部队随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纵队南下，任桐柏区党委副书记兼桐柏军区副政委，参与开辟桐柏解放区。1948年参加邓县战役、襄樊战役。1949年3月后任中共南阳地委书记兼南阳军分区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秘书长、农村工作部部长、副书记，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第二书记、第一书记，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并曾兼任广东省军区政委、广州军区第三政委。“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被撤销一切领导职务。1971年起先后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并兼任广州军区政委。1975年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1980年4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同年9月任国务院总理。他是中共十至十三届中央委员。1977年8月被选为中共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9年9月在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80年2月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副主席。1982年9月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1987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推选为代理总书记。同年10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并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1988年4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副主席。

赵紫阳在四川的功绩是不朽的。他是四川人民的好书记，是大熊猫的救星，九寨沟的开拓人，是治理都江堰的又一个李冰。

紫阳魂兮归来！

担任四川省委书记时的赵紫阳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3-23 15:14:01编辑过]

以下是引用何晓在2005-1-18 21:16:02的发言： [赵紫阳](1919—2005)河南滑县人。193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起先后任中共滑县工委书记、县委书记，豫北地委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1940年6月后任中共冀鲁豫边区第二地委(后改称第六地委)书记，1943年改任中共冀鲁豫边区第四地委宣传部部长。1945年8月起，任地委副书记、书记兼军分区副政委、政委。1947年秋率地方干部队随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纵队南下，任桐柏区党委副书记兼桐柏军区副政委，参与开辟桐柏解放区。1948年参加邓县战役、襄樊战役。1949年3月后任中共南阳地委书记兼南阳军分区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秘书长、农村工作部部长、副书记，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第二书记、第一书记，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并曾兼任广东省军区政委、广州军区第三政委。“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被撤销一切领导职务。1971年起先后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并兼任广州军区政委。1975年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1980年4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同年9月任国务院总理。他是中共十至十三届中央委员。1977年8月被选为中共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9年9月在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80年2月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副主席。1982年9月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1987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推选为代理总书记。同年10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并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1988年4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副主席。

1988年后的简历呢?

我相信历史,它终会公正评判一下,终会公正审叛一切!

沉痛悼念!

四川布衣作家:焦虎三

哀悼!!!

对一个人作“盖棺认定”的事情，其实并不容易。因为要进行认定，本身需要一个公认的标准，而当前的中国恰恰在对政治人物的评价标准上，没有统一意见，因此任何认定都是只是代表某一个方面的意见，无法兼容全部国民的认识。我这片短文当然也不代表全民，至少与部分精英有的看法有冲突。赵紫阳最开始的革命年月是参加了中共的地下工作，在河南一带做地下工作，一度曾经是滑县县委书记，县委也曾经设在一个地主的家里，这个地主家里的孩子，后来都参加了共产党的革命工作，最著名的一个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大红大紫的聂元梓。本来毛泽东认为一个人在组织上入党和思想上入党，不是一回事。但是毛泽东之后的权威中共党史，基本上是否认这一区别的实际存在的，认为只要是个人参加了共产党，就是思想上入党了，甚至一度还把“马克思主义者”作为荣誉称号，授予给每一个故世的共产党高官。1989年学潮的时候，据说还有精英或者准精英因为没有给胡耀邦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荣誉称号而忿忿不平。笔者前不久见过一个人，他是赵紫阳当年在滑县县委书记任上的下属，是一个区委书记，在文化大革命前担任过湖北省委的秘书长。他今天的看法是共产党的治国和建设方法都搞错了，应该向西方学习。笔者反问他当年参加革命时期的想法和初衷，他不愿意作出明确答复，顾左右而言他。赵紫阳虽然当过共产党的总书记，考虑到他后来的表现，他本人思想上是否曾经入党过，应该是可以提出来探讨的。当然，今天对于一个人是否马克思主义者和合格的共产党员，都不再具有标志性价值了，也惟其如此才好作为一个话题来探讨。在建国初期，赵紫阳曾经在广东省工作，他和陶铸一起大搞反对“地方主义”，矛头是指向东江纵队和琼崖纵队出来的同志。这个运动曾经得到刘邓的支持，据说受冤枉的人超过5万。我个人认为，在建国初期的动荡局面中，加强领导方面的集中有利于快速结束混乱局面，采取一些措施强化集权，是具有历史合理性的；但是在新政权的“磨合期”内，不肯付出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专门依赖简单和粗暴的排斥方法，通过换人或者把异己意见的同志扣上帽子，简单地加以排斥，是有失偏颇的。文化大革命后期，赵紫阳在邓小平的安排下去主持四川工作，秉承邓小平的个人意志发起所谓的“批派运动”，亲自下重庆在干部大会上进行动员，是继“林彪死党”梁兴初之后继续打击迫害四川群众的代表人物。在邓小平受到批评之后，赵迅速看风使舵，转而下文件给群众代表安排实际工作。根据与赵本人接触过的同志回忆，赵紫阳曾经很诚恳地说到：绝对不容许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复辟。1976年赵对他说：全国的形势是很好的，文化大革命教育了广大群众，文化大革命还是深入人心的，你们造反派不会容许资本主义复辟，我们也不会容许嘛。某造反派头回答说：根据我们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的体会，复辟是很容易的，一个晚上就把人抓了，政治形势就迅速发生改变。那个造反派头说当时感觉赵紫阳还是支持文化大革命的，还特别关心一个造反派的入党问题，对造反派也没有表现出很抵触，态度很友好，很和蔼，还说了造反派很多好话，说你们年青有前途，看问题也很敏锐，勉励某造反派头不要太悲观，要好好干。在邓小平复出之后，赵紫阳和万里曾经是省委书记中间鼎力支持邓小平瓦解农业公有制的干将，率先分田，因此受到邓小平的器重，调中央工作。在胡耀邦被邓小平抛弃之后，赵紫阳从总理任上接任总书记。在赵紫阳进行改革的过程中间，他首次公开与一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结成亲密的团伙，搞所谓的“赵氏智囊团”。而此前胡耀邦也曾经撇开中央的大多数，和少数几个人走得比较近，例如于光远、胡绩伟、王若水、严家其等等。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搞法，在一定程度不同于以前共产党的领导惯例，许多党外人士根本没有全局观念，而且缺乏起码政治眼光和国家管理经验，也根本没有相应的决策和表决权力，但是通过他们与胡赵个人的关系，却拥有了很大的政治决策影响力，对国家重大政治经济政策产生了非同一般的影响。要正式地接近中国的权力中心并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美国等西方强权实际上做不到，胡赵等人倚重智囊、丢开人大和中央机构的决策模式，使得海外势力渗透中国决策成为可能。许多美国基金会蜂拥而上，通过邀请访问、讲学、学术研究资助和帮助实现英美留学等方式，对智囊团及其可能的候补对象进行拉拢。在1989年的学潮之后，邓小平所说的国外大气候就是指这种情况，当时的《人民日报》曾经列举了一些美国的基金会，对于和平演变中国的兴趣很不小，指名道姓的就有富布赖特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而许多主流经济学家如吴敬琏、张维迎等人，多是在这些基金会的安排下出国的。1989年学潮之后，许多人如王若水、严家其等，迅速逃往西方，其来有自。因为胡赵等人开辟了一条知识精英对政治施加影响的现实通道，同时也使得人大和党代会更加变成“橡皮图章”，这是一场没有政变形式的实质政变。政治权力分配格局的急剧演变，使得许多精英们感到来自胡赵的恩宠和眷顾，至今对他们怀有拳拳忠心。胡赵他们开创的恶劣先例，极大地败坏了共产党的组织纪律和决策程序，此后的中国改革道路和高层决策变得非常随意和混乱，基本上没有什么认真的决策和规划，一个涉及到千家万户和重大利益流动的政策调整，常常是来自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在办公室和书斋中间的想当然，没有相关权力机构的批准和追认，基本上都是“非法行政”，直到朱鎔基时期仍然如此。许多人喜欢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如何无法无天，但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文件都是事先在中央权力机关会议上得到通过，然后才加以推行的；真正的“为所欲为”是发生在胡赵主政之后，中国今天严重的法纪驰废，是有着几任高层领导人前赴后继的榜样作用。在胡赵改革期间，曾经大量地派出高级干部去欧美日考察，目的也是为了进行“洗脑”，这些人去见识了西方的富裕发达之后，大多自惭形秽，回来之后基本上不再反对“全盘西化”的改革模式了。朱鎔基任上加入WTO之前，并没有人大和党内协商和决定，如此重大事项在事后都没有完全得到权力机构的追认，他也是依靠主流经济学家们去影响和把持舆论，在舆论接受过程中间去制造民众和官员们的认同。这样的权力运用方式和国家治理模式，虽然是在朱鎔基手上趋于大成，但是其发明权却在胡赵。这也算是赵紫阳在共产党权力运用模式“改革”上的一个贡献吧。在赵紫阳主持改革期间，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所谓的“价格闯关”过程，他一面说社会上有着强烈的通货膨胀预期，一面还发动舆论鼓吹价格闯关。许多人因此说赵氏很愚蠢，说价格改革这样的事情，只能是“说了不做”，或者反过来“做了不说”，才能很好的避免负面作用。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赵氏的“无授权改革”没有得到正规的授权，也没有高层内部的一致，如果再没有一个主流经济学家参与并把持的“一边倒”的改革舆论支持，其无授权改革的面目将暴露无遗。赵氏改革的模式多数是先斩后奏，再发动“一边倒”的舆论宣传，最后才在有关权力机构中间补办通过手续。这种权力方式之所以屡试不爽，关键在于中国权力机构的代表，并不真正代表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中国当时的社会分化很有限，不存在主流经济学家张宇燕所说的“既得利益集团障碍”，再加上代表们的“非专业”特征，多不具备真正的鉴别能力，因此胡赵的“无授权改革”屡屡得手，而且事后也没有得到清算和追究。控制舆论以制造认同，也是苏联接受走向最终解体的“休克疗法”的一个关键。根据大卫－科兹在《来自上层的革命》中间的分析，苏联解体和转向过程中间，主流经济学家们也是发挥了非同一般的影响力，在制造对“休克疗法”的社会认同上，有着非同一般的功劳，其影响超过了其他全部知识精英的总和，所以被他单独列出作为一股力量来看待，与党国精英、资本家集团、非经济学知识精英群体的影响力相提并论。也由于许多主流经济学家格外接近权力中心，并对高层政治决策有着非同等闲的影响，所以他们说话往往特别“有恃无恐”，例如张维迎说“把国企先搞垮再瓜分”的“吐痰论”，在国资委宣布暂停国企管理层收购之后，张文魁仍然公开说肯定还是要进行的，因为国企过几年还是要继续往下垮的，因为胡赵们主导的无授权改革进程到今天，已经成功地摧毁了国企的基本生存条件。控制权和影响力本身会带来预言的自动实现，这些精英们的影响力，是胡赵在“无授权改革”中间建立起来的舆论权一手遮天，主流经济学的“话语霸权”和“经济学帝国主义”，本身是作为胡赵朱建设的“中国政权运作新模式”的核心部位而存在的。主流经济学精英有着决策影响力，却没有名义上的官职，因此明显有着“有权力”和“无责任”的特点。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去影响重大政治经济决策，却又因为不是正式的政府官员，可以拒绝为政策失误负责，实际上至今也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学家为改革带来的重大失误和损失被追究过责任。因为政策的调整往往意味着重大的利益分配关系的变动，可以造就一些特定的受益群体，这些群体往往特别热衷于建立和经济学家们的联系，特别是那些著名经济学家们格外受宠。许多公司就高薪聘请了那些高官身边的智囊，作为独立董事，以争取更有利的改革措施和政策。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许多所谓著名经济学家实际上具有西方国家“走廊议员”的角色，虽然没有政治经纪人之名，却有着政治经纪人之实，他们可以方便地以学术权威、高官智囊的身份去影响政府决策，另一方面他们自己又从受益者那里收取各种形式的好处。目前所知最积极的经纪人雇用者，给主流经济学家提供高额费用的热情赞助者，主要是海外的垄断资本集团和国内的上市公司，包括部分房地产大款。经济学家们与他们之间，保持着非同一般的密切关系，包括大量的金钱流动关系。胡赵首创的以动员式舆论支持、未经权力机构事先授权的权力运作模式，使得西方国家看到了影响中国高层决策的可能，大量的西方基金支持胡赵身边的智囊团机构人员出国。许多人在出国之后，回来书写了大量的访问观感，并就此抒发了很多的感慨，由此奠立了改革的理论基础和宣传提纲。如果告诉你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主流经济学家们的欧美游记基础上决策进行的，你最好不要感到奇怪。实际上直到今天许多学术界大腕的改革论据，也仅仅局限于西方比中国好，所以只能是按照西方的方式办，至于制度是否万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一个说得过去的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