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来茶园

剧目开始前。大部分都是垂垂老者

看一场,门票要好多哦?

喝茶＋看表演，才几元钱。

站长比较喜欢那里。我也去过，没有看到表演。

　　文/傅治军

　　华兴街同东风路、总府街平行，以福兴街、商业场、署袜街、东风商场（昌福馆街）贯穿其间。街不宽，集聚人气，是成都最繁华的街道之一。

　　过去和现在华兴街是成都人的胃，不出华兴街就可以尝遍所有成都“美食”。

　　记忆中的华兴街饮食店各有特色，如：餐厅级的“市美轩”、“盘餐市”“竹林小餐”和“永兴饭店”，店堂内可办二三十桌席桌，成都老百姓的红白喜事，大多选择在这里；传统小吃：蛋烘糕、煎蛋面、麻酱粽子和凉粉，每天食客云集，都有花钱不多吃得热和的感觉；特色小吃：卤鸭脚板、翅膀、尾巴和卤肉锅魁，成都女娃子都是好吃嘴，为吃香东西常常忘了风度；街上的甜食也很有特色：豆浆牛奶、油糕油条、汤圆和醪糟粉子是小娃儿和老年人的早点，不吃就不能过这一天；华兴街的特点是吃“宵夜”，每逢锦江剧场唱戏，开场前、中途休息和散场，好吃的看戏人都会来一碗酸辣面或醪糟粉子，小作“打间”，或要一个粽子或包几个鸭脚板、翅膀、猪尾巴，独自带进戏园品尝。

　　华兴街小吃品种说都说不完，单说面点就有：煎蛋面、家常面、甜水面、鸡丝面、海味面好几十种，从早上一至卖到晚上两三点钟，从来都不熄炉火，啥时去啥时都有，充分满足你的食欲，成都人不吃“宵夜“回家就睡不着觉。

　　过去，街上有家白赖子锅魁店。锅魁花样有红糖、混糖、旋子、白面锅魁。他打锅魁时擀面棒敲得声震四方，不管买不买锅魁，都会围上前去凑热闹。白面锅魁夹上盘餐市的卤肉，成全了一道成都名吃：卤肉夹锅魁。很少人知道：卤肉夹锅魁是华兴街的创造。

　　商业场北侧，街首一姓刘（个子不高，俗称刘矮子）的“冷啖杯”，老板一人居店，整日默不作声。门铺内摆着两张小方桌，常常是顾客盈门。他家的大酒坛上盖着红布，青果、拐枣、枸杞泡酒别具风味。柜上箩筐里装着皮蛋和盐蛋，筲箕里堆着炒花生、煮花生、毛豆，只卖二分钱一竹圈。这些下酒菜，花生伴风吹豆腐干其回味悠长，又爽口又耐嚼，很有吃头。老刘掌柜高兴时还会唱：“五香豆腐干，麻辣豆腐干，又有花椒又有盐，吃了喝了才了然”。从街头到街尾，老远就能闻到扑鼻的泡酒香。

　　“盘餐市”位于华兴正街，是一家以烧腊为特色的餐馆。该店厨师总长刘姓老师傅掌灶看火候。配制的卤料，香料就用了二三十种。他脑壳烂推陈出新花样不断，店内不断有新菜品面世。代表菜有：“金镶玉”、卤肉、猪头、猪尾巴儿，鸭脚板、鸭翅膀和鸭颈项，最安逸的要数6分钱一个的兔脑壳，整个门店外的街沿上，满满站了一排吃客，个个啃得嘴角流油，人人都有各自的“吃相”。

　　“市美轩”和盘餐市紧挨着，双开间的门面，集中了不少名厨。每到就餐时，堂内街边一片喧哗。店中代表菜有：鱼香肉丝、糊辣腰花、火爆双脆、宫保鸡丁、生爆盐煎肉等。哪怕店中随便端出来的一碗“辣豆花”，光是瞧碗面上撒的葱花，就让你口水欲滴食欲大振。店中操锅握勺的是成都名厨师锺顺通，还有位小师兄辛德禄，炒菜不换锅，不过油，现兑滋汁，一锅成菜，体现了正宗川菜的传统特色。老成都人大凡家里有红白喜事，都在这里“包席桌”，不贵！八元钱一桌，菜品十二个，凉的热的蒸的烧的炖的样样齐全。

　　“煎蛋面”由于店址紧挨悦来戏园，川剧名角、梨园票友经常来此宵夜。店堂低矮狭小，可天天食客盈门。看似简单的煎蛋面，其实做法讲究：第一制作器具特选铜家什单锅烹制；二是注重煎蛋的火候，表皮香脆，蛋黄柔软；三是新鲜番茄必炒，汤水充足；四是根据各类人等勾兑五种味型：红油、酸辣、麻辣、番茄原味、葱香白味，能照顾天南海北所有人的口味。

　　“蛋烘糕”曾经在华兴街好多年，他的老板叫胡章铭。抗战期间数十所大学内迁到大后方成都，小店专为流亡大学生、教授服务，开店在华西坝，真正说得上是“抗战小吃”。解放后迁店到华兴街经营，咸甜五个品种的蛋烘糕深受食客喜爱；叶圣陶、朱自清、曹禺、巴金解放后到成都，来到店中老板还亲自为他们烹制过“金银（咸甜）蛋烘糕”。

　　“三友凉粉”招牌已有好多年，店中的煮凉粉、黄白凉粉最有特色，红油辣子红得醉人，酥豆豉香酥可口。店铺终日热气腾腾、鲜香四溢。店内钻进去的尽是漂亮的女娃子，看出得店来，个个吃得嘴上一个红圈圈。

　　“铜井巷素面”曽经也在华兴街，他的甜水面最经得嚼，那味道至今还留在好吃嘴腮边上；“竹林小餐”原在华兴街，上世纪60年代中期迁至盐市口，以其风味独特的灌汤白肉、蒜泥白肉闻名遐迩；“永兴饭店”菜可出堂，花三角钱可端一份蒸肉，蒸肉放到嘴边就“化”，掌灶大师叫邓耀辉，一手绝活从来也没有用完，我就亲自品尝过他炒的“包肉片”，嫩得那才叫绝。

　　华兴街是老成都的“好吃街”，街上间间相连的小吃店、甜食店、烧腊店和餐饮店铺大小近50多家。随便钻进那家店铺走出来都会胃饱肚圆。

　　今天，华兴正街上的“雨田烧菜”是一块老招牌，老板娘姓雷，人称二姐。店堂紧临商业场巷子，店里二三十种烧菜、冒菜很有名。我最喜欢干豇豆煸肉、蛋豆花、冒豆芽儿和带丝汤，味道极富家常菜特色。每天中午要早早去占位子，食客端着碗站着吃是一道看“吃相”的风景。

　　自力面馆在华兴街上也是响当当的招牌，脆绍面、素面是其招牌面。中午去迟了，几个人争抢一个位子。雪白的面条被绿色菜叶盖住，然后浇上做好的脆绍，好像每一根面条都沾满作料，一进口麻辣、鲜香、爽口直接刺激你的舌头和腮帮，成都人就喜欢这味道。

　　梅林面庄老板姓张，他老父亲张裁缝今年93岁，是生活在华兴街最长寿的长辈。面庄除了卖各种面食还增添了火锅粉，小店从来都注意饮食卫生，老远看去，店堂显得很干净。

　　华兴街串串香很有名气，听名字就知道成都的串串香发源于华兴街。一角一串，荤素自选，按需挑选。微辣、中辣、非（很）辣的锅底，照顾了所有人的口味。

　　龙抄手又回到了华兴街，中华老字号的招牌使它中外闻名。餐厅坚持原汤原汁手工制作，浓厚的成都味使顾客念念不忘。除了传统的抄手、水饺、叶儿粑，现也对外承揽席桌，每天食客不断。进食者大多是外地客。

　　盘餐市搬到了街对面，同龙抄手隔着一条悦来巷，现在既有餐厅又有“大厨房”，成都小吃的品种就有四五十样，传统的卤猪尾巴、鸭脚板、鸭翅膀都有卖，卖得最好的当数“卤肉夹锅盔”。

　　钟水饺、韩包子和夫妻废片这条街上也有，来了没吃过的可以一并品尝，好吃嘴来到华兴街就几乎可以尝遍成都的名吃。

　　华兴街煎蛋面听名字，就晓得源于华兴街，在成都这可是无人不知的面点。煎蛋外酥内嫩，鲜香无比，价格不贵，人人可以消费，被春熙路商圈的“白领人士”奉为“体能加油站”。他家的红糖粽子好吃得不得了，卖完为止过时不侯。

　　记得去年的一天，新籍华裔作家胡仄佳专门到华兴街，来到煎蛋面，要了一碗酸辣面和一个红糖粽子，吃后，连连说：“好吃！好吃！还是老成都味道，我要把这味道带到新西兰去。”

　　今天，华兴街的餐饮名店之多，当居全市第一，共有20多家。来到华兴街才真正体会“好吃之都”的感觉。

你说到我都流口水了．

作者：谭晓钟

　　从晚清开始，近代新文化就在四川逐渐地产生和发展。民国建立后尤其是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更是推动着四川新文化的快速发展。本文以四川戏剧为例，说说在新文化运动中，戏剧反对封建专制、争个性解放，争民主的新主题。


民国时期的川剧

　　川剧的成型大约在清代干隆年间。此时中国古代的昆腔、弋阳腔、秦腔和二黄腔传入四川，与四川本土的“川戏”相融合，逐渐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川剧。到清末，川剧的影响遍及整个四川，甚至云南、贵州、湖北也拥有大量观众。

　　清末四川掀起川剧改良运动，成立了“戏曲改良公会”，提出“改良戏曲，辅助教育”的口号。公会组织文化名人编写改良川剧剧本，并且出版推广，还对演员进行考核，对演出进行质量评估，建立了必要的奖惩制度;同时，还集资兴建了“悦来茶园”(旧址在今成都锦江剧场)、“可园”、“蜀舞台”、“锦新舞台”等十余家剧场。从此川剧正式进入专门剧场演出。在此期间，先后涌现出赵熙、黄吉安、尹仲锡、冉樵子等一批杰出的川剧剧作家，他们创作了二百多部新剧本。川剧进入了第一次发展高潮。

　　辛亥革命后，川剧艺术延续了发展的势头，在成都的发展尤为兴盛。1912年，康子林、杨素兰、萧开臣、李甲生等著名川剧艺人，联合八个戏班的一百多位演员和琴师、鼓师组建了四川第一个川剧艺人自治的组织“三庆会”，杨素兰为会长，康子林为副会长。杨素兰去世后，康子林继任会长。“三庆会”拥有强大阵容，是成都当时艺术水平很高的剧团。“三庆会”组织民主，演出严肃，对艺术精益求精，主张打破流派局限，促进了川剧艺术发展。其所在的悦来茶园成为成都川剧的一个重要阵地和一面旗帜。与此同时，成都的新兴剧团还有很多。1913年，成都还成立了“教育会”，也致力于川剧革新，经常演出以时事为内容的新戏，被称为“时装戏”。而由川剧玩友组成的剧团“进化社”，在川剧艺术家贾培之、浣花仙主持下，艺术水平也达到很高的程度，其名气不在“三庆会”之下。后来，贾培之应邀加入了“三庆会”，担任副会长，更加壮大了“三庆会”的力量。最盛时“三庆会”达到三百多人。康子林去世后，贾培之继任会长。在“三庆会”的带动下，川剧界把晚清的“川剧改良”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与此同时，四川各地的戏班也开始改组，重组为实力强、阵容整齐、有一定影响的新班子，如重庆地区的“义泰班”“、新民社”的扩大重组，川东地区各县“跑码头”流动演出戏班合并重组，川北经过重组出现的“十合班”等。由于川剧繁荣，相应出现了培养演员的科班。据统计，全省较有影响的科班就有近二十家，为川剧培养了大批后备人才，尤其是培养出女演员(之前川剧没有女演员)。民间的“玩友”和“围鼓”等票友组织更是遍布全省，不计其数。

　　这一时期，对川剧艺术影响最大的表演艺术家以康子林和贾培之最为典型。

　　康子林(1870～1930)，四川邛崃人，8岁学戏，12岁登台演出，17岁时已在川剧界名噪一方。其一生擅长文武各戏，艺名扬及中外，所具有的精湛艺术造谐和良好艺德深为川剧界称道。他同贾培之一起主持了“三庆会”的改革。旧时，各个戏班实行“包银制”，名演员包银很高，而普通演员非常辛苦但收入微薄。康子林带头废除“包银制”，实行按出场次数多少而定额的民主分账制，尽量缩小名角与普通演员的收入差距。同时，康子林又在内部实行品德、口德、戏德教育，并率先垂范。因此康子林有川剧“戏圣”之称。

　　贾培之(1882～1954)，四川成都人，并非科班出身。他成为川剧表演艺术家完全是出于爱好。最初他是个川剧发烧友，时间长了，技艺大增，在玩友们组织的“进化社”中脱颖而出，成为名角。后来他被康子林等“三顾茅庐”所感动，加入“三庆会”，任副会长。他与康子林一道进行改革，并且身先士卒，带头执行。“三庆会”的改革能长期坚持，与他的中流砥柱作用密不可分。同行誉之为“川剧泰斗”。

　　这一时期在创作上涌现出如赵熙的《情探》，黄吉安的《三尽忠》、《柴市节》、《春陵台》，冉樵子的《刀笔误》，尹仲锡的《离燕哀》等一大批名人名戏，流行剧目多达七百多个。其中以黄吉安尤其突出。

　　黄吉安(1836～1924)，四川成都人。他一生创作了八十余部剧本，作品题材广泛:有提倡改良社会风习的，有揭露清王朝黑暗统治的，有抨击袁世凯复辟的。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歌颂民族英雄的，像《三尽忠》、《柴市节》、《朱仙镇》、《黄天荡》、《林则徐》、《熊香阁》、《木兰从军》等戏，都是广大观众喜爱的剧目。黄吉安的作品艺术价值很高，具有极大的社会教育意义和高度的艺术感染力，在戏剧界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故被誉为“四川的莎士比亚”。

　　到20世纪30年代，以刘怀叙《光复图》、《川路血》为代表的川剧剧作家们创作的现代戏(时装戏)，反映现实生活颇有特色，很受欢迎，引起轰动。

　　抗战时期，川剧艺术家们也投身抗日宣传活动。在成都，著名演员肖楷成、剧作家周慕谦将传统川剧《济公传》进行修改，加入抗日救亡的新台词，收到很好的宣传效果。此后，杨鹤鸣、萼英的《皮匠爱国》、肖楷成的《姑苏台》等爱国戏也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在重庆，川剧名家张德成、傅三干、当头棒(刘成基)、筱桐风(阳友鹤)、魏香庭、蝴蝶(胡敕芳)等发起成立“川剧演员协会”，改编、新编并演出了不少宣传抗战的剧目。如魏香庭的《李秀成殉国》、《弦高犒师》(即《商人爱国》)，当头棒的《乞儿爱国》，周裕祥的《双拾黄金》以及《滕县殉国记》、《爱国魂》等，都受到好评。由张德成、李大中编演的《扬州恨》，更是久演不衰，大受欢迎。许多外地剧团纷纷学演，影响很大。

民国时期的四川话剧

　　话剧是典型的来自欧洲的艺术表现形式。中国的话剧始于清末，由留日学生曾孝谷、欧阳予倩、李叔同等人创始，最早在上海开展活动。曾孝谷是四川人，民国初年回到成都后组建“春柳剧社”，大力倡导话剧。曾孝谷是四川话剧艺术的奠基人。

　　曾孝谷倡导话剧之初响应者寥寥无几，然而话剧的新颖表现形式却给予了川剧革新以启示。川剧的“时装戏”即是接受话剧的表现形式而产生的。新文化运动兴起，风气渐开，成都、重庆等地的中、高等学校学生排练演出话剧(幕表剧)成为时尚。职业

　　演出团体“一九剧社”也于1921年在成都演出幕表剧。1925年成都又创办了“美化社”、“艺术研究社”两个话剧团，演出四川方言话剧。剧目一般来自西方翻译作品，也有剧作家田汉的作品。

　　1926年，王怡庵由上海返回成都，在“美化社”基础上组建“四川戏剧协社”，将话剧繁荣地区的表演理念、表演技巧等引进四川话剧界，使成都的话剧表演无论是表演方式，还是表演技巧都有了很大进步，推动了话剧艺术的普及。一时间，各个文化团体演出的“时装戏”“、幕表剧”都纷纷转向正规话剧，就连小学生也排演歌舞剧，风靡一时。

　　30年代是四川的话剧艺术发展的繁荣时期。成都成立了一家业余演出团体“摩登剧社”，男女演员达五十余人，在成都享有盛誉。该剧社还到省内开展巡回演出，大受各地观众欢迎;后由于受到当局的压力而更名为“现代剧社”继续活动。这一时期四

　　川话剧演出的剧本多为著名作家田汉等人的作品，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次是以莎士比亚作品为主的翻译作品。当时一部揭露、抨击日寇侵略罪行，名为《山河泪》的话剧，一经上演，即大受民众欢迎，影响很大。

　　抗战时期是话剧在四川的大发展时期。从全面抗战开始，四川的各个抗日救亡团体就排演了许多街头剧、活报剧。从1937年10月起，先后有以白杨、陈白尘为首的“上海影人剧团”、由熊佛西主持的“农村抗战剧团”、由王肇湮、吴雪率领的“四川旅外人抗敌演剧队”、以赵丹、魏鹤龄为首的“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余上沅率领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中国电影制片厂所属的“怒潮剧社”、中国电影摄制场所属的“中电剧团”、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所率“孩子剧”团等八个话剧团，分别从上海、南京、武汉、香港等地入川，在各地进行巡回演出，极大地促进了四川话剧的发展。

　　1938年10月，在重庆举办了中国第一届戏剧节，历时22天，参演剧团20个，约1500名专业和业余演员参加演出，演出剧目40个，观众达10万人次。另外，还有“怒潮剧社”、“国立剧校”、“华北宣传队”等25个街头演剧队，开展了为期3天的大规模街头剧演出，盛况空前。戏剧节对大后方的戏剧，尤其是话剧是一次大检阅。所演出的许多话剧，如《逃难到四川》(根据《放下你的鞭子》改编)、《我们的国旗》、《自强》、《女英除奸》、《我们的游击队》、《抗战进行曲》、《打鬼子去》、《王道》、《戴天之仇》等，都受到观众热烈欢迎。而由话剧界200多名演员参加演出的四幕国防话剧《全民总动员》更是把戏剧节推向高潮。该剧由曹禺、陈白尘、张道藩、宋之的联合编剧，张道藩、余上沅、曹禺、宋之的、应云卫组成导演团执导，赵丹、顾而已、施超、白杨、舒绣文、魏鹤龄、张瑞芳、王为一、曹禺、宋之的、张道藩、余上沅等出演。此举被誉为“戏剧界空前盛举，美满的《总动员》。”

　　戏剧节之后，由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对进步戏剧活动的压制，戏剧舞台冷清了许多。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文化界进步人士决定用历史题材的话剧来冲破国民政府(国民党)的压制。为此，由阳翰笙、应云卫、陈白尘、陈鲤庭、辛汉文、刘郁民、孟君谋等发

　　起组建“中华剧艺社”。陈白尘创作了话剧《大地回春》，由“中华剧艺社”首演，获得好评;接着，又演出了阳翰笙的历史剧《天国春秋》，获得成功;随后演出了郭沫若的历史剧《棠棣之花》，受到热烈欢迎。郭沫若又创作了历史剧《屈原》，继续由“中华剧艺社”公演，获得巨大成功;连演一个月，盛况空前，轰动山城，震动国统区。其他各个剧团也演出了郭沫若的《虎符》、曹禺的《蜕变》、沈浮的《金玉满堂》等剧目。

　　在抗战期间，尽管国民政府(国民党)对进步戏剧活动进行压制，但进步戏剧工作者冲破压制，想方设法在重庆演出。据统计，演出的话剧剧目仍然有106个，参演的剧团有27个。在这样的条件下有如些众多的剧团、剧目和演出，充分表明这一时期是四川、也是中国话剧发展的“黄金时期”。

　　谭晓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成都)副研究员

　　源自：《文史杂志》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