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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子澄|查看: 3295|回复: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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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忘历史:甲午海战11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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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子澄 发表于: 2004-9-23 02:14:20|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当代军人要面对的真实历史  中国军人在干什么?面对沉痛凝重的历史,面对耀武扬威的霸权,面对善良委曲求全的同胞,金一南先生发问了。他以带血的忠诚,按捺不住的激动,敏锐的洞察和透彻的分析,大声疾呼:要战胜外敌,首先要战胜我们自己!甲午海战时期的北洋舰队在装备方面一点也不比日本联合舰队差!可是,为什么我们全军覆没换来割地赔款的屈辱呢?   中国的军人,中国当代的军人,应该怎么办?   1936年底中国陆军220万人,世界第一;日本陆军25万人,世界第八。半年以后,世界第一几乎亡于世界第八。再往前翻。英法联军1860年进攻北京火烧圆明园用了多少兵力?英军一万八千,法军七千二百。区区二万五千人长驱直入一泱泱大国首都杀人放火,迫使其皇帝天不亮仓皇出逃,恐怕在世界战争史上也算一项记录。1900年,英、法、德、俄、美、日、奥、意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国家倒是不少,拼凑起来的兵力却不足两万。虽然京畿一带清军不下十几万,义和团拳民兵更有五六十万之众,仍然无法阻止北京陷落和赔款四万万五千万两。 以二万人索取四万万五千万两白银,或许是世界战争史上又一项记录。   我们声讨帝国主义的凶残及其侵略成性、掠夺性、喋血成性,我们诅咒旧中国统治者的腐败、卑躬屈膝、丧权辱国,为那部屈辱史我们长叹不已、挥泪不已。这还远远不够。战争是不计道理的,从来不一定谁有理谁就得胜。战争最计究实力。   无先进武备无法一战,有先进武备胜利便唾手可得了么?   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7335吨的铁甲舰“定远”、“镇远”是亚洲最具威力的海战利器,大清陆军之毛瑟枪、克虏伯炮也绝不劣于日军的山田枪和日制野炮,为何反倒败得更惨?抗日战争爆发时,中国陆军主力步兵师装备步枪6127支、轻机枪254挺、重机枪75挺、 迫击炮24门、步兵炮24门、野炮36门,堪称当时的世界水平,不也仍然一溃千里?   胜利如果仅仅是人力与物力的算术和,旧中国的军事何至于败得如此之惨。   自战争诞生出军人这种职业,它就不是为了承受失败的。军人生来为战胜。但战争法则钢铁一般冰冷。一支平素慕于虚荣而荒于训练、精于应付而疏于战备的军队,一支无危机感无紧迫感的军队,兵力再多、装备再好、也无有不败。   军人最可贵的精神就是胜利精神。除去胜利一无所求,为了胜利一无所惜,这样的军人是国家和民族的无价之宝,没有这样的军人,我们到哪里去发掘未来决胜的根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这样一批人力为之献身,怎么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军人皆梦求胜利。却不是所有人都舍得为胜利付出代价,不是所有人都舍得为胜利燃烧自己的生命。从古到今,胜利从来偏爱千锤百炼的军队,和千锤百炼的军人。   花环与荆棘   在中国,人人皆知卢沟桥是爆发抗日战争的地点。如果一个不懂事的孩子突然向大人发问:战争怎么会在这儿爆发呢?这儿是中国和日本的分界线吗?懂事的大人,该如何回答?   教科书上说,抗日战争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战争结局已成为一个巨大的花环。戴上这只花环,却让人感受到其中刺人的荆棘。那里有一些任凭时间流逝多少年、也必须说清而又不易说清的事情。   卢沟桥并非边关塞外,疆界海防,它实实在在是在北京西南。虽然完全不是中日两国的分界线,但战争又确实在这里爆发。为什么战争尚末正式打响,鬼子已经抄到了京师以南扼住了我们的咽喉?   至于侵略者用多少兵力挑起这场事变,别说不懂事的孩子、连懂事的大人也很少知道了:华北地区的全部日军只有8400人。同一地区的中国军队有多少呢?仅宋哲元的十九路军,就不下10万。战争爆发之前,敌人就已如此深入到你的领土,而且以如此少的兵力同你挑战,查遍世界战争史,可有这样的先例?   无独有偶,九·一八事变同样如此。当时东北地区日军不足2万,而张学良之东北军人数达19万。19万人也末阻止侵略军事变,第二天就占领沈阳,一星期控制辽、吉,四个月占领整个东北。   一个中国人,如果仅仅会唱《大刀进行曲》和《游击队之歌》,还无法明白那段历史。我们还必须直面那些往往令我们不那么情愿直面的事实。必须要探究,我们是怎样落到了这样的地步,才终于"忍无可忍"的。不了解当时的中国有多么软弱,不了解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有多么腐朽,你就永远不会理解软弱与腐朽要带来多么巨大而深重的灾难。   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真实历史。   一 甲午战争与北洋海军   一、被甲午战争检验了的北洋海军,其从始至终的窘迫绝不仅仅源于挪用经费   北洋海军是中国第一支现代化军队。1874年日军入侵台湾事件,按满清大臣文详所述是"东洋一小国……仅购铁甲船二只,竟敢藉端发难"。在危机愈加深重的时刻,清廷终于发出了"大治水师为主"的决断。从1861年决定投巨资向英国购买一支新式舰队起,到北洋舰队成军的二十七年时间内,有人统计,不算南洋海军和广东、福建水师,仅建成北洋海军就耗银3000万两。但为什么自1888年北洋成军后,"添船购炮"的工作突然完全停止了呢?连慈禧皆称"惟念海军关系重大,非寻常庶政可比”,几近将海军视为身家性命,却突然要将其经费挪去兴建颐和园呢?慈禧正面对另一个烦恼。修圆明园,估工银2000万两。户部尚书阎敬铭称无款可办。海军和圆明园,成了慈禧的两块心病。   铁甲舰和颐和园,应该说是一对矛盾体,但对慈禧来说却毫不矛盾。危机时用铁甲舰来防止"大清江山"的崩塌,和平时用颐和园来享受奢华。一切似乎都天经地义。所以她既主张大办海军,多购舰船,又对阻止她修园的大臣给予痛骂。   李鸿章早年感觉到宫廷侈奢与国家防务的巨大矛盾。他在上奏中要求宫廷停“不急之需",话虽婉转,也还是有一些胆量。李鸿章为筹建海军奔走数十年,多有慷慨陈词之处和苦心竭虑之思。但最终他还是加入了挪款行列,甚至成为其中积极的筹措者,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首先是对本身政治地位的忧虑。李鸿章在朝中政敌甚多。其之所以能够鹤立,主要得力于慈禧。作为一个满清官场政治角逐中的老手,他很快做出了抉择。此处怪异就在于,政敌竟然以挪用海军经费去化解。   北洋海军表面的强大蒙蔽了李鸿章,通过李鸿章也蒙蔽了清廷。在这种心态下,挪用部分海军经费似变得无伤大局。这个早年对日本警惕性如此之高的大臣,事到临头,对危机的感觉却变得如此麻木。1894年7月25日爆发丰岛海战,8月1日中日宣战,但直至8月29日李鸿章仍在奏报"海军力量以之攻入则不足,以之自守则有余",依然末从那片虚构的梦幻中彻底警醒。丁汝昌战前提出在主要舰船上配置速射炮,需银六十万两,他声称无款。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战败,他才上奏前筹海军巨款分储各处情况:"汇丰银行存银一百零七万两千九百两;德华银行存银四十四万两;怡和洋行存银五十五万九千六百两;开平矿务局领存五十二万七千五百两;总、计二百六十万两。"无款的海军和藏款的李鸿章形成了多么矛盾的对照。挖空心思为海军筹措经费的李鸿章,和同样挖空心思"变通"海军经费的李鸿章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   清廷之所以下决心"大治水师",是出于面临危亡的考虑。失去海防几近意味着失去政权,已被数次危局所证实。挪用海军经费无异是削弱自己统治的根基,这一点精明的慈禧决不会不知。北洋舰队黄海战败后,她迅即宣布"现当用兵之际,必应宽备饷需。除饬户部随时指拨外,著由宫中节省项下发去内帑银三百万两,交户部陆续拨用";紧接着又是一道懿旨:“因日人肇衅,六旬庆辰大典改在宫内举行,颐和园受贺事宜即行停办。"她也知道要赶紧停止精心准备的在颐和园的祝寿,且赶紧归还一部分挪款。   李鸿章早年曾经说过:“臣愚以谓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船之费,万不可省。”当初呼吁筹建海军反对修园最力的人,后来腾挪海军经费最力。清末政治中比比皆是这种极其矛盾复杂的现象。历史在同样人的身上,完成着令人深思的轮回。这不能不说是那种腐朽政治的必然悲剧。   还有一个皆不启齿的原因:满族中央权贵对汉族封疆大吏的疑虑与排斥。清朝末年,随着满族中央政权的衰弱,汉族官僚纷纷崛起。他们办洋务、兴局厂、练新军,在求自强的口号下闹得轰轰烈烈,李鸿章则是其中之集大成者。当时北洋海军在相当一部分满清权贵们看来,几乎已成为李鸿章的个人资本。兵部早有人上奏,说北洋水师有变成"李鸿章之水师"的危险,"再阅数年,(李鸿章)兵权益盛,恐用以御敌则不足,挟以自重则有余”。他们要削弱李鸿章,就要削弱这支舰队。所以限制北洋海军就是限制李鸿章,打击北洋海军就是打击李鸿章,已经是他们的一个心照不宣的目标。种种桌面之下个人和集团的私怨私利,最后几乎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皆是为了"大清江山",未免太高尚点了。但不管怎么斗,结果是一个:吃亏的都是夹在中间的海军。颇富讽刺意味的是,停拨了海军经费的人,仅依据他在甲午战争中的激烈言辞,被后来大多数评论家称为"主战派",而首先停发海军经费之事却被人忘记。光绪帝在危机中极力主战,召见军机大臣时"言及宗社,声泪并发",也为后人叹惜不已。这位主战的皇帝当年"办理大婚之款,四百万两尚不敷用。著户部再行筹拨一百万两"也被人忘记。皇帝成婚竟要以相当于两年的海军经费为代价,且正值北洋经费短绌、无力再添舰船之时。待到危机突至、真要割地赔款了,主战皇帝也只有泪流满面了。   在没有基本透视那部腐朽且庞杂的封建官僚国家机器以前,任何针对个人的结论都是轻率的。在内外利害纵横交织、官场福祸蝇营苟且的形势下,谁也不会将全部精力投入海军建设,更不要说全部财力了。外患未至,海军是各自政治角逐中的筹码,待外患真至,方想起以海军为共同盾牌。但为时晚矣。不论光绪还是慈禧,洋务派还是保守派,中枢重臣还是封疆大吏,满人还是汉人,在那场深奥复杂、变幻莫测的政治角逐中,谁都不是胜利者。将如此之多的精力、财力用于内耗的民族,怎么去迎接外敌发出的强悍挑战。   二、这是一支在歌舞升平中悄然断送的海军,其覆灭绝不仅仅归于船速和炮速   有一个本来简单却被越弄越复杂的问题,危机面前的北洋海军能否一战?流行的说法是,因自1888年后未添船购炮,北洋海军难以一战。   从软件方面看,首先,北洋海军建立之初参考西方各海军强国,制定了一套周密的规程。其中囊括船制、官制、饷制、仪制、铃制、军规、校阅、武备等等方面。表面上组织规程已相当完备,对各级官兵都有具体详尽且相当严格的要求。   其次北洋舰队前期训练相当刻苫。时琅威理为总教习,监督极严,"刻不自暇自逸,尝在厕中犹命打旗传令";“日夜操练,士卒欲求离舰甚难,是琅精神所及,人无敢差错者"。此等严格 的要求和训练,即使在文化素质上也使北洋官兵达到了较高水准。英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评价道:"其发施号令之旗,皆用英文,各弁皆能一目了然。是故就北洋舰队而论,诚非轻心以掉之者也。"   再从硬件上说,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直到大战爆发前,仍然是亚洲国家最令人生畏的军舰。两舰是当时世界比较先进的铁甲堡式铁甲舰,各装十二英寸大炮四门,装甲厚度达十四寸。两舰在黄海大战中"中数百弹,又被松岛之十三寸大弹击中数次,而曾无一弹之钻入,死者亦不见其多,都证明它们是威 力极强的海战利器。日本以此二舰为最大威胁,虽然它加速了造舰计划,搞出对付定、镇二舰的所谓的"三景舰",但就其海军整体实力而言,直到战时也末获得达到此二舰威力的军舰。北洋舰队的装甲水平普遍超过日本舰队。定远、镇远的护甲厚14寸,经远、来远的护甲厚9·5寸。即使日本的"三景"舰,也缺乏北洋舰队这样较大规模的装甲防护。   火炮方面据日方记载,200毫米以上大口径的火炮日、中两舰队之间为十一间对二十一门,我方记载此口径火炮北洋舰队则有二十六门。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也有九十二比五十的优势。日方只在中口径火炮方面以二百零九比一百四十一占优。当然因为中口径炮多为速射炮,所以其在火炮射速方面的优势还是明显的。但因为大、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的优势同样不小,所以不能说火炮全部是日方占优。再看看船速方面的差距。就平均船速说,日舰每小时快1·44节,优势似乎不像人们形容的那么大。有人说北洋舰队将10舰编为一队,使高速舰只失速达八节,不利争取主动,那么日舰本队中也有航速很低的炮舰,其舰队失速亦不在北洋舰队之下。   所以就射速和船速方面的差距看,北洋舰队也远没有到不能一战的地步。   1894年5月李鸿章再次校阅北洋海军,上奏道:"北洋各舰及广东三船沿途行驶操演,船阵整齐变化,雁行鱼贯,操纵自如。。…-以鱼雷六艇试演袭营阵法,攻守多方,备极奇奥。·乙、丙两船,在青泥洼演放鱼雷,均能命中破的";"于驶行之际,击遥远之靶,发速中多。经远一船,发十六炮,中至十五。广东三船,中靶亦在七成以上"。英、法、俄、日本各国,均以兵船来观,称为节制精严"。   清廷正是出于这种自信,才在丰岛海战之后毅然下诏对日宣战。开战之初,世界舆论普遍以中国为看好。北洋海军前总教习琅威理在英国发表谈话,大谈北洋舰队不容忽视;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其外交记录中写道:"…英国亦自始与其他列国同抱最后胜利将归中国之臆测。"   日本精心策划了这场战争,但碍于北洋海军,它也没有必胜的把握。伊藤博文首相在丰岛海战后对同僚说:"似有糊里糊涂进入(战争)海洋之感"。其大本营制订了三种方案,为胜败皆做好准备:甲,歼灭北洋舰队夺取制海权,即与清军在直隶平原决战;乙,未能歼灭对方舰队,不能独掌制海权,则只以陆军开进朝鲜;丙,海战失利,联合舰队损失沉重,制海权为北洋舰队夺得,则以陆军主力驻守日本,等待中国军队登陆来袭。三种方案皆围绕制海权进行。三种方案皆视北洋海军之命运而定取舍。所以如此,因为也觉出自己海军力量不足。   首先,日本海军的投入少于满清海军。据统计,日本从1868年至1894年3月,海军拨款只相当于同期清廷对海军投入百分之六十。   其次,联合舰队的组建时间仓促。1894年7月19日丰岛海战前六天,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刚刚编成。此时距黄海海战也只剩下六十天时间。其主力战舰多是1890年以后下水,舰龄短,官兵受训时间也短。相形之下,北洋海军自1888年成军后,舰队合操训练已经六年,多数官兵在舰训练时间达十年以上,这是仓促成军的日本联合舰队无法比拟的。   其三,联合舰队舰只混杂,有的战斗力甚弱。根据日方统计,联合舰队十二艘军舰参加黄海海战,共计40,840吨;北洋海军十四艘军舰参战,共计35,346吨(我方大多数资料统计北洋舰队参战舰只为十艘,皆不算开战后赶来增援的"平远"、"广乙"两舰及两艘鱼雷艇);日方在总吨位上的优势也是貌似强大。如"西京丸",战前刚刚由商船改装,船体大大高出水面,不适于作战;其排水量4100吨,只有一门120mm火炮,日方称其为"伪装巡洋舰",其实仅是一艘武装商船。该船在黄海海战中由日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乘坐,只为观察战况。战斗未开始它就被排在日舰战斗队形的非战斗侧,企图用其它军舰的舰体掩护其安全。再如"赤城"号炮舰,排水量仅622吨,航速十节。它也被安排在尾随"西京丸"之后,依靠别的舰只躲避北洋舰队的直接炮火。这两艘日舰战斗力防护力均较弱,被形容为"羁绊手足、老朽迟缓之二舰",日方在海战中根本不依靠它们的战斗力。比睿舰则是一艘1877年下水的全木结构老舰,首尾三根高耸的木桅杆便它看上去完全不像一艘现代军舰,倒极似中世纪的海盗船(外方评论日舰编队)。   中日海军,各有优劣。当双方终于在海上相遇、将拉开世界战争史首次蒸汽舰船大战的序幕之时,都非常紧张。但当战场不再是操演场时,面对逼近的敌舰,北洋舰队首先陷入混乱。定远舰的刘步瞻指挥首先发炮,但末击中目标,反震塌前部搭于主炮上的飞桥,丁汝昌和英员泰莱皆从桥上摔下,严重受伤。一炮之始北洋舰队就失去了总指挥。泰莱回忆道,"此桥之名甚佳,而其竟飞,而丁与予亦随之飞。鸭绿江之战以是开始"。这场命运做关的海战持续四个多小时,北洋舰队从始至终几乎皆在无统一指挥的状态下分散作战。刘步瞻、林泰曾二位总兵,无一人挺身而出,替代丁汝昌指挥。在战斗将结束时,才有靖远舰管带叶祖圭升旗代替旗舰;升起的也是一面收队旗,收拢指挥残余舰只撤出战斗而已。"节制精严"的北洋舰队在海战中毫无节制可言,其中损失实难估量。   第三是作战效能的低下。击之不中,中之不沉。激战中落伍的日舰"比睿"号冒险从我舰群中穿过,来远舰在相距四百米距离上发射鱼雷,不中,其侥幸逃出。武装商船"西京丸"经过定远舰时,定远向其发四炮,两炮末中;"福龙"号鱼雷艇赶来向其连发三颗鱼雷,最近的发射距离为四十米,竟也无一命中,又侥幸逃出。仅六百余吨的"赤城"号在炮火中蒸汽管破裂,舰长坂元八太郎阵亡,前炮弹药断绝、大樯摧折居然也不沉,再侥幸逃出。有资料统计,黄海海战中日舰平均中弹11·17发,而北洋各舰平均中弹107·71发。日舰火炮命中率高出北洋舰队九倍以上。   战场上的北洋海军诸方面如此失序,完全像一文末加训练的舰队。"旗舰仅于开仗时升一 旗令,此后遂无号令";而组建时间很短的日本联合舰队,在整个 作战过程中队形不乱,"始终信号相通,秩序井然,如在操演中"。 其中之经验教训,决不是海军操典所能解决的。北洋海军崩溃的速度,大大超出了日方的预料。   应该说舰队广大官兵作战异常英勇。包括外籍雇员对此都 留下了深刻印象。其宁死不退、誓以军舰共存亡之气概,对今人仍是极大的激励。但对军人来说,胜利没有替代品。战场决定胜利,多种资料证明,北洋海军在一片承平的中后期,军风被各种习气严重毒化。
 楼主|子澄 发表于: 2004-9-23 02:14:53|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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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但"琅威理去,操练尽弛。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挚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提督丁汝昌则在海军公所所在地刘公岛盖铺屋,出租给各将领居住,以致"夜间住岸者,一船有半";对这种视章程为儿戏的举动,李鸿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对日宣战前一日,他才急电丁汝昌,令"各船留火,官弁夜晚住船,不准回家"。   章程同样规定不得酗酒聚赌,违者严惩。但定远舰水兵在管带室门口赌博,却无人过问;甚至提督也侧身其间:"琅君既去,有某西人偶登其船,见海军提督正与巡兵团同坐斗竹牌也"。   满清兵部所定《处分则例》规定,"官员宿娼者革职";但"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识者早忧之"。在北洋舰队最为艰难的威海之战后期,来远、威远被日军鱼雷艇夜袭击沉,"是夜来远管带邱宝仁、威远管带林颖启登岸逐声妓未归,擅弃职守,苟且偷生";靖远在港内中炮沉没时,"管带叶祖圭已先离船在陆"。   章程规定的船制与保养也形同虚设。舰船一是不保养,一是作他用。英国远东舰队司令裴利曼特尔曾谈过一段对中国舰艇的观感:“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秽污狼藉。"舰队后期实行行船公费管带包干,节余归己,更使各船管带平时惜费应付,鲜于保养维修,结果战时后果严重。致远、靖远二舰水密门橡皮年久破烂。一直末加整修,致使两舰在海战时中炮后速即沉没。   至于舰队内部投亲攀友,结党营私。海军大半闽人,水师提督、淮人陆将丁汝昌"孤寄群闽人之上,遂为闽党所制"。甚至在黄海之战后,"有若干命令,船员全体故意置之不理",提督空有其名。而闽党之首刘步蟾则被人们称为"实际上之提督者”。总教习琅威理"督操綦严,军官多闽人,颇恶之。刘步蟾乃以计逐琅威理"。"督带粤人邓世昌,素忠勇,闽人素忌之";"致远战酣,闽人相视不救"。这支新式军队的风气,如此之快就与八旗绿营的腐败军风无二。   舰队腐败风气的发展,很快发展为训练中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每次演习打靶,总是"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固易中",空给观者以威力强大的假相,博得官爵利禄的实惠。最后发展到1894年大阅海军时,定、镇两艘铁甲舰主炮的战时用弹仅存三枚(定远一枚,镇远两枚),只有练习用弹"库藏尚丰"。虽然"前此一年,鸿章已从汉纳根之议,令制巨弹,备战斗舰用",却一直没有落实。而这时战争已迫在眉睫,与备战如此相关的事宜,既不见刘步蟾、林泰曾二管带向丁汝昌报告,又不见丁汝昌向李鸿章报告。不管丁汝昌与其部下的矛盾有多大,但直至北洋舰队覆灭,定、镇二舰到底有几枚十二英寸主炮战时用弹,人人讳莫如深。如此巨大的疏忽,北洋海军大口径火炮方面的优势立成乌有。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海战中二舰之主炮在绝大部分时间内,一直在用练习弹与敌舰作战。   军风腐败的结果,战时必然要付出高昂代价。力图隐瞒这一代价,就要借助谎报军情。这也成为战争进行中北洋海军的一个特点。   丰岛海战,广乙沉没,济远受伤,北洋海军首战失利。但丁汝昌却报李鸿章,"风闻日提督阵亡,‘吉野‘伤重,中途沉没"。黄海海战,一场我方损失严重的败仗,却被丁、李二人形容为"以寡击众,转败为功";一时间除参战知情者外,上上下下多跌进自我欣慰的虚假光环之中。不能战,以为能战;本已败,以为平,或以为胜;严重加剧了对局势的错误判断。直至全军覆灭那一天,谎报军情未曾中止。1894年11月,镇远舰在归威海港时为避水雷浮标,误触礁石,"伤机器舱,裂口三丈余,宽五尺";管带林泰曾见破损严重难以修复,深感责任重大,自杀身亡。这样一起严重事故,经丁汝昌、李鸿章层层奏报,就成了"镇远擦伤",以致清廷真以为如此,下谕旨称"林泰曾胆小,为何派令当此重任?”   谎报军情甚至使作战计划都发生改变。1895年2月,鱼雷艇管带王平驾艇带头出逃,至烟台后先谎称丁汝昌令其率军冲出,再谎称威海已失。陆路援兵得讯,撤销了对威海的增援。成为威海防卫战失败的直接原因。   艰难的处境最考验军队。北洋海军在威海围困战后期,军纪更是荡然无存。首先部分人员不告而别。当时医院中人手奇缺,北洋海军医务人员,以文官不属于提督,临战先逃,洋员院长,反而服务至最后,相形之下殊为可耻。   其次是有组织、携船艇的大规模逃遁。(首先是方伯谦临阵脱逃,在方伯谦后辈的误导下,近来有少数不明真相者为这个逃兵喊冤)1895年2月7日, 日舰总攻刘公岛。交战之中,北洋海军十艘鱼雷艇及两只小汽船在管带王平、蔡廷干率领下结伙逃遁,开足马力企图从西口冲出,结果逃艇同时受我方各舰岸上之火炮,及日军舰炮之轰击。一支完整无损的鱼雷艇支队,在战争中毫无建树,就这样丢尽脸面地自我毁灭了。   最后更发展到集体投降。"刘公岛兵士水手聚党噪出,鸣枪过市,声言向提督觅生路";"水手弃舰上岸,陆兵则挤至岸边";营务处道员牛昶炳请降;刘公岛炮台守将张文宣被兵士们拥来请降;严道洪请降;"各管带踵至,相对泣";众洋员皆请降。面对这样一个全军崩溃的局面,万般无奈的丁汝昌"乃令诸将候令,同时沉船,诸将不应,汝昌复议命诸舰突围出,亦不奉命。军士露刃挟汝昌,汝昌入舱仰药死"。官兵"恐取怒日人也"而不肯沉船,使镇远、济远、平远等十艘舰船为日海军俘获,喧赫一时的北洋舰队就此全军覆灭。只敢露刃向己、不敢露刃向敌。北洋军风、军纪至此,不由不亡。   三、是一支被一代代人惋惜了百年的海军,但对其教训的挖掘往往又伴随着掩埋   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与入侵之外敌交战时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它又是近代史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败得最惨的一次战争。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反差巨大的结局?   自林则徐以后,中国尽人皆知西方专恃坚船利炮。尽人皆知无坚船利炮要割地赔款。以为过去之失尽在船不坚、炮不利。北洋成军,船不可谓不坚了,炮也不可谓不利,为什么还要割地赔款、且甚至是更大规模的割地赔款?   空前的失败产生空前的震撼,整个社会人人痛心疾首。巨额军饷堆砌起来的海军不经一战,原因何在?从失败的第一天起,当事者就开始委过别人,洗刷自己。李鸿章则间接委过于清廷,成为最早的经费不足失败论者。清廷则将责难集中在李鸿章身上:以为李只知避战保船,导致战败。这些观点直至今日仍在延续。   不妨提出几种假设。假设一,北洋经费充足,多添快船快炮,如何?   有人仍然以为北洋舰队败于装备性能,败于经费不足。同是主力舰,只备有一两枚主炮实弹去作战的海军,给它再强的兵器也归于无用。同是鱼雷艇,中方管带王平、蔡廷干冒死率艇冲出港外争相逃命、丢脸地毁灭之时,日方艇长铃木贯太郎却冒死率艇冲入港内、创下了世界近代海战史上鱼雷艇首次成功夜袭军舰的战例。这里面的差距,是船速炮速能弥补的么?单就军事来说,甲午海战中最令人铭心刻骨的结局,莫过于庞大的北洋海军舰队整体覆灭的同时,对方舰队竟然一艘末沉。就此一点,任何经费短绌方面的探索、船速炮速方面的考证,以致对叛徒逃兵的声讨和对英雄烈士的讴歌,旨在这个残酷的事实面前成了苍白无力的开脱。一支平素疏于训练却精于应付的舰队,战时无论也难以组合成有机的整体合力。   假设之二,北洋舰队为何要死打硬拼?为何不多用谋略,以避短扬长?   李鸿章从始至终都在失败地运用谋略。"以夷制夷"的手法贯穿了战争始终。在外交上他一直在殚精竭虑地疏通英、俄、德等国,妄图用它们钳制日本,连增援朝鲜的运兵船部雇佣英轮"高升"号,以为这样一来日舰必不敢开炮。   自琅威理被辞退之后,北洋舰队总教习的位置在李鸿章看来,不再是一个利于舰队训练作战、提高其整体素质的位置,而成了一个拉关系的位置。他先用汉纳根,后用马格禄。汉纳根是一个陆军退役军官,只精于建筑炮台;马格禄则是一名英国拖船船长。他们都不是海军出身,对海上作战茫然无知。李鸿章这样用人,有其颇为自得的考虑:通过任命德国、英国两个外行充任北洋海军总教习,既争取到英、德两大国的关照和同情,又不至将舰队指挥权落入外人之手。至于此举对可能发生的海上作战会带来什么影响,却一直未在其考虑之列。   算计不可谓不深,但恰恰忽略了现代战争极其简捷之处:它从头到尾都是兵力的较量,兵器的较量,掌握兵力与运用兵器的人的较量──人的勇气、意志、素质的较量。任何缺乏实力支撑的谋略,哪怕再高再深,不过是画饼充饥而已。非谋略不足也,过足也。   甲午之败,腐败使然。其结局并非增拨一些经费、添购部分快舰快炮、或变换一下作战队形既可轻易改变。从慈禧、光绪到李鸿章以至丁汝昌、刘步蟾等人开始,可以计算一下,在日本联合舰队开炮以前,内部有多少人参加进了埋葬这支舰队的工作。他们有的本是海军积极的筹建者,为此上下呼吁,四处奔走;有的则是舰队指挥者和战斗参加者,最终随战舰的沉没而自杀身亡;有的至今仍然受到尊敬。他们的悲剧,又何尝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在那个政治腐败、军纪废弛的社会环境中,一切都因循往复,形成一个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锁链。政权建立了军队,又腐蚀着它;军队维护着政权,又瓦解了它。   但是对当今的军人来说,一个再大不过的教训就是:武器本身并不是战斗力,哪怕是再先进的武器。任何武器的效用,皆要通过人去实现。   没有清算的战争:中华民族永远的耻辱   据统计,二战期间,中国死亡人口多达3500多万人,主要是平民。南京大屠杀一次杀了 30多万人,其他的规模不等的集体屠杀何止成千上万!无数个惨案和“万人坑”记录着倭寇的血腥罪行。几乎每一个倭寇铁蹄所至的城市和乡村都遭到屠杀和洗劫。日寇无数的罪行和制造的惨案无数倍地超过奥斯威辛和纳粹的毒气室。日本侵略者罪恶滔天,罄竹难书,其罪恶较之德国纳粹要大得多。这是日本永远改变不了的侵华罪恶,也是中华民族史上的奇耻大辱。   日本的侵略对中国的发展造成的历史停滞和历史副作用是难以估量的。日本欠了中国人 3500多万条人命。面对这笔血债,日本能若无其事吗?而且,这是简单的赔偿能解决的吗?要知道,人命是赔不起的。撇开这两种难以估量的损失不讲,据统计,自1937年7月7日始,至战争结束,日本对中国造成的可估量的直接、间接损失就达6000亿美元。这一损失日本给予起码的乃至象征性的赔偿了吗?没有。日本犯下这等滔天大罪,它得到了应得的教训和惩罚了吗?没有。中国跟它算战争账了吗?没有。   日本否认昔日的战争罪行。面对许多亚洲国家联合抗议的一波波声浪,日本政府一意孤行,一副视天下人如草芥的嚣张、蛮横样。最近几年新的情况更让人忧心:日本通过了战争法案,可向海外派兵,参加战争已经合法;日美安保条约已使日本或日军成为太平洋地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号老板。也就是说,日本又要用武力制约、威胁乃至“管制”它昔日的对手和其侵略战争的受害者了。日本又开始对中国虎视眈眈、蛮横无礼了。   在这个世界即将走向下一个千年之际,中国人不能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和屈辱迈进新时代。否则中日关系将会出现大的危机,我们有可能在国际政治舞台沦为配角,我们的子孙也将蒙受过去的耻辱和新的委屈,我们自己也会感到窝囊、憋气和惭愧。日本的旧账不算清,上对不起祖宗和死去的先辈,中对不起自己,下对不起子孙后代。更关键的是,正义不容践踏,尊严必须捍卫,公道必须讨回! 清算日本、纠正历史,是我们这个时代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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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子澄 发表于: 2004-10-6 20:01:31|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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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悲歌
第一章让阴云变成暴雨的险恶阴谋第一节
日本军国主义急欲跻身西方列强,自己的枷锁尚未完全挣脱,就急于奴役朝鲜,侵略中国。 中日之间的邦交可以追溯到1300多年前的隋朝。此后,一批批日本留学生漂洋过海,像虔诚的教徒一样,来到唐都长安求学。这些遣唐使像吮吸母亲的乳汁一样,贪婪地吸收中国的文明,从文字、宗教、绘画、棋道到阴阳八卦乃至百官朝拜的舞步,无不学习、模仿。在内政外交上,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两国甚至在外交政策上都有很多相似之处。当清王朝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时,日本的德川幕府也如法炮制,紧闭国门,不与外边的蛮夷打交道。 但大和民族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危机意识,正是这种危机意识使日本人练就了一种审时度势的洞察能力,并及早做好了应变的准备。当西方列强向中国频频叩关的时候,日本人就惊呼:今清国大乱,难保何时不波及日本。在日本人看来,鸦片战争“虽为外国之事,但足为我国之戒”。当日本处于十字路口的时候,日本人及早觉醒了,他们要察天下之时运与世界之情势,变革国政,自新图强了。1867年1月,清同治六年十一月,日本老天皇病逝,明治天皇继位。借政权更迭之机,日本开始大举革新政治,这就是所谓明治维新。维新运动的根本目的是富国强兵,用山县有朋的话说就是:兵强则民气始可旺,始可语国民之自由,始可论国民之权利,始可保交往之对等,始可得互市之利益。总之,只有富国强兵,日本才可以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免遭中华帝国之厄运。当中国人还在争论“祖宗之法不可变”,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却极其迅速,几乎在一夜之间,日本人的发式变了,服饰变了,文化二字开始成了人们的口头禅。有人主张废除汉字,有人主张与外国妇女结婚,以改善日本国民的体质。明治维新的成功使日本开始脱亚入欧,成为西方国际大家庭中的一员。此后,明治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方面要求废除原来的不平等条约,推翻欧美列强加在日本身上的不平等条约;另一方面,它又要恃强凌弱,图谋奴役其他弱小民族,加入压迫者的行列。明治天皇在即位后就发表了《天皇御笔信》声称他的目标是“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因此,日本这一小小岛国的强国之梦,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对弱小国家和民族是一场地地道道的灾难。 朝鲜是日本人侵中国的跳板,日本的最终计划是通过朝鲜入侵中国。因此,1883年中法战争之后,日本国内即有人主张趁中国在军事上刚刚遭到打击,不给清政府以喘息时机,立即发动侵华战争,夺取朝鲜,与中国一战。但另一派主张日本应积蓄力量、多建铁路、增添海军,几年后视形势变化而定。明治政府采取了后一种意见。1887年(光绪十三年),中法战争之后的第三年,日本参谋本部制订了《征讨清国策》,认为一个强大的中国对日本实施其侵略扩张是一个重大障碍,主张趁清政府衰弱,折其四肢,伤其身体,使它不能活动,计划以5年为期,做好准备,抓住时机,对中国发动一场“以赌国运的攻击”。随后,日本就围绕这一目标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大批日本间谍以种种身份在中国和朝鲜,四处搜集情报,进行特务活动。1890年(光绪十六年),刚刚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日本遭遇到了第一次经济危机,国内矛盾十分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大肆鼓吹通过发动对外战争转移国内矛盾。此时明治政府还担心,中国的洋务运动如获得成功,国力将大大增强,因此,决定迅速发动侵略战争,一举解决朝鲜和中国问题。恰好在这时,朝鲜发生了东学党农民起义。起义农民在全奉准的领导下,提出了逐灭倭夷、灭尽权贵的口号,矛头直指日本帝国主义。5月底,农民军攻下了朝鲜的全罗道首府全州,朝鲜政府急忙向清政府求援,但是,无论是朝鲜政府还是清政府,都担心日本会以此为借口出兵朝鲜,从而使局面不堪收拾。日本政府当然不会放弃这个良机,它一方面做好出兵的准备,另一方面又摆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诱骗清政府出兵,清政府不明底细,同意出兵朝鲜,帮助朝鲜政府镇压农民起义。日本终于找到了出兵朝鲜的借口,而清政府也一头钻进了日本为它设下的圈套。甲午战争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第二节
袁世凯轻信了日本间谍郑永邦的谎言,犹豫不决的李鸿章终于决定出兵朝鲜。朝鲜王室惊惶失措.要求中日双方同时撤军。日本蛮横地拒绝撤军,清军终于陷入日军精心设计的圈套。阴云终于变成了暴雨。 朝鲜东学党的创始人是一个叫崔济愚的不得志的学子。他针对朝鲜政府的腐败、压迫和西方基督教的宣传,创立了集儒、道、释为一体的东学信仰,但朝鲜政府视东学党为邪教而严加惩处。1864年(同治三年),崔济愚被逮捕斩首,东学党随之转入地下活动。1894年1月,东学党人在全罗道右阜郡发动了农民武装起义,各地农民纷纷响应,农民起义的烈火在朝鲜熊熊燃烧起来。朝鲜统治者惊恐万状马上派政府军前去镇压,不料先胜后败,东学党又乘势攻占了朝鲜半岛南部的全州、忠清、庆尚三道,首都汉城再次告急。朝鲜政府内阁大臣经过一番激烈争论后,终于决定清清政府派兵前来助剿。 1894年5月五日,朝鲜政府正式通知清政府驻朝鲜的总理交涉通商大臣袁世凯,请求清政府派出军队,帮助镇压东学党。袁世凯清楚地知道,凭大清国的军队,平定东学党农民起义自然不费什么力气,他担心的是如果清军开赴朝鲜,日本军队是否也会乘机进占朝鲜。他还知道,根据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的内容,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等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相行文知照。正当袁世凯犹豫不决的时候,日本驻朝使馆书记官郑永邦前来拜见袁世凯,郑永邦此行是奉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和驻朝临时代办杉树浚之命,前来打探中国对朝鲜借兵态度的,袁世凯 对这位中国人后裔的日本外交官不仅没有丝毫的警惕,反而把许多属于高度机密的情报告诉了郑永邦,郑永邦还对袁世凯讲:我国政府并无他意。 袁世凯把朝鲜政府的请求电告在天津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李鸿章接到电报后就感到最棘手的问题不能回避了。他知道,不出兵就会有损“天朝上国的体面”,大清国就会失掉这块群强注视的东上屏障,如果出兵,日本很可能会依照《天津条约》插上一手。当李鸿章犹豫不决时,又接到了袁世凯的几封电报,袁世凯在电报中说,日本国内出事,顾不上出兵。日本“重在商民,似无他意”,这些电报使李鸿章下了出兵朝鲜的决心。1894年6月3日,朝鲜政府向清政府发出正式照会,请求中国派兵助剿。6月4日,李鸿章下令清军开赴朝鲜,同时,清政府又将出兵朝鲜的情况通知了日本政府并郑重声明,一旦朝鲜局势安定,立即从朝鲜撤军。 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早在李鸿章下令出兵前两天就得到了日本驻朝临时代办杉树浚“中国肯定会出兵”的电报,杉村浚正是诱骗袁世凯消除担忧出兵朝鲜这一事件的策划者。针对朝鲜东学党起义,杉树浚命令日本驻朝使馆人员抓住时机,尽力促成清政府出兵朝鲜。日本政府见引诱清政府出兵得逞后,立即派出大批日本海军陆战队在朝鲜登陆,并且很快控制了从仁川到汉城一带的战略要地。 当朝鲜王室和政府获悉上万名日军尾随清军在朝鲜半岛陆续登陆后非常恐慌,立即在汉城王宫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会上,国王和大臣们一致同意,不论中国还是日本,都应立即将其军队撤回本国。会后,朝鲜政府马上将这一决定写成书面照会,送至中、日两国驻朝使馆。袁世凯接到照会后便予以拒绝。他说,清朝出兵是应朝鲜的请求,怎么能随随便便,叫来就来,叫走就走。再者,出兵朝鲜的主意是他出的,作为清政府大臣的袁世凯还想在朝鲜半岛上建功立业呢!同样,日本的大鸟圭介也拒绝了朝鲜要求撤军的请求。他知道,如果日军从朝鲜撤出,中、日之间的冲突就无从引发,那么占领朝鲜、控制中国、独霸亚洲的梦想就不能实现。大鸟圭介早已接到外相陆奥宗光的电令,坚决反对从朝鲜撤军,并明确指示,万不得已时,日本政府准备对朝鲜采取强硬处置政策。 日本军队大规模地不断涌入朝鲜,不但占领了朝鲜半岛的军事要塞,而且对在牙山的1000多名清军也形成了包围之势。中、日之间的军事冲突一触即发,整个形势正朝着日本军国主义精心策划的“要使阴云变为暴雨”的局面发展。但此时,清朝政府内部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帝党和与慈禧为首的后党对战与和的问题发生了尖锐的对立。1889年(光绪十五年),这一年光绪皇帝已年满19岁,并已完婚。按清朝惯例,慈禧不便继续“训政”,只得宣布“撤帘归政”,由光绪“亲政”。此时在光绪皇帝身边已渐渐形成了一个小集团或叫帝党。其中有光绪的老师,历任刑、工、户部尚书和军机大臣的翁同龢,珍妃的胞兄、礼部传郎志锐,珍妃的师傅、待讲大学士文廷式等人。光绪皇帝早就不甘心于自己的傀儡地位,他要利用此次机会行使他的皇帝权力了。帝后党争,不仅表现在对日战与和的争议上,更主要的是通过此次战事而达到掌握高层统治地位的目的。 袁世凯眼见日本军队蜂拥朝鲜,心里十分惊慌,电告李鸿章速拿主意,此时的李鸿章竟仍然看不出日本侵略朝鲜的最终目的,一厢情愿地寄希望于外交解决。6月7日袁世凯与日本公使大鸟圭介约定,各自电告国内政府不必增兵朝鲜。此时朝鲜的东学党农民起义已经被镇压下去,清朝军队准备如期撤回;日本政府此时不但不从朝鲜撤兵,反而提出欲和清政府共同帮助朝鲜改革内政的方案。对这个赤裸裸染指大清国势力范围的改革方案,日本外相陆奥宗光说:“就是要使阴云变为暴雨,促使中日决裂。”针对日本政府的这种无理要求,清政府驻日公使汪凤藻立即致函日本政府:“朝鲜改革问题,是他们的内政,由该国自己进行,中国不愿干预。日本认为朝鲜是独立自主之国,更不应当干预其内政。”清政府坚持要求中日双方同时撤兵。但日本政府拒绝清政府的要求,反声称中国生事,并威胁说如果发生事端,应由中国负责。面对这种情况,李鸿章电令叶志超、聂士成在牙山就地构筑阵地,以防不测。袁世凯也电告李鸿章建议:“倘若日本无撤兵之意,中国也应增兵。”李鸿章又电令丁汝昌,增派北洋海军镇远、超勇、广丙三舰开赴朝鲜仁川海面,以壮我军胆;但严令叶志超不可先开第一枪。 7月14日,日本驻华临时代理小村寿太郎奉陆奥宗光之命,送来一份照会,称中国政府在朝鲜问题上主张撤军是“有意滋事,嗣后因此有不测之变,日本政府不负其责”。此时的日本政府认为已没必要与清政府饶舌谈判的必要了。因为,它已将发动战争的一切细节准备妥当,大岛义昌的混成旅团已全部在朝鲜登陆,日本联合舰队也在不久之后奉命直航朝鲜西海岸。7月25日,日本舰队不宣而战。阴云终于变成了暴雨。
 楼主|子澄 发表于: 2004-10-6 20:02:24|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节
从丰岛海战到黄海海战,“太阳旗”根本不把“米字旗”放在眼里,高升号860名清军自身大海。成欢首役清军战败。光绪帝对日宣战。平壤惨败。黄海海战,悲剧中的悲壮。光绪帝得知邓世昌壮烈战死,亲回挽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 1894年7月25日(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三日),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舰队巡洋舰吉野、很速、秋津洲正以每小时15海里的速度在黄海海面上向朝鲜西海岸的丰岛水域进发。4天以前,日本战时大本营收到了一份绝密情报,这份情报是一个潜伏在中国多年,化名义仓告的日本间谍送出的。情报说中国将派遣海军用军舰运兵增援朝鲜。日本战时大本营接到义仓告的情报后,立即命令联合舰队向朝鲜海岸进发,计划中途袭击中国军舰和运兵船。 7月25日上午6时,舰队到达丰岛海域。正在搜索的联合舰队终于发现两艘船冒着浓烟向南行驶。7时20分,日本舰队看清了来舰是北洋海军的济远号和广乙号。日本舰队立即进入战斗状态。北洋舰队济远号和广乙号是于7月22日从大沽出发,前往牙山的运兵船。济远、广乙号出发后,丁汝昌考虑过船队有可能在中途遭受日本军舰袭击的危险,曾向李鸿章请求率北洋舰队出海接应,但李鸿章来电否定了丁汝昌的建议,北洋舰队遂末能出海接应济远和广乙号。7月24日,济远和广乙号把运兵船护送到朝鲜牙山时获悉日军已攻入汉城,占领了王宫及日本舰队可能前来袭击北洋舰队的情报。济远舰下令,尽早起锚返航,但还是在海上遭遇了。7月25日早晨7时45分,日本舰队不宣而战,第一游击舰队吉野号,突然以左舷炮向中国济远轰击。7时52分,济远发炮还击,战斗一开始,日舰依仗速度快、速射炮多的优势,一齐聚攻济远,弹如密雨。济远号管带方伯谦惊慌失措,吓得躲藏在铁甲最厚的一间船舱内。大副沈寿昌见状,亲自指挥作战。一时间丰岛海面上炮声轰鸣,硝烟四起。敌我5艘军舰,往来奔驰,奋力搏击。济远发射的炮弹曾多次命中浪速和吉野。正当济远大副沈寿昌奋勇指挥作战时,不幸头部中弹,壮烈殉国。此时济远舰因前主炮台中弹不能运转,仅靠尾炮且战且走。广乙号虽然多处中弹,仍不退避,猛发一弹,击中浪速左般。激烈的海战以三比二的比例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济远在日舰的猛烈炮击下,中弹累累。广乙受伤更为严重,两舰终于在强弱悬殊、炮火不济的情况下败退。 正在这时,西南方向的海面上出现了两艘轮船向东驶来,这两艘轮船一艘为操江号、一艘为高升号。操江号是北洋海军一艘1865年下水的老舰,高升号是一艘英国籍商船,它是李鸿章特地租来为中国运兵的,李鸿章出于挟洋自重的心理,以为租用英国商船运兵最安全,日本海军是不敢向挂着米字旗的英国船开炮的。正与日舰激战的济远号,望见高升、操江驶来,立即发出我已开仗,尔须速回的信号旗,操江号接到信号后,立即向西退走,无奈日舰秋津洲已经赶到,操江号管带王永发下令停船投降,操江号被俘。高升号是一艘英国商船,载有北塘防军1116名清兵,7月23日晨自塘沽起锚,驶往牙山。在驶近丰岛海域时,恰好与从威海卫驶来的北洋海军操江号不期而遇,于是两船结伴而行。日本海军根本没有把英国船放在眼里。日舰浪速还在济远号驶过高升号时,挂出了下锚停驶的信号旗,浪速号舰长东乡平八郎是一个果断、好斗、勇于冒险的人。他信奉的格言是:“如果你的剑不够长,就向前跨一步”,他深知与中国交战,日本海军没有取得胜利的绝对把握。为此,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先行攻击对方的船只,哪怕违反国际法也先斩后奏。他向高升号发出最后通谍的同时,命令欧洲人立即离船,随后东乡平八郎一声令下浪速号发射了一枚鱼雷,接着6门右舷炮对准高升号就是一顿猛轰。顿时,高升号浓烟四起、遮天蔽日。船体开始倾斜,船尾已浸入海中。很快,高升号就沉没在丰岛西南方向的大海中。在日军惨无人道的屠杀下,高升号所运送的1116清军,除了后来被法、德、英国军舰所搭救的252人外,860多人葬身大海。 此时日本的战争机器从海上到陆地已经全部开动了。与丰岛海战进行的同时,7月25日,日本大岛义昌少将率领先期入朝的陆军第5师团混成旅团4000人由汉城南下,决定向从牙山转移到成欢的清军发起攻击。成欢位于朝鲜忠清道,北距汉城70公里。叶志超和聂士成率领的清军因为牙山无险可守才退居成欢,到达成欢后清军仓促构筑工事,但为时已晚。因为此时日本人朝军队已占领了从仁川至汉城的各个要塞,仅汉城的日军已达一万人以上,而清军总计不到4000人,李鸿章派出的援军连同英国商船高升号已被日舰击沉在丰岛海域。再加之大岛义昌对成欢清军的防御体系摸得一清二楚,而李鸿章的作战命令在开战的前一天才迟迟下达,因此成欢首役,清军仅在局部战斗中取得了一些小胜,日军仅仅遭到一些挫折,最终只用了5天时间就占领了成欢。清军战败,叶志超和聂士成率领败军绕道退向平壤。 如果说成欢首役清军在天时地利上都没有优势可言,但平壤之战局势对清军来说却是大有可为的。清军这时在平壤的兵力约2万人,特别是朝鲜人民支持清军,民心可用,但无奈此时身为军事统帅的李鸿章,其精神已被日军的炮声摧垮,当时有一位官员在弹劾李鸿章的奏章中这样描述平壤战役中李鸿章的指挥状态:“……终日精神恍惚,如同醉酒。张佩纶是其子婿,每天见不到就呼喊,一旦见面,又大加呵斥。子女僚友,一刻也不能离开……起居几乎紊乱,号令时有不当。”李鸿章的畏战情绪也传染给了他的部下,叶志超在给李鸿章的汇报中也说:“心力交瘁,病又加重,饮食不能进……天寒兵冷,夜间守营无棉衣。”次日,叶志超又发电说:“左宝贵右偏中风,不能起床,我也饮食难进,心晕头跳。”清军营垒上上下下笼罩着失败主义的情绪。平壤之战是8月1日光绪皇帝对日正式宣战后的第一次大规模的陆战,蒙受了丰岛海战失败、成欢首役失败的清军由于从上至下只有畏战、怯战的情绪,而丝毫不见同仇敌代的迎战姿态。叶志超等在9月14日大战之前,已暗地做好了弃城逃跑的准备。从9月15日平壤之战一爆发,在大约24小时的战斗中,日军死亡约 180人,而清军死亡却达 2000人,叶志超竟一口气狂奔500里,直至逃过鸭绿江进入中国境内才定下神来。整个平壤之战,只有爱国将领左宝贵及其部下在牡丹台、玄武门保卫战中写下了悲壮的一页。由于平壤的降落,清军失去了在朝鲜的据点,完全丧失了对朝鲜的权威。平壤失守的消息传到中国,全国哗然。但由于李鸿章受到慈禧的庇护,依然有恃无恐,继续实行消极避战的战略思想。 与畏敌如虎的平壤之战形成鲜明对比,也是整个甲午战争中最英勇悲壮的黄海海战在平壤失陷后的第三天开始了。1894年9月17日(光绪二十年八月十八日),目丰岛海战之后,北洋海军将士渴望同敌人决一胜负,以雪广乙、高升之耻,土气旺盛,磨拳擦掌。上午8时,舰队操练完毕,厨房正在准备午饭。突然镇远舰桅楼上哨兵高声报告:南方发现有黑烟,不多时,一支庞大的舰队出现了。将领们从望远镜中看到,这支疾驶而来的舰队挂着美国国旗,这是日本舰队打着美国国旗来麻痹中国官兵,妄图施展其偷袭的惯伎。这时,战斗警报已响彻海空。警报余音未息,战斗准备已井然就绪,这充分显示了北洋舰队的训练有素和官兵的高昂土气。升火起锚,准备点炮,丁汝昌果断地发布着一道道命令,但来舰挂的是美国国旗,他暂时无法下达战斗命令。日本联合舰队采用鱼贯式的单纵阵,以速度最快的第一游击舰队4舰居先,本队8舰居后。此时,来舰已撕去美国国旗的伪装,挂出太阳旗。日本旗舰松岛号发出了备战的信号。12时50分,海战开始了。北洋舰队的后翼梯队猛冲直前,北洋海军攻势甚猛,开战仅3分钟,一发炮弹击中吉野,穿透铁板,在甲板上爆炸,日舰第一舰队为摆脱不利处境,直扑北洋舰队的右翼,日舰所发射的第一批排炮,将北洋舰队旗舰的望台击毁,正在望台上督战的提督丁汝昌“右边头面以及颈项皆被烧伤,不能指挥战事”。北洋舰队险情丛生,但广大爱国将土莫不同仇敌汽,英勇奋战。丁汝昌身负重伤,不顾个人安危,裹伤后始终坐在甲板上激励土气。右翼总兵刘步蟾在丁汝昌负伤后代为指挥,由于清军旗舰被击毁,指挥失灵,因而各舰只能各自为战。 在失去旗舰指挥的危急时刻,中国阵中忽有一船开足轮机驶向定远之前,保护旗舰。这就是2300吨的巡洋舰致远号,舰长为邓世昌。黄海海战中,邓世昌是将领中表现最为突出的一个,他保护旗舰,胆识非凡的举动,鼓舞了全体将土。经过一场激战,致远号已中弹很多,舰船漏水,甲板起火,舰身倾斜,弹药亦尽,但邓世昌仍沉着指挥战斗。这时,日舰吉野号肆无忌惮地闯过来,与致远号相遇。邓世昌满腔怒火,决心和敌人同归于尽。他对大副陈金揆说:“敌人全仗此舰,只要击沉此舰,则我军可以成功。”于是,便命令致远号全速向“吉野”号冲击。此时致远号甲板上的水兵面向祖国的方向跪着,表示为国献身的心愿。日舰发现了致远号的这一企图后拼命开炮向它轰击,但致远号像一条火龙在弹雨中不顾一切地向吉野撞过去。吉野号上的日军官兵顿时乱作一团,疯狂喊叫,有的跳水逃命。当致远号眼看就要撞上敌舰时,却不幸被一枚鱼雷击中,机器、锅炉爆炸,舰上燃起大火。 邓世昌坠身入海后,随从刘忠同时落海,把救生圈抛给他。邓世昌拒不接受。这时又有一艘中国鱼雷艇驶来,艇上水手高呼:“邓大人,快上扎杆”,邓世昌此时只有一个念头“以阖船俱没,义不独生”,仍复奋掷自沉。此时,邓世昌饲养的一只爱犬名叫太阳犬,也凫到身边,“衔其臂不令溺,公斥去之,太阳犬又衔其发,使其不能沉入海中”。邓世昌誓与舰共存亡,毅然用手按犬首入水,自己也随之没入波涛之中。邓世昌于旧历八月十八日生,牺牲之日即其生日,时年整46岁。全舰200余名官兵,除27人遇救获生外,余者全部壮烈牺牲。事后,光绪皇帝以邓世昌死事壮烈,极为震悼,亲赐挽联日:“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溢号:壮节。萨镇冰用一只小船将邓世昌的遗体拉到岸上。海风吹散了大东沟上空的硝烟,大海归于平静。近代海战史上罕见的黄海大海战,就这样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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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子澄 发表于: 2004-10-6 20:03:04|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章清军陆海大败逃第一节
平壤陆战和黄海海战的失败.极大地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大举侵略中国的嚣张气焰。日本大本营为了在来年进行直隶平原决战,决定按照其作战计划,首先实施辽东半岛的登陆战役。勇将徐邦道孤军抗战。败将赵怀业、龚照屿闻战先抢运饷银私囊带头逃跑,其他将领纷纷效法,旅顺失陷。日军山地长官下令说:“抓住非战斗人员也要杀掉。”日军旅顺大屠杀。日军为掩盖屠杀罪行用重金收买舆论并焚尸灭迹。 对平壤失陷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李鸿章讲了几句“统率不力、罪过很多、朝廷谴责、不容推卸”的话后,立即调过头来,寻找种种理由为自己的避战方针辩解。他把失败的原因主要归罪于武器的落后。今后怎么办?李鸿章说:就目前形势而论,只有严防北京的门户,力保沈阳,以保护东北三省的根本重地。这就是说他还要坚持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鸭绿江防线虽有80营,2万2千多人,但兵力分散,纵深内没有强大的预备队实施机动,加之清军宋庆与依克唐阿互不统属,因而总体防御能力是脆弱的。10月24日上午,日军第1军开始发动第一次进攻,日步兵第18联队在佐藤正上校指挥下渡河,清军发现之后开枪阻击并出动二三百骑兵向渡过鸭绿江的日军发起攻击。但在日军反攻下很快败退,清军鸭绿江防线轻而易举地就被日军攻破了。 当天晚上,日军在夜色掩护下,悄悄在九连城江面上架起两座浮桥。次日凌晨,日军以猛烈炮火掩护陆军渡过浮桥,向清军核心阵地──虎山阵地发起攻击。尽管清军将领聂士成、马金勇亲率土兵进行了较为激烈的抵抗,清军将领宋庆也调派军队增援,但宋庆空有统领各军之名,除本部毅军2000余人依令驰援虎山外,其它各军多不服从命令。虎山守军孤立无援,被迫撤退。由于许多清军将领弃城逃跑,九连城、东安县及大孤山等地方,日军也几乎没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至此,屯驻数万大军的鸭绿江防线土崩瓦解,国门大开,日本侵略军蜂拥而入,蹂躏践踏中国国土。 在日军第1军偷渡鸭绿江的同时,日军第2军已由广岛北渡,司令官为陆军大将大山岩,经过朝鲜的大同江,于26日袭击了花园口。花园口登陆之后,日军开始向金州。旅顺进犯。驻守大连湾的正定镇总兵徐邦道认为,金州是旅大的咽喉,金州失陷、旅大难保。于是自请分兵赴金州御敌,但其余将领对徐邦道的建议无动于衷。大连湾守将赵怀业是个食生怕死之徒,部下将士要求增援金州,他大加斥责,说我奉中堂(李鸿章)之令守炮台,不管后路战事。11月5日,日军进犯金州,徐邦道孤军抗敌,伤亡甚重,徐向赵怀业请求支援,赵怀业正在码头率军搬运饷银和私囊,抢先逃遁。徐邦道孤立无援,次日,金州就被日军攻陷。 金州、大连失守后,旅顺军港的后方完全暴露在日军的兵锋之下。旅顺位于辽东半岛顶端,地势险要,作为北洋舰队的基地,自1880年开始修建,1890年完成,历时10年之久,费银数千万两。旅顺炮台林立,其中有不少是最新式的德国克虏伯大炮,驻扎在旅顺的清军约有13000人,完全可以凭借坚固的炮台和锐利的大炮据守多日。然而由于清军名号不一,互不统属,除徐邦道勇于任事,不畏强敌外,其他将领均怯懦畏敌,尤其是节制旅顺各军的道员龚照屿,表现最为恶劣。早在金州失陷时,他就放弃守立之责,乘鱼雷艇偷逃至烟台,后经李鸿章训斥,才被迫返回旅顺。在日军进攻旅顺时,他竟弃船厂不顾,改装混在奔逃的士兵中逃离旅顺。11月21日晨,日军兵分三路向旅顺发起总攻。这时龚照屿带头逃跑,其他将领纷纷效尤,全军人心涣散,营队解体、散兵游勇趁乱打劫,官员争先携带贵重物资,争觅民船内渡,只有徐邦道等爱国官兵冒死据守炮台,抗击日军猛攻,但终因敌我兵力悬殊,后援不继而败退。至22日,各炮台尽落敌手、旅顺失陷。这个清政府经营了16年,耗银数千万两的海防要塞,连同大批军械、粮饷就这样轻易落入日军之手。 日军一入旅顺,立即滥杀无辜,制造了灭绝人性的旅顺大屠杀惨案。大屠杀持续了4天,先后屠杀无辜群众男女老幼两万余人。当时驻旅顺的许多外国人和参加屠杀的日军官兵自己记录了旅顺大屠杀的真实情况。这起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是经过第2军司令官大山岩同意批准,由第1师团长山地元治亲自下令进行的一次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这一点已被随军日本间谍向野坚一的日记和内部谈话所证明。向野在11月19目的日记中写道:日军向旅顺进攻时,上级军官下达了“见敌兵一人不留”的命令。旅顺大屠杀后,他在一次内部谈话中透露:“在旅顺,山地将军说抓住非战斗员也要杀掉……旅顺实在凄惨又凄惨。”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为掩盖日军旅顺大屠杀的罪行,决定硬着头皮公开撒谎、编造谎言。另外再用金钱收买贿赂舆论。再则就是焚尸灭迹,消灭罪证。最无耻的是,日军将尸体集中后便加以焚烧灭迹,并于1895年春,在中国死难同胞遗骨埋葬处,插上写有“清军将士阵亡之墓”的木牌来掩盖他们滥杀平民百姓、妇女儿童的罪行,欺骗舆论、混淆视听。铁的事实证明:100年前日本侵略者制造的旅顺大屠杀惨案,被杀的主要是妇女、儿童在内的手无寸铁的无辜群众,而不是“脱掉军装的兵士”。当然,被杀的清军士兵也是有的,但是在旅顺大屠杀的两万多名死难者中,90%是无辜平民,其余10%是放下武器的清军士兵。旅顺万忠墓殉难同胞遗物和尸骨是活生生的历史见证。
第二节
日军占领海城,清廷感到“陵寝重地”受到严重威胁,急调数万大军争夺海城,历时40余天,总攻势兵力最多时达6万余人,为日军兵力的9倍多,但海城争夺战还是归于失败。海城失陷,极大地动摇了清政府对日作战的决心。 海城位于辽东半岛以北,南通旅顺、大连,北通辽阳、奉天,西靠牛庄、田庄台、营口,东通岫岩、凤凰城,是辽南的交通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军第3军占领旅大的消息极大地刺激了久攻摩天岭企图夺取海城的日军第1军司令官山县有朋部队,山县有朋决定孤注一掷,冒险进军海城。他甚至未经日本大本营的同意,于12月上旬命令第3师团经岫岩,向海城推进,夺下海城就可以加速直隶作战的时间。鉴于日军占领海城,直接威胁到清朝的“陵寝重地”,清政府火速抽调驻防辽东的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和吉林将军长顺等部西援,决定收复海城,解除陪都之威胁。从1月17日到3月3日,先后对据守海城的日军发动了五次反攻。 清军五次反攻海城,虽不是决定性战役,但其持续时间之长、动员兵力之多、涉及地区之广、战斗规模之大,在整个甲午战争中堪称最大。清军总的战略方针是消极防御,然而就反攻海城来说,则属于具体战役上的进攻战,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是由于海城战略地位的重要,因为海城的得失关系到清廷“为保沈阳以顾东省之根本”方针能否实现,但主要还是由于日本侵略军当时的战略重点是海陆进攻山东半岛,全歼北洋海军,而在辽东战场上基本取守势的缘故。 清军五夺海城失败后,辽南战场的形势发生了根本转折。从此,日军转守为攻,接连攻下牛庄、营口、田庄台,清军处处被动挨打,最后终于溃不成军。这是继平壤、九连城战役以后,中国陆军的最大一次溃败。自此以后,清朝陆军更加丧失斗志,也极大地动摇了清政府对日作战的信心。
 楼主|子澄 发表于: 2004-10-6 20:03:48|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节
随着清政府在军事上的节节败退.清政府的求和活动更加急迫了。伊东向丁汝昌劝降,丁汝昌将劝降书上交李鸿章。丁汝昌下令炸舰队以免资敌,投降派军官视军舰为降敌资本,拒不执行命令。丁汝昌担心有人盗印水师提督印投敌,下令将印截角作废。丁汝昌一死报国,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以陆奥宗光和伊藤博文为首的日本政府深知,只要把中国军队完全打垮,日本帝国向清朝提出任何条件清政府都不敢不接受。为此,日本大本营决定进攻山东半岛,占领威海卫,封锁直隶湾,消灭北洋海军,以便在将来与清政府的和谈中攫取更大的利益。 位于山东半岛北岸东端的威海卫,与辽东半岛的旅顺遥遥相对,共为北洋海军的两大基地。旅顺失陷后,威海的军事地位更显重要,刘公岛横列其前,形成海上的天然屏障,形势非常显要。自甲午开战以来,日本海军就不断派军舰前来窥探和进行试探性的攻击,但都未能得逞。 1895年1月29日,集结于大连湾一带的日本山东作战军在联合舰队25艘军舰的护航下,开始分批向荣成湾航进。这一作战计划是日本山东作战军司令大山岩,鉴于从荣成至威海的地形复杂、车辆难以通行,决定改用人力搬运物资,并计划在24小时之内将1个师团的兵力登陆完毕而制定的。为彻底击败北洋海军,日军使用了大批登陆部队,攻克消除陆上的据点以及威海卫南北两岸的炮台。日军为此制定了周密详细的作战计划,并且连连得手。1895年1月29日,集结于大连湾一带的日本山东作战军在联合舰队25艘军舰的护航下,开始分批向荣成湾航进。具体主持山东防务的山东巡抚李秉衡对战局根本做不出正确的估计,尽管不少清军将领在保卫炮台的战斗中机智灵活、以少胜多,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日军的凌厉攻势。再加上李鸿章重用亲信,不问青红皂白地干预现场指挥,更使得北洋海军处处被动挨打。 此时的北洋海军虽经黄海之败,但还有40余艘大小舰艇,战斗力仍然可观,但李鸿章此时已把北洋海军看作是自己的命根子,爱船胜过爱国。他曾严词告诉丁汝昌:“不得出大洋浪战,如擅自出海,与敌接战,即便取得胜利,我也将对你严加治罪。”这就决定了丁汝昌只能困守威海,坐待日军的打击。 日军完全占领了威海卫南北两岸的炮台,海军严密封锁了威海卫港口,实现了对北洋舰队的海陆合围,使北洋舰队陷入了绝境。仅2月5日至6日两天之内,北洋舰队就被日军鱼雷艇击沉数艘舰船,而当来远号和威远号被击沉时,这两艘舰船的管带丘宝仁和林颖启居然还在岸上宿妓未归。北洋舰队两天之内连折数艘军舰,实力更为削弱了,伊东认为一举全歼北洋舰队的时机到了,遂于2月7日向威海守军和北洋舰队发动了总攻。 日军在发动总攻之前,曾致书丁汝昌,劝其率队投降。丁汝昌感到蒙受了奇耻大辱,他将劝降信上交给了李鸿章并且表示:“吾身已许国,必至船没人尽而后已。”总攻发动之日,双方战斗呈白热化,北洋舰队的部分清军苦战竟日,终于打退了联合舰队的进攻。然而也就在这一天,北洋海军有10艘鱼雷艇和两艘汽艇不战而逃,冲出西口,结果有的触障沉没,有的中弹被毁,有的被日舰俘虏,这种畏战情绪极大地动摇了守军的意志。更严重的是,此时北洋海军雇用的外国洋员与清军将领在刘公岛俱乐部内密谋投降。威海营务处提员牛昶炳还指使一些兵痞哗变。外国洋员也借机劝告丁汝昌“姑允投降,以安众心”。丁汝昌回答说:“我知事必如此,然必我先死,断不能坐睹其事。”此后几天,乞降的官员和洋员再次煽动一些土卒闹事,逼迫丁汝昌速降,丁汝昌怒斥这些败类:“汝欲杀汝昌,即速杀之,吾岂吝惜一身?”面对如此形势,丁汝昌下令将各舰炸沉,以免资敌。但一些将领害怕以后没有取悦目军的资本,拒绝执行命令,只有定远舰管带刘步蟾忍痛用水雷炸沉自己驾驶多年、已受伤搁浅的舰船。2月11日,日军开始对威海卫及北洋舰队进行水陆交攻。当天,北洋水师又接到烟台密信,知道山东巡抚李秉衡已由烟台逃往莱州,丁汝昌固守待援的希望破灭了。深夜,丁汝昌召开北洋水师高级军官会议。他提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力冲出重围,向烟台突围,或许能保住数艘军舰。但是,多数军官反对,认为突围就是自投罗网。 丁汝昌见突围的命令被拒,又下令将残存的镇远号等十艘舰艇全部用水雷击沉,以免被敌人俘虏利用。早就蓄意投降的军官哪里舍得毁掉降敌的资本,使丁目沉舰艇的命令也难以实现,会议无法开下去了。将领们散去之后,丁汝昌悲愤异常,他担心有人盗印投敌,冷静地下达了最后一道命令:“速将水师提督印截角作废。”此时的丁汝昌既不愿向日本投降,也不愿活着落入敌人的手中而沽污了自己的名声,毅然决定自杀殉国。据说,丁汝昌此前早已请了6名木匠,日以继夜地为他赶制一具棺材。棺材做好后,他还亲自躺进去以试大小。随后,丁汝昌面向京城叩首跪拜,从容地服毒自尽了。 丁汝昌等人自杀殉国之后,2月12日,牛昶炳等投降派军官和洋员立刻商议投降问题,他们盗用丁汝昌的名义,伪造了一封丁汝昌接受投降的复函信件给伊东。2月14日,牛昶炳、程壁光再到松岛船上,缴出威海卫清军海陆投降军官及洋员名册兵勇军属统计表,计投降官兵陆军2040人,海军3084人,合计5124人。当夜,牛昶炳与伊东签订投降条约11款,即《刘公岛条约》。根据投降条约,清军缴出威海卫港内北洋舰队全部残余军舰,以及刘公岛山中所有军械弹药及军事设施。 1895年2月17日,日本联合舰队耀武扬威地举行了所谓捕获式:将威海港内北洋水师所剩余的镇远、济远、平远等大小残余舰船10艘全部俘虏,在舰上还插上日本国旗,只将练习舰康济号解除武装,交还中方,运送丁汝昌等人的遗体到烟台。 汽笛哀鸣,康济号凄然离港,数千中国战俘泣不成声。中国近代建立的第一支新式海军舰队,就这样全军覆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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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子澄 发表于: 2004-10-6 20:04:28|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章丧权辱国的条约第一节
春帆楼李鸿章父子受尽羞辱。骄横跋扈的李鸿章在日本马关极力想掩饰失败者乞和的窘态。面对伊藤博文步步紧逼的卖国割地赔款条件,只能连呼“过苛!过苛。”其实他所要争取的已不是民族自尊和民族权益丧失的问题,而是允许丧失多少的问题。 北洋舰队覆灭以后,清政府已成惊弓之鸟,清军在关外的节节败退,更加造成了清政府内部的恐慌、混乱。主战派面对接连不断的失败,全然不知所措。以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则加快了求和的步伐。1895年3月14田李鸿章乘坐两艘德国商船以中国头等全权大臣的身份前往日本进行战败后的谈判。李鸿章深知战败国在谈判中是无任何说话权利的。此次赴日,日本人只不过是让他在已经拟好的媾和条约上画一道押而已。1895年3月19日清晨,李鸿章到达日本马关。3月20日下午,李鸿章及其随员参议李经方、参赞罗丰绿、伍廷芳、建忠等4人离舶登岸,来到谈判地点──马关红石山下安德天皇河旁的春帆楼。在那里等候他们的是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首相、陆奥宗光外相等6人。谈判中李鸿章故作镇静,大谈中日两国乃同文之国,不要互相寻仇,只有这样,亚洲黄种人才能不会被欧洲白种人欺侮。李鸿章这样说是想借此表现出泱泱大国全权代表的恢弘气度,以掩盖他以战败者的身份向对手乞和的难堪处境。对此,伊藤和陆奥看得一清二楚。日本政府深知清政府急于停战,但日本军部强烈反对停战。在第二天举行的谈判中,伊藤就停战问题提出了苛刻的条件:占领日军还没有进入的大沽、天津和山海关,解除上述各地清国军队的武装;控制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由清国承担停战期间的日军军费等等。 两国和谈的同时,由步兵3个大队、炮兵1个中队组成的日军混合支队5000人,乘坐运输船,在日本舰队护卫下,从佐世保军港出发,向中国澎湖列岛进犯。日军于3月23日开始登陆作战,守军或死或降,仅两三天时间澎湖岛就失陷了。 4月1日,陆奥约李经方商谈关于议定和约的程序。确定谈判程序后,伊藤向李鸿章送交了和议条款,双方进行了第四次谈判,该条款共11款,内容有: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割让奉天南部、台湾、澎湖列岛,赔偿日军军费白银3万万两,缔结新的通商行船条约,以中国与西方列强所缔结的条约为基础,给日本以最惠国待遇和新的特殊权益,开放北京、沙市、湘潭、重庆、梧州、苏州、杭州7处为通商口岸,扩大内河航运,准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从事工艺制造。为了保证条约得到切实实行,日军必须占领中国奉天、威海卫,占领期间,军费由中国负担等。在4月8日伊藤对李鸿章父子的谈话中,伊藤态度蛮横,李鸿章父子则受尽羞辱,就像战场上的清军一样,节节退让。伊藤对李经方说:“关于媾和谈判之程序问题,应按日前陆奥大臣之约定,中国使臣对我提案只能答复能否全部接受或逐条表示意见。今对我提案一部分作明确答复,一部分尚须面议之回答,不能接受。中国使臣对我方提案提出如何修正固属自由,然关于赔款问题,如按中国使臣只根据报纸上之臆测,主张削减,又关于割地问题,希望改为在奉天、台湾两者之中保留其一方等等,我方无论如何不能同意。为免他日之误解,于此特别言明,赔款虽可略减,但决不能做大量削减,割地则奉天、台湾皆须割让。同时尚希中国使臣能深切考虑现在两国之间的形势,即日本为战胜者,中国为战败者之事实。前者由于中国请和、日本应允,始有今日之议和,若不幸此次谈判破裂,则我一声令下,将有六七十艘运输船只搭载增派之大军,舳舻相接,陆续开往战地。如此,北京的安危亦有不忍言者。如再进一步言之,谈判一旦破裂,中国全权大臣离开此地,能否再安然出入北京城门,恐亦不能保证。”李经方经此恫吓,只能回答:“回去与父商议后,再行提出方案。”4月10日下午4时,李鸿章与伊藤再次谈判时,李鸿章问:“台湾全岛,日军还没有占领,为什么强行要中国割让?我不肯让,又将如何?”伊藤说:“如果一定要限于兵力所到,日军占领山东及东北各省,你们将全让吗?”李鸿章在凶相暴露的强盗面前,又搬用了国际法,说:“这是日本创立的办法,西方兵力所到之处并不全让,日本这样做,岂不贻笑西方?”伊藤反唇相讥说:“中国的吉林、黑龙江一带,为何让给了俄国?对于台湾,也可以援引此例。”李鸿章竟然想出了一个可笑的理由,说:“让给俄国的地方(指大兴安岭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人烟稀少,十分荒凉,台湾已立行省,不能相比。”伊藤立即做出犀利讽刺:“尺寸之上,都是王家之地,何分荒凉与繁盛!” 在侵略者的威胁下,李鸿章退却了,答应在3天之内,请示清廷,再做答复。最后他又重申:赔款还须再减5000万两,台湾不能相让。伊藤回答说,这样的话,我们立即出兵台湾!李鸿章用近乎乞求的语气说,我们两国比邻,不必这样决裂,总须和好。还好,台湾不易取,瘴气太大。 同日,李鸿章将会谈情形电告了总理衙门,请旨定夺。后来,李鸿章又多次将谈判情况向国内汇报。总理衙门于4月14日明确答复李鸿章:“奉旨:李鸿章十九日三电,均悉。十八日所谕各节,厚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意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钦此。” 尽管接到了最后谕旨,李鸿章在4月15日进行的最后一轮谈判中,仍试图与伊藤作最后的讨价还价,要求将赔偿再减5000万两,5000万两不能让,让2000万两,甚至苦苦哀求:“无论如何,总请再让数千万,不必如此口紧,又要赔钱又要割地,双管齐下、出手太狠,使我太过不去。” 日本方面已破译了中国的来往密电,知道清政府已授予李鸿章“权宜签字”的权限,所以不管李鸿章如何再三恳求,伊藤等人也决不松口,不做丝毫让步。在谈到台湾问题时,伊藤要求在互换条约批准书后一个月内交割,李鸿章认为一个月太仓促,要求再展限一个月,并说:“贵国何必急?台湾已是口中之物。”伊藤回答:“尚未下咽,饥甚!”这句话将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贪婪面目暴露无遗。 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全权代表签订了和约,接受了屈辱的《马关条约》。回到任处,李鸿章呆坐在桌前,望着宽大的案几上那沉重的《马关条约》,他知道,《马关条约》是何等的苛刻。
第二节
李鸿章将《马关条约》文本送到北京,投降派对光绪帝逼签。光绪帝绕殿疾走,顿足流涕.明发朱谕。康有为提出废、拒和、迁都、再战。反投降的社会舆论空前沸腾。 4月21日,李鸿章派人将《马关条约》文本送到北京。接着,后党骨干、军机大臣孙酼汶相互呼应,于次日便捧约逼上批准,对光绪帝展开了逼攻。在此期间,光绪帝迫于各种压力,对投降派曾有过屈从的表现,但是,他对日本侵略者的步步侵略并不甘心,尤其对于割地等条款极为抵触。因此,当宫中的投降派对他进行逼签时,光绪帝在翁同龢等人的配合下,由迟疑到坚决不允。在国家处于十字路口的危难关头,独揽清王朝大权的慈禧太后,仍无视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表面上,她还是以病为名,不公开露面,4月25日她宣布:一切清皇帝办理,并表示“外论如此,只可废约议战。”但当光绪帝准备顺水推舟“宣布”她这个“废约议战”的懿旨时,西太后的亲信、恭亲王奕訢却出来反驳,说光绪皇帝是在发“诳语”,给予顶回。投降派哭哭咧咧地叫喊“战万无把握,而和则确有把握”。5月2日,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主降派看到条件具备了,便决定进行最后的逼签活动了。史料记载说,这时光绪帝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上绕殿急步约时许,乃顿足流涕、奋笔疾书……”5月8日,清政府钦差大臣伍廷芳与日本全权办理大臣伊东在烟台顺德饭店完成了互换条约手续,《马关条约》正式生效。 5月17日,光绪帝明发朱谕,向全国臣民痛陈了万不得已批准《马关条约》的苦袁,朱谕中写道:“近自和约定议,廷臣交章论奏,谓地不可弃,费不可偿,仍应废约决战,以期维系人心,支撑危局。……自去岁仓猝开衅,征兵调饷,不遗余力,而将少宿选,兵非素练,纷法召集,不殊乌合,以致水陆交战,战无一胜。至今日,关内外情势更迫。加以天心示警,海啸成灾,战守更难措手。用是宵吁访惶,临朝痛哭,将一和一战两害熟权……天下臣民皆应共谅者也。” 在空前的民族危机中,反对投降的社会舆论也空前激烈。此时正在北京应考的康有为起草了一个反对议和的万言书,这份万言书流传甚广,影响很大。它的主要内容,如康有为的学生徐勤所说:“请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盖非迁都不能拒和、非变法无以立国。”清朝当权派认为非和不可的一个主要理由是,日本将打到京城;康有为主张,为了下决心打下去就要迁都。类似康有为的这种主张,在官僚集团中也有人提出过。在此期间,还有一些忧国之土,开始认真地预筹持久以敝敌之法,准备拒约再战。就在光绪皇帝拒绝孙酼汶、徐用仪逼签条约的当天(4月22日),在北京参加应试的广东、湖南举人,联名上书要求拒约。接着,于第二日(4月23日)的一天当中,清政府又有一百二十多名各级官员纷纷上奏,随后翁同龢等人在奏折中恳请“驳罢和议,以款夷之费筹兵,以气和之耻激将,严赏罚,振征纲,拒要以图之,持久以待之”。在疆臣中颇有影响的刘坤一这时也明确表态,认为中国“宜战不宜和,利害轻重,事理显然”。至于清军里的爱国将领,更是“一闻和约,义愤填胸,必欲一决死战”。拒约、再战、誓死捍卫国家主权和疆土的吼声响彻全国,尽管这些舆论不无偏激,但近代中华民族的大觉醒正是从这时开始的。
 楼主|子澄 发表于: 2004-10-6 20:05:32|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节
昏庸的清政府竟然看不出俄、德、法三国还辽的真正目的,天真的光绪帝竟然幻想三国既然可以干涉还辽,为什么不能干涉还台?幻想当然破灭。李鸿章的所渭驱狼斗虎、驱虎吃狼.以夷制夷的洋务外交结果是虎狼并至。俄国以功臣自居,日本又索买了一笔3000万两白银的巨额还辽费。 《马关条约》规定,将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立即引起了对中国东北三省垂涎已久的沙是俄国的强烈不满。为了把辽东半岛这块肥肉夺回来,沙俄联合德国和法国,要求日本放弃对辽东半岛的割占。这就是沙皇俄国导演的“三国还辽”。 沙皇俄国对远东地区的扩张从19世纪中叶就开始了。它不但早已觊觎中国的旅顺、大连这两个不冻港,而且还妄图将中国的东北变为“黄色俄罗斯”。东北著名城市海参威的俄语原意即为“控制东方”,沙俄希望独霸远东和太平洋。正当沙俄的远东计划向前推进时,日本却先于沙俄占领朝鲜和中国的辽东半岛、山东半岛,这对沙俄的扩张计划构成了严重的威胁。1895年2月1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增强远东的军事力量,联络英、法等国,共同对日本施加压力。财政大臣维特伯爵公开宣布说:“当务之急是制止日本渗入中国心脏和在辽东半岛取得立足点。” 4月初,沙俄正式获悉日本提出的议和条件中有割占辽东半岛一款,大为恼火。财政大臣维特暴跳如雷,表示“决不能容忍对中国任何部分领土的攫取,否则俄国将毁掉一切成就”。沙俄认为,日本如在辽东半岛站稳了脚根,不仅会遏制俄国在远东的扩张,而且日俄矛盾必将扩大,冲突在所难免。因此,沙俄决定迫使日本退出辽东半岛,甚至动用武力。这样做对俄国来说受惠最大,既教训了日本,保证沙俄在远东的利益不受侵害,又取悦于中国,还能从中国得到报酬。俄国联络西方各国强迫日本还辽的活动,英国明确表示不感兴趣。法国与俄国因为有同盟关系,自然不便推辞俄国的邀请,顺理成章地加入到对日干涉的行列。德国则十分热心支持俄国对日干涉,这样可以把俄国的力量引向远东,减轻德国东部边境的压力,还可以离间、削弱俄法同盟,孤立法国。 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的当天,沙俄正式邀请德、法两国采取联合行动,并告知两国:“俄国的计划是,如果日本不接受此项友谊的忠告,俄国正考虑三国对日本在海上采取共同军事行动。”同一天,德皇威廉二世下令将装甲舰一艘、巡洋舰一艘派往东洋。4月23日下午,俄、法。德三国驻日公使共同向日本外务省递送照会,劝告日本政府放弃中国的辽东半岛。并规定,三国所提劝告,限日本政府在15天内答复。当天,清政府总理衙门大臣奉光绪皇帝谕令,专程到俄国驻华使馆感谢首倡干涉还辽之举,三国干涉还辽还使光绪皇帝竟然生出这样一个可笑的幻想:三国既然可以干涉还辽,为什么不再加一把火干脆把台湾也还给中国呢?于是,光绪一面命令翁同龢等人分头到三国驻京使馆活动,一面又命大清国驻三国公使在各国外交部和政要中游说,请求三国采取措施,对日本施加压力。5月7日,日本宣布接受三国照会,归还辽东半岛,但并没有提到台湾。光绪心中的幻想破灭了。但他又希望三国能出面保护台湾。5月11日,法国政府表示,日本已经做出让步,因此法国政府不便干预。接着从德国、俄国也传来消息:德国和俄国均无意保护台湾。相反,德国和俄国还反过来向中国施加压力,说如果中国再次与日本开战,恐怕连海南岛、舟山也保不住了。这些强盗们还担心,如果中国与日本的和约可以不执行,那么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和约也可能不执行,因此西方列强决不会开这个先例。这样一来,光绪皇帝心中的幻想彻底破灭了。 三国干涉还辽是日本政府当初意想不到的事情。在日本看来,俄国出面干涉是因为俄国在远东的利益受到了影响,但昔日的好友德国也参与干涉是德皇一时神经错乱的缘故。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日本天皇立即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最后决定联络英、美、意以对抗三国干涉。但美国表示对三国干涉之事保持局外中立,意大利声言,现在一切事情均须看英国的意向如何而定,而英国考虑到自身在华的利益,为保持日俄两国在远东的均势,拒绝了日本的请求,这样一来,日本的企图失败了。5月5日,日本通知三国政府,决定放弃全部辽东半岛的占领,但清政府必须给日本交付一笔偿金,7月19日,日本向清政府提出赎辽费为5000万两白银。 三国干涉还辽,是19世纪帝国主义列强为争夺中国而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正面冲突。中国虽然用3000万两白银赎回了辽东半岛,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列强真心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恰恰相反,三国还辽之后,1898年,沙俄以租借的名义,终于夺得了辽东半岛,并把东北三省划为它的势力范围。三国还辽事件还证明:李鸿章的所谓驱狼斗虎、驱虎吃狼、以夷制夷的洋务外交其结果是虎狼并至,中国的版图被帝国主义列强弄得支离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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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子澄 发表于: 2004-10-6 20:07:09|显示全部楼层
第四章台湾人民的反割台开争第一节
割台消息被证实后,台湾人民发出了“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拱手让合”的呐喊。爱国诗人丘逢甲致电清廷:“如倭酋来收台湾,台民惟有开仗,设战而不胜,请俟臣等死后再言割地。”丘逢甲代表台湾人民发出不愿脱离祖国的心声:“清廷抛弃台民,但台民不能自弃。”义愤中匆忙成立的台湾民主国危机四伏。唐景嵩不堪重任,终于弃合而逃。 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上签字的消息一经传出,神州共愤,被遗弃的台湾同胞更是群情激怒。4月17日晚上,消息传到了台北的英国商行,在商行里干事的中国人听说后,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自己的亲友。因此一传十、十传百,迅速传遍了全台湾。4月18日,群众齐聚巡抚衙门两侧,在这次集会上,爱国诗人丘逢甲起草了一份致北京中央政府的电文,斥问清政府:“自闻获警以来,台民慨输饷械,不顾身家,无负朝廷。列圣深仁厚泽,二百余年所以养人心士气,正为我皇上今日之用,何忍一旦弃之?”在电文的最后,台湾民众表示:“臣等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臣誓死守御”,“如倭酋来收台湾,台民惟有开仗,设战而不胜,请俟臣等死后再言割地”。 4月19日,台湾巡抚唐景嵩终于等来了中央复电。复电中,清政府正式向唐景嵩通报了割让台湾一事,并为割让台湾辩护,“台湾虽重,比之京师则台为轻”,又说,“台湾孤悬海外,终久不能据守”,要求台湾民众“勿得逞忿一时”,以“免兹事端,致碍大局”,如果台湾民众不愿卵留在台湾,可以内渡。消息传出,台湾民众被更加激怒了。愤怒的群众围在衙门外抗议,一些士绅进入衙门内,围住唐景嵩,流着眼泪,要求唐景嵩留在台湾固守台湾。4月20日在一片震天动地的锣鼓声中,激怒的群众再次表示他们要誓死捍卫台湾的意志。集会群众相约,如果政府不能与日本改订条约,他们就抗缴厘金,并禁止各盐馆出售食盐,饷银不准外出,制造局不停工,作为台湾人民抗倭的费用,“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的标语贴满了台湾的大街小巷。 但清廷割台的决心也更坚定了,光绪皇帝在寄希望外国干涉破灭之后干脆又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下令唐景嵩开缺来京,台湾的所有文武官员一律内渡回到大陆。光绪皇帝惟恐这样做还不足以取信国际社会,又于5月28日、6月3日下令南洋、广东查禁私运军火和勇丁赴台。台湾与大陆的联系从此彻底掐断,台湾人民如欲保卫台湾,那就只好孤军作战了。 在清政府已决意弃台,日本已调军准备进攻台湾的情况下,由丘逢甲倡议、台湾士绅决意组织“台湾民主国”以救亡图存。丘逢甲为台湾的名门望族,因科举而中进士,接工部主事。甲午战争起,丘逢甲组织乡勇助守。在清政府同意割台后,丘逢甲上书要求清政府与日本改约,并力劝唐景嵩继续主持台政。在台湾已被割让无可挽回的情况下,丘逢甲认为既然清廷抛弃台民,但台民不能自弃。这时台湾有一位留过洋、懂得国际法的陈季同,他从国际公法中找到一条依据:“割地须问当地居民能顺从否”,如果当地老百姓不愿意割让,那么,此种割让行为就是无效的。在丘逢甲与陈季同的策划下,士绅们经过一阵短时间的仓促商议,决定成立“台湾民主国”。5月24日,丘逢甲等以台湾绅民的名义致电北京:台湾属倭、万众不服。唐巡抚代奏台民下情;而事难挽回,如赤子之失母爱,悲惨至极!代查台湾已为朝廷弃地,百姓无依,惟有暂行自主,死守不去,遥戴皇灵,为南洋屏蔽……台民此举,无非恋戴皇清,图固守以待转机。这个电报道出了台湾人民不愿脱离祖国的心声,也说出台湾绅民自主成立“台湾民主国”完全是为了反对日本统治、维护民族独立。5月25日上午,“台湾民主国”正式成立。按照丘逢甲起草的“临时宪法”,士绅们选举唐景嵩为台湾民主国总统、丘逢甲为副总统、刘永福为民主国大将军。另有议臣、内务大臣、军务大臣、外务大臣以及各府县官员。国旗为蓝地黄旗,年号为永清,意即不忘大清。 唐景嵩就任台湾民主国总统是在台湾士绅屡屡劝说敦促之下,而他又无法离开台湾,出于无奈的情况下才同意的。台湾民主国成立后,唐景嵩不仅没有聚集人心,认真进行军事上的准备,以阻止日军登陆,反而很快就把民主国变成了一个专制独裁的小朝廷,他本人也变得惟我独尊、排斥异己。原黑旗军首领刘永福是一个真正懂军事的将颌,他专门从台南赶来台北,请求分担台北的防务,但心胸狭窄的唐景嵩却告诉他,管好台南的防务就行了,其他的事不要多问。丘逢甲劝唐景嵩接受刘永福的建议,以至“唇焦舌敝,继之以泣”,但唐景嵩依然不为所动,反而把刘永福赶到台中去了。 台湾民主国的建立,最初是出于清廷抛弃台湾的义愤,一旦面对节节败退的军事和民主国内部的混乱,各种缺陷暴露无遗,日军在澳底登陆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6月3日,日军已经兵临基隆城下,此时唐景嵩已彻底失去信心。当台湾士绅劝他转战台南坚持抗战时,他连一点反应都没有。 6月升日夜半时分,唐景嵩终于带着他的亲兵卫队,挟带着民主国的大批银两,乘乱登上了一条德国船,结束了他的民主国总统生涯。6月7日,日军在一批汉奸的带领下进入台北。基隆、台北相继失陷,唐景嵩离台回大陆,驻守台中的副总统丘逢甲、林朝栋等人皆无心再战。6月9日,丘逢甲解散义勇,挟四万两饷银仓皇内渡广东;林朝栋也率其一部西渡漳州。台湾的不少府县官员也纷纷离台。此时距离唐景嵩就任民主国总统只有15天。台湾抗日的重任落在了刘永福的肩上。
第二节
危急中台湾人民再选新的领袖,刘永福坚决不任民主国总统,但他承担起领导台民抗日的责任,苦撑危局。 唐景嵩溜了,民主国垮了,台湾民众错选了一个唐景嵩;但台湾的民众没有屈服,这次他们选出了一个真正愿意领导他们抗日的领袖。在台湾民众的拥戴之下,刘永福带领他们组织起来,用极为简陋的武器,抗击日本侵略者。 刘永福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已经享有大名,他领导的黑旗军是抗法战争的主力。中日战争爆发后,清廷任命他出任台南军务帮办,他深知台湾的重要性。因此,他虽然已经58岁,但接旨后没有一丝犹豫,立即移往台南,“自问年将六十,万死不辞……愿合众志成城,制挺胜敌。”当清廷割台的动向明了后,他表示愿与台湾共存亡。他坚持不受唐景嵩的总统职位,但却没有推卸抗日的责任。因此,台北沦陷后,刘永福重新布置了台南的防务,整顿了军队,而且跑遍了台南的山山水水,这些都与唐景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与刘永福站在一起抗日的还有徐骧、吴彭年、姜绍祖等人,他们或是台湾的爱国士绅、或是黑旗军的将领,所辖义军多为当地农民,这些队伍人数不多、武器落后,但捍卫家乡的观念非常强烈,土气高昂,作战极为英勇。 台北沦陷后,日军南下的第一站就是新竹。当时,台中等地几乎没有正规部队,因此日军在南下进军途中虽然遭到了义军的抵抗,但日军凭借优势炮火很快就占领了新竹,这样就对台中和台南构成了威胁,刘永福等人认为保住台南必须首先解除新竹的威胁。因此义军在新竹失陷后立即组织了五倍于敌人的力量向新竹反攻,日军再次凭借优势炮火据城坚守。
 楼主|子澄 发表于: 2004-10-6 20:07:52|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节
日军征服台湾最后一战:嘉义保卫战,刘永福主张用智不用力。刘永福失去任何接济,陷入极困难的境地,张之洞不但不给予任何援助,反而说,刘永福是一个非凡之人,非凡之人能成非凡之事。刘永福气愤地叹息道:“内地诸公误我,我误台民。” 彰化既失,日军征服台湾的最后一步开始了。9月16日,日军在台北成立了“南进军司令部”,统一指挥南进台南事宜。此次日军出动了两个师团共计四万人,一路由正路南扑台南,另一路由海路在台南的侧面登陆。其中,正面攻击由能久亲王率领,海路攻击由乃木陆军中将负责。10月8日,能久兵临嘉义城下。 嘉义是台南门户,周围多为平原,连丘陵地也少,地形不利于防守。深诸兵法的刘永福当然知道这一点,但刘永福还是力争守住嘉义。他指示,守嘉义用智不用力,应该注意多用伏击,埋设地雷,不要与敌人正面接战。因此,守城的王德标与徐骧等人商议,决定在嘉义城外设下地雷阵。10月8日夜间,义军对敌军展开骚扰,敌军难以入眠。第二天,敌军按计划向嘉义靠拢,义军放了一些冷枪,略作抵抗后即退人城中。日军将领看到义军溃退的样子,估计义军失去斗志,因此下令在城外宿营,准备第二天攻城。由于日军昨晚一夜未眠,再加上一天的袭扰,个个都很疲劳,倒头就睡。半夜时分,埋设在嘉义城外的地雷阵响成一片,许多日军在睡梦中便一命归天,埋伏的义军又冲杀出来,日本皇室的代表北白川宫能久亲王也身负重伤,不久死去。第二天,疯狂的日军全力攻城,日军的炮弹像雨点般地落到城外。一小时之内竟然发射180余发。义军上城头抵抗,但终因敌人的炮火猛烈,嘉义城破,义军大部遇难,王德标和徐骧退守曾文溪。 曾文溪距台南仅20公里,日军在这里集结了大量兵力,既有炮兵也有马队。10月20日,进攻开始后,日军凭借优势装备和兵力,枪炮齐发,马步兵各进。义军既无炮兵又无马队,连枪弹也很缺乏,只凭一腔热血与日军激战。激战中,徐骧大呼:“大丈夫为国捐躯,死而无憾”,激励战友们奋勇杀敌。结果,义军大部壮烈牺牲,徐骧也为保卫台湾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台湾保卫战已接近尾声。此时,义军抗日的枪械、弹药已经消耗殆尽,刘永福的兵力不但处在绝对的劣势,粮饷也极为匮乏。当时台南的经济远不如台北发达,而且刘永福的兵饷一直由台北拨给。台北失陷后,饷源断绝,台南地区的士绅又纷纷挟资产内渡,使刘永福陷入极为困难的境地。此前,他一直寄希望于大陆的援助。当刘永福接替唐景嵩勇担大任之时,两江总督张之洞要求他“遍谕军民,效死勿去”,支持两月后“不日救兵即至也”。现在,两个月的期限早过了,清廷不但没有派兵来台,反而下诏沿海各处:台事无从过问,所有粮械,自不宜再解,致生枝节。同时严令封锁沿海,禁止官员私相援助。清廷的水师见了洋人畏缩胆怯,但在执行禁海令上却是十分卖力,使台湾失却了与祖国大陆的联系。刘永福一次次派人去大陆,请求两江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边宝泉等,要求他们接济台湾的抗日军民,但是,他们却寻找借口拒绝了,理由不外乎台湾已是日本领土,“上谕”已经明令禁止援台等等。张之洞还对刘永福派去求援的吴桐林说:“刘永福如果能割据台湾以为中国屏障,那自然胜于倭奴占领台湾百倍。至于枪械弹药问题,我也无计可施,只好请刘永福效法诸葛亮草船借箭,刘永福本来就不是一个平常之人。非凡之人能成非凡之事。如果刘永福成功了,他就是郑成功第二,不成功就做田横第二。”面对如此形势,刘永福深知大势已去,回天乏力,无奈而气愤地说:“内地诸公误我,我误台民。” 10月18日,台湾最后一个城市台南暴露在敌军的炮火之下。19日,日军大举进攻安平炮台,已届花甲之年的刘永福亲自操炮,击毙日军几十人。当天晚上,他终于抛下了台湾的抗日军民,带着儿子和亲兵,乘一艘英国船回到大陆。21日,日军进驻台南。日军至此占领了台湾全岛。但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并没有因刘永福撤回大陆而停止,而是在以简大狮、林少猫等人的率领下转入了山区。 自腐败的清廷割台以后,台湾人民以自己有限的力量,进行着反殖民地的斗争。他们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孤军庭战,重创了日军,毙伤敌人3000多人,这个数字比整个甲午战争中大陆军民杀死杀伤的日军人数还要多出一倍。台湾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在捍卫祖国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的史册上,铸造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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