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自飞扬
发表于 2006-2-23 02:59:15
<BR><BR>
代蜀华
发表于 2006-2-23 10:32:47
谢谢楼主提供珍贵的文字和照片。
巴头陀
发表于 2006-8-31 20:41:27
为咸丰、同治皇帝和慈禧治病的四川医家周松仙
民国初期，成都有两个赫赫有名的家族──“南周北李”。南周即南府街的周氏家族，北李指北门李氏家族(即著名作家巴金之家族)。周氏家族居住的周府，是清代咸丰年间进士周松仙的独子周祖祐、一品直隶特用道的官邸。周府的客门厅正中，悬挂着慈禧太后赏赐的黄绫段奖状，约二尺长，四尺宽。奖状的右上方用金线绣着“圣母皇太后、西太后、那拉太后钦赐周松仙”，中间绣着“华佗再世”几个大字，左下角为年、月、日。客厅的旁边挂着几个御赐“如意”，书桌上的笔、墨、纸、砚，都刻有“御赐”的字样。如笔杆由象牙精制雕刻，上面刻有小诗，有慈禧太后的头衔。桌上有一个专门盛食燕窝的青花瓷杯，薄透玲珑，还有翡翠玉戒二只，晶莹翠绿，十分可爱。这些都是慈禧赏赐给周松仙的物品(后来均已损坏或丢失)。
周松仙，名云章。松仙乃其字。祖籍陕西，道光九年(1829)，生于四川省新都县(今新都天元乡慈义五马桥)，卒于光绪五年(1879)，终年50岁。
周松仙幼年家境贫寒，其父周宣南曾任知县。周松仙出世时家境已经衰落，一家人仅住一间草房。周松仙自幼聪颖好学，尤其喜爱医学。十几岁时已博览群书，并开始自学中医。为了进取功名，咸丰二年，刚满23岁的周松仙决心进京朝考。由于家境贫寒，他向7户人家借款才勉强凑齐旅资。在京朝考中由拔贡考中进士，其后被派往浙江当知县，历任浙江嘉兴、永嘉、桐木、定海等10县知县。他利用公余时间，悉心研究历代医家及著述，特别是对张仲景《伤寒论》、《金匮要略》及陈修国、吴鞠通等医家著作颇有心得。他既为官又兼为医，常常为官员和老百姓治病，积有丰富经验，在病员群众中有较高的声望。老百姓请他所诊之病，都是些疑难病症，但他从不拒绝，且一律不收诊费。咸丰时期，他正在浙江省任知县，北京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之母亲在上海病重，屡治无效，此时周松仙在浙江一带已早有名气。于是盛即专程派人到浙江请周松仙诊治，结果一剂治愈。对此盛宣怀十分感激，留松仙在家中居住了10日，给予盛情款待。周刚回家3月，咸丰皇帝即在热河病重，盛宣怀推荐松仙为咸丰治病，在赴热河的途中，传来了咸丰去世的消息。以后道光皇帝、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有病，常召松仙进宫诊治，每次进宫，皆居住多日，慈禧都有赏赐，并欲留松仙为御医，松仙坚辞不受，愿作知县兼行医业。同治皇帝临死前夕，松仙还守在其床前为其诊脉。传说慈禧病重时曾经说过；"如果松仙尚在，我还不会死。"说明周松仙在当时的皇室中亦有很高的声望。光绪五年，震惊全国的冤案“杨乃武与小白菜”定案，余杭县的县令被撤职，朝庭派周松仙到该县上任。其时，夏日炎炎，周松仙在途中中暑不治而亡。周谢世后，朝庭加封为正二品，其夫人死后又诰封“一品夫人”。一个小小的县令，能够得到如此的封赏，这在封建社会里还是少见的。
周松仙治学严谨，最厌恶那些不学无术、鄙薄医道，自命不凡，沉迷功名利禄的士大夫。对那些不深研医理，看了几本浅显之书，抄几个医方，背几句脉诀，就著书以欺世惑人的医生，尤其是那些靠欺骗、谄媚、投机过日子并自称“杏林”高手的庸医颇为反感。曾感叹曰：“此医之所以日多，而道之所以日晦也。”他自己刻苦钻研医理、对医术精益求精。深入研究仲景《伤寒伦》、《金匮要略》、《千金》、《外台》、金元四大家及明代名贤，近代医家之著作30余种。他认为古今方书，开卷了然，闭卷茫然，适中合用者很少。唯陈修园的《医学三字经》浅显易诵，方便临证而启迪初学，因此仿其例著《简易医决》，亦以三字咏之。其旨在“方取其典，论取其浅，又取其显。”书中论方论治，皆以仲景为主，间采名家精萃实用者，结合自己的经验，每多精当之论，选方亦颇严谨。他一生书稿较多，但都未梓行，后来散失殆尽。《简易医诀》四卷，是周松仙的儿子周祖佑和孙儿周琛根据松仙生前的遗嘱“庶使推广先贤济世苦心”对该书进行校刊后，于宣统元年(1909)九月，在成都学道街“志古堂”书坊雕刻出版。今传之《温病三字诀》、《儿科三字诀》皆系从《简易医诀》中节取之单行本。
周松仙的另一遗嘱，是在他的家乡新都县修建“承顺义庄”。宋朝范仲淹曾修建“承顺义庄”以救济贫苦百姓，松仙学习范仲淹的办法，在其原居草房处，购买了几百亩田地，修建了几十间大房，取名为“承顺义庄”，嘱其子孙将种地的收入都用来帮助周氏家族的穷人。凡属周家族人，男子每年发三担米口粮，女子发二担米口粮。当地人称“承顺义庄”为周家祠堂。周家子孙逢年过节必往祠堂集聚敬奉，周松仙的事迹于是一代代传至今天。
现录《简易送诀》中一段文字，以见一斑：治温病 责三焦 手太阴 认证超 士气分 切莫淆 辨其证 共九条 脉动数 午后潮 异伤寒 勿纷嚣 兼寒热 解肌消 热而渴 主银翘 桑菊饮 轻证调 白虎汤 重证疗 玉女煎 气血交 五汁饮 津液招 懊憹呕 栀子饶 血上溢 犀角浇 清营汤 主舌焦 化斑汤 斑疹疗 清宫汤 神昏销 牛黄丸 理心包 呈紫丹 功力昭……
又：伤寒论六经口诀
太阳证，热胜寒，头项强，骨节疫，肢拘喘，外邪干。自汗气，脉缓虚，桂枝汤，从卫驱。无汗寒，脉紧实，麻黄汤，从营发；大青龙，烦躁法。传膀胱，为腑证，五苓散，表里顺。若蓄血，红蓟胜；若癃闭，温化论。若变化，失汗下，阴与阳，随所化。一发汗，一利水，两法门，尽其理。救误法，辨宜精，求其热，巧自生。
睢文发
发表于 2006-9-8 17:07:54
亲近草本
陈曦
把咖啡换成茶，可乐换成豆浆，酒吧换成景区，空调换成自然风，肉食换成素食，阴霾换成阳光，混纺换成棉质，西药换成中药，化学换成草本……草本生活，由此开始。
草本亲近篇
- 草本美容的好处·
1、完全取自大自然的天然配方，因而性质温和，较取自石油的合成化学原料来得天然，对皮肤的副作用被减到最小。
2、与同是天然成分的香熏相比，草本的性质也是较香薰温和且易被人接受的。因为香熏味道特别浓郁，也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
3、草本植物非常多样，不同的草本有不同的功效，因而可以解决各种各样的皮肤问题。无论你是为皮肤干燥还是为粉刺烦恼，都可以对症下药，让皮肤得到良好的改善。
草本情结篇
- 花之恋·
¤玫瑰最佳护肤成分
玫瑰精华的毒素含量极低，可以振作精神、协助循环，适用于衰老干燥的肌肤，具有极好的保湿和修护效果。
¤橙花帮助细胞再生
橙花其气味是带点苦味和药味的百合花香味。它能帮助细胞再生，增加皮肤弹性，适合干性、敏感及成熟型肌肤。
¤茉莉舒缓温暖肌肤
茉莉花，因其温暖、松弛的特性，是香水和芳香剂的良好材料。茉莉可缓和发炎或不适的皮肤，还能够解除忧虑和沮丧。
¤洋甘菊敏感肌肤最爱
埃及人在祭典上献此花作为神圣的象征。洋甘菊在改善肌肤的敏感和干燥方面，效果最好。
- 草之情·
¤薰衣草全面升级美丽
抗感染、治疗粉刺、加速伤口愈合、促进细胞再生……薰衣草的护肤功效很多，它还能净化、安抚心灵，使人心平气和。
¤薄荷补充清新能量
古人用其解毒，对油性皮肤有很好的净化、消炎作用。气味具有穿透力，清凉醒脑。
¤芦荟防晒保湿并重
芦荟素能阻隔紫外线辐射，还能防止色素沉着，而芦荟凝胶是理想的润肤保湿因子。
¤绿茶隔绝外界损害
绿茶护肤品中经提纯和活化的抗氧化分子具有比维生素C、维生素E高数十倍乃至数百倍的修护能力。
¤迷迭香关怀老化肌肤
古罗马人认为，迷迭香献给爱人可代表爱的关怀。迷迭香具有较强的收敛作用，用来调理油腻肌肤和紧实松垮皮肤特别有效。
- 草药结·
¤薏仁提取液：与薏仁茶类似的薏仁提取液具有促进肌肤新陈代谢、美白、保湿及防止肌肤粗糙等效果。
¤高丽人参提取液：促进新陈代谢，可修复、保持皮肤的健康基础状态，使皮肤正常化，吸收营养。
¤甘草提取液：具有美白、保湿、消炎等效果。
草本接触篇
- 草本美容DIY·
美白、去痘的绿茶粉
绿茶粉用法：
1.可以当饮料喝，还能沾绿茶粉加一般牙膏混合后用来刷牙，不但对牙齿有很好的保健效果，更使口气持久清新。
2.洗完脸后在水里加一点绿茶粉，拍打脸部，绿茶中所含的单宁酸成份，具有收缩肌肤、使皮脂膜强度增高，健美皮肤的功效。
3.绿茶面膜，绿茶粉所含的单宁酸可收缩肌肤，有助於养颜润肤。除美白肌肤以外，还具有杀菌作用，对粉刺化脓也有特效。敷面前，必须先彻底清洗脸上的污垢，刚洗完澡作面膜效果更好。敷面后触摸肌肤，会立即感到皮肤很光滑。
祛除斑点的薏仁粉
薏仁粉用法：
1.长期规律性饮用有使皮肤光滑，消除色素斑点，使皮肤光滑，美白，提亮肤色的功效。薏仁性寒，生理期暂停使用。
荷叶粉用法：
1、荷叶粉茶必须是浓茶，第二泡的茶毫无效果，虽然只要能泡出颜色来沏多少遍都可以，但除第一泡之外，其他的不可能有减肥效果。
2、荷叶粉5克可冲一茶杯。
3、基本上一天可冲3-4次，分3-4次喝完。有便秘迹象的人第一星期可先1天喝4次，分4次喝完；大便畅通者，则对减肥更有帮助。4、最好是空腹时饮用。在饭前喝下，不必节食。
瘦脸面膜：荷叶粉1茶匙、薏仁粉2茶匙。
草本畅想篇
- 杨贵妃美容秘籍·
匀面“润鬓二色膏油”
配方一:用白胭脂花、白杏仁心、梨汁、白龙脑相熬合，用以调粉匀面，可以使皮肤白们、光润。配方二:紫芝麻、核桃油、黑松子、乌沉香合之润鬓，使发黑而芬芳。杨贵妃还喜欢用牛奶洗浴，借以细嫩皮肤。
- 慈禧太后美容秘籍·
热水浸泡 侍水宫女用热手巾先把慈禧的手包起来，放在银盆的热水里浸泡，等热水变温渐凉，再换热水，再次浸泡，就这样换水三次，把手背、手指的关节都泡得温暖了，看上去白里透红、细嫩柔软。
热敷 用特制银盆装满洒了香料的热水，再以细腻柔软的纯棉毛巾，浸透热水之后，按照肌肤的纹理，细心地敷，感觉就像是在细软的绸缎上滑动一样。
喝人奶、牛奶 这是慈禧一生不变的习惯，是她养颜美容的有效妙法。
- 永和公主美容秘籍·
“药澡豆”配方：先把热饭倒入冷水中浸泡五六天，取上层清水煮沸，放入已溶化的鹿角胶和适量糯米，文火熬成粥。把粥摊开晒干。再把粥干与桃仁、杏仁(均汤浸去皮尖)、黑豆、白芷、白蔹、白及、白术、白茯苓、沉香、皂角及少许麝香一起捣为细末，密贮保存待用。洗澡时用以擦洗皮肤。
Sichuanese
发表于 2006-9-16 08:54:24
[转帖]傅国涌：“预备立宪”百年祭
历史不能假设，历史只是曾经发生过的事实。1906年9月1日，一道“仿行宪政”的上谕仿佛从天而降，民间社会一片欢呼声，各种宪政团体应运而生，新兴报刊上的舆论冒着热气，学界、商界、报界，在精英阶层当中这道上谕曾点燃了他们心中的希望，华夏的天空曙光隐现，百年前的那些日子，他们激动过、亢奋过、彻夜难眠过。今天我们很难想象那个颟顸的慈禧太后，是如何经过反复的权衡、斟酌、算计，才作出了这个大胆的决定，无论如何，蹒跚而行的晚清新政进入了“预备立宪”的阶段。在充满危机和屈辱的转型期中，当时的社会也涌动着一种求新、求变的浪潮，以张謇、汤寿潜等为代表，大江南北，多年来奔走、游说、推动立宪，这股社会力量是不可忽视的，被迫寻求应变之道的清廷不能不作出回应，此前派五大臣出洋考察，背后就有他们闪现的身影，自上而下的“预备立宪”与他们为主角的“立宪运动”是平行的，后者正是前者重要的原动力。专制王权的老树上从此能抽出别样的新芽吗？中国能由此顺利完成转型吗？
有人说，清廷对“立宪”并无诚意，完全是骗人的鬼把戏。有人说，清廷只是借“立宪”来为自己延年益寿，对进入古稀之年的慈禧而言，“立宪”不过是“预备”，只要“预备”期设置得长一点，她身后哪管它洪水滔天。确实，包括慈禧太后在内的统治者，之所以在一百年前幽暗的夜晚选择了“预备立宪”，要在帝国的脖子上套一块金灿灿的“宪政牌”，并不是自愿的、主动的、积极的，更多的是被动、无奈的应对之策，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要肯定他们在百年前的这一选择，选择“仿行宪政”，就是选择一种更进步的政治文明，至少表明他们并不排斥先进国家尝试过的制度模式、治国理念。与垂拱而治的绝对王权相比，君主立宪毕竟是个进步，它承认代议制，承认司法的相对独立性，承认民众的基本权利，承认地方自治，即社会的自主性，等等，这一切都是难以估量的巨大进步。
“预备立宪”最终淹没在革命的呐喊中，完全出乎立宪派的意料之外，他们曾那么真诚地支持君主立宪，极力推动立宪进程，他们是脚踏实地的实业家，或者有声望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本土的社会影响无疑在革命派之上。他们满怀信心，要在清帝国的老树上嫁接出新宪政的新枝，他们并不想把这棵蛀虫蚕食、狂风摧折的老树连根拔起，他们在政治上主张温和、渐进的改革，而不是激风暴雨式的革命，他们希望以最小的代价、最低的成本实现社会转型。在危机四伏的晚清，实际上他们已成为社会稳定最坚定的支持者，他们有可能顺利将旧体制带入新社会，清廷与他们之间一度有过良性互动，从派五大臣出国到颁布“仿行宪政”上谕，都可以看出这一点。他们借“预备立宪”的东风，在全国各地成立了许许多多立宪团体，有些已具有近代政党的雏形，新兴的报刊到处是他们的声音，然而，腐败透顶的权势集团为既得利益的绳索所捆缚，私心至上，对民间社会的一切善良意愿拒绝作出善意的回应，把这些温和派也都推到了革命的一边，等待着清廷的只能是呜呼的命运，老树上最终没能抽出新芽。
有人问，清末“预备立宪”的失败对当下中国的社会转型有什么启示？我说至少有三点，一、当权者要有世界眼光，积极借鉴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不能故步自封。二、与民间社会要有良性互动，不能一概置之不理。三、主动变比被动变好，早变比晚变好，这样做成本低、收效快。四、即便不搞“预备立宪”，清廷也免不了垮台，甚至跨得更快。当然，可能会有人说，“预备立宪”最大的启示乃是，我们连“预备立宪”之类也不搞，呜呼，夫复何言。
兰若
发表于 2006-10-24 13:03:46
女孩子都进来看看吧。
睢文发
发表于 2007-3-21 19:25:35
缪嘉蕙：为慈禧代笔的宫廷女画家
<div>稿件源自：成都日报 </div><BR><div> 白英</div><BR><div> 生于云南、因丈夫与哥哥而与四川结缘的清代女画家缪嘉蕙，经历独特：这位年轻守寡、独自带着孩子卖画为生的孀妇，因48岁那年被慈禧选入宫廷而改变命运，成为最具盛名的御用女画家。</div><BR><div> 她的画享誉四川</div><BR><div> 缪嘉蕙，字素筠，1841年出生于昆明一书香世家。缪嘉蕙自幼习书画，由于训练有素，勤奋好学，才华过人，年轻时她便已在云南、四川一带小有名气。其作品笔墨清新、设色典雅、形神毕肖，尤以花鸟工笔画为佳；她也工小楷，字迹秀拔刚健，超凡脱俗。缪嘉蕙15岁时嫁给昆明人陈瑞并随陈瑞到四川做官。可惜陈瑞在缪嘉蕙怀孕之际便去世了，留下缪嘉蕙回到昆明娘家生下孩子，靠卖画抚育幼子。后来云南爆发了起义，为避战乱，缪嘉蕙迁往四川，投靠在四川西充做官的哥哥缪嘉玉。在四川，缪嘉蕙仍以卖画为生，据说由于其通文史，曾被西充县令聘掌书院。</div><BR><div> 慈禧太后晚年，热衷于学画习字，并乐于将自己的字画赏赐大臣。由于求字画者众，慈禧应对不暇，便想到找女画家进宫为其代笔。1889年，慈禧下诏各省选送女画家入宫，缪嘉蕙得以入选进宫。</div><BR><div> 缪嘉蕙是如何进宫的？较通行的说法是，缪嘉蕙的绘画当时在四川已较有名气，慈禧选女画家的诏书一下，四川督抚立即想到缪嘉蕙是非常合适的人选，并立即派人将缪嘉蕙送至京师。</div><BR><div> 缪嘉蕙在北京通过层层选拔，最后由慈禧太后亲自进行面试。在慈禧面前，缪嘉蕙先画了一幅《布袋和尚》，慈禧并不满意，后来她以颐和园景为题材画了一幅《秋韵深远》方被慈禧认可。</div><BR><div> 缪姑太的扇子</div><BR><div> 缪嘉蕙进宫后，慈禧对其钟爱有加，令其居储秀宫，除被封为御廷女官，年俸白银两千八百两，还免其跪拜大礼。后又升为三品女官，追加白银一万两，并赐红翎一顶。</div><BR><div> 在宫中，缪嘉蕙日日勤奋绘画，除教慈禧绘画，主要是代慈禧作画，以花鸟画为主，也画山水、人物及扇面等。有说她还曾教过珍妃绘画。在宫中，缪嘉蕙也偷偷画一些作品托人捎到北京琉璃场去出售，由于是御用画家，她的画在市场上可以卖到很高的价钱。之所以要售画，是因为缪嘉蕙要为儿子筹钱，后来缪嘉蕙用其月俸及售画所得为儿子捐得内阁中书一官。</div><BR><div> 由于皇宫中藏画甚丰，缪嘉蕙得以有机会见识到许多古代佳作并从中学习，慈禧太后也喜欢和缪嘉蕙一道欣赏和研习绘画技艺。缪嘉蕙对慈禧的艺术修养评价甚高，与缪嘉蕙绘画不同的是，慈禧画花时，画什么花，都要求以真花捣汁为其画着色。</div><BR><div> 清末诗人陶农部曾有一首宫廷诗，描绘了缪嘉蕙的宫廷生活。诗曰：八方无事畅皇情，机暇挥毫六法精。晨翰初成知得意，宫人传唤缪先生。</div><BR><div> 现代缪嘉蕙之所以名气大，还得益于著名作家董桥的一篇文章《缪姑太的扇子》。董桥在《缪姑太的扇子》中，讲到古董铺的一位先生请他去欣赏缪嘉蕙送给慈禧的一把玳瑁折扇，扇上微雕刻了诸葛亮的《出师表》，需用放大镜才能看清。落款经董桥查证为光绪三十年，为慈禧七十正寿之年，并由此认定扇子是缪嘉蕙送给慈禧的寿礼。这把扇子引发了董桥对缪嘉蕙的兴趣，于是便到十三本《清稗类钞》中去寻找缪嘉蕙的踪影。找到的资料并不多，也很简短，除了我上面提到的缪嘉蕙的生平外，还说宫中内监都称她为“缪先生”，这一说正和陶农部的诗相吻合。</div><BR><div> 董桥说，由于慈禧有画像而缪嘉蕙没有，因而引发其对缪嘉蕙形象的幽思艳想，并由此决定买下古董铺的那把缪姑太的扇子。后来，董桥又在《清稗类钞》中发现了另一段文字，讲缪嘉蕙“躯肥而矮”，慈禧曾找得一顶大号风冠及玉带蟒袍命其着之立于旁以为取乐。看来，这位女画家长得并不是玲珑可人。</div><BR><div> 陪伴慈禧19年</div><BR><div> 因缪嘉蕙的关系，缪嘉蕙的哥哥缪嘉玉得以被第二代醇亲王载沣（溥仪父亲）请去作学馆先生，即家庭教师。今故宫博物院所存的一张恭亲王奕䜣和醇亲王奕譞的合照“昆仲联床图”上的题字即为缪嘉玉所书，落有“缪嘉玉谨题”五字。</div><BR><div> 缪嘉蕙于48岁进宫，在皇宫中呆了19年，她在慈禧去世后不久的1908年离开皇宫，以67岁高龄结束了她的宫廷生活。离开皇宫后缪嘉蕙在北京什刹海醇王府旁买了一所宅子，在那里安度晚年。出宫后的缪嘉蕙游三峡、登泰山，足迹达五省的名山大川，据说还收过女弟子三名。此间，缪嘉蕙画了一组27幅“造极而舒心”的作品，造诣极高。1918年，缪嘉蕙在北京去世，享年77岁，葬于赵忠愍祠后。</div><BR><div> 1941年，昆明书画界为缪嘉蕙举办“缪素筠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郭沫若作诗曰：苍天无情人有情，彩霞岂能埋荒井？休言女子非英物，艺满时空永葆名。</div><BR><div> 近年来，缪嘉蕙的画作在市场越来越受欢迎，价格也不断攀升，作品价位在数千至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不等，在国外市场上成交价很高，据悉在美国纽约佳士得博览会上，还有对缪嘉蕙的专栏介绍。</div><BR><div> </div><BR><div> </div><BR><div> </div>
xiaoyan
发表于 2007-5-20 23:59:27
其中深意，值得玩味哟！
Sichuanese
发表于 2007-9-22 17:26:02
[转帖]晚清官员贪污的特点与根源
官员贪污成风是导致晚清改革失败和清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有关的史料很多。揭露官场黑幕更是晚清小说的一大热点。这个时期的贪污既是历来末代专制政权的痼疾，又是改革不完善带来的新问题。这是一个值得认真分析的历史现象。<BR><BR>贪污受贿是晚清官场无所不在的风气<BR><BR>普遍性是晚清贪污活动的首要特点。古今中外都有贪污，但像晚清那样几乎无官不贪却是极为罕见的。<BR><BR>下层官吏的贪污中饱非常普遍。“州县杂款报销，尤不可究诘。有曾任直隶之涞水令者，言涞水每年收牛羊税，计共六百两，报销仅十三两，而藩司署费二十四两，道署二十两，州署十四两，余皆官所自得。又月领驿站费三百两，其由县给发，不过五十两，则每年获数千矣。”（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二册，516页，中华书局1981年。）此一个案极其平常，但真实地披露了省、道、州、县各级衙门官吏分肥的惯例(所谓“费”均归私囊)，是具有普遍性的典型。<BR><BR>京官普遍受贿。京官多半不能直接取诸民众，他们认为取诸地方和下级官员是理所当然的。主要形式有三：<BR><BR>一是节庆送礼。寒暑变迁有“冰敬”、“炭敬”，平日送礼有“别敬”，婚丧喜庆有贺礼。送冰炭敬等这种不正当的行为已经成为清代官场的习惯，即使以清廉著称的官员也在所难免，至于中国社会传统的庆贺送礼，则往往成了明目张胆的行贿。例如，1907年庆亲王奕寿诞，企盼升官的盛宣怀便“谨备日金币二万圆”致贺，山东巡抚杨士骧送了一万两，其他官员也分别送上厚礼。（《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42、52页，上海人民<nobr><b class="kgb" style="BORDER-RIGHT: 0px; PADDING-RIGHT: 0px; BORDER-TOP: 0px; PADDING-LEFT: 0px; FONT-WEIGHT: normal; PADDING-BOTTOM: 0px; MARGIN: 0px; BORDER-LEFT: 0px; CURSOR: hand; COLOR: #0000ff; PADDING-TOP: 0px; BORDER-BOTTOM: 0px; TEXT-DECORATION: underline;">出版社</b></nobr>1979年。）而当时亲王年俸不过是一万两。<BR><BR>二是办事有“例费”。给皇帝上奏折要求批准办什么事，朝廷通常会交给主管部门讨论，这道“部议”关口对事情的成败影响甚大，因此有关人士通常都会送去“例费”，打通关节。此外，各种报销──大至一次战争的军费，小至某项<nobr><b class="kgb" style="BORDER-RIGHT: 0px; PADDING-RIGHT: 0px; BORDER-TOP: 0px; PADDING-LEFT: 0px; FONT-WEIGHT: normal; PADDING-BOTTOM: 0px; MARGIN: 0px; BORDER-LEFT: 0px; CURSOR: hand; COLOR: #0000ff; PADDING-TOP: 0px; BORDER-BOTTOM: 0px; TEXT-DECORATION: underline;">工程</b></nobr>费用，都要按一定比例收取费用。否则就会横加挑剔，招来许多麻烦。“光绪甲午、乙未之中日战费，粮台报销费八万两。”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二册，516页。官员的例费收入，没有因国遭大难而稍减。<BR><BR>三是承办各种工程和采购的进项。“……宣宗(道光帝)天性俭朴，所御套裤当膝处穿……饬人补之，然内务府开销补价，凡用宁绸数十匹，共价四百金。……穆宗(同治帝)大婚，需用大柜四具，司员开价至六万金……颐和园工程已费至二千万金，知者以为实到工之款不及六百万金。”文廷式：《闻尘偶记》，《文廷式集》，746页，中华书局1993年。多种史料证明，采购或工程实际用款仅为报销额一二成者比比皆是。“凡京师大工程，必先派勘估大臣，勘估大臣必带随员，既勘估后，然后派承修大臣，承修大臣又派监督。其木厂由承修大臣指派，领价时，承修大臣得三成，监督得一成，勘估大臣得一成，其随员得半成，两大臣衙门之书吏合得一成，经手又得一成，实到木厂者只二成半。”“内务府经手尤不可信，到工者仅十之一，而奉内监者几至十之六七。”（《清稗类钞》第二册，516、517页。）这种腐败也延伸至后来的各种洋务新政中，成为反对者的口实：“外洋工料尤易浮冒，报价每至四五倍之多。粤东仿制三火小洋枪，民间购买每杆洋银二圆半，而官中报价则每杆银六两……故人谓机器局管事一年，终身享用不尽，虽言之太过，实属有因。此等制造既经刨扣工本，则工粗料薄，无当实用，可不问而知。”（刘锡鸿：《读郭廉使论时事书偶笔》，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一)，2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BR><BR>晚清贪污活动的又一显著特点是形成了以财求官，以官求财的恶性循环。在中国传统社会，民众上升的途径很窄，做官(实缺和虚衔)或取得有关的身分成为人们成功的主要标志。以官求财是社会认可的人生途径之一，不容许的仅是过分诛求。于是，除科举外，以财求官也成了其中一条管道。明的是捐纳，暗的则是行贿。从现有材料看，当时的行贿受贿大都是为了保官、求官。这反映了晚清仍是官员处于支配地位的传统社会，即使从西方传进来的新的经济成分亦依附于官府，企业家也对保官求官有很大兴趣。<BR><BR>求官通常用重贿。大臣保举是升官的重要途径，其中有些就是用重金求得的。例如，聂缉规被任命为上海道，是曾国荃保举的。聂是曾的侄女婿，“然闻其求保之费亦一万金”（《文廷式集》，745页。）。早就在洋务企业和官场中充当要角的盛宣怀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和谋求高升为尚书，在巴结皇族政要上不惜花费巨资。他的遗档留下了难得的确凿记录。他的心腹向他报告，虽然摄政王载沣号称“极廉洁”，但其妻“八姑则专爱钻戒，两弟(其子载涛、载洵)则既爱财，又爱马……只要派一可靠之人进京运动，一拍即合……略费数文，转瞬仍可取回。”稍后，载洵果然上钩，主动向他索要四五万元。（《清稗类钞》第二册，72、74、76页。）他梦昧以求的尚书自然也没有落空。<BR><BR> 制度缺陷是贪污成风的主要根源<BR><BR>晚清官员贪污成风的主要根源在于当时的社会特别是政府制度。<BR><BR>社会制度的基本框架仍是中世纪的宗法制农业社会。这类社会的分工相对地说比较简单，人们上升的资源基本上仍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被视为出身“正途”的科举直到1905年才废除。由于传统的巨大影响，即使在<nobr><b class="kgb" style="BORDER-RIGHT: 0px; PADDING-RIGHT: 0px; BORDER-TOP: 0px; PADDING-LEFT: 0px; FONT-WEIGHT: normal; PADDING-BOTTOM: 0px; MARGIN: 0px; BORDER-LEFT: 0px; CURSOR: hand; COLOR: #0000ff; PADDING-TOP: 0px; BORDER-BOTTOM: 0px; TEXT-DECORATION: underline;">工商</b></nobr>或其他领域事业有成的人士，也以得到官衔作为正式进入上层社会的标志。现代工商企业的发展是这类社会赖以蜕变的基础。可是，它当时还在襁褓阶段。不但官办企业处处依赖政府，就是民间企业，在1901年实行新政以前基本上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离开官府往往寸步难行，于是，垄断资源的官府便成了贪污滋长的温床。<BR><BR>制度的缺陷更集中地体现在政府机构的运作上。清帝国各级衙门的运作有繁多的法例和惯例，并有几个突出的特点：<BR><BR>第一，礼仪繁多。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之一。与此相适应，历代都把烦琐的礼仪视作安邦治国的大事，清代衙门的运作规则中很大一部分也属这一类。官僚们互相动用公帑请客、送礼、看戏等费用都是合乎“礼”的大开支。例如，1842年初原闽浙总督颜伯焘被革职后途经漳州回广东家乡。“随帅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三千名……酒席上下共用四百余桌。”搬运搜刮来的物资等历时十多天“扛夫过境，每日总在六七百名”。招待费用全由当地官府负担，“实用去一万余金”，当地<nobr><b class="kgb" style="BORDER-RIGHT: 0px; PADDING-RIGHT: 0px; BORDER-TOP: 0px; PADDING-LEFT: 0px; FONT-WEIGHT: normal; PADDING-BOTTOM: 0px; MARGIN: 0px; BORDER-LEFT: 0px; CURSOR: hand; COLOR: #0000ff; PADDING-TOP: 0px; BORDER-BOTTOM: 0px; TEXT-DECORATION: underline;">财政</b></nobr>困难，只好虚报乡勇一千二百名的粮饷去填补。（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65—67页，中华书局。）已革官员过境尚且如此，在位者过往更可想而知。且这些交往通常都要馈赠厚礼，而诸如此类变相行贿受贿的公务是官场司空见惯的。<BR><BR>第二，制度不严密，甚至有重大的缺陷。以财政收支来说，直到灭亡前一年，清政府才试行编制预算。政府的收支虽不能说没有法例可依，但有许多可以上下其手的漏洞，于是送礼和纳费(给有关官员私分的费用)便成了弥缝补苴所必需。<BR><BR>有清一代，军费一直是最大宗的支出。平常年份，供养80多万八旗兵和绿营兵的费用已约占中央财政总支出的70%，战时支出更加惊人，军费报销成了贪污的渊薮。咸同之际，福建不是主要战场，但“军需款目，至一千数百万之外，部费即须十余万”。这为数不菲的部费固然是户部官员的美食，那一千多万支出也有颇多早已纳入地方官吏私囊。仅一位署理知州“开销募勇防堵数万，闻当日只雇勇一二百人”。（同上，278页。）<BR><BR>权倾一时的曾国藩、李鸿章也曾为军费报销中的“部费”困扰。镇历太平天国与捻军的军费报销时，户部书吏索价四十余万，他们仅愿出八万。最后他们上奏慈禧，得到“着照所请，该部知道”的朱批而不必交户部再核议，才按八万两的低价了结此桩公案。（《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十六，35、36页；《曾国藩全集》家书二，1345页，岳麓书社1985年。）这些都是没有建立严谨的财务和报销制度的恶果。<BR><BR>这类制度缺陷更突出地表现在税收上。清帝国以“永不加赋”自诩，但各种附加往往超过正赋，加上官绅勾结，重负转嫁给贫户，与“依率计征”背道而驰。厘金制度建立后，情况更加混乱。从厘卡的设立到厘捐的高低都无严格的标准，而洋货则可以免厘，这就为官商双方行贿受贿留下广阔的空间。<BR><BR>第三，薪俸制度不合理。光绪元年奉天将军上奏：“奉省贿赂公行已非一日。原情而论，出于贪墨者犹少，迫于穷困者实多。”如将军养廉原定二千两，因财政困难，层层扣减，“实数不过二百余金矣，借此从公，万难敷衍，不得已设为名目，取给下僚，陋规相沿，实一大弊”（《皇朝续文献通考》卷七十三。）这一情况各地皆然。而陋规一旦成为定例，官吏可以从中渔利，要革除陋俗，建立健全的财政和薪俸制度便困难重重了。<BR><BR> 改革中的无序状态<BR><BR>在中西文化激烈冲撞中，晚清社会已在一些方面起了引人注目的变化；洋务运动特别是最后十年的新政中清政府在军事、经济、法律和教育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有深远影响的改革。但这些改革的某种无序状态又带来新的贪污。<BR><BR>先看一个实例：1908年，在筹备立宪声中，盛宣怀与有关人士合谋给皇室送干股，作为日后用途。盛氏在给袁世凯的信中写道：“前所面奏‘内府公股’一节，力筹厂矿以公济公之款，居然得有一百廿六万两。既难提出现款，莫如改作公股，并拟将自己创始股份十万两凑入报效，计可合约二百万元。虽于公家无足重轻，而华商公司可入公股，藉开风气，实于农工商大有裨益。惟‘皇室经费’名目，确是立宪以后之事，目下未便处落边际，故只说‘内府公股’而已。”（盛宣怀：《致袁宫保》(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初五日)，《盛宣怀未刊信稿》，91—92页，中华书局1960年。）这件事说明几个问题：一是朝廷和地方官员确实在为立宪作“预备”。二是他巴结最高领导者那些款项的来源大都是公款，实际是化公为私，但也不惜拿出一大笔已落入私囊的钱财。三是做这类事也没有忘记找个冠冕堂皇的藉口如“于农工商大有裨益”之类。人们猜测，由于当时法制不健全，不少官员都收受“干股”，但笔者尚未看到其他确凿的史料，只好存疑。<BR><BR>甚至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贿赂也成了工具之一。摄政王之孙(载涛的儿子)写道：“我记得在民国初年，庆亲王奕死后，他的三个儿子载振、载NFEE4、载抡请我父亲给他们分家，载NFEE4因嫌分给他们的现款太少，就对我父亲说：‘辛亥前各方面所送的金银珠宝就不用提了，光是辛亥革命时，因为隆裕太后迟迟不发表《逊位诏书》，袁世凯为了恫吓她迅速发布，就向祖父(原文如此──引者)和总管张兰德(即小德张)每人报效了三百万两银子，怎么才分配这么一点呢?’”（溥佳：《清宫回忆》，《晚清宫廷生活见闻》，23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这六百万两白银成了清帝国与民国更替的社会成本。<BR><BR>亨廷顿认为，在一定条件下，“腐化是握有新资源的新集团的崛起和这些集团为使自己在政治领域内产生影响所做的努力的产物”。（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56页，三联书店1988年。）盛宣怀和袁世凯的作为为这个论断提供了新的例证。此外，在厘金的盘剥下，清末的民间工商业仍能以较高速度增长，贿买有关官员，从而减轻了盘剥程度也是其中因素之一。外国商人和李鸿章等人曾出巨资安装<nobr><b class="kgb" style="BORDER-RIGHT: 0px; PADDING-RIGHT: 0px; BORDER-TOP: 0px; PADDING-LEFT: 0px; FONT-WEIGHT: normal; PADDING-BOTTOM: 0px; MARGIN: 0px; BORDER-LEFT: 0px; CURSOR: hand; COLOR: #0000ff; PADDING-TOP: 0px; BORDER-BOTTOM: 0px; TEXT-DECORATION: underline;">发电设备</b></nobr>供宫内照明，铺铁轨开小火车给慈禧等人玩耍。这类礼物让此辈开了眼界，对有关事业的发展起了良好作用。<BR><BR>专制主义的必然恶果<BR><BR>晚清官员贪泉泛滥最根本的原因在专制制度本身。<BR><BR>当上司可以决定下级官员的命运，特别是大小官员和士绅的荣辱乃至生死都取决于皇帝和慈禧那样的“圣母皇太后”的时候，各种对这些统治者及其周边人物表示忠诚的行动是绝对无法遏制的。物质上的送礼进贡(各种行贿受贿活动)不过是显示忠心的方式之一。<BR><BR>慈禧搜刮了不少私产，这是她生前已广为人知的传闻。甲午战争期间，张骞给翁同龢的密信就谈到：“外间传闻禧圣尚有储款二千万，若果有之，似亦可请。”（《张謇致翁同龢密信》二(甲午六月六日)，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六)，446页，中华书局1993年。）梦想请她将此拨充军费。尽管目前无法确切计算她搜刮了多少，但可以确定她通过种种途径确实收受了不少财物。不妨看一个小例子：“世中堂(世续)于正贡之外加贡，颇得慈欢……写了一万零星银票，约数百张，用黄封封呈。奏云：‘此乃奴才代爷预备零赏之需。’……以万乘而重万两，殊出意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19页。）在专制制度下，“正贡”是必须遵守的制度。1894年(甲午)正值慈禧60大寿，臣子们为讨好这位专制君主煞费苦心，在他们心目中强敌入侵、山河破碎不及讨主子欢心来得重要。“加贡”却要察颜观色，更见机心。慈禧收受世续的万两银子表明她细大不捐，而“颇得慈欢”的世续不久就擢升为大学士和军机大臣了。<BR><BR>同时，在这样的制度下，不但主子受贿，专制统治者身边的近臣和奴才也要按惯例分润。如果不给他们约一成的手续费，贡品是不可能顺利送达主子的。<BR><BR>此外，在这样的制度下，各级官员都是他们管辖范围的专制统治者。对上要层层供奉(冰炭敬等)，权力所达之处则任意动用公帑。贡品固然用公帑，私人送礼行贿亦不例外。为了巴结慈禧之下最有权势的人物──庆亲王奕，袁世凯将他一家的一切费用全都包下，用的就是北洋的公帑。（戴涛：《载澧与袁世凯的矛盾》，《晚清宫廷生活见闻》，82页。）就是以清廉自诩的曾国藩、张之洞等人的进贡和给有关官员送礼，用的也是公款。<BR><BR>历来的统治者都说要反贪污，但在专制制度下往往成效不彰，处在衰败时期的清帝国更是如此。原因是：第一，有些行贿受贿活动已成为官场习惯，人人如此，法理和是非界限已经模糊。第二，担负反贪重任的监察系统同样没有逃脱腐化的命运。“近日言官卖摺之风甚夥。……大抵皆以贿陈奏者也。……明朝言官多争意气，今朝言官多因贿赂，可耻之甚!”（文廷式：《芸阁偶记》，《文廷式集》，767页。）他们也会揭露若干黑幕，但很难求得公正、彻底，且很可能是以黑反黑。第三，没有独立的司法和监察系统，它们都不过是行政系统的附属物。最后的裁决权掌握在专政政权的最高统治层特别是皇帝、皇太后手中，当他们本身不干净时，要真正反贪无异缘木求鱼。第四，社会生活没有民主化，民众维护自己权益的现代公民意识没有形成，也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独立的新闻舆论监督。一些报馆是官办或接受官方津贴的，缺少现代报刊的独立品格。总之，晚清贪风无法遏止无非宣告专制政权依靠自我监察力量不可能真正纠正自身的弊端。只有实现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建立强大的权力制约体系，才能净化政府机构──这就是研究晚清贪污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BR>
Sichuanese
发表于 2007-12-21 20:51:33
[转帖]100年前与现在──历史有时相似得让人心碎
<div>我又重新审看我们多难的历史，我想，如果历史重给我们一次机会，我们还会不会必输给日本？当我仔仔细细查看甲午前后的历史数据时，我不禁十分惊讶：原来当时我们的国力不逊于日本，我们的军力不逊于日本。 </div><BR><div> <BR></div><BR><div> 在甲午战争前我们也有近三十年的经济改革(洋务运动)。“中国近代矿业已开始用机器采煤，仅开平矿务局，至1889年年产量已达２４７，０００吨，有力地抵制了洋煤的进口。１８８２年输入天津的洋煤为５，４００吨，到１８８６年便减至３０１吨。１８９０年，两广总督张之洞为了抵制洋铁入口，开工兴建汉阳铁厂，至１８９３年全部竣工，该厂设备先进，拥有十个工厂，三千多工人，所生产的铁除了供应本国外，还出口到美日等国。１８７９年，李鸿章在天津成立了电报总局，到１８８５年，沿海、沿江各省都架设了电线，总长度达到一万数千里，连厦门、台湾之间都架设了海底电缆。轻工业也在此期间得到大力发展。１８８０年，左宗棠创办兰州织呢局，成为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鼻祖。同年，李鸿章也派人创办了上海机器织布局，中国近:代纺织业从上海、宁波、镇江、武昌等地向全国蔓延开来。１８８２年，广州开始有了自来水，稍后，武昌、上海也相继办起了自来水厂。近代化的机器缫丝、轧花、造纸、印刷、制药、玻璃制造等民用工业都得到了迅速发展。” </div><BR><div> <BR></div><BR><div> 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后，网上的一些同胞就感觉良好，踌躇满志的话，那洋务运动三十年后中日的实力对比就更值得骄傲了，当时的清政府的岁入可不象今天一样与日本有好大一段距离，而是日本岁入的1.5倍！我想有一个数字很能说明问题：１８７２年，李鸿章主持在上海建立了轮船招商局，这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民用企业。招商局开办仅三年时间，就为清政府回收了一千三百多万两白银，这是“经济改革”的成就，而相比之下，直到1894年，中日爆发甲午战争，日本政府的总年收入才八千万日元。军事上呢？“１８８４年朝鲜“甲申事变”后，清政府设立海军衙门，决定“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到１８８８年，北洋海军正式建军，装备了七千吨级铁甲巨舰:二艘、二千吨级巡洋舰五艘，加上其它大小军舰，共二十多艘；南洋舰队也拥有了二千吨级主力舰四艘，千吨级炮舰三艘；广东、福建舰队共有千吨级舰艇八艘。四支舰队共计大小舰船八十多艘，这支庞大的海军，居当时世界第四位。但这仍远远没有实现李鸿章等人的理想，据他们设想，海军主力舰要有二十四艘，而当时仅有七艘。八十年代开始，清政府还以巨资修筑了旅顺、大连、威海、烟台、吴淞、马尾、黄埔等海防基地，装备了最新式的克虏伯自动回转射击大炮，以及深水军港、船坞等配套设施，旅大、威海、大沽等基地的营建，使中国拥有了当时远东规模最大的军港、船坞、炮台防御体系。仅在旅顺一地，就装备了数百门德国克虏伯大炮，成为世界著名军港之一。 </div><BR><div> <BR></div><BR><div> 洋务运动期间，陆军也开始过渡为专门抵抗外国侵略的国防军，这是具有近代化意义的职能转变。１８６２年李鸿章到上海后，命令淮军向洋兵学习西洋枪炮和阵法，仅仅两年多的时间，就把６，０００多人的淮军扩充到五、六万人，洋枪三、四万支，炮兵六、七个营。淮军从１８７１年开始改装当时最先进的克虏伯后膛钢炮，到１８８４年已装备３７０多门。左宗棠所部湘军从１８６３年开始建立洋枪队，１８６７年进军西北后，洋枪比例增加到六成。八十年代以后，全部用西洋枪炮武装起来的湘、淮等近代化军队:已经遍布东南、西北和南洋、北洋数省。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冯子才在镇南关大败法军等重大胜利，都是与清军的新式装备分不开的。中法战争中，出关作战的滇军主要装备是毛瑟枪，另外还配备了哈乞开斯连发枪、克虏伯钢炮等。陆军不仅装备改良，而且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西式军事训练。许多军官都经过军事学校的培训，军队的素质得到提高。清朝政府能在甲午战争初期，迅速调集二万多军队开赴朝鲜和鸭绿江边，说明军队的机动性也能得到明显改善。” </div><BR><div> <BR></div><BR><div> 在１８９０年时，北洋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有七艘，共二万七千多吨；而日本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仅有五艘，共一万七千多吨。既使不能说清朝的军力强于日本，也决不能说清朝的军力弱于日本。如果我们想想今天的中日军事实力对比，想想日本的八八舰队，金刚级战舰，宙斯盾系统，更不用提空军的剧大差别。如果说我们2000年能达到小康，我问一句：我们何时才能达到象甲午战争时那样的中日军事力量对比呢？ </div><BR><div> <BR></div><BR><div> 近来一些文章，把一堆经济数据堆起来，而且堆的很高兴，就等着去东京大屠杀了。且不说日本也会发展，中国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不可能维持那么高的增长率。我只是想问:我们以前是因为经济的原因输的吗？如果我们对未来踌躇满志的话，我只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以前在经济、军事实力都不亚于日本时输给了它，而且输的那么惨。甲午战争不同于鸦片战争，不是大刀长矛对抗坚船利炮的战争。我又一次打开那段屈辱的历史仔细查看。是的，我们不输在经济实力，不输在军事装备，更不输在爱国热情。清朝的普通士兵是很英勇爱国的。中日初次交锋，日舰截住运兵船高升号，船上的清兵宁死不当俘虏，用步枪还击日军，最后被击沉，绝大多数士兵遇难。在随后的平壤等战役中清兵也拼死一战，日军往往要集中炮火和成倍的优势兵力，才能攻克一个阵地。根据日军的> 记载：“大小炮弹连发如雨，炮声隆隆震天撼地，硝烟如云涌起，遮于面前。在如此激烈的炮击下，原以为敌兵会立即溃散。然而，我军前进一步，敌军亦前进一步，彼此步步相互接近。此时，除使炮击更加猛烈外，亦别无他顾。战争愈来愈激烈，干坤似将为之崩裂。……”日军损失惨重，中日的伤亡人数对比是基本相当的。 </div><BR><div> <BR></div><BR><div> 但我们还有一些败类，如清军统帅的叶志超。当日军拿下平壤外城时，当日战斗就战死１８９人，伤５１６人，清兵伤亡人数少于日军。日军所带的弹药、口粮都已用尽，在平壤城外冒雨露宿，处境极为艰难。叶志超却丧失了抵抗信心，传令放弃辎重，轻装持械，趁夜而退。当时，大雨倾盆，清兵冒雨蜂拥出城。清兵混乱中不分敌我，胡乱放枪开炮，误伤累累。经过整整一夜，清军全部退出平壤，在混乱中死伤人数达到二千多，远远超过了在战役中的损失。平壤战役后，清军全部退至鸭绿江边，日军于是完全控制了朝鲜。 </div><BR><div> <BR></div><BR><div> 在海军上我们也并不输于武器装备与爱国精神。有关中日黄海海战的参战实力对比大部份人都看过，具体说来基本是双方旗鼓相当，各有所长。中国军舰共 14艘，其中4艘因太小没有投入战斗，参战军舰10艘共31000吨。日本海军实际参战12艘军舰共38000吨。中方胜在巨舰大炮，装甲厚；“定远”、 “镇远”都是远东数一数二的铁甲战列舰。日方强在速射炮多，火力猛。中方各舰管带不少是由中国留学生担任的，熟悉船舶。北洋海军水兵也很勇敢，富于爱国热情，士气很高，并不亚于日本海军。大家都知道致远号在管带邓世昌的带领下，弹尽舰伤之时勇撞“吉野”，不幸为鱼雷所中，全舰官兵共252名壮烈战死。可很少有人知到在同一场海战中“经远”号负伤后，管带林永升(他是一个留学生)临危不惧，操轮撞击日舰。不幸，也中鱼雷沉没，全舰270人除16人获救外，全部牺牲。 <BR></div><BR><div> 我们输在哪里？我们输在制度的腐败。象慈禧老佛爷，要做寿，要搞庆典，修园子；反正国家的利益在她的私人利益之下，北洋的经费她可以任意取用，挥霍，而使北洋舰队老化，无钱按原计划购新舰，连吉野也因此又中国定造舰变成日本舰。甲午海战旗舰“定远”更是因年久失修，开炮竟震塌舰桥，让整个舰队失去指挥。还有一帮清朝的军需官腐化堕落暗饱私囊，购来一些低劣的炮弹甚至教练弹充数。因此虽然有多次日舰中弹，却未见炮弹爆炸。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也是同胞的中国人这么有“胆量”，直到今天还有人敢在假药，工业酒精兑酒，修桥上玩这些勾当，他们没想到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清庭还是“威严”的。叶志超，方伯谦之流全被斩首，就连没劝叶志超的将领也被诛杀。然而他们造成的损失却再也补不会来了。问题是在这种制度下，再强调爱国，还是会有叶这样的人官路亨通，还是有个谁也管不到的老佛爷，把一人，一家的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纵观甲午战史，叶、方这样的人还不算太多，北洋舰队的官员们还没“都烂掉”。我不知要是大多数官员都开始发霉，发烂又会怎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叶之所以能爬上具有决定性的清军朝鲜统帅的位置是因为他谎报牙山胜利。这种“大胆”作风让我吃惊难道就不怕被揭穿吗？我不明白我们这个民族哪里出了问题，直到近百年之后还有人敢慌报各种信息，甚至亩产万斤。面对历史我默然无声。 </div><BR><div> <BR></div><BR><div> 从小时候老师就教我甲午战争的失败是因为清政府的腐败。我没认真想过这句话，直到今天我重温历史。我在想，如果我们已知历史，如果时间再重给我们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我们还是不是必负于日本？既使重来一次，我们还是必输！我在内心痛苦地承认。任何一个史学家都知道：甲午的命运在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两种不同的变革兴起时就已种下。既使我们能侥幸获得一二次的战术胜利，也难逃最终的战略失败。如果是经济，我们可以强国；如果是军事，我们可以强军。但如果是制度的腐败，我们又将何去何从？既使先让我看过历史真相，再把我送回到甲午战争三十年前，我放声高叫：“不维新变法，既使三十年后经济，军事都不弱于人也会被打败”又有几个人能相信我这句话？ </div><BR><div> <BR></div><BR><div> 1895年2月，甲午战败，议和，割地赔款。1895年4月中旬，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一个叫康有为的人为后世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方式定下基调，那就是聚众请愿。他联合起18省的举人，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公车上书”。他是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干这件事情的。这一点，他看得很清楚：“举人等……不避斧钺之诛，犯冒越之罪，统筹大局，为我皇上陈之……” </div><BR><div> <BR></div><BR><div> 他举着如此开头的“上清帝书”，带领着600名举人，浩浩荡荡向着都察院进发。书中向皇帝陈明：“近世日本胜我，决非其将相兵器能胜我也......”并提出了4项请求：“下罪己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他没有因请愿被杀，光绪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开始变法维新。1898年9月仅仅历时百日的变法改革触及到老佛爷与保守派的权力与利益。血腥镇压开始，有人引刀向颈，悲壮豪迈。但最大的几个头子(康，梁)得到通风报信，在外国的庇护下逃亡。此后虽然他们还常评价时政，以元老身份发布看法，但在历史上他们的声音已经可以忽略不记。 </div><BR><div> <BR></div><BR><div> 1900年是偶然还是必然？群众爱国主义被借来作为慈禧低抗列强要求变法压力的工具。义和团兴起。结果不说也罢。十年之后，1911年，该来的日子终于不可避免的到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被教科书和美好说词的掩盖背后，辛亥革命不是为了自由民主，不是为了富国强民，也不是为了三民主义，更不是为了驱除鞑虏。而是因为政府与民间一场经济纠纷，一场铁路权益的争执。清朝终于灭亡了。它不是亡在孙文的自由民主手上，而是亡在缺了孙文的药而无法治的腐败。孙文和他的党人前仆后续，却没一次成功。但大厦终于塌了，裂缝是从最下层开始的，举戈反击的人中又有几人有着孙文的理想？这是一个大革命的时代，民主与宪政被唐而皇之的抬上了舞台，成为最激动人心的口号。但这场革命的起源与性质，将最终决定它与之再次失之交臂。 </div><BR><div> <BR></div><BR><div> 二三十年代，中国军阀分争，内乱不止。这一天不是源于公车上书，不是源于辛亥革命，而是源于戊戌的血迹。1931-1945第二次中日战争爆发。我不知戊戌变法除了六君子外，死了几个人。但死几个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于戊戌喋血的意义。也许在当时，以及以后的十几年里没人看出戊戌血腥对清朝命运的最终影响。但现在的史学论述都已看到这个清晰的意义：“戊戌变法的失败，已经断绝了中国在清王朝后期用和平变革方式实现君主立宪制的可能性，清政府以十分“激进”的手段对付变革，“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梁等被迫流亡海外。当清政府连“体制内”的改革者都不能容忍，把他们推向“体制外”时，一场社会革命便难以避免了。”菜市口的斩杀是个信号，如果谭嗣同的血白流了，如果能真正忘却这个事件倒是中国的大幸。 <BR></div><BR><div> 可惜他的血没白流。也许没人会刻意铭记这个事件，但它的象征意义却会被每个人都记住，从此不再会有公车上书。当下一次危机出现时，一切都晚了。如果说戊戌喋血前人们还有希望，戊戌喋血之后就只剩下失望了。 </div><BR><div> <BR></div><BR><div> 当1898年之时，清政府还有消化的能力，引导的能力，控制的能力。等武昌起义之时，它一点讨价还价的能力都没了。一个权力的崩溃，另一个权力还不能有效建起，这时的改革是极艰难的，失去统一的政令与权威，破旧立新谈何容易？当正常的“游戏规则”无法建立时，剩下的只有暴力、阴谋，或其他。天佑英国，天佑日本，但我族却如此不幸。乱大清者非孙文，军阀割据之祸首亦非孙文，更非孙文的民主理想。可惜很少有人懂这层道理，就象很少有人真正明白俄国现在为什么会乱。其实看看俄国，看看罗马尼亚，当派去镇压的军队扭转枪口时，已标志了一个王朝，一个威信的彻底灭亡。也许他们正在上演着一个我们演过的故事。只是希望他们在新权威建立之后能完成必须的社会变革。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