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移民与蜀地民间偶像崇拜的历史变迁

自先秦古蜀王国到清代中叶，蜀地经历了几次移民大潮。从秦代的“万家实蜀”，到西晋的“僚人入蜀”，再到明清的“湖广填四川”，蜀地在经历了几次人口锐减以后经过移民又分别在秦、西晋、南宋、明代和清代出现了人口高峰。伴随着来自北、东、南三个方向阶段性、大规模的移民，蜀文化呈现出明显的多源特征，而民间偶像崇拜(民间信仰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的演变也呈现出明显的移民文化色彩。

一：古蜀本土信仰

各国的原始宗教都是以自然崇拜、灵物崇拜与灵魂崇拜、图腾崇拜、生殖崇拜与祖先崇拜、英雄崇拜等形式表现出来的，都经历了多神崇拜的时期，蜀地也不例外。距今约4800～2800年的四川广汉三星堆文化，其核心就是宗教。它的神灵系统源于大自然和人类社会，包括自然神祗(天、地、日、月、山、水等)、泛灵信仰(树、鸟、虎、蛇、龙等)、主神信仰(众帝)、祖先崇拜等。三星堆文明以及后继的金沙文明(相当于中原商代晚期至春秋)中的许多传统，都被历史的变迁所湮没，但某些宗教信仰泛化到民间，并顽强地保存下来，如神树-乌木-建木崇拜系统、面具符号系统等，至今在蜀地民间十分活跃。

古蜀人的祖先崇拜十分强烈。传说中的第三代蜀王鱼凫氏(距今约3600～3100年，相当于中原商代)，就率部族从岷江上游迁徙到成都平原。《华阳国志·蜀志》载：“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在他之后的第四代蜀王是杜宇。《蜀王本纪》载：“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复出。”据考证，朱提在今云南昭通一带。杜宇部族由南入蜀，可能将当时先进的种稻技术带入四川，对蜀地的农业生产做出了很大贡献，故《华阳国志·蜀志》云：“杜宇教民务农……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第五任蜀王开明氏(鳖灵)，自尽。入蜀，凭借着先进的治水技术赢得蜀民拥护。鱼凫氏是古蜀的原著民，理应作为祖先而受到蜀后人的崇拜，而杜宇(望帝)和开明(丛帝)原本移民，但仍被蜀民认同为直系古蜀王，并对他们进行宗庙祭祀。而今在郫县仍有望丛祠，供人们瞻仰纪念。

二：北方移民对蜀地民间信仰的影响

中原自古与蜀就有交流。秦灭蜀后，为了便于统治，在蜀设立郡县，实行“万家实蜀”。中原移民大量进入四川盆地西部，具有中原文化特色的偶像崇拜也传播到了这里，如黄帝、嫘祖、大禹等偶像崇拜就影响深远。司马迁的《史记》中就有“禹兴于西羌”的说法，此后《蜀王本纪》也说“禹本汶山郡广袤县人也”，此说将大禹的出生地定在今四川北川、汶川县一带。但大禹是先秦古史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其活动中心应在黄河流域的嵩山一带，而蜀地的禹王崇拜带有明显的中原移民文化的痕迹。

另一个例子是蚕神崇拜。我国的蚕神一说是嫘祖，一说是马头娘。《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西陵有湖北宜昌、四川盐亭、河南荣阳三说)而《蜀图经》云：马头娘者，古之蚕神也。相传高辛氏时，蜀有蚕女，父为人掠，惟所乘马在，其母誓曰：有得父还者，以其女嫁之。马闻言，振迅而去，越数日，父乘马归。自此马嘶鸣，不肯饮吃，父射杀之，曝其皮于庭，皮蹶然而起，卷女去。旬日，皮栖于桑上，女化为蚕，为有蚕之始。蜀宫观塑女像，披马皮，谓之马头娘，以祈蚕焉。可见源自官方记载的嫘祖是蚕桑业的“始作俑者”，强调的是她具有黄帝正妃的尊贵身份；而源自民间传说的马头娘是由凡人演化成“神”的，强调她的蜀人身份。此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七云：“青衣神，即蚕丛氏也。按传蚕丛氏初为蜀侯，后称蜀王，尝服青衣，巡行郊野，教民蚕事。乡人感其德，因为立祠祀之。祠庙遍于西土，罔不灵验，俗概呼之曰青衣神。”这里也将蚕神籍贯纳归蜀里。对于蚕神的祭祀，自古迄今，绵延不断，而于蜀之什邡、绵竹、德阳三县最为隆重。清末民初冯家吉的《锦城竹枝词百咏》云：“休依古法饲蚕桑，试验于今尽澳良。墙下缘阴筐内叶，何须神祀马头娘。”

此外，四川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也多有中原文化痕迹。例如，乐山、彭山等地的崖墓画像石上就有反映生殖崇拜的伏羲女娲图、“鹤啄鱼”图以及瓜、熊等图案，成都、郫县、新津等地的汉代画像砖上则有反映长生信仰的“西王母”和灵芝图案。大邑董场乡三国墓画像砖上有方相氏画像。方相氏是汉代人们用来驱疫逐鬼的神。《周礼··夏官方相氏》曰：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率百隶而时傩，索室逐疫。方相氏由人装扮，每逢阴历十二月初七，皇宫照例要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打鬼仪式，称“大傩”。民间也盛行这种打鬼活动，方相氏逐渐成神。可见这些中原信仰已被蜀民熟知和接受。

在唐代和前后蜀时期，北方及西北移民大量南迁，党项诸羌、吐蕃等族已进入川西高原，由此形成川西高原民族分布的基本格局。两宋之际，北方居民大举迁蜀。南宋末年蒙古进军四川，西北流民沿金牛古道逃往四川盆地，因而从川北剑阁、广元直到成都平原多陕甘移民，被称为“秦人”。对此，《蓬溪县志》有“巴蜀之壤，犹有秦风”之说。甘、陕、豫移民至蜀的现象到清代仍有，但规模渐不及湖广。

三：传统宗教对蜀地民间信仰的影响

民间信仰与官方宗教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我国未形成一神教，儒、释、道交融构成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历朝统治者，或尊儒，或尚道，或敬佛，但宗教的作用永远是服务于王权的。

就佛教而言，近年的研究表明，印度、中亚和西亚的佛教传入我国有三种途径：西域、南海和滇缅五尺道、牦牛道。蜀地地处佛教自南向北的传播要道，曾发现了不少东汉晚期的佛像。南北朝时期，佛教遍及蜀地，摩岩石刻造像遍布川中，著名的有广元千佛崖佛像。隋唐以后，北传禅宗与南传密宗在蜀地交汇，使巴蜀成为我国佛教石刻造像最多的省份，其分布之广、造像之多、题材之广、技术之精，为国内少见。直到今日，新都宝光寺、富顺千佛寺、德阳万佛寺、阆中永安寺、广元皇泽寺、乐山大佛、安岳卧佛、荣县大佛仍保存完好，名扬远近。

再说道教，东汉顺帝(公元126～144年)时，张陵在四川大邑鹤鸣山创立五斗米道，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兴起。据道经载，早期道教是不供神像的，这与其“大道无形”的教义相关。后来，由于佛教的影响，南北朝时道教逐渐在庙堂中供设天师神像。唐宋时代，道教供奉神像已十分普遍。现四川大邑鹤鸣山、安岳玄妙观、绵阳西山观玉女泉等地还遗存了大量的唐代石刻道教造像。青城山的唐石刻三皇造像大约也属同期作品。宋元以后，道教神像已经遍布大江南北，造像的范围也扩大为道教诸神。

在此情形下，蜀地的民间偶像崇拜神系就纷繁复杂了。其中，佛教系统的神灵，包括燃灯佛、释迦牟尼、弥勒佛、阿弥陀佛以及观世音、文殊、普贤、地藏等各大菩萨；道教系统的神灵，包括三清六御、中央天宫诸仙、地上诸天仙、后天诸仙、四大天师、四大元帅、星君八仙、三皇五地、阴曹地府、关圣帝君等；儒教系统的神灵，包括儒教的创始人孔子及其七十二位贤弟子、天地、社稷、祖宗以及名人祀神，如桓侯(张飞)、武侯(诸葛亮)、武穆王(岳飞)等；俗神谱系，包括太阳神、月光神、风神、雷神、雨神、水神、旱神、山神、土地神、方位神、城隍、龙王，还包括狮王、蚕神、马王、牛王、茶神，也包括二郎神、文昌、黄大仙、和合二仙、上下八仙、天妃娘娘(源自福建妈祖)、厕神紫姑(源自山东莱阳)、喜神、财神、寿神、娘娘神、胎神、巧神、门神、床神、灶神、烛神、火神、瘟神、痘神、穷神、疟鬼、煞神，等等；民间教派自身的神灵系统，包括无生老母、混元老祖、普明如来。

在诸神系崇拜中最为典型的是“二郎神”和“文昌”崇拜。二郎神即秦代蜀守李冰的次子李二郎(一说父子合称二郎神)。《史记·河渠书第七》云：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溉浸，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因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李冰治水，造福千秋万代，民间推崇其为水神，历代皇帝也敬重他，给他加封。例如，五代十国他被封大安王、应圣灵感王，北宋封为广济王，元封圣德广裕荣惠王，清雍正封敷泽兴济通佑王，官民按例春秋祭祀。但蜀民间更加认同的是李二郎，他治水的事迹不为史家所录，只见诸古人笔记或民间传说。对他的崇奉信仰也较晚，大概始于唐代，因以灌口庙祀为主，始称“灌口二郎神”，又称“清源妙道真君”。该神司水患及其他病灾，凡遇到旱涝或疾病，人们往祀求助。相传二郎神生于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届时人们争相祭祀，宋时达到鼎盛。清翟灏《通俗编》引《蜀都碎事》载：“蜀人奉二郎神，谓之‘川主’。其像俊雅，侍从者擎鹰牵犬。盖李冰之子也。”可见二郎神崇拜是中原文化、道教信仰和蜀地本土民间信仰的综合结果。

再说“文昌”崇拜。《明史礼志》称：“梓潼帝君，姓张名亚子，居蜀七曲山，仕晋战殁，人为立庙祀之。”张亚子即蜀人张育，东晋宁康二年(374年)自称蜀王，起义抗击前秦苻坚时战死。后人为纪念张育，于梓潼郡七曲山建祠尊奉。文昌原是天上六星之总称，即文昌宫。元仁宗延佑三年(公元1316年)，封梓潼神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梓潼神与文昌神合为一神，称“文昌帝君”。民间传他忠主孝亲，又司管文章。元明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强化，对“文昌”的奉祀也渐趋普遍。各地都建有文昌宫、文昌阁或文昌祠，其中以四川梓潼县七曲山的文昌宫规模最大。一些乡间书院和私塾也都供奉文昌神像或神位。旧时每年二月初三为文昌帝君诞日，官府和当地文人学士都要到文昌庙中奉祀，或吟诗作文，或举行文昌会。文昌崇拜具有典型的蜀地特色。

四：西晋“僚人入蜀”以及元代的多源移民对蜀地民间信仰的影响

“僚人”原为我国古代西南、华南地区分布广泛的少数民族，系百越的一支。从公元338年(东晋咸康年间)开始，居住在贵州的几十万僚人开始北上入蜀，数年后进入四川盆地以至于陕西南部，史称“僚人入蜀”。《华阳国志》载：蜀土无僚，乃是始从山出，自巴至犍为，梓潼，布满山谷，大为民患。梁朝李膺的《益州记》云：“李雄时尝遣李特攻朱提，遂有南中之地。寿既篡位，以郊甸未实，都邑空虚，乃徙旁郡户三个以上实成都；又从引僚入蜀境，自象山以北尽为僚居。蜀土无僚，至是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犍为、梓潼，布在山谷，十余万家。僚遂挨山傍谷，与土人参居……种类滋蔓，保据岩壑，依林履险，若履平地。”

“僚人入蜀”是四川移民史上南来移民的典型例证，它增加了蜀地的人口，但由于僚人还保留着某些氏族制度的痕迹，生产力低下，使得蜀地的经济发展趋于停顿近三百年。

“僚人入蜀”对四川民俗有很大影响。他们崇祀竹王、凿齿穿耳、实行悬棺葬、使用壮侗语。《后汉书》和《华阳国志》均载夜郎国有“竹王”传说，后在荣州、邛州、丹棱县、旭川县都发现有竹王庙，四川祀奉竹王的习俗，应受僚人影响。

元初由于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影响，蜀民或死或逃，州县减并过半。元政府为加强统治，迁入以蒙古人、色目人和北方汉人为主的军队，并派军民到四川屯田。至于民间，元初有西北流民入川。有学者考证，至今仍有西夏遗民(党项羌)的后裔生活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木雅地区，他们仍保留着一些独特的信仰传统，如白石崇拜、树神崇拜等。此外还有不少湖广、江西农户流入川东，甚至还有部分河南、山东的移民，使得蜀地民风自东向西带有“楚风”。

五：明清蜀地移民会馆与蜀地民间信仰

明初和明末清初，因战乱蜀地受重创，部分州县丁户十不足一二。明人王维贤的《铜山乡贤祠记》称，中江明初设县，“土著人户止七八家”。明清官府多次进行政策性移民，移民多源自湖广黄州府麻城或麻城孝感乡，俗称“湖广填四川”，其高峰期就是明初洪武年间。

随着移民的增多，同乡团体“会馆”应运而生，并成为民间偶像崇拜的主要场所。民国《大足县志》说：“清初移民实川，于是同籍客民联络醵资，奉其原籍地方通祀之神，或名曰庙，或名曰宫，或名曰祠，通称会馆。”

会馆是地方性组织，通常以省为单位，定居地原籍民众越多会馆数量越多或规模越大。清代湖广、江西、福建、广东等地的会馆几乎遍及四川各地。

会馆中通常塑有神像，定期祭祀，所祭主神，多带地方特色。如湖广会馆，均祀大禹，故会馆多取名“禹王宫”。陕西会馆奉祀关羽，福建会馆奉祀天后(妈祖)，江西会馆奉祀许逊(许真君)，贵州会馆奉祀黑神等。但移民日久，民间偶像崇拜多受本土化影响而有所改变。如大竹黄州会馆，为了与旧湖广会馆加以区别，树立了新的崇祀对象，即“三圣”(川主李冰、土主冯i、药王孙思邈。又与同治十年，增奉帝主。《大竹县志》曰：“帝主张公名七，相传为初唐时四川璧山人。七岁好道，弱冠弃家至楚经商，……系麻城三年。梦受紫微法。岁旱，通霖，大灾熄火。明万历加威灵显化封号，清同治加灵感普救封号。麻城人尊为帝主，迁蜀者亦崇祀之。旧塑神像于三圣座侧，光绪中增修正殿于后，而以前殿作拜殿，始奉帝主像与三圣同龛。”这一现象在新宁也有表现。道光时期的《新宁县志》按语云：“邑多楚人，各别其郡，私其神，以祠庙分籍贯……惟关庙、文昌宫则公祀之，亦各镇皆有。其楚籍永州人祠祀濂溪周子，城内无；长沙人祠祀禹王，仅见于乡镇。从宜从俗，相袭已久，蜀州县亦大抵皆然也。”最具代表性的是达县申滩场的五圣宫，它于雍正年间始创，“中奉禹王、关帝、文昌、桓侯、王爷暨诸神像，为阖境士民、各省客商岁时致祭报祈饮福之所”。各地主神和平共处，可见“五圣宫”是公共祭祀场所，也充分反映出移民们“多元合一”的本土化倾向。

除主神外，大部分会馆还兼祀其他神灵，如大竹禹王宫兼祀周敦颐、镇江王、观音、寿佛；内江禹庙兼祀文昌、关帝、川主；荣县禹王宫兼祀关羽、镇江王(四川船工护佑神)。大邑江西会馆兼祀文天祥。达县山陕会馆“三元宫”兼祀天地水府三宫，江西会馆兼祀萧公(江西船工护佑神)和晏公(江西水神)。祭祀对象既有神灵，又有先贤，祭祀的作用在于求得护佑、增进族群的凝聚力和对移民地生活的认同感。

六：结语

蜀地自古移民频繁，其民间信仰既有一以贯之的蜀地本土传统，又有移民所带来的其他信仰，使蜀地的民间祭祀对象纷繁驳杂。如创立于1764年的井研县千佛寺万寿宫就设有关帝、张侯、川主、镇江王璧山、观音大士、六祖、财神，“五方分祀者咸在，故曰万善”。这些民间偶像崇拜是构成蜀地风俗民情的重要组成部分，至清末民初仍盛行不衰。

近年来，巴蜀古迹得到了进一步发掘。为大力弘扬巴蜀传统文化和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政府文化和旅游部门应对蜀地民俗中健康的、有意义的部分给予提倡和发扬，而对日渐升温的民间迎神、游神等含有封建迷信内容的民俗活动则要加强管理，调动一切有利因素，共建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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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丽，成都理工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