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走过想成名的日子

“我为不严谨而道歉”

崔永元也曾因为两会发言招来不少质疑。

2010年，他得知来自湖南等地的流浪猫狗被拉到广州食用后，提议取缔广东猫狗屠宰市场，却遭到鄙夷：“猫猫狗狗的事也值得拿到两会上讨论？”

2011年，他以美国手机费9.9美元包年为例指责国内手机收费过高，被指“信口开河”，后又在第一时间核实、致歉：“我为不严谨而道歉，但这不会影响到我今后发言的直率。希望大家能理解我，崔永元不是哗众取宠，确实是看错了，当真话给说出来了。”

质疑也罢，作秀也罢，崔永元并未多做辩驳。在他看来，“作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既然来到这里，就要尽力，别到这里来享受，来这里开同学会、老乡会，那样就太辜负大家了。”

“其实，大家都挺为难的。比如，提案若只能限于本专业，大家会觉得代表、委员的视野不开阔；但谈论的话题一旦涉及别的领域，肯定不专业，怎么能当做提案？”他说，理想状态是每个人都能讲讲自己所熟悉领域的心里话。“去年开会时，有一个院士现身说法，提出目前有的人、有的项目的科研经费多得花不完，有的却不够，提议科研经费不能一味地加大投入，然后均分，而应让钱用到实处，最终减少经费开支。这样的真话，我们到哪儿能听到？”崔永元说，这是自己当了5年委员后最深的感受。

小崔历年两会经典语录

谈垄断：我刚去了一趟洛杉矶，发现那里的油价比中国还便宜两块钱。我就想了，中石油、中石化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怎么玩的啊？甚至还玩出了亏损来。能不能换我当老总，试半年，不行我再还给你！（2011年）

谈个税：比如崔永元，一个月挣3万块，你征他的税，也许是合适的。但一个煤矿工人，挣了8000块钱，就不应该收税，他那个是在玩命埃（2011年）

谈拆迁：拆迁不是建住宅就是工厂，都是好事。但我们习惯是用土匪的方式干慈善家的义举。（2011年）

谈教育：教育公平是起点公平，就像刘翔跟人跑步一样，如果他的起跑比别人提前5米，跑再快也没有用。（2010年）

崔永元：人生从实话实说开始
出身军人家庭，为人老实但不安分
人生从“实话实说”开始

⊙ 记者：肖莹

无论愿不愿意，崔永元似乎已经和“实话实说”这四个字牢牢绑在了一起。提起他的名字，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那档曾经风靡荧屏的“脱口秀”式谈话节目。崔永元也循着这四个字找自己的性格及其根源：“或许，这也是我性格中最大的特点。”他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自己这个性格可能来自父亲的遗传，更离不开母亲“粗放式”的教育。

“绝不能撒谎”的童年

1963年，崔永元出生于天津，是家里4个孩子中的老幺，上面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小时候，家里来了客人都夸（兄弟仨）老大精神，老二利索，老三……偏偏到了老三，满世界找不到合适的词。只好说‘这老三，老三好啊，最小吧，哼哼，哈哈……’”崔永元曾这样讲述自己的童年记忆。

崔永元3岁那年，兄妹4人在母亲的带领下，随父亲所在部队迁往北京的房山县良乡。1970年，崔永元进入良乡一所农村小学读书，一年后因身体差休学一年；四年级时，他转至另一所小学，后考入北京市重点中学十二中……童年的日子看似波澜不惊，但其中的点点滴滴至今仍被崔永元视为人生的宝藏。

崔永元总说，父亲是部队的政委，是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小学三年级时，学校组织文艺演出，崔永元很喜欢一个叫《地道战》的群舞，却没能被选上。父亲知道后，只是哈哈一笑：“选不上也没什么，只要你努力，今后有的是机会。”或许是受到了爸爸的鼓励，那之后，崔永元照样热心地关注着演出活动。凑巧的是，最终，另一个歌舞节目《行军路上》选中他出演主角。

后来，崔永元的学校又将他们的演出推向农村和部队，其中就有他父亲所在的工程兵团。演出结束时，父亲作为部队领导，上台与小演员一一握手。“那是我们父子间唯一一次正式握手，父亲的手很有力，让我觉得，那是一次男人对男人的握手。”

因为父亲随工程部队常年在外，4个孩子的教养重任最终落在母亲身上。对于他们的“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母亲伤透了脑筋，常以“打”为上策，希望能“通过伤皮肉触及灵魂”。

崔永元说，“小时候挨母亲的打就像家常便饭”。

一次在上学的路上，崔永元和几个同学捡到一条白纱巾。那时候，纱巾算得上是奢侈品，几个同学将它在手里传了一圈，又传回到崔永元手中。到了学校，他将纱巾交给老师，“还因为拾金不昧受到了表扬。”没想到，“贪功”为自己埋下了“祸根”。

傍晚，崔永元刚走进家门，就发现母亲表情严肃地端坐着。接下来的对话，他至今记得清清楚楚。

“纱巾谁捡的？”

“我捡的。”

“当时有别人吗？”

“有。”

“几个人？”

“3 个。”

“那怎么说是你捡的？”

母亲大吼一声，便手执笤帚劈头盖脸朝他打过来。一会儿，笤帚被打散了，母亲一边歇手，一边开始了第二轮问询。

“为什么撒谎？为什么说是自己捡的？”

“我没撒谎，我觉得就是我捡的。”

“你觉得？别人都看见了！撒谎是品质问题，从小品质不好，长大就得蹲监狱，你知道吗？”

“知道。”

“知道为什么还撒谎？”

“我没撒谎……”

第二轮痛打又开始了。

那天晚上，崔永元的后背火辣辣的，躺都躺不下，只能趴着，第二天甚至发起高烧。

现在想起来，崔永元说不会再记得皮肉之苦，记得的永远是母亲的好：“用现在的教育观念去衡量那时候父母的做法，是不公平的。母亲学问不高，也未必懂得多少大道理，但我一直能感受到她的善良、正直以及由母爱而生发的简单、粗暴。她以一种朴素的判断来决定对孩子的要求标准。多年以后，我和哥哥、姐姐相继参加工作，得到的共同评价是善良、老实，甚至有些窝囊。”

崔永元永远是这样，无论说多正经的事，都会带点调侃的味儿。

电台里的不安分青年

1981年，崔永元高中毕业。因为喜欢俄罗斯文学，他在自己高考志愿第一栏填报了北大俄语系，结果在口试环节被刷了下来。最终，他被第二志愿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录取。

4年大学生活，风平浪静。1985年7 月，崔永元从广院毕业，被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节目报》。

“年轻人，总是容易咄咄逼人，人人觉得自己是当台长的料。”报到第一天，他便情不自禁地自豪起来：“从今天起，我便是国家电台的工作人员了，电台有救了。”

但真正上岗，崔永元才发现，所谓的光环，只存在于自己的想象之中──别的编辑记者在电台大楼中穿梭，他们则十几个人挤在旁边板房里办公。还是社长的一句话，让他重拾了一点热情：“我们马上准备改成大报，名字也响亮，叫《中国广播报》。你小伙子运气怎么这么好呢！”崔永元后来回忆说：“一听说有‘中国’俩字，我心里一下好受了很多。”

很快，崔永元就适应了报社的生活：约稿、画版、校对、去印厂、卸车……一周一个流程，干下来还挺紧张。有时候，看着年轻伙伴戴着套袖出出进进，崔永元的心里也找到了一些平衡，会生出一种暖暖的感觉，觉得在这儿退休也行。“但事儿就坏在虚荣心上。”

因为《广播节目报》属于服务性质，只刊登节目时间表、节目介绍等内容，在台里开会时甚至都不常被提起，慢慢的，崔永元开始觉得自己只是个“二等公民”。“一个班毕业，谁也不比谁差，但别人四处采访，骄傲地宣称‘我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他们进进出出、走南闯北，我呢，只能在木板房里死扛。”鲜明的对比，让崔永元心里有了怨气，也越发觉得无聊。

更多的时候，崔永元会选择回家向父母倒苦水。“为人父母者，都对自己的子女有最大的耐心。我母亲常年做居委会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有一套，一张嘴，总能让节目报‘升格’，我的心情也随之好转。做政委的父亲退休后不太搞言传，开始琢磨身教，总会像邮递员一样把我办的报纸塞得满院子都是。”

1986年年底，电台综合节目部筹备了一个新栏目叫《午间半小时》，崔永元“削尖脑袋，钻了进去”。接下来的那段日子，因为采访，他跑遍了全国各地，终于开始了自己梦想的记者生涯。

可后来，崔永元又开始“见异思迁”，想出去干点“私活儿”。这一干，就干到了中央电视台。

开拓中国的“脱口秀”

1992年底，崔永元经同学引荐，有机会参与了央视《东方时空》的筹办和策划事宜。

一天，崔永元的同学时间忽然找到他：“你能不能做一个节目的主持人？”“什么节目？”“《东方之子》，都是采访中国很有名的人。”当时，崔永元只是很含糊地应付了一下。

那天晚上，崔永元回到家，站到镜子面前，越照越没有信心：“如果有一天，观众打开电视，忽然是这么样一个崔永元出来了，他们会不会觉得家里的电视坏了？”就这样，崔永元选择了放弃。

1996年3 月，央视计划推出一档全新谈话类节目《实话实说》，让主持人、嘉宾和观众在生动活泼的气氛中，就社会生活或人生体验的某一个话题展开直接对话。

当时，谈话节目在中国电视界还是一个空白，几乎没有可借鉴的经验，一连试镜十几位主持人，到节目开播前几天，还是觉得不够满意。大家心急如焚，却一筹莫展。时间突然又想起了老同学崔永元。一头雾水的崔永元这次决定去试试。

第一个样片叫《拾金不昧，该不该回报》。录制的头一天晚上，崔永元做了大量准备，摘抄了20多张纸的名言警句，背个不停。“第二天，录制现场坐了80多位观众，我脸上虽然看不出紧张，但腿一直在哆嗦。我当时就想，先上去说一段，要是成，我就接着说，不成，立马打道回府，再也不干这个。”

节目开录，崔永元上场，和大家问好，然后在观众的掌声中，和离得近的人握手，开始入题。其间，偶尔插个笑话，立时赢得满堂笑声，效果非常好……

样片一共做了5期，台领导终于拍板：就是崔永元了。就这样，1996年3月16日早晨，第一集《实话实说》──《谁来保护消费者》播出，崔永元第一次以主持人的身份出现在央视大屏幕上。

崔永元的校友、现为浙江电视台著名制片人的亚妮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他天生有一种平民感，放在人群里几乎找不出来，却又很有想法，有一种冷幽默和极强的现场控制能力。”据她分析，这似乎也是崔永元能让《实话实说》打响的最大原因。更有专家评价说：“《实话实说》在中国的电视谈话节目中无疑具有拓荒性。”

于是，半年后，《实话实说》的收视率一路飙升，成了央视的名牌栏目，崔永元也随之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嘴”。1999年，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根据《实话实说》栏目形式编排的小品《昨天今天明天》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次年年底，《实话实说》被调整到央视一套周日的黄金档播出……

但崔永元总是开玩笑：“父亲给我起的名字不算好，因为拗口，所以不好记，以至于我的名字在电视屏幕上出现了数百次，还是没有多少人记得，人们还是习惯喊我‘实话实说’。”

崔永元：做人要往道德上线靠拢
追求过、痛苦过、反思过
我还没找到幸福

⊙ 记者：刘畅

2012年1月8日下午，崔永元“翘掉”当天的中国慈善年会，专程跑到北京市场’阳区金盏乡皮村，为外来打工者主持他们的春节联欢晚会。事后，面对媒体的追问，他一再表示，自己没那么高尚，“只是打工春晚先约（我）的，就这么简单”。

崔永元就是这么一个人。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人生沉淀之后，这个世界在他眼中，或许真的“不过如此”。可他想说的，或者能做的，还有很多……

希望少些人身攻击多些观点交锋

崔永元在主持人的舞台上活跃了十几年，在业内乃至文化圈，都算得上资深，看问题的角度，也常透着犀利。

前段时间，方舟子和韩寒之间展开论战。这两个人都是我比较喜欢的，我本来也想参与，但后来发现，越来越多的参与者中，起哄、打架、围观，什么样的心态都有，这事慢慢地变成了一场知识分子之间的“掐架”，让人觉得挺伤心的。其实这几年，我们已经看到太多这样的互掐。我希望，从“方韩论战”开始，社会上能出现越来越多知识分子间的观点交锋，而不是人身攻击，这样才能留给社会更多思考。

我把中国当下的知识分子分成三类：一类叫拍案而起，一类叫洁身自好，一类叫随波逐流。从历史的角度看，最需要的是拍案而起的知识分子，但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做到洁身自好就相当不错了。哪一次商业炒作，哪一次对消费者、读者、公众的欺骗后头没有学者、科学家，甚至院士帮忙？这是中国文化的悲哀。

我在主持过程中，常常感到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知之甚少，运用起来捉襟见肘，这也从某个方面制约了我主持节目的质量。所以，像我这样的人，所缺的知识，首先不是外语，不是电脑，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了解。

两会期间，有人问我怎么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发展。要我说，现在的“文化大发展”更多的只是一句口号，不少人动辄花几个亿建个艺术家园区，但艺术家又不是动物，弄个园子给他们就繁荣了？很多地方更是热衷于将很多八竿子都打不着的艺术家圈在一起，建一个艺术中心，可其实他们一年也去不了一次。所以我想，要想实现文化的发展，首先应该尊重自己的文化，如果连个故居都保护不好，想拆就拆，谈何发展？另外，要会吸收外来文化有营养的部分，比如多从文化的角度考虑，引进一些国外好的艺术电影，而不仅仅考虑到票房和商业效益，一味引进好莱坞大片。我们的教育，也不能再以分数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社会价值观决定了社会判断。

做人要往道德上线靠隆。

一直以来，“良心”都是崔永元挂在嘴边的词，甚至有人说他有“道德洁癖”。

我并没什么“道德洁癖”，我一直觉得所有人都在两条线内游荡，一条是底线，叫法律；一条是上线，叫道德。所有的人都在法律和道德之间游荡，好的人离上线比较近，差的人接近底线，最差的人逾越底线。

打个比方，当我往上线靠的时候，我不光要保持清廉，保持生活的低水准，还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当我接近底线的时候，财源滚滚，名声大振。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选择，你怎么选择？当你选择接近底线的时候，甚至无可指责，无可厚非，你没有触犯法律，派出所都不管你。

但是我在传媒业磨练了这么多年，体会到了传媒的力量。传媒可以改变一个人对世界的认知态度，它的责任太大了，它的良心太重要了。如果我们都用底线来要求传媒，那么大家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就会出现偏离和误差。所以，如果说传媒人也能算是文化人的一部分，甚至社会文化的中坚力量，他们是不是应该往上线靠得近一点？

也不是不能让自己过得舒服点，舒服的方式就是妥协，但我要的是“宁死不屈”。

大家一起“给孩子加个菜”

2006年，崔永元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共同发起成立了“崔永元公益基金”，启动“乡村教师培训计划”，每年从全国选出百余名贫困地区的乡村教师进京，或交流授课经验，或培训专业技能，或购买书籍用品，然后让他们将在京的所见所闻所感带回去，一一讲给大山里的孩子们听。2011年3月，崔永元又通过微博呼吁，给广西都安县16025名吃了9年“黄豆蒸饭”的在校寄宿生“加个菜”。公益，成了近些年来崔永元身上的另一个关键词。

很多人都问，“小崔，你做某件事的动因是什么？怎么想的？”事实上，我做很多事情都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也从不考虑得那么复杂。就好像我发起“给孩子加个菜”时，只是觉得不能再让孩子们顿顿吃黄豆。本来想和志愿者们一起将买来的罐头、方便面背上山，和孩子们一起吃一顿，后来志愿者们提出，应该征集善款改厨房、请厨师，进行长期救助，我们就通过网络将这个项目越做越大，帮助的孩子也越来越多。

我做主持人这些年，体会了社会各层面的冷暖，有时难免觉得这个时代太“二”了。但这个职业也的确让我有更多的能量和号召力来帮助别人。我原来总觉得，在这个时代，除了抱怨，除了一起咒骂，再找不到别的应对招数，但我现在发现，其实每一个人的力量特别大，我们的一个举手之劳，可能就能改变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的生活面貌和状态。每当这个时候，我总会觉得自己的内心变得特别强大。

精神上的追求最重要

一次采访结束时，记者陪崔永元一路走到停车场。他感慨，现在只有一个感觉：自己真的老了。有时开车出门，走到半路，他会突然大脑短路，想不起自己家应该怎么走；春天了，病症容易复发，睡眠又变得不太好，只得加大安眠药的剂量，然后尽量缩减各种工作；夜里两三点看书、更新微博，早晨5点睡觉，12点起床，下午开始正常工作，成了他的生活常态。

20岁的时候，我的体力和精力允许我对任何事都感兴趣，都能抡几棒子，却没有方向感。到了30岁，已经入职很长时间，接触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开始希望自己能运用舆论的手段改变社会上的一些不公平。40不惑，真的不惑，我不知道是我正好赶上了这个时代，还是所有人到这个年龄才发现原来是这么回事。我忽然发现，自己什么都改变不了，能不被别人改变，就已经够牛的了。我开始考虑是不是还能坚持自己，是不是还能干点儿正事，还能做到不伤害别人。40岁以后是过得最难的时候。

我早早就知道，人生最大的幸福，不是吃了什么、喝了什么，而是精神上的追求，所以我早早就进入了追求思想幸福的过程。这可能是最幸福的，虽然我到现在还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