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并不难难在审慎

导语：1950年生，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现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作品有：《改革面临制度创新》、 《产权与制度变迁（增订本）》等。

《中国做对了什么》

三十年间的中国故事千头万绪，从头如何说？

国内流行所谓渐进与激进的分类，也有分权与集权的总结，更有人执着于产权界定，也不乏观点引入南非模式以及拉美模式以资对比解释，其他说法更是芸芸不可数；国外兴趣也日渐浓厚，从早年的崩溃论转而走向奇迹论，理念亦不乏由政治正确的“华盛顿共识”敷衍出更为通达圆润的“北京共识”。伴随着中国看似毫发无损地走出金融危机，几乎一夜之间，意外的荣誉纷至沓来，中国的一切不仅可以从特色发展成为模式，而且好似从廉价产品出口国过渡到价值观输出地。

不过，复杂的问题也许存在着相对简单的答案，始终带着问题意识出入学术的周其仁就在他的新书《中国做对了什么》中如此总结：如果有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什么“华盛顿共识”指导出来的结果，那是对历史的无知，而如果有人要编“北京共识”和人家打擂台，亦实属毫无必要，因为北京共识早在1978年就有了，所谓纲领就是改革开放。

这咋听起来如同“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一样是同义反复，却切实代表了正确的同义反复，存在即有合理性。其实，这也不是周其仁第一次提出类似观点了，但较为系统的阐释则来自《邓小平做对了什么？》一文──这是周其仁受年过九旬的科斯之托，在芝加哥大学“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上的发言。

《邓小平做对了什么？》一文中，周其仁详细列举出邓小平规划下的中国改革四大特点：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把企业家请回中国、重新认识看不见的手、以及对腐败的挑战。对于最后一点，周其仁认为邓小平的答案是多手并举：道德教育、党的纪律和法治。

统而言之，这几点分析算是对张五常“现在中国正在浮现的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我知道的最好的制度。”一个回应。其后，张五常也加了前提补充“考虑到人口与资源的局限，中国的县竞争制度是我知道的最佳经济制度”。无论众人如何看待张五常的乖张怪诞，此老观点往往剑出偏锋，正是有所偏才能有所激。

一个论断如果能够引发好的共振与反驳，即使存在局限，也自有其意义。正如历史学家唐德刚的比喻，第三世纪工业化有一核心在于“恰当技术”，也就是引进科技需考察条件时间，否则大搞高科技实属过犹不及。换成中国改革语境，无非在于后发国家如何在利用外来经验的同时结合本地实践，过去局部的机制设计推动了经济的增长。时过境迁，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化，今日约束条件正在发生变化，以往的制度安排自然也应该随之做出相应变化。

比起周其仁前几本谈论医改等文集，这本书略显散漫，主题从改革大局到货币政策再到价格机制均有涉及，但有意无意之间也呼应了一个时代命题：金融危机加速了美元主导体系下的“全球失衡”，这导致一方面发达经济体加快创新，另一方面全球货币体系重构──这样的大变革背景之下，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下一步改革如何面对自身的矛盾与世界的诉求。

古人云，治大国如烹小鲜。改革话题虽然宏大，小如投资也可譬喻其事，做对的决策并不是最难，最难之处尚在不做错误决策，正确的自我重复并不容易，但是重复正确的自我则实属不易，人的本性总会诱使各种错误。显然，周其仁并不完全同张五常那么乐观，他并没忘记强调改革的未完成性，他及其大部分同侪开出的方子无非是法治，只是现在看来，该出路或许在经济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