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生物学家的科学探险

导语：伟大的自然科学家并非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怪物，在他们的人生历程中，同样有爱情和孤独，同样有快乐和悲伤。

《追寻记忆的痕迹》

如果一个人失忆了，我们还能像对待先前的他那样对待现在的他吗？如果一个民族失忆了，他们还是原来的民族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记忆无论对于个人还是集体，都是至为重要的，它是我们得以成为今天的我们的根源。令人激动不已的是，我们今天已经有能力在生物学的水平上探索记忆的奥秘了。《追寻记忆的痕迹》一书的作者坎德尔（Eric R. Kandel）就是这样一位坚持战斗在学习和记忆的生物基础研究前线的科学家，并因其卓越的贡献获得了诺贝尔生物学或医学奖。在这本自传中，坎德尔以他的研究经历为主线，让我这个门外汉得以一窥认知神经科学的前沿研究。同时，坎德尔丰富的人生经历，其科学探险中的品味与勇敢，也不断刺激着我的每一个神经细胞，使我久久不能释卷。

坎德尔1929年出生在维也纳一个温馨和睦的犹太家庭，父母以经营一家儿童玩具店为生。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维也纳是一个文化高度发达的城市，有着浓郁的艺术和学术气氛，幼年的坎德尔就被这样的氛围所熏陶着。可惜好景不长，随着1938年希特勒和德国军队进入维也纳，奥地利开始了对犹太人的暴行，坎德尔一家的宁静生活被彻底打破，被迫在1939年迁往美国。在为人类作出过杰出贡献的名人堂中，随处可见犹太人的身影，这场。常是一个难解之谜，难道犹太民族的智商真的要远高于其他民族？也许我们可以在坎德尔对其父母的回忆中找到答案。“我的父母与其他的维也纳父母有着共同的观念：他们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在学术方面取得专业的、理想的成就。他们的这些期望也反映了典型的犹太民族的价值观念……生活的目的并不只是获得经济上的保障，而是利用经济上的保障去达到更高的文化水平。最重要的生活目的就是追求教育和文化。”（P.17）在坎德尔母亲心中，“犹太教的主旨在于社会和精神财富，而上帝的概念倒在其次”。

哈佛大学本科的第一年，坎德尔所修专业是现代欧洲历史和文学，他希望能找到文化极其发达的德国何以成为纳粹滥觞之地的原因。这时一个女孩进入到坎德尔的生活中，她的出现或许使人类历史上少了一位优秀的文学史家，但多了一位伟大的生物学家，她就是Anna Kris。真正起到关键作用的也许是Anna的父母，Kris夫妇都是杰出的精神分析学者，Kris先生是著名艺术理论家贡布里希的老师，而Anna的母亲则是Anna Freud的闺中密友。Kris先生告诉坎德尔，传统的内省和领悟方法不能使心理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心理科学的基础需要的不仅是观察还需要有实验”。从此，坎德尔迷上了精神分析和心理学。

为了成为一名专业的精神分析师，坎德尔转到纽约继续学习。在纽约，坎德尔认识了他后来的妻子──法国犹太人Denise。Denise当时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候选人，正跟随著名社会学家默顿进行社会学研究。她也是一位对生活和艺术都极有品味的女性，她的到来，对坎德尔有着重大的意义。犹太人常常被外人视为对金钱有着非凡嗜好的民族，Denise和她的父亲算是例外，她的父亲生前建议Denise“与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结婚，因为这种人会将学识视为高于一切，会去努力追求和实现崇高的学术目标”（P.35），那时她和坎德尔还没有认识。

坎德尔1955年秋进入到哥伦比亚大学Grundfest教授的实验室，谈了自己的研究目标：希望确定弗洛伊德理论中自我、本我和超我在大脑中的解剖学区域。Grundfest教授认为这个设想太过于超前，建议以还原论的方法来进行研究，“我们只能先以每次一个细胞的策略来研究大脑”（P.40），这个策略，最终贯穿了坎德尔一生的研究历程：“我相信学习的生物学基础应该首先在单个细胞的水平上来进行研究，而且，只有集中研究简单动物的简单行为才会最终取得成功。”（P.100）所以，坎德尔在开始学习与记忆的生物学研究时，并没有选择当时大部分科学家所看重的哺乳动物，而是选择了简单的无脊椎动物。在坎德尔看来，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品味：

当我决定采用海兔做研究时，我学会了相信自己的直觉，也就是跟着感觉走。成熟的科学家需要具备许多品质，品味可以说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了。就像欣赏艺术品、音乐、美食和美酒一样，搞科学也要有品位。你要学会分辨重要的和不重要的科学问题。我能感觉到自己品味的提升，我已经学会辨别有趣的问题和无趣的问题──在有趣的事情中，我又能分辨出哪些是可行的。（P.122）

在科学研究的探险中，勇气同样是不可或缺的。“科学为一个人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来测验其想法，如果一个人不害怕失败的话，其实大可以尝试一些原始的、重要的却又很大胆的想法。”（P.81）“从事科学研究的乐趣是从探索那些较不为人所知的知识领域获得的……有时也会觉得孤独、不确定，感到前进道路并不平坦笔直……（但）不要再往前走的警告只会激起我们的冒险精神。”（P.279）“我们不应该害怕去尝试新的东西，例如从一个领域转到另一个领域，或是在不同的学科的交界区域进行研究……尝试新的事物都会引起焦虑但同时也是令人愉快的。”（P.284）

当然，从事冒险少不了家庭的支持。在坎德尔忧虑从事脑科学研究可能会有生计问题时，Denise鼓励他不要担心将来经济上可能的困难；1965年坎德尔有机会成为一家医院的神经科主任时，Denise也支持他放弃这一职位而继续从事神经科学基础研究的决定，她对坎德尔说：“难道你会为此放弃科研上的追求，转而去做一些应用研究和管理工作！”（P.128）

或许是因为Denise的关系，书中也包括了科学社会学的思考。科学家们在某一发现的最初阶段经常意见不一，“由不同意见而引发的争论常常会演变成个人之间几乎是具有复仇性质的争斗……这表明在科学家之间，除了慷慨与分享等行为之外，也同样会相互竞争，有野心、自傲和复仇情绪”（P.49）。坎德尔在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院时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当时他和一位年轻科学家Felix Strumwasser成为了好友，但是在坎德尔和他的同事公布了关于树突的研究结果后，Felix就不再和他说话了。多年之后，两人恢复友谊，坎德尔才得知当年Felix不理他的原因是“两个初出茅庐的科学家却做了那么有意思的重要成果，令他颇感耻辱”（P.99）。

国人经常感慨发达国家高科技公司的累累硕果，而我国高科技公司水平低仅仅只是因为我们的科研不如人吗？其实我们对高科技公司的组织和管理模式也可能存在认识误区。要吸引最优秀的科学研究人才和公司合作，仅仅有高额的报酬可能还是不够的。科学家需要有更多的条件，他们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影响他们的基础研究，“而且可以通过在企业中的工作学习新的科研方法”（P.221）。

坎德尔在2000年10月9日清晨被通知获得了该年度的诺贝尔奖，随后各处纷纷打来祝贺电话。“从维也纳打来的电话是最有意思的，他们告诉我奥地利对于又有一个奥地利人获诺贝尔奖是如何的高兴。我不得不提醒他们这是一个美国籍的诺贝尔奖。”（P.262）历史是多么惊人的相似啊。

原书英文版于2006年出版，2007年1月中译本就面市了。国人虽然可以同步看到这部优秀的自传，但或许是翻译仓促，译文中有很多错误，并且删去了原书所附的词汇表和索引。幸而今天物流通畅，此书的原版在国内也不难购得，可补此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