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在灰色地带

导语：“什么是‘主权想象’，与‘主权’有什么关系？什么是‘话语政治’？你先给我说说。”我立刻翻检全书，却一无所获：“书里没说。”

《帝国的话语政治》

细心的人都会发现，这些年一个很有特色的专业常在理论界呼风唤雨──比较文学。我个人在大学之前是没有听到这个专业的。大学后才读了一些研究比较文学的书，内容光怪陆离，与想象中的“文学”一点也不搭边，所以我一直好奇：比较文学与文学究竟有什么关系？后来认识了一个读比较文学专业的同学，就问他：你们比较文学研究什么？他一句半玩笑的话至今让我印象深刻：除了文学，比较文学什么都研究。我那时才似有所悟。

读完刘禾的近著《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我又想起了同学的妙语。刘在导言中说，她的本行虽然是文学理论，但对于档案文献、历史文本、各种人工创作等等，始终保持强烈的兴趣。这本书看上去就是这种兴趣的实践。对于该书的企图，作者这样概括：“本书是以主权想象为中心，着重分析法律、外交、宗教、语言学，还有视觉文本中的话语政治。”为了完成这个任务，需要处理“包括国际法、符号学、帝国之间的礼物交换、传教士的翻译、语法书，甚至还有殖民摄影术”的课题。

“停！停！停！”当我把作者上面这段旨在阐明意图的自述念给中文系的一位好友时，立刻遭到了呵斥：“什么是‘主权想象’，与‘主权’有什么关系？什么是‘话语政治’？你先给我说说。”我立刻翻检全书，却一无所获。“书里没说，”我很不好意思地老实交代。我的刘书阅读经验就是从这样一个闭门羹开始的，相信这也是一些读者阅读时差不多都会有的体会。对于“主权想象”与“主权”的关系，作者没有给出答案。在导言中作者只是说，文明没有冲突，冲突的是帝国；帝国的冲突是主权观互斥的结果，直接关系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另外，书中随处可见的“主权情结”、“主权欲望”，与“主权想象”又有什么差异，我读完书之后也是没有办法确定的。

除了上面的两个名词，本书还有几个关键词，乍接触也让人不明所以，如衍指符号（super-sign）、主体间性、公度性、交互逻辑等等。这些名词有的在书中做了阐释，但阐释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所以本文的一个首要任务，是希望尽可能的用简单的语言来介绍一下刘禾的工作（完全避用刘的词汇也不可能），然后点评其得失。

刘禾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第五十一款明确禁止使用汉字“夷”，条约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为什么“夷”字引起英国人如此的仇视，要通过条约的方式粗暴地废除呢？刘禾告诉我们，不能先入为主地假设“夷”的概念带有一种偏见。在清代，“夷”已经被统治者改造为一种“界定主权统治边界”的工具。通俗地说，“夷”表示的只是“籍贯”，是一种纯粹的地理概念。所以雍正在解读《孟子》时把“夷”解释为“方域之名，自古圣贤不以为讳”，并引孟子的“文王西夷人也，舜东夷人也”的说法证明夷人有德也可以成为圣君。乾隆对于“夷狄”的诠释也是地域的而非族裔的。

因此，当1852年英国全权公使文翰（Sir Samuel George Bonham）屡次向两广总督柏贵抗议照会中“夷”的使用时，柏贵便大惑不解，不知为何这个字会引起争端。柏贵不知道，文翰阅读的是经过翻译的英文版照会，里面的“夷”字被翻译成了“barbarian”。所以造成这样一种情形，中国人对英国人说“夷”字，而英国人听到是“barbarian”。最糟糕的是，欧洲人习惯将其殖民地的子民叫做“barbarian”，怎么可以容忍被“野蛮人”称为“barbarian”呢？在“夷”字里英国人发现了一个被扭曲的自画像，这对他们来说绝对是一种“伤害话语”。 “夷”字成了“殖民话语逻辑的要害”，关系到英国“对于大清国和对于整个世界的统治关系”，所以英人才如此严厉地废止。

“夷”与“barbarian”发生接触后，便产生了一个刘禾所谓的衍指符号“夷/i/barbarian”。什么是衍指符号？刘禾解释说：“衍指符号指的不是个别词语，而是异质文化之间产生的意义链，它同时跨越两种或多种语言的语义场，对人们可辨认的那些语词单位的意义构成直接的影响……横踞在不同语言的巨大鸿沟之间，并跨越语音和表意的差异以在不同语言之间的夹缝之中偷生。由于衍指符号是异质文化之间产生的意义链，这就意味着，它要完成任何特定的言说现象的指意过程，都必须依靠超过一种以上的语言系统。因此，它扮演的是（在语言和语言之间进行）转喻思维（metonymical thinking）的角色，它引诱、迫使或指示现存的符号穿越不同语言的疆界和不同的符号媒介进行移植和散播。”这段莫测高深的话似乎没有为理解衍指符号的含义提供太多帮助。具体到“夷/i/barbarian”这个衍指符号，我认为简单地说就是“夷”字被英国人跨语际翻译时获得的一种表述方式，它被强迫植入了“barbarian”的含义。这个符号虽然游移在两种语言之间，但其正确意义必须屈从于英方。

《天津条约》法律禁令的“意义”在于，它迫使汉字“夷”的所指只能局限在“barbarian”的字义范畴，将“夷”永久地与“barbarian”等同起来。这样做的结果，便切断了“夷”字与汉语中其他相关概念的联系，如西洋、西人。“夷”原有的多元意义消失了，汉字“夷”的生命也从此终止。这个过程所暗示的，是在大英帝国和大清国的对峙中，双方如何争夺对中国主权的象征的和实际的控制，最终以英帝国建立霸权告终。

但是，我们要怀疑的是，双方围绕“夷”字的角力是否如作者渲染的这般你死我活？或者，一个“夷”字是否能承受如此之重？刘禾在书中甚至认为：“英国第一次对华战争的导火索既不是鸦片也不是贸易平衡。在律劳卑看来，两广总督对其傲慢无礼，极大地损害了英国皇家的体面和尊严，就应得到惩治。”也就是说，消灭清帝国“夷”的无礼称呼，比之鸦片贸易的利益，更像是英国发动战争的动机。这个认识显然太具“颠覆性”。

何伟亚（James Hevia）在《怀柔远人》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英国与清政府的遭遇是两个“各自怀有天下情结”的帝国的碰撞。近二十年来的“新清史”研究也在着力为清朝塑造一个“帝国”形象。区别于既存的殖民主义论述把清朝建构成闭塞仇外的典型，刘禾也说，十八、十九世纪的大清国与英帝国也在各自建立“主权想象”，表现在“表述和自我表述、如何制定游戏规则、如何实行道德判断、如何贯彻法律以及帝国的意志等方面”，两大帝国展开了一场大争斗，折射出了“国际关系在十九世纪当中的大转变，以及现代地缘政治的大转折”。

在十九世纪新国际关系的形成过程中，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所产生的影响不可忽视。刘禾认为，《万国公法》的翻译象征着“中国在国际外交史上翻开了新的一章”，因为现代的“主权”、“权利”等政治理论概念，都是以《万国公法》为媒介进入汉语世界的。在探讨《万国公法》翻译过程时，作者首先提出的问题是，由于英汉两种政治话语在《万国公法》被翻译之前并没有全面接触，那么这两种不同的语言系统是如何实现互译的？举例来说，“权利”与“right”是怎么建立起一种“对等关系”的？刘禾强烈怀疑不同语际的词语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对应，以至双方一旦接触立刻就会像两个齿轮一样丝丝入扣地实现咬合联动。她认为，两种语言的可译性是一种“历史建构过程”；也就是说，两种语言从接触到建立对等之前存在一个中间地带，在这个地带上建立起来的对应关系要经过反复使用、传播，并不断更新才能确立。比如恭亲王奕认为最初的《万国公法》译稿晦涩难懂，就在于丁在翻译中使用了很多难以理解的新词语，但后来这些词汇经过晚清严复等人的鼓吹，人们逐渐习以为常，两种话语实现了彻底的沟通。

刘禾还试图揭示，翻译国际法是帝国主义实现炮舰政策正当化的一部分。她注意到《万国公法》译者丁韪良的多重身份，指出丁不仅是翻译家、传教士，更是一个外交家。丁韪良翻译《万国公法》的目的绝不仅仅限于“让这个无神论的政府承认上帝及其永恒正义”，更关键的是，推荐他翻译的人与翻译对象的作者都是美国人，故不能忽视与美国国家利益之间的密切关系。此外，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亟须通过诉诸国际法的方式保证既得利益的合法化：“以武力威逼满清政府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之后，英国和欧洲列强们现在需要总理衙门和清廷与他们合作，严格按照国际法去履行和实施条约的各个款项。”翻译《万国公法》的计划对缺乏“合法性话语”的列强来说真是“求仁得仁”。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正当化的过程完全无意识的反映在丁韪良发明“权利”一词翻译“right”的个例实践上。我们都知道，“权”和“利”两个字在汉语中都有负面意义，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特权”、“见利忘义”等，“这些‘过剩’意义，恰如其分地传达出‘权利’话语在国际法实践过程中所传达的历史信息。归根结底，‘权利’话语表明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这一理论是由十九世纪欧美国际法的代言人引入中国的。这些欧美人大张旗鼓地实行他们自由贸易的‘权利’，以及他们侵犯、掠夺和攻击中国的‘权利’。因此，无论对坐在谈判桌前的满清官员，还是对一般中国人来说，‘权利’这个话语也传达出威胁、暴力和军事侵略的明确信息”。汉语世界的“权”与“利”二字诡论性的成为帝国主义形象的真实写照。

如果说国际法规范的是国际事务，那么现代语言学则试图对全世界的语法形态进行分层和归类。由于印欧语系的主导地位，使得没有“语法”或没有既定语法的“劣等语言”都在为寻求认同而努力。马建忠编写《马氏文通》就是为了尝试建立中国语言的“主权身份”，取得像印欧语系的同等位置。但马建忠工作的两难在于：“他一方面借用属于印欧语系的拉丁语去喻说古汉语，另一方面则试图为古汉语争取自己的主权身份。也就是说，马建忠的初衷是要为汉语语言正名，但由于他的比较研究方法源自拉丁语法的参照系，回应的又是来自印欧语系的挑战。”最终的结果是，无论最后论证出的古汉语的主权身份多么显著，都是以承认印欧语系的优越地位为前提的。这个困境无疑是悲哀的。

比上面结果还要糟糕的是，马建忠采用两个基本范畴“实字”和“虚字”对古汉语的字类加以识别和划分，这与传统小学对于汉语的认识风牛马不相及。他还在“字”与英文的“word”之间建立了一种虚拟对等关系，形成了新的衍指符号“字/word”，但“字”的概念和“word”的概念存在着“意义上的重大滑动（slip-page）”。“字”与“word”的对等给后来的语法学家造成了很大的困难，直到五四时期，才产生了新的衍指符号：“词/word”，但由于“词”在马建忠那里已经别有所指，所以这个符号在意义上仍然存在“错乱”。

书末的“性别与帝国”一章在整部书中似乎略显突兀，但作者显然对发现女传教士敬献圣经的故事异常得意，所以屡次提到如何在档案馆里发现了精美豪华的圣经，又如何发掘出了背后的叙事。这个故事确有精彩之处。以李提摩太夫人为首的女传教士向慈禧太后六十寿诞进献圣经作为贺礼，试图以此冲破教会的规约，实现女性的“主体人格”，并通过宣称效忠于一个最高的女性领袖，希望在女性与国家之间建立一种直接的联系。但慈禧拒绝进入这种新的关系网络，通过赏赐一些“女红小物品”，慈禧提醒女传教士们什么是妇道，女人的位置在哪里，君主的位置又在哪里，从而反讽式地强化了女传教士们试图摒弃的性别特征，督促她们回位。用作者的话说：“慈溪太后玩的是她自己的性别游戏。”但在这里，我们要追问作者的，也是感觉本章突兀的原因所在，即这个礼物交换的故事与“主权想象”的关系究竟在哪里？作者在本章开端提出的问题“性别主体在帝国和殖民地的间隙中间活动时，依赖的是怎样一种主权想象？”也没有给读者答案。另外，女传教士敬献圣经的故事也很容易让人混淆“主权想象”与“主体想象”、“性别想象”的区分，所以作者有必要明确告诉我们，究竟谁在想象主权？还有，作为被性别化的君主，作者常把慈禧比之维多利亚女王，这种做法好像恰恰忽视了比较研究中常常需要警觉的不同客体之间可能存在的“不可公度性（incommensurability）”。

从本书的写作缘起上看，令刘禾困惑的是，从十九世纪翻译《万国公法》等实践中产生出的主权、公民、权利等概念直到今天仍然漂浮在政治、法律、经济等各个领域，但人们对于追寻它们的来源早已意味索然。那个中西碰撞时代的跨语际比较研究在刘禾眼里有着微妙而重大的意义，如今却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灰色地带。从《跨语际实践》到现在的《帝国的话语政治》，刘禾一直游走在这个灰色地带上。但是我们要提醒的是，十九世纪开始的中西遭遇，碰撞的不仅仅是符号，还有一个更广大的帝国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