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
许世友上将是一位有特殊性格的特殊人物，是毛主席的爱将。关于他的传奇人生在民间多有故事。本文转自许世友著《我在红军十年》中关于巴中部分的片段。该文描述了红军入川进军通、南、巴地区建立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的过程。谨以此贴怀念在巴中地区战斗过的革命将帅、先烈们！谨以此贴向巴中地区目前还健在的5千5百多老红军战士致敬！红旗飘飘入川北红四方面军进抵陕南以后，面临着一个新的形势。当时，蒋介石正在集中兵力准备围攻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还来不及对我军组织新的围攻。陕西军阀虽然反对我军入陕，但是又怕蒋介石的部队借“剿赤”之名占其地盘。四川军阀正在川西一带混战，对我军入陕并未引起戒备。在这种形势下，是在陕南建立以汉中为中心的根据地，还是建立以川北为中心的川陕边根据地呢？这是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方面军总部审时度势，毅然决定了进军川北、开辟川陕边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从此，红四方面军的战旗在川北高高飘扬，红四方面军的战史又揭开了光辉的一页。
第一节 翻越大巴山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清晨，雪后初霁，空气清新，一轮火红的太阳喷薄而出，给千里冰封的汉中大地洒下万道金辉。我和熊国其①政委从私渡河出发，前往钟家沟参加总部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路上不时看到一队队手执红旗的战士，走向各个村庄去做群众工作。钟家沟是大巴山北麓的一个村庄，方面军总部就驻在这里。当我们走进会场时，住在附近的同志已经先到了。因为这是西征以来的第一次团以上干部会议，所以我们很关心会议的内容，但是询问了好几个同志，他们谁也说不清楚。
我刚找了个位置坐下，一袋烟还没抽完，会议就开始了。方面军领导同志首先总结了西征以来的情况，表扬了我们三十四团和其他作战有功部队，接着就宣布了进军川北的决定。
这消息不啻一颗重磅炸弹，在会场上引起了很大震动。离开鄂豫皖以来，战斗频繁，行踪飘忽，广大指战员迫切要求结束这种无根据地作战的被动局面。到了陕南以后，我军受到当地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大家都有一种“游子还乡”的喜悦心情。现在板凳还没焐热，又要去爬雪山，太出人意料了。 ① 熊国其同志，湖北黄安（现名红安）人。一九二九年参加红军，一九三零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任红四方面军少共国际团政治处主任、政委。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任红十二师三十四团政委。一九三三年秋在四川被张国焘杀害。
但是听了方面军领导同志的解释后，我们又产生了一种茅塞顿开；豁然开朗的感觉。汉中地区南与巴山毗连，北与秦岭相接，既是陕南地区政治经济的中心，又是通往四川与西北的枢纽， 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这点知识，《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早就告诉我们了。现在，听方面军领导同志说：川北比陕南的地势更险要，物产更丰富，回旋地区更广阔；而且四川军阀林立，目前正在川西一带混战，川北的防守十分空虚，正是我军入川的大好机会。既然有这么好的有利条件，我们何乐而不为呢！经过热烈讨论，大家一致同意：立即翻越大巴山，占领通江，南江、巴中地区。
我们回到团部，立即召开营连干部会议，进行传达布置。会后，团部的同志分头下去，帮助连队进行思想动员和筹备粮草。我们向部队解释了入川的重大意义，号召大家发扬不畏一切艰难险阻的精神，胜利实现进军川北的战略任务。在物质准备上，每人准备了三天干粮，三双草鞋和五斤稻草。当时，陕南由于连年歉收，屡遭兵匪蹂躏，群众生活非常贫困。每人三天干粮五斤稻草，全军加起来就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呵！我们在西乡只住了七天，然而西乡人民的大力支援，却使我终生难忘。
乡亲们听说我们要过山，都感到十分惊奇。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贫农特地来找我，一见面就说：“听说部队要过山，这是真的？”
“这是军事秘密，你怎么知道？”我看他那一本ｊ正经的样子，故意和他开了个玩笑。
“嗨！村里人都说开了，还密什么。”
“大家都说些啥？”
“说你们现在不能走！巴山上七十，顶七十，下七十，三七二百一十里，都是羊肠小路，悬崖峭壁。眼下大雪封山，连个插脚的地方都没有，你们怎么走法？”
“哈哈！还没上景阳岗，就看到三碗不过岗的告示了。”
“不是吓唬你，这是真的。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了，没见过哪个部队敢在冬天过巴山！”
“我们红军连死都不怕，还怕一座大巴山吗？”
“同志，不是俺说话难听，就凭你们这单衣草鞋能过巴山？冻就把你们冻坏了！”
“您就放个宽心吧，我们身子硬着哩！”
我俩争论了好久，谁也没有说服谁。老人无可奈何地走了。他那忧心忡忡的神情，使我感到巴山的确不比寻常。
大概是十八日晚上，我们接到翻越巴山的命令：部队一点钟开饭，两点钟集合，三点钟出发。我躺在地铺上，怎么也睡不着。我们本来就衣单鞋缺，现在又碰到恶劣天气，真是雪上加霜、难上加难啊！看来，我们只能以火热的革命热情去战胜巴山的风雪严寒了。想到这里，我觉得有必要在出发时给大家鼓鼓劲，于是就打起腹稿来了。 深夜两点，全团同志冒着风雪，站在一片空地上，一边跺脚取暖，一边看着兄弟部队开进。我利用这个机会，最后一次检查全团的准备情况。
同志们除了身背枪支，弹药和干粮以外，都背着一捆稻草，有些人还拄着一根树棍。为了挡风御寒，有人裹着被单，有人披着蓑衣，还有人在脚上缠着破布、烂棉花。
伤病员们也和大家一样精神抖擞地站在风雪中。本来团里准备把他们留在陕南养伤，可他们就是不肯，说“死也要死在部队里”。我和熊国其决定让身强力壮的同志在路上照顾他们，并把团里仅有的几匹马分给他们使用。
我来到二营时，听到有人在喊：“这是团长的马，我不骑！”我走到跟前问：“怎么回事？”六连连长指着那个蹲在地上的战士说：“他腿上的伤还没好，不肯骑马。”那个战士拄着拐棍站起来说：“团长，咱走路走惯了，骑在马上不舒服，还是你骑吧！”我一把把他抱到马背上，按着他的身体说：“叫你骑马，你就骑嘛！”他还要挣扎着下来，被我“训”了几句才不吭气了。
出发前，我对全团同志说： “同志们！漫川关我们闯过来了，秦岭我们爬了两次，巴山也一定能够过去！大家要团结互助，不要掉队。能不能做到？”
“能！”同志们响亮地回答。
夜暗中，我仿佛看到一张张熟悉的脸上流露出庄严，坚定的神情。对这些无比坚强的革命战士，我还担什么心呢！原来想好了的许多鼓劲的话，现在觉得都是多余的了。我只是使劲喊了一声；“出发！”
在朦胧的夜色中，巍峨的大巴山，象一条巨龙横躺在川陕边境。上山的头三十里还比较好走，风雪不太大，身上也不太冷，路上的荆棘都被先头部队砍掉了，走起来和平常爬山差不多。越往上走，气候越恶劣。狂风卷起漫天大雪，劈头盖脸地打来。我们眯着眼睛，猫着身子，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地往前移动。光滑如镜的冰坡，虽然被先头部队打上了一道道梯阶，但经过前面几团人马的践踏，已经不顶用了。一不小心，就会滑倒。我们把稻草垫上去，也好不了多少，个个跌得象雪人似的。身上背的稻草也挂着一支支小冰棒，被风吹得“叮哨”响。战士们用手中的拐棍互相敲打着冰棒，不时发出一阵阵开心的笑声。
部队走走停停，时断时续。每次碰到陡峭的冰坡，都要花费不少时间。这时候，共产党员和干部总是以身作则，带头替有病或体弱的同志背东西，奋不顾身地站在危险地段上，抢救和拉扶同志。这时候，也是开展政治工作的好机会。宣传队员们敲着锣鼓，喊着口号，进行鼓动。我们干部也跑前跑后地了解情况，解决问题。
当又一次被冰坡挡住去路的时候，我来到特务连了解情况。第二次过秦岭以后，这个连有百分之八十的人脚上裂口子，一半人的裂口溃烂化脓。现在，他们的情况怎样呢？连长告诉我说：没有人掉队，没有人发牢骚，更没有人装熊，大家的情绪都很饱满。周围的战士们也大声对我说：“团长，你就放心吧！特务连的人不会掉队！”
我被这些可爱的战士深深感动了。是啊，我们的战士的确是那种让人放心、使人自豪的战士！在张国焘大搞“肃反”的日子里，我们的战士明知随时都有被捕、杀头的危险，但是他们的革命意志并没有衰退，还是照样地杀敌冲锋打胜仗；在艰难的西征路上，有一批伤病员掉队了，可是他们中的不少同志却历尽艰险，拖着病残的身体追上了部队；在漫卅关战斗的危急关头，一声令下，我们的战士就迎着枪林弹雨冲上去了，不少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信念的力量！正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未来，我们的战士才这样舍身忘死，奋斗不息。想到“未来”这个美好的字眼，我觉得找到了鼓舞士气的强大动力，于是对战士们说：“我给大家提个问题：等到全国解放了，你们打算怎样收拾大巴山？”
“我要在山上修一条公路，让大家坐着汽车过去！”
“要是我啊，干脆把它炸平，种上庄稼，叫它给咱们出大米。” “我不同意炸！那时候，地主老财的地都归咱穷人了，还不够你种的、吃的？”
“对！把它留着，叫子孙后代都来爬一爬，让他们晓得好日子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
战士们抢着发表意见，一个个争得面红耳赤。这情景，就象革命真的成功了，大家都成了巴山的主人，谁不按照自己的意见办就不行。
“改造巴山”的方案提了好多种，大家觉得没有什么新招儿了，于是出现了片刻的冷场。大家沉浸在对未来的向往中，浑身充满了力量。不知是谁劲头十足地提议说：“我们唱支歌吧！”话音刚落，战士们就喊：“好！”于是，粗犷的歌声，从我们沙哑的喉咙里飞了出来：“我们红军都是工农起，受了豪绅多少气。
剥夺我政治，掠夺我经济，屠杀我人民。
我们团结起来一条心，打倒豪绅地主不留情！”
歌声在风雪中飞扬，在山谷中回荡，仿佛是向千年沉睡的巴山诉说着我们红军的身世，表示着我们共同的决心。
歌声中，我们又迈开了矫健的步伐，在崎岖的道路上攀登。
记不清爬过多少悬崖峭壁，总算离山顶不远了。这是最艰难的地段。上面是又高又陡的峭壁，下面是幽深莫测的山涧，稍有不慎，就会被摔得粉身碎骨。狂暴的山风吹得人摇摇晃晃，棉桃大的雪花打得人睁不开眼睛。我们手足并用地爬着，脸快要贴到雪地上了。指战员们互相鼓励，彼此扶持，艰难前行。看不到沮丧的面孔，听不到埋怨的声音。我们的钢铁战士，又一次表现出不畏艰难困苦的英雄气概和毫不动摇的革命信念。
我们爬上山顶，天已经黑了，又走了二三十里才宿营。谁知宿营比行军还苦。荒凉的山顶上，没有一间房屋。部队只好在雪地上露营：挖一个雪坑，就是我们的“房屋”；垫一把稻草，就是我们的“床铺”。我们一把炒米一把雪，一口一口吞下去。科学家说食物给人提供热量。
此时我们却越吃越冷，冷得浑身发抖，上下牙齿直打架。
我们寒夜难眠。躺在雪地上不敢熟睡，经常把大家叫起来活动。第二天起来一看，有些同志还是被冻死了。我们掩埋了战友的遗体，扛着红旗，又在冰天雪地里出发了。
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在下山的路上，天气虽然好起来了，但是悬崖绝壁不断出现。碰到这些地方，我们就解开绑腿布拧成绳子，从岩上放到岩下，一个挨一个地拉着绳子往下滑。二十一日上午，我们终于翻过了天险巴山。快接近两河口时，忽然听到“噼哩啪啦”的响声，山谷回应，犹如枪炮齐鸣。我以为是前面打响了，命令全团跑步前进。赶到街口一看，原来是镇上的老百姓放鞭炮欢迎我军，家家户户的门口铺满了鞭炮的纸屑，满街满巷弥漫着爆竹的烟气。战士们跳着，抱着，笑着，尽情欢呼：“我们到四川了！”
“解放通南巴，建立根据地！”
“打倒反动军阀，解救四川人民！”
“……”
那种胜利的喜悦，如浴春风，如曝冬日，疲劳、饥饿、伤痛、寒冷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回首远望，天险巴山，银装素裹，格外“老实”。这条张牙舞爪的恶龙，终于被我们征服了。我们靠的是什么呢？我们所以能够在菲薄的物质基础上创造出难以想象的人间奇迹来，靠的是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靠的是患难与共的官兵团结，靠的是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有了这一切，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还有什么敌人不可战胜呢！
第二节 解放通南巴
我们在两河口没有停留，继续前进了一百多里，到达泥溪场一带。七十三师二一七团二营留在两河口监视陕南之敌。在泥溪场，方面军总部确定了入川后的作战计划。
会后，我军即兵分三路：十师向通江城东北的洪口前进，向东发展；七十三师经平溪坝向南江发展；总部率十一、十二两师直趋通江城。
一场解放川北的战斗打响了！
川北地区幅员辽阔，巴山支脉纵贯全境，特别是其北部，更是峰峦叠嶂，地势险要。我们在进军通江的路上，看到大通江两岸，矗立着连绵不断的悬崖峭壁，很多二三千米的高山上都有寨子，如果有一个班防守，恐怕一个团也攻不上去。看到川北有这么好的地形，我们建立川陕根据地的信心更足了。
当时的四川，军阀割据，四分五裂。刘湘占有川东及重庆一带，刘文辉占有成都，川西及西康一带，邓锡侯占有川西北一带。川北为田颂尧、刘存厚、杨森三个军阀割据。田颂尧占有通江、南江、巴中，仪陇，南部等二十六个县，势力比较强大。刘存厚占有万源、宣汉、城口和达县等地。杨森占有营山．渠县、广安和岳池等地。
各派军阀之间矛盾重重，连年混战。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一二年以来，四川军阀的混战，平均每个月就有两次。我军入川时，刘湘与刘文辉争霸四川的战争正在继续进行，四川的大小军阀几乎全部卷入了这场规模空前的混战之中。仅这一次混战，“双方死亡至少当在五万以上，军费消耗不知若干万万，人民直接间接生命财产之损失，尤不能数计。” 大小军阀为了维持巨大的军费开支，横征暴敛，残酷地剥削人民。当时四川有七十多种苛捐杂税，而田颂尧统治的地区名目更多，人们形容说：“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有屁无捐。”军阀们还强迫人民大量种植罂粟，每年要缴“特别捐”，以缴大烟土代替赋税。不肯种罂粟的，要缴“懒税”。因缴不起捐税而被吊打时，还要付吊费，打费。大量种植罂粟的另一恶果，就是当地男人普遍吸毒，农业劳动主要靠妇女承担。俗话说“要吃通江饭，婆娘打前站”，指的就是这种情况。由于兵连祸结、土匪横行、苛捐杂税，农民有田不能种，有家不能归，真是到了“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的绝境了。人民终年过着“三月杂粮三月糠，三月野菜三月荒” 的悲惨生活。
军阀们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川北许多地区发生了规模不等的群众自发斗争。一九三二年九月开始，通江、南江地区又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抗捐运动。我军入川时，抗捐斗争还未结束。我们把红军的革命主张一宣传，就立即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拥护。从两河口到通江城，沿途大小村镇的群众，都成群结队地欢迎我们，主动地给我们带路，不断有人参加红军。我们看着这些衣不蔽体的乡亲们，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油然而生，恨不得一步跨到通江城，把那些欺压姓的兵匪们统统杀光。
我们沿着大通江疾进。敌两个营赶至瓦室铺阻击，被我先头部队悉数就歼。守在通江县城的反动民团闻风而逃。十二月二十五日，十二师三十二团解放通江。二十六日，方面军总部率十一师及十二师的两个团抵通江城，并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以庆祝我军入川后第一次解放县城的胜利。
正在川西战场上争城夺地的田颂尧见我军攻入其后方，慌忙调兵回援。其第三师罗乃琼部、第一路李炜如部进抵巴中，第二路刘汉雄部进抵南江，企图乘我立足未稳，反攻通江。此时，刘茂恩第六十五师，亦从陕南西乡向万源前进。
方面军为迅速打开局面，决定集中兵力打击田颂尧部。当即以十师两个团阻击刘茂恩部；以七十三师迎击刘汉雄部；以十一、十二两师由通江西进，抢占有利地形，迎击巴中来犯之敌。
一九三二年年底，李炜如率陈宗进旅及罗乃琼师万选青旅一部，由巴中向通江进犯。师部命令我团迅速抢占恩歌嘴，阻击来犯之敌。
恩歌嘴是一个大镇，位于通江城以西二十多里处的一座山上。山下是通江至巴中的大道。因此，恩歌嘴是通江的屏障，也是攻守必争之地。
我们赶到恩歌嘴时，太阳已经下山了。我立即带着各营营长看地形，研究战斗方案。部署妥当后，部队连夜构筑工事，做好战斗准备。
第二天拂晓，师侦察队的同志侦察回来说：“敌人来了！”我立即命令部队占领阵地，然后带着交通排和司号长向指挥所走去。冷风卷着雾气，迎面扑来，砭人肌肤。战士们趴在潮湿的工事里，警惕地注视着前方。
我站在指挥所旁边的制高点上，用望远镜向前了望。大路上出现了隐隐约约的几个黑点，继而越来越多，象成群的蚂蚁，黑压压一片。敌人越来越近，从望远镜中可以看到，当官的骑在马上指手划脚，士兵们背着枪，一步三摇地走过来了。
入川之初，四川军阀视我军为不堪一击的“流寇”。
所以，李炜如的部队并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他们到了山下，立即向我阵地发起集团冲锋，一群一群地往上涌。
这种不讲战术的军队，哪里是我们红军的对手！待敌接近阵地前沿几十米时，全团火器象刮风似的响了起来，打得敌人一片一片地倒下去。前面的敌人招架不住，掉头就逃。后面的敌人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被退下来的敌人冲了个人仰马翻，乱成一团。我们所有的火器一齐向敌群里猛打。敌人的死尸、伤兵、枪枝连同石头，象倒垃圾一样，乱七八糟地往下滚。有些敌人见退路拥挤，干脆从两侧跳崖逃命。
大约八九点钟的时候，敌人发动了第二次进攻。这一次，敌人学乖了，象乌龟似的爬爬停停，只要我们的枪一响，就往后缩。我见出击的时机已经成熟，就下达了“冲锋”的命令。司号长立即吹起了冲锋号。霎时，营的号目、连的司号员一起站了出来，十几把军号齐鸣；营的旗帜、连的旗帜、排的旗帜一起树了起来，几十杆红旗迎风招展。战士们犹如猛虎下山，迅速向敌人扑去。我也提着大刀，带着交通排向山下冲去。敌人被我军的英雄气概吓呆了，稍事抵抗后，便纷纷溃逃。
山沟里，到处是敌人的尸体和伤兵。脑袋崩裂的，缺胳膊断腿的，躺在地上叫爹喊娘的，挂在树杈上喊救命的，跪在地上磕头求饶的……真是丑态百出。
我们一直追到杨柏河，沿途抓获了几百个敌人。这些俘虏一个个尖嘴猴腮，剔掉骨头没有二两肉，一看就知道是大烟鬼。他们每人都有一个竹子编的背篮，上面是一床军毯，下面放着烟枪和其它烟具。在押送俘虏的路上，有些俘虏的烟瘾发作了，哈欠连天，眼泪鼻涕直淌，连话也说不清楚了，走起路来象喝醉酒一样摇摇晃晃。他们一面苦苦哀求，一面就拿出烟具倒在地上去吞云吐雾了。交通排的战士又好气又好笑地说：四川军阀的“双枪兵”，果然名不虚传。
恩歌嘴战斗，是我们团入川以来与军阀部队的第一次交锋。我们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不到三个小时，歼敌一个多团。这一仗，打出了我军的威风，打击了敌人的气焰。有些逃回去的敌兵，逢人就说：红军有种“爬山机”，自己能跑，也会打枪，你跑得越快，他追得越凶。
这些荒诞不经的流言，越传越广，越说越玄，敌人还信以为真哩。
恩歌嘴战斗结束后，李炜如率残部后退四十余里，会合从成都赶来的刘鼎基旅，在清江渡一带布防，罗乃琼师万选青旅则把守通江城西南的得胜山，妄图阻止我军向巴中推进。
方面军总部决定以十一师三十三团进攻得胜山之敌，以十一师三十二团在清江渡正面牵制敌人，以十二师向敌后迂回。师部命令我团选派小分队执行侦察任务。我带领一个连的兵力，在当地群众的配合下，逐步摸清了敌人的兵力部署和火力配置情况。随后，我向师部建议；从清江渡和得胜山之间的石门子突破敌人的防线，迂回到清江渡背后的右垭口断敌退路。师部同意了我的建议，并命令我团担任突击任务。
一天早晨，全团集合在广场上，交通排的同志抬·了一张方桌放在队伍前面。我跳上方桌，指着石门子方向说：“同志们！要打敌人吗？他们就在那边，怕不怕？”
“不怕！”全团人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吼声。
“好！不怕就跟我来！”我跳下方桌，带着全团出发了。
我们一个冲锋就突破了敌人的防线，俘获了一百多敌人和几十匹战马。石门子守敌慌忙向巴中逃窜。我们没有去追赶逃敌，立即向右猛插，袭占了右垭口，切断了清江渡与巴中的联系。兄弟部队也迅速占领了清江渡以南的关山寨，龙城寨等险要阵地，形成了对清江渡之敌的三面包围。
李炜如见前后受敌，急忙率部向曾口场方向撤退。
当敌人行至龙城寨一带时，遭我三十五团、三十六团猛烈袭击，被歼一千余人。在我军追歼下，余敌急忙由曾口场渡巴河向巴中的万安场逃窜，慌乱中跌崖落水而死者甚多。李炜如也在渡河时坠落水中，差点儿上了西天。
在此期间，兄弟部队的战斗捷报不断传来：七十三师在大河口歼敌刘汉雄第二路一个团，于一月一日解放南江！
十一师三十三团击溃万选青旅后，占领通江西南之要点得胜山！
十师在竹峪关击溃敌六十五师先头部队，迫其退守万源！
在我军连战皆捷、势如破竹的威慑下，巴中守敌弃城而逃，我军和平解放巴中。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解放巴中的情景是很令人感动的。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三日早晨，我们团作为师的前卫部队正在向巴中挺进，忽然侦察员带着两个老乡来见我，说：“巴中的敌人逃到平梁城去了，他们是代表巴中人民来欢迎红军的。”
我一面派人向师部报告，一面带领部队加快了前进的速度。大约走了个把钟头，就听到锣鼓喧天，人声嘈杂。再往前走一会儿，看见巴河两岸彩旗飞舞，人头攒动。他们一看到我们，就吆喝起来：“红军来了！”“欢迎红军！”无数鞭炮顿时响成一片。码头上，排着许多扎着花的船只。我们整顿队伍，依次上船。刚上岸，人们就一拥而上，端茶送水，问疲道乏，还给我们披红，挂花，连我的枣红马也被披上了红布。从码头到城里，到处是欢乐的人群。巴中沉浸在一片欢腾之中。
罗乃琼从巴中逃跑后，把一部分部队放在乎梁城据险防守。平渠城是一个大山寨，在巴中西北十余里处的一座山上。我们一直追到山脚下，展开兵力，与敌对峙。
田颂尧见巴中失守，立即从后方调兵来反扑，疯狂叫嚣要“打下巴中过新年”。当敌进至巴中城南的南龛山时，被兄弟部队迅速击溃。我团乘势攻克平梁城，将敌人赶过了距巴中约五十里的恩阳河。
我军入川仅仅一个月，就解放了通、南，巴三座县城及其大部地区，歼敌三个团零一个保安大队，击溃敌八个团，从而迅速打开了局面。但是，要建立一个巩固的革命根据地，还必须广泛发动群众，彻底摧毁反动统治，建立各级革命政权，展开土地革命斗争。当时，通南巴地区地下党的力量还很薄弱，仅巴中有一个支部。
这样，我军在执行战斗队任务的同时，又担负起了另一个极为迫切的战略性任务──发动群众，建党建政。
随着通南巴三县的解放，我军将部队逐步展开，各个部队在自己包干的区域里，组织了大批工作队，运用各种形式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通南巴地区，天天响着喜庆的锣鼓，到处飘扬着革命的红旗。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在川北大地上展开了。
一九三三年二月，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在通江举行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川陕省委和川陕省工农民主政府。川陕边革命根据地在战火中诞生了！通南巴人民欢欣鼓舞，放声歌唱：“太阳出来满山红，红军来了大不同，打倒土豪和劣绅，人民永远不受穷。”
第三节 重创田颂尧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六日是农历正月初一。我们和巴中人民一起，过了一个热热闹闹的“幸福年”。欢庆的锣鼓，震天的鞭炮，悠扬的山歌，划彩船，踩高跷，演新戏……解放了的山城生气勃勃，一派繁荣。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我军入川后的初步胜利，使敌人大为震惊。正月初二那天，蒋介石任命田颂尧为川陕边“剿匪”督办，并拨给军费二十万元，子弹一百万发，飞机四架，令其乘我军立足未稳，迅速进行“围剿”。正月初三，田颂尧在成都宣布就职，并通电全川，要诸军阀“通力合作”。
在蒋介石的连电催促下，四川军阀已于一月下旬暂时停止了混战。但是，他们出于各自的利益，明争暗斗，矛盾重重，既不可能执行蒋介石“团结一致”的严令，也不可能满足田颂尧“通力合作”的要求。只有与田军防地毗连的杨森和刘存厚，准备派部分兵力协同田军行动，还有与田军互相依存的邓锡侯送了十万军晌，此外其他军阀都袖手旁观。
田颂尧的二十九军，有五个师、三个路、一个军属独立旅，共六十个团。他就任“督办”以后，立即将其在嘉陵江以西的部队大部东调，以三十八个团约六万人的兵力，编为左、中、右三个纵队，准备分三路围攻我军，妄图把新生的川陕边革命根据地扼杀于摇篮之中。
年轻的川陕边根据地，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
那时，我军入川不久，部队尚未扩编，根据地又属初创，作战回旋区域也小，敌人兵力是我军的三倍以下。这些都是不利因素。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有利条件也是很多的；我军连战皆胜，士气旺盛，入川以来已经获得必要的休整补充，体力基本恢复，战斗力远远超过吸食鸦片、装备陈旧的田颂尧部队。同时还可得到根据地群众的支援。川北的地势北高南低，有利于我军防守，不利于敌人进攻。因此，只要我们头脑清醒，不但看到眼前的困难，预见到潜在的危险，而且充分利用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就能彻底粉碎敌人的围攻。
方面军总部在正确分析敌我情况和川北的地形特点以后，决定采取“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要求各个部队利用险要地形，构筑必要的防御工事，以运动防御给敌以大量杀伤，然后逐步向心收缩，达成兵力的集中，待反攻时机成熟时，集中力量粉碎敌人的围攻。根据部队分兵发动群众所处的位置，总部决定以七十三师（欠二一八团）和十一师（欠三十三团）位于南江的三江坝、木门，长池地区，对付敌左纵队（二十五个团）；以十二师位于巴中地区，对付敌中、右纵队（中央纵队七个团，右纵队六个团）；另以二一八团位于南江东北的碑坝地区，向陕南方向警戒；十师位于通江东北的洪口场，三十三团位于通江西南的得胜山，除警戒刘存厚，杨森两部，保障方面军侧后安全外，并为方面军的机动力量。
当时，我们团位于平梁城及其以南之恩阳河地区，担负着抗击敌中央纵队的任务。
二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我正在乎梁城的山头上巡视二营和三营的阵地，一营的通信员跑来报告说：敌人开始以小部队在我阵地前沿进行袭扰和侦察。我预感到敌人的进攻即将到来，就带着一个交通班到一营去了。
一营营部率两个连和一个机枪排，位于巴中西南三十多里的杏儿垭，一个连位于恩阳河北岸与田颂尧的部队隔河对峙。杏儿垭是一个六百多米高的小山，但是位置十分重要。它的西面是仪陇至巴中的公路，东面有一条小路，是通往巴中的捷径。
我在一营等了十天，一直没有发生战斗。敌人在恩阳河对岸磨来磨去，不敢越恩阳河一步。在此期间，敌左纵队向南江的三江坝、木门两地发起猛攻，我七十三师、十一师进行顽强抗击，予敌以重大打击。
一个大雾弥漫的早晨，忽然从恩阳河方向传来了阵阵枪声，起初我以为是敌人的小股部队袭扰，但是枪声越来越激烈，中间还夹着炮弹的爆炸声。我命令一营长立即带领部队进入杏儿垭、齐家湾一线阵地。
在料峭春风的吹拂下，浓雾悄悄地淡化了。太阳不时从暗云的后面露出脸来窥视着大地，随即又躲到一块块暗云之中。八点钟左右，前面的枪声渐渐稀疏。又过了一个小时，担任前哨任务的三连按原定方案撤回来了。连长擦着脸上的汗水报告说：“敌人大约有三个团的兵力，从恩阳镇过河向我们进攻。我们坚持了两个小时，歼灭他百把人。我连伤亡十余人。”
“打得好！现在你们的任务是下去休息，随时准备参加战斗。”我拍着连长的肩膀说。
田颂尧的部队逃跑的速度的确不慢，但是进攻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一直到十一点钟敌曾宪栋师的廖刚旅才沿着仪巴公路，慢慢吞吞地走过来。
当敌先头部队进入我军的火丸区时，我们的三挺重机枪“哒哒哒”地呼叫起来。突然的火力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有的象放了血的死猪趴下不动了，有的跌跌爬爬地滚到路边的河沟里去了。
一会儿，敌人以一个团的兵力，分三路向齐家湾高地发起进攻。我们在齐家湾高地上的兵力只有一个连和一个机枪排，战士们都打得非常勇敢。敌人丢下一具具尸体，乱七八糟地退了下去。
激战后的战场显得格外沉静。阵阵北风吹得人连打寒噤。炊事班送来了热气腾腾的午饭，战士们津津有味地吃着，仿佛正在参加一次丰盛的美宴。
饭碗一丢，战士们立即开始加修工事。不一会儿，敌人把三个团全部拉上来，向我齐家湾、杏儿垭一线进攻。“轰！轰！”敌人向我机枪阵地开炮了。在一营长的指挥下，机枪排转移到杏儿垭阵地。守卫在齐家湾高地的连队，在给敌人以大量杀伤后，也退至杏儿垭的预设阵地。 在炮火的掩护下，敌人向我阵地步步逼近。他们虽然遭到了大量杀伤，但是仗着人多势众，仍然一步步地往上爬。情况变得越来越紧张了。前沿阵地已经被敌人占领，我和一营长商量后，决定把预备队投入战斗。
三连的同志经过半天休息，一个个精神抖擞，早就憋足了劲儿。他们受领任务后，迅速运动到杏儿垭左前方高地，以突然的火力袭击敌人的翼侧。我正面部队乘势发起反击，把突入前沿阵地的敌人赶了下去，并以密集的火力追击敌人，一直把敌人赶到了山下。
太阳落山时，我们在完成迟滞、消耗敌人的任务后，扛着刚缴获的武器，悄悄撤出阵地，沿着山间小路向平梁城前进。走了一里多路，杏儿垭方向还响着激烈的枪炮声。愚蠢的敌人，大概以为我们还在阵地上哩。
第二天，敌中央纵队沿仪巴公路进攻平梁城，我团与敌激战一天，歼敌数百，于当日晚撤至巴中城南郊的南龛山。次日，敌继续向巴中进犯，当其进至南龛山时，我们三十四团和三十五团突然向敌两翼反击，歼其一千余人。
与此同时，杨森部第五混成旅由营山向我兰草渡进犯，遭到我三十六团的坚强阻击而逡巡不前；敌右纵队向得胜山，刘存厚一个旅另两个团分别向元山场和余家坪进犯，先后被我三十三团和十师击退。
方面军总部见巴中方向已完成了第一线消耗敌人的任务，乃令我师于三月八日撤出巴中，转至清江渡附近组织新的防线。三月十八日，七十三师也主动放弃南江城，和十一师部队逐步收缩阵地至贵民关、关路口、观光山、大明垭一线。
我军虽然放弃了巴中，南江两座县城，但是敌人却为此付出了伤亡近八千人的重大代价。田颂尧的部队遭此打击后，士气大挫，攻势顿减。从三月下旬开始，敌人被迫停止了全线进攻，战局呈对峙状态。
激战后的两军对垒，是向下一次激战过渡的紧张时期。敌人一面整顿补充，准备发动新的攻势；一面在其后方大肆搜刮民财和食粮，以充其所谓“剿匪”之需。我军则加紧构筑工事，积极开展冷枪杀敌活动，并经常派遣小分队和游击队袭扰敌人的后方。同时，总结前一段作战经验，开展战场练兵，深入政治动员，并在根据地内发动群众参军参战，筹集粮秣，为迎击敌人新的进攻和举行反攻作准备。
田军经过一个月的休整补充后，于四月二十六日又在全线发起猛攻。我军充分运用前一段的作战经验，继续以少数兵力，依托险要地形与工事，创造了许多以少胜多的战例。在二十六日到二十八日的三天中，我全线部队又毙伤敌三千余人。
两个多月来，我军虽然大量消耗了敌人，但是从总体上来讲，敌人在数量上仍然占有很大的优势，而“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有利于作战的阵地”，“发现敌人的薄弱部位”等反攻条件还没有具备。为了高度集中兵力，进一步消耗敌人，造成和发现敌人的过失，我军于四月二十九日主动撤出通江城，再次收紧阵地至平溪坝，鹰龙山、鸡子岭、九子坡一线。
在战争史上，被表面的胜利冲昏头脑的平庸之辈屡见不鲜，田颂尧之流也不例外。敌占领通江后，“各部的前线指挥官，都错误地认为红军不堪重兵压迫，撤离川境已属必然之势”，“满以为不待旬日之间，即可奏凯回师”。田颂尧也通电全川说：“匪自二月中旬至今伤亡过半，此乃总崩溃。”其骄矜之气，溢于言表。于是再次展开全线进攻，其担任主攻的左纵队集中十三个团的兵力向东猛扑，中央纵队、右纵队则向通江以北推进，企图歼灭我军于苦草坝地区。刘存厚也认为有机可乘，急以八个团的兵力抢占了竹峪关，威胁我军左翼。
一场生与死的决战，已经迫在眉睫！
这时的形势看来十分严重，其实已经发生了有利于我的根本性的变化。
经过三个月的战斗，敌军连遭打击，伤亡愈万，其发动的最后一次总攻，已是强弩之末。我军主动放弃通江，造成了敌人的错觉和失误，其左纵队十三个团冒进至空山坝以南的柳林溪地区，补给困难，人员疲惫，士气沮丧，又处于崇山峻岭、峡谷深壑之间，步步涉险，没有回旋余地。刘存厚的目的在于趁火打劫，没有后续力量，其部队战斗力较弱，刚进占竹峪关立足未稳。
我军虽已退到方圆不到百里的空山坝地区，但战线缩短，主力集中；虽然供给困难，经常靠竹笋、红苕充饥，但士气旺盛，战斗情绪极高；空山坝地区海拔一千至两千五百米，境内群峰林立，树木参天，退可以据险固守，进可以居高临下，是一个非常有利于作战的地区。
综上所述，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关于转入反攻的作战条件，我们已经基本具备！
“然而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的存在，还没有使敌人失败。这种条件和形势，具备着决定胜负的可能性，但还不是胜败的现实性，还没有实现两军的胜负。
实现这个胜负，依靠两军的决战。只有决战，才能解决两军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
方面军首长认真分析了当前的敌我优劣之势，决定首先歼灭进占竹峪关之敌，尔后迅速回师，集中兵力消灭柳林溪之敌。
五月十五日深夜，十师、十一师主力一举占领竹峪关西北、东北和东南的险要阵地。次日，竹峪关之敌全线崩溃，我军乘胜追击六十余里，毙伤俘敌八百余人，从而解除了反攻作战的后顾之忧。
为了干净彻底地歼灭柳林溪之敌，方面军总部把我们团以上干部召集到空山坝开会。在半山腰的一间破茅屋内，总部首长拿出半生不熟的红苕和胡豆热情地招待我们。大家听徐总指挥介绍了当前情况，尔后踊跃发表意见。总部首长根据敌我情况和同志们的建议，确定以十一师由空山坝以北向敌左侧迂回，断敌后路，十师、十二师主力由空山坝以东及长坪地区攻敌右翼；七十三师仍坚守大、小骡马及小坎子等阵地，伺机转为正面进攻。
我们十二师自第三次收紧阵地以来，除三十六团参加坚守正面阵地外，三十四团、三十五团和十一师的三十三团一直集中于长坪地区作为机动部队，并积极进行反攻准备。现在，反攻即将开始，大家都感到由衷的高兴。
总部会议结束后，我们担任反攻的部队立即进行政治动员和物质准备。七十三师在正面坚守中，以誓死不退的精神，多次与敌展开肉搏，打退了敌人的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进攻，为反攻的准备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五月二十日下午，我们冒着瓢泼大雨从长坪地区出发，秘密插入柳林溪东侧，占领了进攻出发阵地。
次日凌晨四时整，总攻开始了。从四面八方响起了密集的枪声、震耳的炮声、战士们的呐喊声、敌人的嚎叫声，骡马的嘶鸣声，汇合成一支激动人心的战斗进行曲，鼓舞着我们奋勇杀敌。从睡梦中惊醒的敌人，不知所措，乱成一团，有的赤条条的乱跑，有的朝着自己的人马开枪。我们的战士挥着明晃晃的大刀，把负隅顽抗的敌人一个个砍倒在地。不到两个小时，我们就歼敌一个团，活捉敌团长一名。
天亮时，十一师部队切断了敌人的后路，七十三师也由正面发起猛攻。我军将敌十三个团大部分割包围于余家湾、柳林溪地区。经过三昼夜激战，至二十四日，我全歼敌七个团，击溃其六个团，毙伤俘敌旅长杨选福、旅参谋长李汉城以下官兵近五千人，缴获长短枪三千余支，机枪二十余挺，迫击炮五十余门。田颂尧闻讯“忧悲已极”，下令“各县官绅民众戒除宴乐”，以示哀悼，否则“决予惩处”。
空山坝大捷后，敌已陷于全线崩溃。我军穷追猛打，不断进击。七十三师于二十六日收复南江城后，直逼广元城下。十师一部迫使刘存厚部继续后撤；并有一部进抵土地堡。十一师收复长池、木门，逼近苍溪。我们三十四团和三十五团于二十九日收复通江后，又于六月五日收复巴中城，继克恩阳镇，威逼仪陇；三十六团沿通江河以西，经得胜山收复江口（现名平昌县）。敌在后撤中，人慌马乱，溃不成军，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
我军沿途俘敌六千余人。
历时四个月的反围攻作战至此胜利结束。我军不但收复了失地，而且使根据地扩大一倍以上。总计毙伤俘敌两万四千余人，缴枪八千二百余枝，追击炮五十余门。
田军损失近半，余部退守嘉陵江沿岸。田颂尧自认“材轻任重”，“电呈蒋委员长，请予解除川陕边区剿匪职务，另简贤能接替。” 英勇善战的红四方面军，从此在川北站稳了脚跟，并且在斗争中壮大发展了自己的队伍。方面军总部于六月下旬在南江县的木门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将四个师扩大为四个军。七月下旬各部队完成了改编工作。十师编为四军，十一师编为三十军，七十三师编为三十一军。
我们十二师连同巴中、恩阳、仪陇、巴中等县独立团（营）
扩编为九军，下辖二十五师和二十七师，军长何畏，政委詹才芳，我任副军长兼二十五师师长，王学礼任参谋长兼二十七师师长。四个军实有二十九个团，共四万余人。
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二八年的两篇著作，即《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中，科学地指出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开辟革命根据地的基本条件。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这些条件，开辟川陕根据地时基本上是具备的。
当时四川军阀对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呈半独立状态，反对蒋系和外省部队进入其地盘，其内部又矛盾重重，混战方酣，这种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给我军发展进攻以有利条件。军阀豪绅地主的罪恶统治和通南巴人民的抗捐斗争，使我军有着很好的群众基础。川北地形险要，物产丰富，为我军提供了有利于作战的地形和足够的给养供给能力。我军入川后迅速完成了战略展开，占领了通南巴地区，执行了工作队任务，广泛地发动群众。
在反三路围攻中，采取了“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方针，粉碎了敌人的围攻。
正是由于这些客观条件和主观上的原因，川陕根据地才能够形成和发展。然而，川陕根据地的创建，又是在远离中央、得不到毛泽东同志直接指导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正是由于这一特殊情况，所以更能说明毛泽东思想具有不可否认的客观性、普遍性和真理性。历史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是中国人民的胜利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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