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国即是护教 救人即是自救”──从慈云寺僧侣救护队看宗教与现实社会的契合
（此文为去年12月发表在《世界宗教文化》2007年第4期上的特稿。汶川大地震中有与之相似者，特发到影像网）内容提要：本文廓清了抗战时期重庆慈云寺僧侣救护队的创办经过、思想宗旨、贡献业绩、社会反响等问题，指出该队成员在民族危亡、国破城摧、寇机逞凶的非常时期脱下袈裟换战袍，护国护教、救人救己，不畏难险舍生忘死救护难胞，做出较大贡献，从而备受社会各界称尚这一典型事例，正是佛教徒在遵循佛教教义的前提下，本其慈悲主旨出世超世而济世救世，兼顾世间社会责任和出世宗教追求的成功实践，对当今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问题具启示意义。
关 键 词：重庆大轰炸 慈云寺 僧侣救护队 舍身救世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西迁移驻重庆。以战时首都之尊，重庆迅速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指挥、文化教育等中心，同时也成为全国的佛教中心。一时高僧云集，佛校发达，佛事不绝，佛教期刊众多，佛学理论创见迭出，特别是，佛教人士还发扬慈悲济世的大乘精神，实践太虚大师所倡导人生佛教的“今菩萨行”理念而奋起救国，或捐献钱物支持抗战，或组织救护队救死扶伤，或远征印缅，或多方宣传抗战……屡受政府嘉奖和社会褒扬，内中又以慈云寺僧侣救护队最为活跃。他们将出世的解脱目标与入世的社会责任相统一，脱下袈裟换战袍，舍生忘死救护难胞，成为大轰炸中一道特异的风景，其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及现今的启示意义皆不容忽视，然却鲜有关注。本文试图对重庆慈云寺僧侣救护队的产生背景、创办经过、组织管理、思想宗旨、贡献业绩、社会反响等进行初步梳理，以就教于方家。
目前能找到有关慈云寺僧侣救护队的文献多为该队主要发起人和组织者乐观法师编述。
最早有他1941年末应《狮子吼月刊》约稿所写《沪渝僧救队及国际宣传队的经过》，第二节即“重庆僧侣救护队”。作者因其当事者的身份且在同时期，即便难免主观片面，仍有相当参考价值。
其次是1945年3月乐观、觉通在重庆编印的《陪都慈云寺僧侣救护队纪念刊》（以下简称《纪念刊》），除辑录多种原始文件资料，刊有乐观《重庆僧侣救护队组织经过》一文，注明“转载三十年广西《狮子吼月刊》第十一、十二期合刊”，但实则仅摘录原刊文章第二节，内容也相异，在救护队产生经过等方面多有避讳、改动。无论如何该刊是现今保存下来有关慈云寺僧侣救护队最早也较完备的原始资料。
第三是乐观编著、1947年上海再版的《奋迅集：僧侣抗战工作史》（经1943年7月广西初版修订重新排，内容有增改。1980年在台湾再次修订重排印行第3版。以下称《奋迅集》），所载《自传》有相关资料，且全文收录《沪渝僧侣救护队及国际宣传队组织经过》，第二节标题为“陪都僧侣救护队组织经过”，总题下亦注明“载三十年十二月广西狮子吼月刊第十一、二期合刊” ，但其实仍与之多有不同，甚而与《纪念刊》节选转载该文的相关部分亦有不同，看来作者两次都曾增删修改，连大小标题都有改动。
第四即是他的《佛教在抗战期间的表现》，1965年至1966年间分8期在台湾《海潮音》杂志连载，1978年该文收进他自己的文集《中国佛教近代史论集》及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86册《民国佛教篇》两书，所录内容与在杂志发表时一致，可能是他多种佛教抗战文章也是一般佛教抗战文献中流传得最为广泛的。此文有专章写重庆慈云寺僧侣救护队，但内容与前三种相比又都有些局部差别。
就乐观法师个人的四篇文字来说，虽大体一致细节上则可谓由同一人在不同时间对同一事件有不同说法，此不同处尤为值得辨析推敲。《狮子吼月刊》版本是最原初的，因写作时手边无文件涉及数字日期不确但还算可信，唯因写得较早只反映到救护队初期情形（第二、三种依这部分内容增删而成的文字皆名“组织经过”）。这与作者一度离开救护队（1940年3月成立救护队，他7月离开）有关，况且他再回去负责该队工作时（1943年11月）大轰炸实已结束。而《纪念刊》的序言、慈云寺僧侣救护队大事记、工作报告、往来文件、新闻报道等对该队后期情况则有所反应。显然，《纪念刊》是研究“慈云寺僧侣救护队”最重要也较可靠的文献资料。以此来核实，乐观法师手撰几篇文章或多或少有错谬，或因作者1949年逃离大陆时随身携带资料有限，而又相隔久远记忆失误的缘故罢。尔后其他引用者自是以讹传讹。
除此之外，其他凡论述抗战时期佛教情况提到重庆慈云寺僧侣救护队者，几乎都直接间接采用于上述资料。如台湾东初法师《中国佛教近代史》（中华佛教文化馆1974年版）有关该僧侣救护队的叙述即来自再版的《奋迅集》，又如重庆甘文峰所写《重庆慈云寺僧侣救护队》（1992年由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提供给《西南民众对抗战的贡献》采用），视其资料来源应包括《纪念刊》，可惜其文过简且资料采用亦有误，2002年重庆政协文史委与重庆大轰炸研究中心合编《重庆大轰炸》一书则转引甘文。
鉴于此，本文将依据相对较为可靠的原始文献，即以《纪念刊》和乐观法师发表在《狮子吼月刊》上的文章为主，参核其他文献资料，尽可能较详尽地还慈云寺僧侣救护队历史原貌。
乐观：《重庆僧侣救护队组织经过》，乐观、觉通编：《陪都慈云寺僧侣救护队纪念刊》（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00卷影印，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6年版），重庆说文社出版部1945年3月印，第117页。
乐观：《沪渝僧侣救护队及国际宣传队组织经过》，《奋迅集》，上海护国禅院1947年再版，第24页。
乐观：《沪渝僧救队及国际宣传队的经过》，《狮子吼月刊》，第1卷11、12期合刊，1941年12月，第6页。
乐观《奋迅集》三版自序（《海潮音》60卷12月号（1979年12月31日出刊，12-13页）叙述逃离经过时说始终带着再版的《奋迅集》，没提到《纪念刊》，恐未带上。
[以下图片均从《陪都慈云寺僧侣救护队纪念刊》影印件上扫描，效果很差，聊胜于无] 一、创办背景与组织经过（上）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全国人民积极投入抗日救国热潮，佛教僧徒也不例外。太虚大师7月16日即在庐山通电“告全国佛教徒”：“兹值我国或东亚或全球大难临头，我等均应本佛慈悲：一、恳切修持佛法，以祈祷侵略国止息凶暴，克保人类和平。二、于政府统一指挥之下，准备奋勇护国。三、练习后方工作，如救护伤兵，收容难民，掩埋死亡，灌输民众防空防毒等战时常识诸项。各各随宜尽力为要！”号召佛弟子积极入世护国护教，其中特别提到本佛慈悲救死扶伤等工作。中国佛教会负责人圆瑛法师也在上海号召全国佛教徒参加抗日救国工作，并获中佛会理、监事有力支持，成立了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此前即已成立的上海僧侣救护队在“八一三”沪战中表现也相当出色。随着抗战逐步深入，各地僧俗四众纷纷起而响应，相继成立类似组织参加战时救护工作。
1937年底国府西移驻渝之后，为摧毁我抗战意志，日方遂将战时首都重庆作为战略政略轰炸重点。1938年初即进行试探性轰炸，开始持续长达五年多的重庆大轰炸。其中尤以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最为惨烈，日方由此发起一轮轮“航空进攻作战”，手段毒辣，方法多样，或采用一连数天、不分昼夜的“疲劳轰炸”，或大批飞机“轮番轰炸”，或少量飞机“乘隙骚扰”，或利用夜间、黎明实行“月光轰炸”。他们避开重庆的雾季，多集中在每年5至9月轰炸，规模大、持续时间长；每次出动侦察机、战斗机、轰炸机、攻击机多则百余少则数十架，且都以人口稠密、工商繁盛的市区为主要轰炸目标，其心可诛。
在敌机无区别的狂轰滥炸中，初建于唐代的罗汉寺（中国佛教会临时办事处所在）连同神态各异、精美绝伦的500尊罗汉及周围民居，全被熊熊烈火吞噬。两名美国记者目睹了这一胜迹的毁灭:“房屋烧塌，佛像露了出来，寺庙倒塌，崖面一边的巨大青铜佛像显现出来，火光照射得光辉灿烂。坐佛的慈善面容，含着微笑，凝视着哭泣的首都” 。不止佛像殿堂，佛徒也未能幸免，10个做法事未及躲避的僧人仓促间挤到长桌下，救护人员将他们从炸塌的房屋下挖出来时8个已身亡，其中一个死后仍保持着盘膝打坐姿势。除罗汉寺外，中国佛学会及重庆佛学社所在地长安寺（此为初次遭受轰炸，后屡经4次轰炸终至全毁无力重修。今重庆25中），还有二郎庙、离明宫等及天主教、基督教的教会教堂也同时罹难。然而，无论怎么轰炸，重庆依旧昂然挺立，反倒愈炸愈勇，重庆人民精诚团结、同仇敌忾，共度难关，展开了顽强而持久的反空袭斗争。每到轰炸结束，救护队、医疗队、服务队、军队、工友、学生分赴灾区清理、抬埋、治疗、抢救。生活教育社、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妇女指导委员会……慰问、赈济、输送难民，或介绍帮助工人和厂商复业，皆不分昼夜忙碌着。各工厂迅即迁入安全地点日夜开工、加紧生产。社会各界人士、各团体、海外侨胞纷纷出钱出力支援。新闻文化界积极协助当局宣传，医院添加临时床位，组织医疗队救护伤员……不一而足。于是，重庆佛教界也顺应时代需要加入到反轰炸洪流中。
慈云寺僧侣救护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一方面是全国各地佛徒救国济世行为的鼓舞，另一方面是敌人疯狂轰炸的逼迫及重庆各界共御外侮行为的激发，出家人仍属社会一员、国民一份子，值此国家民族危亡之际，理当尽其社会责任，何况国若不存，教又安在？故而《纪念刊》上有“护国即是护教，救人即是自救”之语，这可谓战时僧侣参加抗战的基本出发点，慈云寺僧侣救护队亦本同样胸怀。
此外，僧侣救护队出现的又一原因则是佛教自身的生存困境。因抗战形势愈发危急，早在1936年7月训练总监部就下令让各地僧尼编入壮丁队受军训以增实力，太虚大师闻讯急电二中全会并致函该部杜教育处长转陈唐总监请改僧侣为救护队看护队，以符佛教宗旨，后复准办法四项：(一)僧道受训得单独组织。(二)训练服装得用原有之僧短服。(三)前两项如认为无须而愿照一般在俗参加者亦听。(四)僧道受训后之编组不列入战斗部队。及至“七七”事变发生，1937年9月政府通令全国壮年僧道一律须受军训，太虚大师再次呈请政府改为僧侣特组训练，偏重于救护技能，俾合佛教宗旨。1937年10月汉藏教理院学僧率先实行救护训练，并定制黄色圆领制服。此后，重庆华岩寺及合川的寺庙也先后组织了僧侣救护队。照此规定，僧众理应特组训练救护技能参加救护工作，而地方则不得拉僧人壮丁。但种种原因，虽然各地僧徒大多在组织参与救护，整个抗战期间仍屡有强拉僧侣为壮丁的现象。
印顺：《太虚大师年谱》，《妙云集》中编之六，正闻出版社1993年3月修订第1版，第419-420页。
海潮音社：《各地佛教徒的进步姿态》，《狮子吼月刊》11、12期合刊，第19-22页；及太虚：《抗战四年来之佛教》，《太虚大师全书》第27卷第16篇《时论》，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国家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5年版，第414-415页。
本文有关轰炸情况主要依据重庆政协文史委、重庆大轰炸研究中心合编《重庆大轰炸》，参考罗泰琪编著《重庆大轰炸纪实》、唐守荣主编《抗战时期重庆的防空》及前田哲男著李泓等译《重庆大轰炸》，一般不再详注出处。
〔日〕前田哲男著，李泓、黄 莺译：《重庆大轰炸》，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9页。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编：《日本侵华罪行纪1931-1945》，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47页。
尘空：《民国佛教年纪》，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86册《民国佛教篇》（以下简称《民国佛教篇》），台湾，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年版，第217、219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九龙坡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巴山灵境华岩寺》，重庆，2001年内部印行，第53页；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99册，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6年版，第314页。 一：创办背景与组织经过（下）
具体到慈云寺僧侣救护队，也自有其特殊因缘。其成立经过如下：
1940年初，当原曾参加上海僧侣救护队的乐观法师因故来到重庆慈云寺时，四川各县也正闹着要抓和尚当壮丁，一时和尚们到处躲藏，慈云寺也来了不少躲壮丁的和尚。并且政府迁渝后当地寺庙都驻扎了各种机构，慈云寺驻有巴县团管区司令部、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南岸分处和三青团南岸分团部等机构，人多且杂，与寺方屡起冲突，竟有瓜分慈云寺、把和尚逐出寺院之说。其中三青团南岸分团团部书记长张铁魂还故意出了个难题，向寺里当家觉通和尚提出他要着手组织寺里的僧人搞救护队，叫把僧众名单交给他。觉通和方丈澄一法师及全体寺僧均惶惶不安，既不敢将名单给他，惟恐将来受胁制，又不知如何解决这个难题。觉通与乐观本就熟识，见他来了便去请他设法打消张铁魂这个意见。
乐观法师觉得国难当头本着佛教慈悲精神无法拒绝张的要求，除非自己组织起来进行救护工作，方可使他无从介入也就不受胁制。觉通、澄一及寺里全体职事僧接受建议，一致决定成立僧侣救护队，但因不谙此道而乐观法师做过这方面工作，遂恳请乐观法师帮助。乐观法师答应帮忙筹备，但无法实际参加，因他本是要到中央训练团受训的。当时救护工作由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1940年4月更名为重庆空袭服务救济联合办事处，简称联办处，1941年2月又改组为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主管，赈济委员会代委员长许世英兼任联办处主任委员，赈委会常务委员黄伯度兼任总干事，第一处处长胡迈兼任副总干事，下设医护委员会等分支机构并先后成立江北、南岸两个分处，南岸分处即设在慈云寺。乐观法师以寺僧自办救护队回答张铁魂打消他插手的念头后，就去找赈委会副委员长屈映光先生帮忙，因屈是佛教居士，和许世英都曾在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负责，并曾为组建上海僧侣救护队出力，与乐观法师相熟。屈表示不了解慈云寺僧人，怕成立起来不办事，如若乐观法师本人能负责此事他便促成，否则难办。澄一、觉通得知这样情形更加恳请乐观法师帮忙，法师遂决定放下个人受训，全力筹办慈云寺僧侣救护队。之后拜访屈先生他便欢喜应承，即刻令赈委会第一处胡迈处长行文至联办处协助此事。
这一天是1940年2月23日，可算作慈云寺僧侣救护队开始筹办的时间。
接着进行一切筹备事宜。关于救护队名称，乐观法师主张用“重庆僧侣救护队”，也有提议用“四川省僧侣救护队”，澄一法师觉得既是慈云寺单独倡办，不如就用“重庆慈云寺僧侣救护队”名义为好，遂以此命名（印章作“慈云寺僧侣救护队章”，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明令重庆为陪都后对外才有“陪都慈云寺僧侣救护队”之称），选编队员、履行备案手续等。从百余住僧中选出60名20-40岁的少壮僧人作4个分队，每分队15人，大体确定下来，2月26日即由乐观、觉通以发起人名义，正式向联办处呈文请求备案。接着要求发给补助开办经费，以便制作队员制服、证章、裹腿、队旗等，预计共需1260元，提出慈云寺承担300元外请求补给960元。3月2日收到联办处准予筹办并发给300元补助费的批示。后陆续发给全新担架30副及药箱、全套药品器材等。3月3日开会推举救护队各职，虽主要是乐观法师负责但他不肯担首领名义，说澄一和尚年高德尊又是一寺之主，易于统率大众，故请他任总队长；乐观、觉通分任副总队长，便于具体负责；再从职事僧中选任各分队队长、队附及总队部庶务、文书等。故此1940年初建时全队共65人，虽时有增减，但最多时也仅70余人，除觉通（1941年起改任总队长）始终在任，其他职位人选多有变更。乐观法师晚年著文称：凭借许世英的关系备案，联办处发给筹备费600元，挑选90人编为三个分队（后来扩充为四队共120人），恐皆不确。此外，慈云寺地处长江南岸而乐观文中却以“嘉陵江畔佛旗飘扬”相标举，也似不妥。
接下来礼聘屈映光、潘昌猷、沈乙夫三居士为名誉队长，编名册，缝制救护服装，制队旗、证章、袖章，刻印信，立规则，布置办公室和队员宿舍等。约半个月大致就绪，即向外界发布消息，于1940年3月18日下午召开救护队成立大会。受邀到会者有重庆市党部、政府、社会局、警察总局、联办处等机关代表，各学校、佛教各团体代表，各报社记者及各界来宾共百余人（会议规模，次日新闻报道和乐观法师信函皆如此，之后法师回忆中渐增至二百余、三百余、四百人）。会场设在大雄宝殿，由澄一总队长主持，全体职队员穿草绿色圆领戎装站立两旁，仪程中以佛宝赞代替国歌，颇为别致。来宾讲话语多嘉勉，很有一番盛况，三青团南岸分团特制“同赴国难”的旗帜致贺。次日重庆各报多有报道，而《新民报》所刊载《脱了袈裟换战袍》的特写尤为引起社会关注。慈云寺僧侣救护队自此成立。
乐观、觉通：《呈重庆市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请求备案文》，《纪念刊》，第3页。
乐观、觉通：《呈联办处报告雇用钤记请求备案文》，《纪念刊》，第5页。
乐观、觉通：《呈重庆市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请求发给补助开办经费文》，《纪念刊》，第3-4页。
《重庆市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南岸分处训令》总29字第24、25号转发《重庆市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总字第572、571号指令》，《纪念刊》，第11-12页。
《职队员一览表》（按年度分5表，包括职衔名号年龄籍贯等），《纪念刊》，第129-143页；参见民国29年3月9日时事、扫荡、国民各报新闻《僧侣救护队定期正式成立》云“队员都六十人”，乃仅计队员数而未算总队部成员。
乐观：《佛教在抗战期间的表现》，张曼涛主编《民国佛教篇》，第273-274页。
澄一等：《通报》第2号（民国29年3月15日），《纪念刊》，第41页。
见民国29年3月19日《大公报》新闻《僧侣救护队成立》和《乐观法师致屈映光副委员长函》（《纪念刊》28页）。及乐观：《沪渝僧救队及国际宣传队的经过》，《狮子吼月刊》11、12期合刊，第12页；《重庆僧侣救护队组织经过》，《纪念刊》，第120页；《佛教在抗战期间的表现》，《民国佛教篇》，第274页。 二、组织管理与思想宗旨（上）
慈云寺僧侣救护队乃得重庆空袭救护主管部门批准成立，并得补助筹办费、统一领取救护药品器材，纳入全市空袭救护序列的正式救护组织，具半军事化性质，有统一的服装标识和行动规范，内部组织、规章都较严密，且经过了必要的军事、医护及政治训练。其中医护和军事训练从1940年4月4日同时开始进行，由医护委员会派周立信医官训练医护，新编第二五师一旅二团蒋镇南团副长派杨凤池队长训练军事，每天上午5-7时军训，下午3-5时医护训练，至5月1日两种训练结业。政治训练方面，首先随着军训启动了国民政府影响最广且深的党化政治仪式──每周一的“总理纪念周”，4月8日举行首次“总理纪念周”，除救护队成员外，还有前述蒋团副及巴县团管区周中齐司令官、联办处南岸分处陶唐专员、该队名誉队长沈乙夫等出席演讲，以激发队员爱国热情。军训医训结束又特请巴县团管区司令部派政治教官从5月15日起每天午后1-3时集中训练政治，时间在半月内，因月底公函即云训练期满待命出动，三种训练合计历时近两月。对此乐观法师先说训练整整两月，后来则都讲成训练三月，也似不妥。
该队职队员全属僧侣（上海队有居士参与），既是僧侣特组训练救护，自有其不同于普通救护队处。成立时该队总队长是方丈澄一法师，因年老力衰且患眼疾，救护队尚未开始工作即手谕将全队对内对外一切事宜交由乐观、觉通两位副总队长全权负责。乐观法师乃是僧侣救护队从筹办到起初一段时间（1940年2月-7月）的实际主持者，寺方为方便他统领队员，特挂牌请他为该寺四大班首之一的“堂主”。而在他离任后，实际负责的副总队长觉通又是当家师，且第二年便接任总队长，待澄一法师圆寂后他更作为该寺方丈再兼任总队长。另如前述，各分队长队附、文书庶务也都在寺执事中选任。因此，僧侣救护队员均受清规队规双重规范，有着出家僧侣和尽世间责任之救护队员双重身份，更与一般不同。尤其是僧侣救护队员有佛教信仰作心理支撑，无论生活多么艰辛，他们工作都十分勇猛且不计得失。
实事上，各地僧侣救护队在这方面皆有其共通的宗教性立场，正如太虚大师1939年8月向云南僧众救护队讲话时所说：第一从国民立场服务国家，因佛教徒也是国民的一份子,应负起现实社会责任；第二从佛教徒立场宣扬佛教，即佛教所谓荷担如来家业上弘下化，以尽其宗教责任。而成立僧侣救护队的初衷即是由佛教徒中主要份子的比丘僧众来负起宣扬佛教、振兴佛教、昌明佛教的责任，否则即有失僧伽资格和佛教立场。基于这样的立场，太虚大师主张僧众救护队服装形式应有别于军队，以着僧短衣为宜，令人知为僧伽组织；训练方法除要养成普通应有的基本救护技能操法和纪律，更要严守佛戒，以佛教道德为内在精神。若能内守佛戒、充实严净道德,以佛教大慈大悲救人救世的道德精神和勤劳刻苦勇猛无畏的服务精神救护难民，工作必能超胜其他救护队，超过一般国民的服务精神，博得舆论赞美社会称誉；如此既宣扬、振兴、昌明了佛教，达成佛教救世利人的目的，又有利于社会国家。可见其出发点虽是宗教的，但实践方式和归趋却是现实的救世利人，两者不可分割、二而为一。
乐观法师当年正属追随太虚大师的年轻一代新僧，在重庆也时常向大师请教，无疑的，太虚大师有关僧侣救护队的主张他必定了然于胸，而其所发起并在初期实际领导的慈云寺僧侣救护队，恰是践行了太虚大师上述观点的典范，大师本人亦出资捐助并多有称赞。如太虚大师欢迎缅甸记者团时就说：“在敌机狂炸陪都中，我佛教徒以舍身救世之大乘愿行所组成之救护队，屹立于南岸师子山，而出没于大小江南北之敌机狂炸下扶伤拯死，在陪都博得最勇敢之称誉”。在总结抗战四年的佛教时又说：“活跃于去年来重庆大轰炸中之救护队工作者，则有师子山头之僧众救护队，曾上动最高领袖之称许焉”。
澄一等：《通报》第4号，《纪念刊》，第42页。
《僧侣救护队加紧军事训练》，《大公报》、《新华日报》、《中央日报》、《国民报》，民国29年4月9日。
僧侣救护队办公室：《通报》第14号（民国29年5月15日），《纪念刊》，第47页。
乐观、觉通：《致医护委员会公函》（民国29年5月30日），《纪念刊》，第30页。
僧侣救护队总队部办公室：《通报》第6号（民国29年4月20日），《纪念刊》，第43页。
太虚：《服务国家宣扬佛教》，《太虚大师全书》第27卷第16篇《时论》，第383-385页。
太虚：《欢迎缅甸记者团》，《太虚大师全书》第27卷第16篇《时论》，第408页。
太虚：《抗战四年来之佛教》，《太虚大师全书》第27卷第16篇《时论》，第415页。 二：组织管理与思想宗旨（下）
可知慈云寺僧侣救护队实则太虚大师一贯倡导之人生佛教“今菩萨行”理念的实践。该队成立之初，就十分注重规章制度建设，制订有《重庆慈云寺僧侣救护队组织规则》（以下简称《组织规则》）、《重庆慈云寺僧侣救护队办事细则》（简称《办事细则》）、《重庆慈云寺僧侣救护队队员服务规则》（简称《队员服务规则》）、《重庆慈云寺僧侣救护队队员须知》（简称《队员须知》）4种队规，亦皆贯穿上述精神。
其中《组织规则》第2条开宗明义就说本佛陀舍己救人之精神以适应环境需要参加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从事救护敌机袭炸之伤亡灾众为宗旨，第4条的队员条件又强调慈云寺居住僧侣经考查确系热心舍己救人者得为本队队员，《队员须知》第2条再次强调应本佛陀救护众生舍己救人之精神并应严守纪律；《队员服务规则》第5条则强调佛戒，要求队员遵守佛教本身之戒律宜廉洁自爱和蔼为怀。另该队第23号通报再度特别要求“各级职队员务须一本我佛舍身救人之旨，随时准备出动，不得擅自离队，遇有袭炸，凡是能力所达到者，不问远近，不计昼夜，均应前往救护，救人如救火，亦不必等待联办处命令，应于敌机投弹后，仍如以前作机警出动，无须候警报解除”，《大事记》也曾提到寺僧为应顺战时环境要求接受乐观法师提议，组织僧侣救护队实际参加救护。都凸显了佛教顺应环境慈悲救世的宗旨。
另一方面，除了强调佛教救世精神和戒律，慈云寺僧侣救护队队规同样重视国法及一般应有规则，如《办事细则》第8和第12条分别说到该队受联办处之指挥、紧急出动时得受联办处南岸分处之指导；第10条则要求全体队员均应纪律化及遵守政府法令，《队员服务规则》第8条和《队员须知》第13条则分别再次强调该队队员在战时服务须遵守战时条例、应绝对服从政府法令；《队员须知》第5条提到队员在受医护常识及军事训练时得遵守一切秩序，第2条在总体上要求本队队员应遵守此须知及各项规则。
综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作为佛教徒的僧侣救护队员如何圆融自身的社会身份和宗教身份，尽力让佛教与现实社会相适应的轨迹，既要遵纪守法服务社会国家人群更要本着佛教立场严守佛戒发扬救世精神，而且奖惩和保障也都是两方面的，如某队员因违犯佛戒且放弃工作、不受训练即依队规被开除，另一队员则因玩忽公事、失落袖章不报被开除。该队成立大会上总队长澄一法师讲话中还说：天地同心，万物同体，大众同胞。没有国就没有家，和尚的家就是国，所以不特要有国家种族思想，而且在作救护时还要有恒心和耐苦的决心和行动。末了发愿：希望汉奸早觉悟，抗战大业早获胜利，失地早收复，佛道永昌隆。乐观法师在会上的发言同样以报佛恩报国恩发扬佛教救世救人相勉励。均贯注了前述精神。
《重庆慈云寺僧侣救护队组织规则》、《重庆慈云寺僧侣救护队办事细则》、《重庆慈云寺僧侣救护队队员服务规则》，《重庆慈云寺僧侣救护队队员须知》，《纪念刊》，37-40页。后面引用不再一一注明。
僧侣救护队办公室：《通报》第23号（民国29年6月16日），《纪念刊》，第51页。
《本队大事记》第1条，《纪念刊》，第59页。
僧侣救护队总队部办公室：《通报》第30号（民国29年6月28日），《纪念刊》，第54页。
僧侣救护队总队部办公室：《通报》第34号（民国29年7月10日），《纪念刊》，第56页。
《脱了袈裟换战袍》，重庆《新民报》特写，民国29年3月19日。 三、救护表现与社会反响（上）
正因为慈云寺僧侣救护队员既有出世宗教追求和入世社会责任双重激励，又有清规和队规双重约束，还有大乘佛法舍生忘死慈悲救世精神相鼓舞，一开始投入空袭救护工作就表现非凡，终至赢得上至国家元首下至普通老百姓以及社会各界各媒体、教内教外广泛称誉。
慈云寺僧侣救护队创办在1940年日寇实施101作战轰炸之时，1941年随即又有102作战，都是疯狂的无区别轰炸，重庆损失惨重。日寇5月18日起实施持续近四月的101计划，不但试图摧毁我机场设施，5月26日起更开始狂炸市区及江北等地工厂、机关、街道、学校人口稠密处，而救护队恰在5月下旬结束全部训练投入救护，对当时的重庆可谓雪中送炭。当5月28日轰炸到中二路、南区公园、江北等地，慈云寺救护队员本应前往救护也作好了出发准备，然而按《办事细则》第7条该队以参加南岸方面工作为原则，必要时得奉令再前往重庆市区或江北等地服务，终因不得指令而没出动。故而此后在回医护委员会函时称“对于空袭紧急出动工作，全体队员咸皆注意……城内及江北两方，无任远近，万一遇有灾害，望贵会以迅速之方法通知本队，即当出动”。医护委员会5月31日也曾复函“……嗣后如遇城内或南岸遭受轰炸，惟恐交通时间不及，不必候有命令，可即自动出发灾区抢救……”
到6月，6日、10日分别有两次轰炸，10日才炸市区和江北，据称救护队因未得联办处旨意未出动。11日，125架日机又分四批集中轰炸重庆市区和江北，投弹312枚（含燃烧弹），许多房屋被炸毁，多处起火，被炸被烧地方一片废墟，64人死172人伤。乐观法师文章及所编《大事记》均说前几次轰炸因等候命令(或许仅医护委员会发函不足凭，因《办事细则》说该队受联办处指挥、紧急出动时得受联办处南岸分处指导)而失掉救伤机会，12日才开始第一次救护工作，时间恐有不确。综合分析僧侣救护队首次实施救护当在6月11日。如据6月12日[中央社讯]：“敌机昨又狂炸市郊，南岸慈云寺僧侣救护队于敌机首批袭渝后，即由副总队长乐观率领，赴各地区抢救受伤难民，舁送重庆医院，警报解除后始回家”。乐观法师描述首次抢救情形与此相合：时见江北遭受轰炸，大火冲天惨烈之至，法师急率两个分队队员不管联办处是否有令也不待警报解除即出发渡江救伤。其间先后飞来两队敌机临头，几欲被炸，但队员们仍舍身忘死一心救人。迅即赶赴现场敷药、包扎、喂水并送伤员到临时救伤站，以防敌机再袭炸，直把许多难胞收拾好警报才解除，其他救护队也才到来。随即又把25个重伤员抬过江去送到重庆医院。
关于首次救伤人数，乐观法师初仅说25，编纪念刊时文中说“救了一百多人，抬送了25人到医院去”，《奋迅集》再版时说“共救了123人、轻伤20人其余都是重伤”（东初法师即用此说），最后则说救护重伤135、轻伤76，恐皆有失真。唯《纪念刊·本队大事记》说首次救护轻重伤40余人，相对可信，依此并参照初说，25名送到医院者应属重伤。乐观法师文中还说首次出动后第二天敌机又来狂炸市区，他们仍照头天那样立即驰往施救，比第一天多救数十人，且6月14日各报所发另一[中央讯]也说慈云寺僧侣救护队连日在灾区营救。而据有关资料，市区6月10-12日连续三天遭轰炸，之后到16日才有，若之前轰炸没出动，开始救伤后又曾至少两天连续工作，首次出动亦当在6月11日，可为又一旁证。或许这次救伤情况未见于报告，因该队最早两份救伤报告是6月12、16日。
6月12日（第二天），117架飞机分四批对重庆市区和江北大片地区轮番轰炸，共投弹318枚，多为500-800磅之重型炸弹，包括40枚燃烧弹。这些炸弹威力强大，所炸之处一片瓦砾，燃烧弹所在处则成为火海，破坏和伤亡比前两日更为严重。当天死伤近千人，焚毁房屋千多间，长安寺、罗汉寺均再次被炸。轰炸发生，僧侣救护队全体队员照样不待警报解除就出动乘船前往抢救。下午各大小报章一致用“僧侣英勇抢救难胞”字样报道该队前一天救护情形，对他们不待警报解除冒险抢救，尤为称赞。
下面据《纪念刊》所载17份救伤工作报告，补上1940年6月11日，将救护队救伤情况作一汇总，另加全市当天轰炸伤亡情况一栏以备参（其中一报告的出动日期只填民国29年6月，查其救护地点等与6月轰炸情况对应为26日；民国30年6月2日报告未填出动人数；民国30年6月14日报告未填轻伤，但当天公函报言共担架伤胞93人，减去重伤数，得轻伤74）：
慈云寺僧侣救护队在大轰炸中救护伤员情况汇总（1940年6月-1941年8月）[表格太多字节无法粘贴。见附件]
乐观、觉通：《致医护委员会公函》（民国29年5月30〔据医护委员会函，此发函时间应为29〕），《纪念刊》，第30页。
陪都空袭救济联合办事处医护委员会救护股：《陪都医护委员会来函》（民国29年5月31日），《纪念刊》，第17页。
《僧侣英勇抢救难胞》，民国29年6月12日重庆各报，转引自《纪念刊·舆论记载》，第104页。
乐观：《沪渝僧救队及国际宣传队的经过》，《狮子吼月刊》11、12期合刊，第13页。
乐观：《重庆僧侣救护队组织经过》，《纪念刊》，第121页；《沪渝僧侣救护队及国际宣传队组织经过》，《奋迅集》，第32页；《佛教在抗战期间的表现》，《民国佛教篇》，第278页。
《本队大事记》第9条，《纪念刊》，第60页。
《行都空袭紧张中活跃的僧侣救护队》，转引自《海潮音》21卷7期，1940年7月，第22页。
《重庆慈云寺僧侣救护队救伤工作报告》（民国29年6月至30年8月止），《纪念刊》，第63-90页。
觉通：《致医护委员会公函》（民国30年6月14日），《纪念刊》，第32页。 三、救护表现与社会反响（中）
仅据上表不完全统计，可知救护队服务地点仍以南岸（9次）为主，市区（7次）为辅，兼及江北（4次）；17天20次行动出动700多人次，分别在31处救护轻重伤难胞至少600多，送往8家重伤医院7处救伤站或临时救护点救治。其间，他们亲历1940-1941年日寇101、102作战漫长惨烈的无区别轰炸，亲临大隧道惨案救护并超度，和当年重庆百多万人一起见证了那灾难深重的岁月并报效于社会人群。
此外，对僧侣救护队的工作情况，《纪念刊·函电》亦可作补充，如1940年7月9日报：近为加意防范海棠溪一带急救工作，每次警报后即派三分队（15人）携带器材担架5副，赶往海棠溪地带准备抢救，因是预备工作，故每次作机动出动后，均不曾函报；1940年7月25日报：每遇空袭，以两个分队任南岸各地工作，以两个分队任江巴两处工作，如两处被炸，则分途救护，如一地被炸，则全队合并一处。闻警报后即由队长觉通率队员分途出发，驰往各负责地区实施工作，如有救护则填报详细救伤报告交医护委员会；1941年5月16日报：“本队于本日午前十一时敌机投弹后，即整队前往盐井坡、姚家巷、行街、川盐银行等处，从事救护，因以上各处无甚伤亡，故旋即归队”；1941年6月14日报：“本队本日午后一时半，于敌机投弹后，即整队前往龙门浩、枣子湾、石灰厂、炭厂一带，抢救受伤难胞，到达该地，各队员奋勇担架伤胞九十三人，即送南岸仁济医院救治”，查当天救伤报告只填有重伤19人，此93应为当天救护总数。由上知，僧侣救护队工作的确相当认真负责，长期对所在海棠溪一带加强维护，对南岸江巴分头安排，平常遇有警报，皆于敌机投弹后即出动，快捷非常，但若未救伤（大轰炸中后期消极防空得到强化，人员伤亡较前减少）则无有救伤报告，仅凭报告便无从反映其工作辛劳。
对僧侣救护队工作的社会反响，除教内外报刊（包括《海潮音》、《新华日报》等诸多大报大刊）报道外，1940年6月17日蒋介石在中央纪念周上演讲，也对他们发挥忠勇牺牲精神尽到本身职责和义务连日抢救情形表示满意；同一天因其奋勇抢救、成绩卓著，联办处传令嘉奖；6月21日，联办处又特约全体队员座谈致意，黄伯度总干事代表主任委员许世英谈话，特地强调取消原定待命出发的规定，之后发给每个队员毛巾、草鞋、万金油、八卦丹各1以表慰劳；7月9日，得医护委员会转交蒋介石发给救护队36枚银质镀金“青天白日”奖章，上刻“民国二十九年六月敌机袭炸渝市蒋委员长奖给救护出力人员”字样，指定奖给6月11日以后出力人员，据言其他各救护单位通常只领得一二枚，最多不过五枚，以该队成绩最优，故尔颁发奖章也最多……在民众中，由于救护队连日努力救护伤胞报章不断宣扬，市民们看到他们在街上走过都拍掌叫好，还有用四川话喊“这些和尚同志硬是要得”！
甘文峰在《重庆慈云寺僧侣救护队》中说他们近两年前后出动20余次救出数以千计的受伤难民，未知有无其他依据。
乐观、觉通：《致医护委员会公函》（民国29年7月9日），《纪念刊》，第31页。
觉通：《致医护委员会公函》（民国29年7月25日），《纪念刊》，第31-32页。
觉通：《致医护委员会公函》（民国30年5月16日），《纪念刊》，第32页。
觉通：《致医护委员会公函》（民国30年6月14日），《纪念刊》，第32页。
1940年6月20日重庆各报，转引自乐观《沪渝僧侣救护队及国际宣传队组织经过》，《奋迅集》，第32页。
《重庆市空袭服务救济联合办事处南岸分处训令总二九字第38号》（民国29年6月17日），内转《重庆市空袭服务救济联合办事处总字1048号训令》，《纪念刊》，第14-15页。
《通报》第26号（民国29年6月20日），《纪念刊》，第52页，参见《空袭联办处慰劳僧侣队》（《新华日报》，1940年6月22日）及乐观《沪渝僧救队及国际宣传队的经过》（《狮子吼月刊》11、12期合刊，第13页）
《通报》第35号（民国29年7月9日），《纪念刊》，第56页。
乐观：《佛教在抗战期间的表现》，《民国佛教篇》，第281页。 三、救护表现与社会反响（下）
而在僧侣救护队编辑成立五周年纪念刊时，得到居正、许世英、邵力子、陈果夫、孙科、谷正纲、屈映光、何健、张治中、陈铭枢、贺国光、潘昌猷、沈乙夫、弘伞、宗镜、印顺、昌圆、定九、宗仙、广文等党国要人及教界名宿响应题词达51份，大多从佛教慈悲救世角度加以赞誉激励，由此可见僧侣救护队影响之一斑。
此外，因慈云寺僧侣救护队的突出成绩，其影响还旁及其他地区和境外，如总队长觉通去成都被特请至彭县僧侣救护队作精神讲话，受到热烈欢迎；另由乐观法师产生的影响更广。又如1940年7月4日，美国新闻记者侯安纳慕名偕翻译前来该队访问，临别与全体队员合影，并向美国广播该队工作过程。
四、寺庙支撑与其他贡献（上）
如前所言，僧侣救护队由慈云寺单独承办，《组织规则》第11、12条即规定该队经常费用一概由慈云寺负担，开办费除申请补助外也由该寺负担，所以平常经济上全靠寺方。但因寺无恒产，都是以经忏佛事维持大众生活，救护队所需用度也得由寺庙经忏收入项下支出，本自艰难。而僧侣救护队成立之初即约定要自力更生、实干硬干、苦撑苦斗，绝不用救护队名义向外募捐，《队员须知》第12条便规定“职队员不得假借本队名义在外募缘一经查觉得依本队办事细则第15条规定惩办”。然所得主动资助也少，仅有太虚大师先后捐160元，沈乙夫捐热水瓶半打、毛巾五打及100多元，朱庆澜将军捐100元，张振远主任捐100元及十滴水、乐观法师捐50元，故经济上不及上海队，职队员待遇较差。据1940年4月19日讨论决定每月办公费50元，总副队长月薪10元，分队长8元，队附5元，队员1元，以作草鞋费，其中澄一、觉通两位尽义务分文未取。抗战时期通货膨胀厉害，今暂按该队成立时物价指数和队员数计算，60名队员加总队部及办事成员花销，合计月支出仍将近200，从1940年3月成立至1945年9月抗战胜利解散，65个月慈云寺为救护队承担近13000元，政府方面仅得联办处补助300元筹办费和些许慰劳品以及1941年6月由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名义发给重庆防空部队及救护队各官兵每人洋五元，当时救护队在册约70人，合计仅600多元，再未得其他补助。这项事业可说皆由佛教僧侣奉献。
僧侣救护队员在国难中为拥护抗战、救护灾胞，本佛慈旨在烽火急难中利益众生，虽然临时穿上圆领戎装戴上党徽“佛”字军帽，可他们仍然是出家人，除奋勇参加救护，仍坚持丛林的早晚二时功课，即或出动抬伤回来也一样。加上寺庙靠经忏佛事维持运转，而队员们又是该寺常住僧众主干，须得替信徒施主诵经拜忏普佛，才有收入供寺庙及救护队花销，事实上慈云寺支撑救护队的那些资金无不是包括他们在内的常住僧众共同辛苦而来。僧侣救护队员既要超度死亡又要救护活人，不为死人忙就为活人忙，救生与度亡兼顾，正好是佛教救世两大方面。为此他们甚至平常都穿两套衣服，内穿救护短装，外穿大袖袈裟，遇有空袭就以最快的速度脱去袈裟扛起担架药包前往现场。没有空袭则在寺里尽出家人本份，少有休息时候，有时夜晚都要出勤，而他们平常生活又很清苦，殊为难得。
《题词》，《纪念刊》扉页。
《觉通和尚向僧救护队作精神讲话》，《佛化新闻》第238期，民国31年6月11日。
《本队大事记》第20条，《纪念刊》，第60页；乐观：《沪渝僧侣救护队及国际宣传队组织经过》，《奋迅集》，第34页。
《行都空袭紧张中活跃的僧侣救护队》，《海潮音》21卷7期，1940年7月，第22页。
乐观：《重庆僧侣救护队组织经过》；澄一等：《致谢沈乙夫居士》（民国29年4月28日），《纪念刊》，第121、29页。
慈云寺僧侣救护队：《致谢朱庆澜将军函》（民国29年5月20日），《纪念刊》，第29页。
慈云寺僧侣救护队：《致谢张振远主任函》（民国29年5月29日），《纪念刊》，第30页。
《本队大事记》第21条，《纪念刊》，第60页。
《本队大事记》第5条，《纪念刊》，第59页。
乐观：《沪渝僧救队及国际宣传队的经过》，《狮子吼月刊》11、12期合刊，第12页。
《陪都医护委员会代电》医总字第1902号转《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秘书处三十年六月二日函》，《纪念刊》，第19页。 四：寺庙支撑与其他贡献（下）
正因为僧侣队员身份特殊，大轰炸期间他们不但恪尽救护职责，还坚守其宗教修持发挥了宗教职能。如在1941年6月5日重庆大隧道惨案后，觉通队长当即带领全体队员赶往现场救护，并于大隧道洞内施放焰口佛事3天，超度死亡同胞，颇得舆论好评，《中央日报》称赞他们“救生救死”。此外，1942年7月重庆各界发起华严法会超度阵亡死难同胞，队长觉通除捐款外，亦并率领全体队员参加诵经半月。
除此而外，其余受邀或主动参加的社会抗日救亡宣传等活动也相当多：如在救护队成立之初，1940年3月20日就发起绝食一日以所得饭食洋100元捐给伤兵之友社；同月29日，派代表参加南岸社会服务处召集的南岸区革命先烈纪念大会。之后在1940年6月9日，举行南岸区市民爬山捉汉奸运动大会，觉通副总队长带16人莅会作临时医护，此前并已捐赠锦旗等作奖品；1940年7月4日，全体参加玄坛庙镇公所举行的国民月会；3天后又参加南岸区各界举办的七七抗战三周年纪念会。1941年5月1日参加陪都各救护队检阅大会，当场得防空司令刘峙称誉；1942年5月22日，参加医护委员会举行的救伤站、救护队检阅并进行救护表演。1944年12月13日，全队再次绝食一日，得国币洋10010元，交南岸慰劳过境国军委员会转赠过境国军，同时捐给该会3000元。期间还每日派员到场执行茶水、安置士兵歇宿，故于次年2月因参加慰劳过境国军工作勤劳卓著获该会颁发荣誉状。最后在1945年9月3日，“陪都各界胜利游行大会”行列中也有僧侣救护队的镜头。并曾响应捐献飞机运动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另据《纪念刊》远征印缅节：1943年12月政府号召青年参加驻印军运输队出国服务，僧侣救护队因此项工作与佛法戒律不相抵触正宜报国支持抗战，有17人主动报名，后体检合格14名参加，政府发给参加者每人5000元安家费也未领取。这14名队员于1944年元月4日出发，至1945年元月仍在前线服役。元旦欢送参加驻印军运输队入营队员时，乐观训词中有“保持佛教僧徒之人格与佛法节操”，“国耻教恨时刻勿忘”，“要把战场当作佛堂，要把工作当作日课”，“宁殉职沙场、不得逃避回国”等语，后果有队员印宏于1944年11月在印度殉职。这该是另一主题了，此不赘述。
《本队大事记》第23条（但其将大隧道惨案时间误作三十一年六月，甘文峰亦误引）、22条，《纪念刊》，第60页。
澄一等：《通报》第3号（民国29年3月20日）；慈云寺僧侣救护队：《为捐款伤兵之友社至新民报社公函》（民国29年3月26日），《纪念刊》，第42、28页。
僧侣救护队总队部办公室：《通报》第18号（民国29年6月9日），《纪念刊》，第49页；及《南岸社会服务处来函》（民国29年7月），《纪念刊》，第23页。
僧侣救护队总队部办公室：《通报》第31号（民国29年7月3日），《纪念刊》，第55页。
僧侣救护队总队部办公室：《通报》第18号（民国29年7月5日），《纪念刊》，第55-56页。
《本队大事记》第18条，《纪念刊》，第60页。
《陪都医护委员会来函》二组字第89号（民国31年5月19日），《纪念刊》，第20-21页。
慈云寺僧侣救护队总队部：《为捐款慰劳过境国军致大公报社公函》（民国33年12月14日）、《覆第十一十八两区各界民众慰劳过境国军委员会公函》（民国34年1月28日），《纪念刊》，第32-33页
南岸第十一十八两区各界民众慰劳过境国军委员会所颁《荣誉状》（民国34年2月），《纪念刊》，第26页。
乐观：《佛教在抗战期间的表现》，《民国佛教篇》，第291页；另见《奋迅集》图片。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巩固和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占线，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宗教领域则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加强信教群众同不信教群众、信仰不同宗教群众的团结，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慈云寺僧侣救护队在民族危亡、国破城摧、寇机逞凶的非常时期脱下袈裟换战袍，护国护教、救人救己，不畏难险、舍生忘死救护难胞并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国活动，同时固守其宗教操守和宗教行持，发挥了相应宗教职能，贡献殊多，从而备受各界称尚引起较大社会响，这一典型事例正是佛教出世超世而济世救世，本其慈悲主旨以大雄无畏精神融入现实社会，兼顾世间社会责任和出世宗教追求的成功实践，在佛教为五大宗教之首的情况下对如何处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引导佛教信众及其他宗教教徒发扬爱国爱教优良传统的问题，以及当前构建和谐文化背景下如何利用宗教和谐资源的问题等，皆不无启发。特别是对重庆来说，目前正面临着新的机遇，为增强发展的持久动力，要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提升重庆人文精神，推进和谐文化建设，打造与直辖市地位相适应的软实力。当此关头，回顾反思这段历史，意义更为深远。
分析慈云寺僧侣救护队这一事例，佛教界虽则是半被动地被推向前台创办救护队，创办起来后却非应付了事，而是在遵循佛教教义的前提下，从宗教方式和世俗手段两方面积极参与，并因其宗教信仰带来的心灵安顿而不畏生死，能够发挥大乘佛教舍己救人慈悲济世精神，外加佛教戒律清规与一般救护队规章的双重约束以及寺院制度在经济等方面的全力支撑，确实如太虚大师所言，在工作中轻易超胜了其他救护队，既服务了国家又显扬了佛教；而在政府这方面，其实也是半被动地介入，而且实际没负多少经济责任，然则一旦成立也是相当重视和支持，如成立大会党政军警等相关部门机构皆到场鼓励，举行“总理纪念周”来员讲话等，见其勇猛救护成绩卓著则及时传令嘉奖并在媒体广为宣传表彰，或请至管理机关当面谈话并发慰问品以表慰劳，决不吝于说赞扬鼓励之言（包括身为最高元首的蒋介石）或给予精神奖励，如颁发大数量的奖章及荣誉状等，政府也因此得到救护队更努力的回报。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慈云寺僧侣救护队有着严格的组织管理和民主决策制度，而且赏罚分明，在实际工作中既有奋勇救护的实际行动又注重与外界沟通，从开始筹备起便时常向公众发布消息表明主旨，如此便得社会更多理解，确实一度改善了佛教在时人心目中的形象。
当今时代虽不一样，但对佛教界来说，大乘佛教的主旨没变，佛教徒身居世间的双重身份也没变，照样应该有策略地在提升宗教旨趣的同时服务社会人群、促进和平发展，也即佛教所说的上弘佛道下化众生、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建设人间净土。更何况从根本上说，这二者乃一体两面，不可能截然分开。如标题所引《纪念刊》上的话及前乐观训词，如今不妨换作“爱国即是爱教，助人即是自助”、“把社会人间当作佛堂，把服务大众当作日课”，况且禅宗本就有无处不是道场、一切世间法皆是佛法的言论，真正的佛法必定不离世间而行布、益于世间而昌明。至于政府，也不难从中吸取有益经验，诸如政策支持态度重视及时回馈等，使其能更好地发挥应有作用，从而全体共建共享和平发展的和谐社会。
]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本书编写组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纲领》，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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