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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虎 发表于 2004-1-30 22:31:52

[转帖]联合国破例为周恩来降半旗的真正原因

──从联合国破例为周恩来降半旗的真正原因看中国人的满足幻想心理

　　在中文网站上广为流传的“联合国为周恩来降半旗的真正原因!”的民间传说让人看了不禁佩服两个人，一个是周恩来，人们佩服他的清正廉洁；一个是联合国秘书长，人们佩服他的聪明与才智。

该故事说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时，设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门前的联合国旗降了半旗。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先后去世，联合国还没有为谁下过半旗。一些国家感到不平了，他们的外交官聚集在联合国大门前的广场上，言辞激愤地向联合国总部发出质问：我们的国家元首去世，联合国的大旗升得那么高，中国的总理去世，为什么要为他下半旗呢？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站出来，在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台阶上发表了一次极短的演讲，总共不过一分钟。他说：“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这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她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我们数不过来。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分钱存款！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将照样为他降半旗。”说完，他转身就走，广场上外交官各个哑口无言，随后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作为一个中国人，多么希望这个故事是真实的啊，可惜这是不真实的。
　　首先这个故事首先告诉读者，联合国为悼念周恩来总理而下半旗是没有先例的，有一个“破例下半旗”的前提，才可能有后面那精彩的演讲。说故事的人大概想以此证明周恩来享有很高的国际的荣誉，破格悼念显得人格非凡。但这个故事本身有两个致使的漏洞是编此故事的人所防不胜不防的：一个是联合国为某国元首或领导人从来没有下过半旗，只为周恩来下过半旗；一个是联合国秘书长对周恩来的私人财产怎么会一清二楚，他怎么知道周恩来没有一分钱存款呢？

而事实是
　　联合国为悼念周恩来下半旗是依法办事，公事公办，并不是破例之举。联合国于1947年制定了一部旗典（Flag
　　Code）。其中有关致哀的规定是：凡成员国的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去世，必须在纽约总部和日内瓦的办事处降半旗致哀一天。因此1976年1月为周恩来降半旗只是例行公事。因此，联合国破例为周恩来降半旗之说纯粹是对不知道联合国“旗典”的中国老百姓的欺骗，换种说法叫谎言。
　　没有破例这个前提，后面的故事就显得荒谬了。没有听说有哪个国家驻联合国的使节会为了例行公事而“言辞激愤”。真有这样的不懂联合国的基本规章的外交官的话，他们应当感到“羞愧”而不是“激愤”。当然，秘书长也就不需要做特别的说明了。
　　杜撰出来的那段秘书长的“极短的演讲”以及它产生的戏剧般效果，本身很有问题。硬要把中国特色的感情推销给洋人，杜撰一个“老支书”式的联合国秘书长。
　　周恩来生活俭朴，这已经有很多人证明。但并没有哪一份文件告诉我们说周恩来逝世时的银行存款余额具体是多少。中国没有公布国家领导人个人财产的制度。联合国也从不要求成员国报告其国家领导人的收入情况。秘书长无从知道周恩来个人的财务状况，怎能信口说他存款是多少？
　　“没有存款没有子女”的确是那时中国人民爱戴、悼念自己的总理的一个理由。它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当时中国处在热烈的革命状态。革命革到一贫如洗、革到家庭遭受损失的人被认为是坚定的。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它在中国以外的、人性不曾灭绝的地方，就未必同样令人赞赏。特别是没有子女，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人生的缺憾，绝没有任何“革命美德”的含义。真正尊敬爱护周恩来的外国友人是不愿意去议论这一点的。特别是在悼念的场合下更不应该提起。而该故事却让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大张旗鼓地推崇这种状况，似乎还鼓励别的国家领导学习：“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云云。试问这个“秘书长”：做到“身后无子女”这一条是什么好事吗？你打算让那些已经有了子女的各国领导人怎样去“做到”这一条以便赢得尊敬？讲出这种话，哪里是什么“秘书长”，分明是个中国民间老冒。
　　这种故事如果在“广大工农兵群众”里流传，倒不奇怪。对国外的情况不了解，难免把自己的思维习惯套在外国人头上。奇怪是一位名叫吴妙发前驻联合国的官员也这样讲。而他“回忆”起这故事的过程也很奇特。他在90年代曾单独或者与人合作出过多部关于乔冠华和联合国的书。在至少两本书中他记载了在联合国悼念周恩来的情况。均无一字提到上述故事。只提到了“中国代表团驻地”降半旗、布置灵堂、以及各国外交官的前来悼念等事情。没有一丝联合国总部降旗以及广场上响起“雷鸣般掌声”这些情节。
　　而到2002年1月，他却突然杜撰出了这个故事。文章登在1月8日的人民网上。他声称“这是联合国建立50多年以来罕见的事情”。还有鼻子有眼地说：“当年我站在联合国广场聆听了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对此作出的既感人又意味深长的讲话。”这实在是令人称奇。在联合国工作多年的吴先生怎么会不晓得“联合国旗典与规则”？1976年时中国所有报刊，包括毛主席他老人家，都讲中国有八亿人口。吴先生怎么会“聆听”到秘书长讲出“中国有10亿人口”这样超前的统计数字？中国出使联合国的人很多，何以别人没有见到，独吴先生见到了如此“罕见的事情”？又何以他要把这“罕见的事情”压了那么多年才肯说出来？
　　为了证明谁谁伟大，就编造洋人怎样敬仰他的故事。这种事在中国并不少见。在一个声称很讨厌“挟洋自重”的国度里，这做法多少有点讽刺的意味。
　　中国人啊，你什么时候才自己相信自己，才不自己欺骗自己？
　　中国人啊，你什么时候才能从自己幻想的谎言中醒悟，因为只有你醒悟了，你才知道别人跑在前边了，而你已经远远落在后边了。

leikang 发表于 2004-3-7 20:11:12

联合国为周总理去世降半旗真的只是例行公事？

　　元首去世，联合国降半旗，这没错，一点都没错，但是请相信了此段话的朋友们明白，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他不是国家元首！他的职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联合国为一个总理降半旗，这是联合国成立历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也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次，或许也是将来乃至永远的唯一一次。

　　不明白那人为何如此说，或许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博学多才，见识不凡？但鉴于此，反而更证明了他的无知。
　　作为中国人，深为周总理的情操和伟大事迹而骄傲，自豪，周总理，将永远是我们心中的伟人。
　　缅怀之情，不一而表。

　　姓名：周恩来
　　别名：大鸾、伍豪
　　生辰：１８９８年３月５号
　　民族：汉族
　　忌日：１９７６年１月８号
　　籍贯：浙江绍兴
　　地区：江苏省
　　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总理
　　宗教：共产主义（一生不变）



　　如此消瘦
　　他的毕生，都献给了中国和他所爱的人民
　　他全部的精力，都献给了为中华崛起的事业
　　人民，也将永远的怀念他
　　新一代的热血青年们
　　你，我，还有我们许许多多的人
　　努力吧

杨正保 发表于 2004-6-30 00:21:08

周恩来谈恋爱的照片

宦嘉煜 发表于 2004-6-30 09:24:19

说不定是结婚照呢

姚兴国 发表于 2004-6-30 10:18:04

有点几分神似！

hottingwater 发表于 2004-6-30 12:48:32

不错 我们的总理还是有爱情的 不过看有点不象

宦嘉煜 发表于 2004-6-30 12:51:20

怎么感觉穿白衣服的像我们的总理?????????????~~~~~~~~~~~~~~~~~~~~~`晕~~~~~~~~~~~~~~~~~~~~

罗松涛 发表于 2004-6-30 15:36:59

太瘦了

曹斌 发表于 2004-7-3 10:44:27

周恩来批评柳亚子“牢骚太盛”

　　1949年，我在中共中央社会部便衣保卫队工作，这支部队直接受李克农部长领导，队长高富有，指导员焦万有，副指导员沈平。按照李克农部长指示，我们队负责中共中央驻地香山至西直门公路沿线的便衣警卫工作。队部住颐和园内的东七所，颐和园内的保卫工作也归我们队负责。高富有队长还兼颐和园管理处主任。柳亚子先生是1949年3月底由六国饭店搬进颐和园住的，他的生活管理和警卫工作全归我们便衣队管，因此，我亲眼目睹了柳亚子先生发牢骚、打门卫、骂哨兵和打管理员，周恩来副主席对柳亚子先生的批评及田家英同志给柳亚子先生送毛主席写的《七律·和柳亚子先生》的经过。现回忆如下。 　　一、中共中央号召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柳亚子应邀北上　　1948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安排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来解放区，准备于1949年内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柳亚子先生偕夫人郑佩宜女士于1949年2月27日，由中共党员乔冠华等同志协助送上一艘挂着葡萄牙国旗的“华中号”海轮。由金仲华、罗雁子、赵扶等护送，同行的还有陈叔通、叶圣陶、马寅初、张伯、沈休兰、傅彬然、刘尊棋、宋云彬、徐铸成、赵超构、郑振铎、包达三、王芸生、曹禺及随行家属等男女长幼共27人，他们乔装改扮,有的冒充船员，有的扮作管舱员或管账先生。柳亚子先生身穿灰色长衫，目光炯炯，按捺不住满心的喜悦。他心里十分清楚，伟大的事业在远方召唤。1949年2月28日，“华中号”海轮自香港启程时，他赋七绝一首：　　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　　乘风破浪平生意，席卷南溟下北溟。　　在从香港北行的海轮上，每天晚上总是有兴趣盎然的晚会。柳亚子一路放歌，豪情满怀，经过6天的航行，于1949年3月5日到达山东烟台。海轮靠岸，烟台市徐市长和驻军贾参谋长已在码头上热情迎候。　　3月18日上午10时，专车抵达北平，北平市长叶剑英、民主人士沈钧儒、郭沫若、李德全、许广平等数十人在车站热烈相迎，面对如此热烈的礼遇，柳亚子心潮激荡，即撰《抵北平感赋》：　　旧游十五年前事，此日重来一惘然。　　尊酒碧云应告慰，人民已见太平年。　　是夜寓居东郊民巷的六国饭店。翌日傍晚，叶剑英设宴，为柳亚子一行洗尘，出席者有李维汉、齐燕铭、连贯等人。叶剑英致欢迎词，指出：此刻犹如百里征途刚刚开始，今后要在军事、政治上继续取得胜利，尚相当艰苦。即使一切反动势力俱已铲除，犹如辟一平地，其一切建设也非容易，贵乎大家的努力合作。　　席间柳亚子和陈叔通相继发言。柳亚子非常高兴，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大呼万岁，彼得意。尽黄酒十余大杯，数年来无此乐事矣。”柳亚子由香港到北平，可以说是一路春风得意。　　由于建国在即，北平热火朝天，他多年不见的老友陆续云集北平，准备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这些先生们也大都下榻在北京饭店、六国饭店和德国饭店，相距都不太远。这些大饭店都有专车来往，可以互访叙旧，听时事报告，参加民盟例会，游览名胜古迹，参观大专院校，对柳亚子先生都很方便。尤其是住在六国饭店的几十名老友随时可访。从3月18日到北平一周多来，柳亚子可以说是：满怀喜悦，满心振奋。　　二、移居引起的牢骚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及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军委机关移居北平。3月26日，中共中央通知南京国民党政府：“中共中央决定同国民党政府的和谈定于四月一日在北平举行。”中央确定六国饭店为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三十余人下榻和工作的地方。为此，决定原居住在六国饭店的民主人士搬出该饭店，分别移居他处。有的迁往北京饭店，有的迁往德国饭店，有的另辟公馆。通知柳亚子移居颐和园内的益寿堂。　　由于柳亚子先生对和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谈本来就不同意，此时为了给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腾住地，又让他从生活条件优越的六国饭店移居到生活条件相对较差的颐和园居住；黄炎培3月25日到北平，3月26日毛主席就在香山双清别墅宴请黄炎培，畅叙别情、纵谈时局，而他到北平一个多星期了，毛主席还没有接见他；有的高级民主人士一来到北平就给了专车，而没有给他，几件事引起他的不满，因此，他在1949年3月28日，撰写了七律《感事呈毛主席一首》：　　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　　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　　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　　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1949年3月29日，柳亚子先生搬进颐和园益寿堂，他的生活供给和安全都归我们便衣队负责，为了照顾好他，高富有队长特意分配两名便衣队员，其中一名专管安全，另一名专管生活。柳亚子到颐和园时，就是带着不满情绪去的。他看到在他周围为他服务的都是我们这些从山沟里来的“土八路”，与他在六国饭店时的服务员相比，有很大的反差。他说我们穿的土布衣服难看，穿着解放区老百姓支援前线的土布硬底山地鞋走路脚步重，说话声音大，影响他工作和休息等等。总之，这一切在他看来都不顺眼。　　他虽然居住在相对偏僻的颐和园，但去看望他的人却不少，经常有人来给他传递一些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看望某代表团，接见某来人的消息。特别是毛主席1949年4月3日，在香山双清别墅接见了李济深、马叙伦、蔡廷锴、陈其尤等民主人士，就国共和谈进行了交谈。他还听说，在此前，毛主席还在香山双清别墅接见过傅作义。他说：“共产党内有些高级干部说：‘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我也有同感。李任潮在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是跟着蒋介石屠杀共产党的；傅宜生在1946年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后，执行蒋介石进攻解放区消灭共产党的命令是最积极的。现在他们倒成了毛主席的座上客。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我是被蒋介石通缉的，我一直是反对蒋介石，跟着共产党走的，现在却让我来这里坐‘冷板凳’了。”他心里很不平衡，因此动不动就发脾气。　　便衣队员们把这些情况反映到队部，高富有队长说：“柳亚子先生是高级民主人士，还是毛主席的老朋友，要尊重他。因此，在他发脾气时，大家要忍耐。”但武装警卫战士，尤其是门卫、哨兵，不知道这些情况，只是按照上级布置的规定，对不认识的人要查问，这就引起了柳亚子先生对门卫、哨兵的不满。

仁者乐山 发表于 2004-7-3 10:59:46

好象未完，未见周恩来对柳亚子的批评。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这话有点意思，革命老区的人支持共产党打天下，现在依然最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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